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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976,草原之冬

2022-01-07叙事散文jiangjianming

1976,草原之冬1976,在如今4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光盘里,这个阿拉伯数字组合,是很难抹掉的。1976年冬天,是我这一生中觉得最寒冷的一季。涪江沿岸的桉树,农家房后的竹子,冻枯了大半。涪江源头黄羊关上的草原,到我离开那天,足有齐膝的大雪……
1976,草原之冬

  1976,在如今4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光盘里,这个阿拉伯数字组合,是很难抹掉的。

  1976年冬天,是我这一生中觉得最寒冷的一季。涪江沿岸的桉树,农家房后的竹子,冻枯了大半。涪江源头黄羊关上的草原,到我离开那天,足有齐膝的大雪。那是11月下旬一个雪絮翻滚的日子,草原笼罩在一片银色茫茫之中——银色的天空,银色的沟壑,银色的山峦,连地震留下的漫山泥石流,都被洁白的六出冰花覆盖个严严实实。一个银白世界,白得晃人眼睛,令人眩晕,白得让人觉着都不真实了。那情那景,不由得不想起“惟余莽莽”、“原驰蜡象”、“银装素裹”一类的词句来。

  我是两月前到草原去的。最先听到这个地名,便联想到电影中蒙古草原那样的一马平川,无边无垠,空旷高远。我们站在解放牌汽车的“二楼”上,从县城出发沿涪江西上,冒雨颠簸了一百二十里后,到了公路尽头。那时地震慰问团赵紫阳姚连蔚刚走,沿途有不少军车在运送救灾物资,还有不少解放军战士在泥沼中清除公路塌方。我们步行十五里到黄羊关公社,又由社员带路翻山越沟四十里,到天黑,才到达“松平大地震”的震中区草原大队。第二天早上,钻出地震棚,放眼四围,全是高山深涧,绝壁陡崖,至今也不知这地名中的“原”字缘何而来。当然,我弄不清楚的问题,何止一个“原”字。

  2004年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坐在写字台前,我只写几句话便走了百多里路。而在1976年9月到草原,那是一番生与死的历炼啊。大地震刚过个把月,大地时时都在惊恐地颤抖,余震频频,暴雨连连。沿黄羊河进去,两边高山的泥石流——当地人叫“奔流”,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巨石飞空,泥沙漫山,轰隆轰隆,滚滚而下,道路断绝,河床壅塞。我们冒着瓢泼大雨,防着高空的飞石,瞅空在泥泞乱石滩上爬行。事后想,那不叫走路,那是在生死线上挣扎,是在鬼门关上穿梭,随时都有成为烈士的可能。生命其实很脆弱,但所幸无恙,这险历便成为我生命历程的一笔宝贵财富。

  1976年,我以县革命委员会抗震救灾工作队队员身份进驻草原。在我生命叶绿花红的春天,这是一个颇令人羡慕很值得得意的身份。我们本是尚未毕业的中专校学生,20来岁的毛头小伙,县上领导一句话,就离开了课堂——不过,当时开门办学,课堂几乎在教室外,纵是在教室里,也是学习“两报一刊”梁效的文章,进行“批邓反右”的“伟大斗争”。工作队把女同学和身体差些的同学,分到条件稍好的大队。我和李德旭同学,身强体壮,也可能还因为表决心时慷慨激昂,便被分到条件最恶劣的震中区草原大队。那时,我倒真认为是组织考验我,给我锻炼进步的机会哩。凭着“草原”这名儿给人的遐想,我兴奋不已,欣然前往。

  抗震救灾工作队本是9月中旬就该出发的。9月中旬的一个昏黄的下午,我们全校学生帮北山林场工人摘苹果。果园里欢声笑语,大家比赛谁能具有当年的“东野”解放军过锦州,面对大红熟透的苹果不滴一涎的高尚品德。突然得到通知,四点钟听重要广播。那时有线广播村村通户户通,便于学习“最新指示”。我们集合在北山林场院里,听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后来,播出讣告,沉痛宣告一代伟人巨星殒落。接着,喇叭里是低沉悲壮的哀乐声,院子里是一片哀号之声,人们悲痛欲绝,有人甚至昏蹶倒地。这无异又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地震。满园满树的大红苹果是无人再管了。我们这些“工农兵中专生”忙忙地赶回学校,做白花,扎花圈,设灵堂。几天后,我们戴着忠字孝套满心虔诚万分悲痛地参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哭声最多场面最隆重的追悼会。这一来,县上的抗震救灾工作队便拖到9月下旬才成行。

  1976年冬天我在草原的日子,很快也就度过了。县农业局两位干部作正副组长,我和李德旭作成员。起先,每天跟社员一起搭地震棚,背救灾物资,上山挖洋芋,给社员们读报纸。后来,随着“批邓反右”的深入,我们这些“文化人”便帮着大队办“大批判专栏”。随手涂鸦鬼画桃符,居然也搞出几大版来。内容都是从报纸上抄,当地社员也没几个识字,便无人评价专栏的优劣,而我倒夜郎似地盲目得意了好一阵子。

  1976年,中国大地上大事频繁。到草原刚一个月那天,公社通知我们开紧急会议。会议传达,“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一场出人意料的特大地震啊!公社革委要求我们连夜返回,及时传达,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天工作队组织社员游行,欢庆“打倒王张江姚的伟大胜利”。那是一次非常特别或许是举世罕见的游行。在这海拔接近三千米的大山深处,全大队百来个衣裳褴褛的藏汉两族的老人妇女和一群脸都未洗干净的小孩子,手拿“打倒四人帮”的小纸红旗,在夹着冰凌的萧瑟寒风中,呼着口号,满脸严肃地在几道地坎上转悠了一圈。那情景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某种宗教仪式,或者古希腊的某种戏剧形式。

  刚进11月,连续几场大雪。地里那些尚未成熟便遭遇霜雪的玉米,一枝枝在风雪中不屈地挺立着,瑟瑟颤抖,仿佛在对抗冬天凛烈的严寒。虽然它们不停地抖落身上的冰雪,可仍被冻成了冰棍,山上的树林早已冻成铜枝铁干了,让人真正体会了“天寒地冻”这个词的含义。我只在那冰天雪地里熬了十几天,但仿佛经历了一生几十年的寒冷。

  1976年的地震,1976年冬天的寒冷,和1976年冬天名叫草原的那幅银色茫茫的雪白世界,铭心刻骨,深深地录入了我年轻的生命,如同永不消失的背景画面,伴随我走过了这几十年的人生里程,从青春走到了我生命的秋天,直走向人生的未来,伴我拥抱每一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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