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者吴樾

　　吴樾本来叫吴越。他暗杀清廷五大臣，是重罪，为表示污蔑，在名字上加偏旁，于是，吴越就叫吴樾了[1]。在清廷所有的文字档案里，“孙文”一律写作“孙汶”，也是为了表示污蔑。吴樾和孙中山的待遇，是一样一样的。

　　1905年冬天，长江中游的小城芜湖，天寒地冻，冷风凛冽。一个叫陈庆同的青年，失魂落魄地在街头徘徊，他的心中，悲苦难诉。

　　这个小城的中长街20号，是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空间逼仄，却是著名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书店。数月前，陈庆同和他的朋友赵声（字伯先）、吴樾（字孟侠）、杨笃生在书店二楼集会，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斯时斯景犹历历在目，只是人已阴阳两隔。

　　1905年就要过去了，陈庆同收到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他的好友吴樾，死了，生命终止于1905年9月24日。

　　　　伯先京口夸醇酒，
　　　　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
　　　　碎身直捣虎狼秦。

　　死的人，死得惨烈；活着的人，却活得迷茫、痛苦。只好借酒浇愁，酒酣之际，吟下这首题为《存殁六绝句》的诗。

　　1914年，这个叫陈庆同的青年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他用的笔名叫“独秀”，取自家乡安庆的独秀山。一年之后，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陈独秀这个名字，遂广为人知。

　　相比于武装起义，革命党们更喜欢暗杀。原因是，暗杀更容易。起义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动员就需要时间和银子，而且人多了，风险就大了，谁也不能保证大家都一条心。做了叛徒的革命党人多了去了。起义还需要武器，具体来说，主要就是枪，买枪要花很多很多银子，所以又得筹银子。好不容易筹到银子，从国外买了枪，千辛万苦偷运到国内，一不小心被清廷发现，人被抓了，枪被收了，情何以堪！

　　暗杀就容易多了。只要不怕死，单枪匹马，就能革命。省了银子，少了风险（倒不是怕死，革命党是不怕死的，而是革命事业能不能成功），增加了胜算。暗杀的对象明确，不会伤及无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会惹得外国人干涉。

　　在革命党们看来，从肉体上消灭误国误民的满清权臣，是让中国从腐朽的统治中脱身出来的好法子。泱泱大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受尽外族欺辱，就是因为那一小撮满人，推翻他们的统治，汉人的能量才能发挥，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可是，杀光了朝廷权臣，国家就能富强吗？革命党们自己恐怕都不确定吧，但他们确定的是，比起那些假惺惺的改良，他们的作为是对的。所以，他们做得毅然决然，不惜命，不怕死。

　　革命党人热衷暗杀，从革命党的机关报中可以窥见，《民报》《苏报》《中国白话报》《浙江潮》中，多有鼓吹暗杀的内容。很多革命党人都曾组织过暗杀团，或者是暗杀团的成员，黄兴、陈天华、龚宝铨、蔡元培、刘思复、陶成章、汪精卫、陈独秀、鲁迅、杨毓麟等，都是暗杀的参与者，吴樾也是。

　　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经历过天翻地覆。少年时研读四书五经，渴望致仕为官。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大清帝国的华丽外壳被敲碎，内里的孱弱显露出来，外族们纷沓至来，饱受欺辱的他们开始质疑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终于有人踏出国门，囫囵吞枣地学习一切看上去先进的知识，来不及咀嚼、消化，就匆匆回来，指点江山，或者传道授业。那个年代，历史的车轮好像转动得特别快，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废除科举……无比重大的变革和事件轮番上演，后脚踩着前脚。昨天的新，今天已经是旧了；昨天的激进，今天已经是保守了。吴樾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铁杆粉丝，天天说立宪，日日盼立宪，谁说康、梁的不是，他就排斥谁。可是，当他读到《猛回头》《黄帝魂》《自由血》《警钟报》《中国白话报》等革命书籍、报刊之后，他的思想随之一变，“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2]”从粉丝变成了冤家。

　　1904年，吴樾和杨笃生在保定组织了北方暗杀团（对外称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本来，吴樾的暗杀对象是清廷户部侍郎铁良，只是，铁侍郎已经遭到了两次暗杀，虽然性命无忧，但惊弓之鸟，自然格外戒备。吴樾在京伺机数月，始终不能得手。

　　一年后，清廷宣布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吴樾看来，清廷的所谓立宪，不过是放个烟雾弹，做做样子，迷惑那些对清廷尚存幻想的人。一旦假立宪得逞，必然延长清廷的寿命，延缓革命事业。于是，吴樾决定暗杀五大臣。

　　暗杀，就需要武器。武器，革命党们是有的，而且是惊天地骇鬼神的那种——炸弹。早年，革命党们出洋留学，学到了点化工知识，正好派上了用场。除了炸弹，他们也用其它武器，比如王汉暗杀铁良，万福华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用的都是枪。据说蔡元培还研制过毒药。但选来选去，大家还是觉得炸弹好——“砰”一声，非死即伤，威力大，动静大，影响也就大。王汉刺杀铁良，用枪，无奈枪法不精，没打中，要是换做炸弹，估计铁良的小命就没了。

　　吴樾的搭档杨笃生就是研制炸弹的好手。杨曾在试制炸弹时炸伤了左眼，但毫不在意，藏进深山老林里反复练习，终于弄出了像样的炸弹。吴樾炸五大臣所用的炸弹，就是杨的杰作，这种炸弹是靠撞击引爆的，投掷者奋力一掷，炸弹触地引爆，“砰！”

　　1905年9月24日那天，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特别热闹，五大臣在护卫、亲属和其他送行人员的簇拥下，陆续上了铁路局早已准备好的五厢专车。此时的吴樾，已经得知五大臣出行的详细计划。他的搭档杨笃生是潜伏很久的卧底，杨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就是他向吴樾透露了五大臣的出行细节。暗杀行动准备了好几个月，期间，吴樾返回家乡桐城，安置妻儿。他知道，这一次，自己必死无疑。

　　五大臣出行的五厢专车，前两厢供随员乘坐；第三厢才是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醒目的装饰，叫做“花车”；第四厢为仆役所乘，第五厢装行李。当天，吴樾临时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混入第四厢。他提着行李（里面装着炸弹），正准备进入五大臣乘坐的“花车”，因为面生，在花车门口被卫兵拦住，卫兵盘问他是哪位大人的仆役，吴樾回道：“泽爷！”吴樾不知道，五大臣的仆役，应该操一口倍儿正宗的北京话，他的蹩脚官话引起了卫兵的怀疑。双方拉拉扯扯之际，行李车厢与倒车头接轴，由惯性引起的晃动引爆了炸弹，顿时，火光闪烁，一声巨响，专车晃动，厢顶开花，硝烟弥散，血肉横飞。吴樾肢断腹裂，满面血污，五大臣仅受轻伤。

　　如今，安徽芜湖中长街20号的科学图书社早已不复存在，那个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也被拆除。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谁还知道，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有四个青年在小楼里集会。

　　一个叫吴樾的青年问大家：“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

　　一个叫赵声的青年回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

　　吴樾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这四位青年，吴樾暗杀五大臣，身死；赵声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病逝，年仅30岁；杨笃生为革命奔走，听闻广州起义失败，悲愤难持，跳海自尽；陈独秀后来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一生起伏跌宕，让人唏嘘。

[1]
关于改名，还有另三种说法：一种说是“樾”有烈士的意思，为革命党们所加；一种说是吴樾自己加的偏旁，表示与清朝脱离关系；一种说是吴樾就读的保定高等学堂是袁世凯所主持，袁为了撇清干系，故改“越”为“樾”

[2]
此语出自吴樾的遗著《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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