外号（散文）

　                                        外号（散文）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穷且寂寞的偏僻小村，鸡鸣听三县。老辈人说，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盘踞县城，频繁下乡烧杀抢掠，始终未见一兵一卒进村骚扰。故乡天高皇帝远，几十户人家挤疙瘩住在西岗上，清一色的坯洞草房参差不齐，摇摇欲倾。为了打发单调乏味的日子，街坊爷们整天嘻嘻哈哈，相互乱起外号，以此取笑逗乐。
　　 于是乎，村子里便有了“朝廷”、“司令”和“县长”等各色人物，成为人们幻想中的“独立王国”……

一    朝廷
　　
       光身汉的同心在村里因为姓宋，原本跟大宋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八百竿子打不着，却有个响当当的外号“朝廷”。因其辈分高的缘故，儿时孩子们光屁股在大街上碰上他，一窝蜂撵着齐呼乱叫“朝廷爷”，仰起脏兮兮的小脸眼巴巴瞅着他从衣兜里像变戏法一样掏出几粒梨膏糖来。
　　 印象中的“朝廷爷”缺少小说和戏剧舞台上前呼后拥的三宫六院，甚至身边连个媳妇都没有，家里孤儿寡母，跟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自然也缺少了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临街路南只有三间露屁股土坯草房，大白天隔墙缝能影影绰绰瞅见屋子里的动静。“朝廷”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白净面皮，五官端正，配上明眉下的双皮亮眼，拿现如今的时髦话说，年轻时候应该是大闺女们心目中追求的奶油小鲜肉。只可惜，大集体年代，正值豆蔻年华的“朝廷”，因其家徒四壁，女人不敢沾他的穷气，慢慢就过了这个村找不着那个店了。母亲去世后，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独耍捶”，经常面带七分似笑三分像哭的表情自我解嘲说：“腿肚上贴灶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尽管“朝廷”穿衣打扮干干净净，媒人热心肠极力给他牵线撮合，连邻村拖儿带女的寡妇都不愿意跟他碰伴过日子。究其原因，“朝廷”还有另一个外号：“懒王”。
　　 豫东平原气候宜人，光照充足，傍依贾鲁河不缺墒情，坡地最适宜种植棉花，一个村子几十亩上百亩连成一片，秋天里经西北风一吹，呼啦啦竞相开放，满地白茫茫如堆银积玉，煞是喜人。妇女们将云朵一般的棉花收摘回来，摊得满场似积雪，晒干了垛进仓库，但等场光地净的农闲时节轧成皮棉，再经过弹花弓细弹一遍，纺线织布，套一床里表三新的被褥和新棉衣，过大年让年轻人娶媳妇的时候显摆一下富足的日子。
　　 刚解放那阵儿，翻身农民能够吃饱穿暖，闹土改成立初级社，热乎劲儿都很高涨。村里集体购买来一台脚踏轧花车，临时安放在仓库屋内，干劲十足的“朝廷”自告奋勇去轧棉花，天天夜晚加班，聊以打发一个人睡不着觉的寂寞。天长日久，闷在屋子里轧花缺少通风设备，连最起码的防护口罩都没有，棉花飞絮伴随杂尘弥漫于空气中，由鼻腔吸入肺部，“朝廷”慢慢患上了痨病，就是现在的矽肺，时常胸闷气喘，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眼泪鼻涕从错位的五官上溢满脸颊。折磨人的咳嗽让“朝廷”戒了烟，衣兜里装几粒梨膏糖，觉得喉咙眼发痒了，就填嘴里含一粒，随之便成为孩子们追逐喊叫“朝廷爷”打牙祭的缘由。那年月，“朝廷”一个壮劳力，干多干少都一样，到头来勉强顾住自个一张嘴，慢慢就滋生出了惰性，从此“君王不早朝”，落下一个“懒王”的外号，懒散到晚上不动锅的地步，串门子吃撞食。
　　 “朝廷”串门子有讲究，他家住在大街中间，夜晚站院子里拿眼角的余光瞄一下左邻右舍厨房顶冒出的一缕袅袅炊烟，使劲儿吸溜一下鼻子，就能够嗅出周围谁家刚出锅了热碱面高粱窝窝头，谁家油炸葱花熟了面酱和瓜豆，一路寻着味儿就摸了去。赶早不如赶巧，假让客碰见热粘皮，“朝廷”就像在自个家里那样随便，拿起刚出锅暄腾腾冒热气的窝窝头就吃。有时候遇上村人蒸红薯，他更不客气，双手捧一块软烂的热红薯哧哈着剥皮往嘴里填。吃饱喝足了，“朝廷”却舍不得走人，俗称“柳木板凳”，坐下就扎根，塌矒着长眼睫毛，也不看主人家的脸色高兴不高兴，前三皇后五帝，不紧不慢地喷“大江东”，说话一句两头带把儿：“这着不是哩，那着不是哩”，听得人心急火燎，非得把一灯油熬干了才算结局。
　　 我们家南屋三间草房，一间垒锅台当厨屋，另一间安放一盘石磨供街坊们磨面使用，爷爷就睡在当门那间，“朝廷”是这里的常客。儿时我跟着爷爷睡觉，漫漫长夜，不知听这位“朝廷爷”讲过多少故事，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那段上帝造人的传说。那年冬天大雪扑门的一个长夜，我家南屋就地燃着一堆树疙瘩火，烟雾缭绕中熏得“朝廷”直咳嗽，一边咳嗽一边说：“这着不是哩，从前地上哪有人烟呀，到处荒草胡稞。老天爷下派凡间一男一女，叫他们弄啥哩？造人呗。那一男一女就成了一家人，俩人拼了老命能生养几个孩子呀，就寻思着到河边挖胶泥，见天不停势的捏泥人，捏出来的泥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摆在毒日头底下晾晒。这天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瓢泼大雨，那对男女来不及往屋子里搬运泥人，慌乱中就用扫帚扫，拿簸萁撮，不小心扫断了胳膊腿，这世上从此就有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碰住脑子的变成了傻子，碰住眼睛的成了瞎子，碰住耳朵嘴巴的就是聋子和哑巴。”“朝廷”讲故事讲得头头是道，不由你不相信。特别是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第二天会撵着大人的屁股一个劲儿追问，自个是从哪里来的，该不会是那泥人变成的吧？追问的大人不耐烦了，母亲随手一指岗坡下的贾鲁河滩说，看见了吗，就是从那坷垃窝里拣来的。
　　 到了冬天，乡下的孩子们巴望着穿新衣服过大年，“朝廷”却最害怕过年，尤其是正月十五夜晚。在那一冬无雪的日子里，干燥的天气老是刮西北风，村里在“朝廷”家屋后十字街口用秫秸扎起一座灯山，挖好白萝卜灯盛入棉籽油点燃棉花捻子，供村人看热闹。孩子们拿出过年挣来的压岁钱去买起火，就是那种带一根细竹篾的冲天炮，手捏竹篾点着炮捻子，耳听“砰”地一声响，鸣着哨音飞上天空爆炸出一串火花。胆子小不会玩起火的孩子，通常点燃炮捻就随手扔掉，斜刺里“嗖”地一声响，直接冲“朝廷”家的草屋后坡飞去，顷刻间钻进麦秸窝里，那“金銮殿”就冒起了青烟，吓得“朝廷爷”急忙搬梯子爬房顶去灭火。这边刚消除了火险，那边又按住葫芦鼓起瓢，害得他顾此失彼，拍屁股打胯直邪喝，哪还有心思看花灯瞧热闹，巴不得老天爷下一阵雨雪把街心的人群全驱散了。
　　 晚年的“朝廷”无依无靠，被村里作为五保户供养起来，吃穿不愁，活到八十岁因呼吸衰竭而亡。至此，“朝廷爷”绝后。他那自称冬暖夏凉的“金銮殿”亦被村人拆除，盖起了飞檐斗拱的楼房，屋脊上粘贴的彩色釉面筒瓦在太阳的照射下粼粼泛光，打远处瞅一眼，颇有点皇宫大内古色古香的韵味儿。
　　
二   司令
　　
        司令是我家已经出了五服拔了茔地的族爷，平生真的就当过18天游击司令，那外号称得上名副其实了。
　　 儿时曾经见过司令一张比较模糊的黑白照片，一副大片墨镜遮掩了半拉脸面，腰里斜插盒子炮，骑着高头大马，煞是威风。曾不止一次听我爷爷说，旧社会家乡黄河开口遭水灾那阵儿，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黄泛区的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国军、土匪、游击队，民团、八路、新四军，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我们家这位不安分的族爷也闻风而动，不知打哪儿弄来一支老掉牙的盒子炮，枪把上滴溜一块鲜艳的红绸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山东大汉当卫兵，骑马雄赳赳返乡竖起招兵旗，自封为游击司令。半月过后，一个大兵也没招来，却招来了据说是国军杂牌武装的连长，连长追问司令属于哪部分的，索要上峰批示的公函，我家这位族爷大字不识一斗，一问三不知，立马被国军连长五花大绑给逮了，以招摇撞骗的罪名拉村外就地处决。这当儿，族长动员全村人画押担保，跪地陈请国军连长放人，好说歹说，花了钱破了财才免得司令一死。
　　 最初听完司令的传奇故事，我发热的脑子里竟萌生出奇思妙想，这个世界上该不会有死人犯七，活人犯八的魔咒吧？想那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求得正果。居心叵测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也只当了83天短命皇上，屁股还没有将龙墩坐热，就在举国讨伐的声浪中一命呜呼了。我家这位族爷更惨，自封的18天独杆司令，差一点就要了小命。
　　 印象中的司令面黄饥瘦，家族中他们那一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奔楼头，后脑勺带把儿，好似《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大将军魏延的反骨。司令天生就是那种不安分的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一天到晚总想弄出点动静来。据说，当年跟随他的那个山东大汉，因其身上有几个私钱，被他给暗害埋进了自家后院的红薯窖内，一桩无头案民不告官也不纠，谁又能说得清楚，反正一个活泼啦啦的大汉从此就没影了。被族人保下一条命的司令，不甘蜗居穷乡僻壤屈了人才，约上村子里的六指和另一街坊扒火车闯关中，流落古城西安。那街坊变卖了仅有的家产，身上亦有几个余钱，途中据说是被司令和六指谋财害命推下了火车，这桩命案成为文革期间专案组调查的重点，司令和六指双双由西安被押回，反复遭批斗，二人口供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查来查去，因无真凭实据，此案亦不了了之。
　　 且说司令流落古城西安，掏苦力挣钱的活儿干不了，冠冕堂皇的事情又做不来，为了生存，坑蒙拐骗，混迹于街肆。一日，与人同行，当街路遇一阔少，头戴呢子礼帽，脚蹬锃亮新皮鞋，不觉眼气，遂与同行者打赌曰，可取阔少足下皮鞋穿。同行者摇头质疑，他便附耳嘀咕一番，让同行者走上前揭掉阔少礼帽，抛扔于路边屋檐。司令则一副谦谦君子相，抱打不平，大骂扔帽者不仁不义的同时，就地蹲下，让阔少踩着自己的肩膀取屋檐上的礼帽。阔少不知是计，脱下皮鞋，颤悠悠踩着司令肩膀起身探手取礼帽，冷不防被斜刺里窜出来的同行者掂了皮鞋就跑，拐弯抹角消失于街巷。阔少顿足捶胸，司令幸灾乐祸，那崭新的皮鞋就归了自己。
　　 又一日，司令迎面遇见一劣绅，长袍马褂，穿紫挂红，身边跟随几个虎背熊腰的打手，气势汹汹穿街而过。司令与人打赌说，敢当街摸那阔佬屁股，一言既出，众皆哗然。内中就有那一根筋的好事者，当众奚落司令说，不打折你那狗腿，也打得满地找牙。司令当即找人作证，押了赌注，晃悠悠转到阔佬身后，冷不防蹿上去，拐脖子摸屁股，冲阔佬奚落一番。那阔佬扭头见一陌生人如此放肆，顿时脸红筋涨，气冲斗牛要发火，司令却嘿嘿一笑说：“对不起，认错人了，以为是俺姑父哩。”阔佬闻言噗嗤笑了，平白无故当一回姑父，自认为占了便宜，挥手扬长而去。这边司令赢下赌注，笑呵呵拿钱走人。
　　 解放后，司令摇身变成了西安市民，还迎娶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婆。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发迹的司令身穿绸衣绸裤衣锦还乡，因其胖老婆不生养孩子，指名要我家三姐入继。当时我们家姊妹多，眼看就要饿死人了，父母忍痛将7岁的三姐送给司令带走。谁知刚到西安，司令就因偷盗犯事了，被判刑劳改，三姐天天提着一只瓦罐，给过继的司令爷往劳改工地送饭，稍不如意，就遭受胖老婆的毒打。母亲偶然听说此事，哭着跑到陕西，硬把苦命的三姐给要了回来。多年后，三姐提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仍心有余悸。
　　 生不逢时的司令刚刑满出狱，又赶上十年文革，涉嫌害死街坊那桩旧案被重提，大队专案组派人将他从陕西押回，因无处栖身，暂住在我家。我爷爷老弟兄仨，大爷无子嗣，三爷逃荒流落陕西，撇下家里的深宅大院，十几间土坯草屋都是发黄水以后盖的，两间北屋临时让给了司令爷。起初那胖老婆也跟着回来了，穿一身黑衣服坐在我们家的低板凳上，那身足有二百斤的肥肉不停地喘着粗气，就跟一个熊瞎子似地。胖老婆勉强在家里呆了两天，借口一去再不复返，正应了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
　　 剩下光杆司令被遣返乡村劳动改造，寄居我家终非长久之计，村里在“朝廷”的“金銮殿”西边空地上给司令划了宅基，众街坊拉土脱坯，帮他盖起两间草屋，就此安顿下来。司令白天跟随大伙干庄稼活，夜晚低眉顺眼站在昏黄油灯下挨批斗，开始性高气傲转不过来弯子，回家不吃不喝直喘粗气，后来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
　　 好不容易苦熬到改革开放，司令被摘掉“坏蛋”帽子不久，却患上了肝癌，一张原本就黑瘦的脸庞日渐衰老，卧床一病不起了。那天夜晚，目睹气若游丝的司令如一盏即将耗尽清油的灯草，我爷爷怕他死在套间内魂魄出不来，急忙招呼几个胆子大的族人，将司令抬到外间的地铺上，趁着尚未断气的热身子为其穿寿衣。经过一番折腾，仅有一口气的司令未及哼一声，悄然乘着门外呼呼作响的秋风驾鹤西去了。
　　
三   县长
　　
       “县长”是我家东邻，众街坊公认的“杠头”，大字不识一个。究其外号原委，源于个性强，平日里说话办事不服人，此乃其一。更兼他那父亲当过一天乡长，还是假的，想必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寓意。
　　儿时我见过“县长“的父亲，五短身材，一张紫铜色的胖脸红光满面，两鬓挂着稀疏花白络腮胡，显得极其精神。据我爷爷说，旧社会发黄水遭灾那阵儿，老家属于三不管地界，驻扎有国民党军汤恩伯的部队、地方杂牌武装、土匪杆子等等，拉队伍人关肚子不关，一日三餐要吃饭，让老百姓摊粮派款是常有的事儿，就像走马灯一样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给钱不缴粮就抓管事的乡长，拿枪筒抵住脑袋，五花大绑吊起来毒打，吓得地方的乡长直尿裤子。当时河南黄泛区曾经流传着”“水、旱、蝗（蝗虫）、汤”四大灾害，其中汤恩伯的部队军纪最坏，让中原百姓深受其害。这一日，眼看国军催粮派款的期限临近，周围村子早已断粮断炊，饿死人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乡长万般无奈，为了逃避皮肉之苦，遂心生一计，让手下人放出话来，谁能够代替他躲过这一关，奖赏一斗粮食。乡民虽然饿绿了眼睛，面对如活阎王一般的兵匪，有心觊觎那一斗粮食，却又怕丢了小命，终无人敢接此苦差。
　　 “县长”家亦断粮，与其等着饿死，不如斗胆一试。于是，素以能言善辩的“县长”父亲，只身前往乡里，硬着头皮接下这份苦差事。这边刚刚“走马上任”，就迎来了国军的催粮者，“县长”父亲启动三寸不烂之舌，虚与委蛇，宁舍千句话，不拿一文铜，说得催粮者失去了耐性，招来一顿毒打，即刻血流满面装死躺倒在地上。侥幸躲过这一关，“县长”父亲满脸的血污还没擦干净，忽听门外高声断喝，一帮子穿戴不齐的杂牌武装蜂拥而至，要吃要喝。这回“县长”的父亲学精明了，任你苏秦巧舌如簧，他却徐庶不语，闭眼等着挨打，自然少不了皮肉之苦，瘫软在地起不来。咬牙忍痛熬到日落西山，“县长”父亲暗自庆幸那一斗救命粮就要到手了，却又涌来一群土匪，如狼似虎将他装进一个柳条框内，用绳索吊在树上，扬言不缴粮立马将绳子割断，把他摔成肉饼。危难之际，村头骤然响起枪声，新四军游击队从新黄河东边撑船过来，救了“县长”父亲一命。
　　 是夜，“县长”父亲卸任当了一天的假乡长，躺在门板上被人抬回家里，差一点死在床上。
　　 “县长”远比他爹运气好，赶上新社会，能吃饱穿暖。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月，“县长”媳妇一拉茬生下五男二女，让村人好生羡慕。乡村流传下来的老风俗，谁家上辈子积德行善，才能恩养五男二女。可在那“瓜代菜”的岁月，“县长”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县长”家那五个小子如蟒梁一般疯长起来，生产队按人口分的粮食紧巴巴的，经常是寅吃卯粮，那老五长得白白胖胖半桩子高，发高烧因缺钱看病给耽误了，直挺挺死在堂屋当门，让“县长”拿一捆秆草卷起来给埋了。穿衣更不用说，男孩子整天爬高上低费劲儿，衣裳被树枝挂的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最要命的是寻媳妇，眼看老大和老二弟兄俩过了娶亲的埂，大队照顾老大到城里当工人吃皇粮，就近入赘郊区一农家做了上门女婿。老二拜师入了剃头行业，落得个“马二牛”的外号，虽然名声不好听，却为家庭减缓了压力。因沉重的生活所累，儿时的我隔着黄土院墙整天听见“县长”在家里高腔大亮喉地骂人，直骂得鸡飞狗跳，孩子们四打崩散跑出家门才算拉倒。我跟“县长”家的老三是发小，外号“哈呼”的老三一辈子寻不来媳妇，最初也跟着二哥学剃头，最后一个人挑着担子“独耍捶”，懒散得脸都不洗，浑身脏兮兮的，慢慢就丢了生意，躺在门洞下一病不起，自生自灭了。
　　 如今，随着“朝廷”、“司令”、“县长”们一个个相继离世，平坦的公路由县城直接延伸到村口，宽阔的贾鲁河上也修建了两座水泥大桥，让封闭多年的“独立王国”不再寂寞。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常年外出打工挣钱，无暇相互起外号逗乐，老辈人那独居特点的外号慢慢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