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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原创] 无奈的瞿秋白

2022-01-03抒情散文王棣
无奈的瞿秋白——关于瞿秋白的随想一 瞿秋白安静的去了。在茫茫天地见销声匿迹。他用那种平静的方式拥抱了自己的理想,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全程。他想寻求人生的安静,没想却永远地沉入安静,安静地永远都不再起来,他为自己空洞而孤独的心灵早早地寻找一方驻足……
               
             无奈的瞿秋白
  
            ——关于瞿秋白的随想

   
    
            一    瞿秋白安静的去了。在茫茫天地见销声匿迹。他用那种平静的方式拥抱了自己的理想,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他想寻求人生的安静,没想却永远地沉入安静,安静地永远都不再起来,他为自己空洞而孤独的心灵早早地寻找一方驻足之地。

   他太累了,也的确需要休息,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也是不能胜任的”。

   愿他在九泉之下真正安息。
 
                二    瞿秋白於1899年1月20日生于常州,1935年6月18日杀害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他从容的走向刑场。他死时留下了这样一幅壮观而又让人感叹的画面:“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生于其上,自酌许久,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丰乃言曰:人公余稍息,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洒毕徐步刑场”。他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然后指一草坪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座,等待罪恶的枪声。

  他那种从容不迫,真实而自然的方式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道生命的绝唱,留下了一个真实的生命本体,从而达到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

              三    以一种很通俗的说法,我们可以称其为政治家。可我总是宁愿将其称为革命家,在我的潜意识里,政治家总是有某种污浊和圆滑的东西,他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一种雅称,似乎是阴谋家的代名词,而革命家泽不尽然,他的一切都源于对自己理想和信仰的一种执著追求。瞿秋白如此,陈独秀依然如此。

  但然称其为革命家是一种无奈的解释,我更多的倾向于将其归为文人一类。照片上的瞿秋白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多愁善感,面对这幅照片,我的脑海里总浮出徐志摩,在我自己潜意识里两人极为相似,一样地也通身洋溢着浪漫气息。
 
  但然他本人也是极为赞同文人这一角色的,他数次都承认自己是文人中的一种,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我的根本的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
 
   他无数次都表现了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他总是希望这能够从事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著书立说,研究文艺,在主持政治局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被推到中国革命的潮头,在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以他最初的愿望而言,只是希望能够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了却一生,根本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他厌倦政治,并不意味着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动摇过自己的政治理想。只不过他深情的留恋自己深藏于内心的那些浪漫气息,希望自己困倦的心灵能够得以休憩,与朋友能够闲谈散步,甚至在月夜吹箫。

  政治并不是他的栖身之地和归宿,尽管政治也需要浪漫,但是他却无法做到二者的结合。在政治这个领域他无法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他更多地显示着自己的渺小和苍白无力,他把文人的理想化带进了政治,这便注定了它的悲剧,因为圆滑和媾合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因为从政治家的功利角度而言,那些是其致命的弱点,瞿秋白之所以成为失败的领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中国历史所谓的政治,往往都是比较复杂和残酷,理想化的文人,质朴、善良或者心慈手软的正人君子,无论是为王或为寇,都不会成功之 日。

  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忍耐,躲避,讲和气,爱面子,重感情,尚中庸,感情脆弱,不经磨练,坦率质朴的瞿秋白必然会沉没与政治漩涡中。

  这一切也归根于中国并非文人的天下,这也顺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的一塌糊涂的人”。一言以蔽之,如余杰所言: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周旋。

              四

   其实,浪漫不只属于文人,同时也属于政治,用那种浪漫的方式拥抱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中仍然会感到诗一样的激情,用一种超越平淡的方式在那些风云突变的政治岁月中,仍然会寻找到人生的浪漫和生命的诗。浪漫在某种以上已成为生命的一种定式和追求方式,自由地挥洒个性,在看似随意与放逐中寻找人生的深刻与质朴,在近代的民主革命进程中,总有许多的人间满怀的热情与浪漫的激情投身于政治,执著的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适宜他们的文化创造,也似乎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闷和无奈,或者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后,才将其作为自己心灵的栖身之地,但然更多的人,往往在那些政治中消融或失去了个性,浪漫不复而在,最终给活着的人留下了一具枯草而呆板的雕塑,或者是某种机器,因为对于文人而言,当走入政治后,就不得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淹没 。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或许是个例外,在他身上体现了政治与文人的完美结合,他将浪漫的个性与政治激情融合为一体,在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复杂多变而残酷政治中尽情的舒展自己,甚至在最大程度上决定和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五
   其实,本来文人与政治并不矛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名文人(或读书人)的最好人生追求目标,如古代的许多人,一样著书立说、写诗为文、一样出将如相,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机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文章乃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伟业也,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有文人而政治,这本是一种非常美好而理想的政治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的治事与谋身罢了,也就是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能在政治中进退自如,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是无奈的。归根到底文人只能是文人。
 
              六   写及瞿秋白,不能不提到《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遗作。在《多余的话》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形象。瞿秋白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期,并且知道就是有话,也已无法说出;于是为了表露出那些积郁已久的话和心中的无奈,同时又对党的前途命运怀有极为强烈的心忧,就这样构成了《多余的话》的写作基点,正如他自己指出的:“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为叛徒是确实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绝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卷》694页)他不仅以他的大智大勇并采用了极为巧妙、隐讳曲折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表达其最后心忧和无奈的《多余的话》。在这里他向我们展示了那颗极其高尚,极其英勇、极其忠诚、极其智慧并早已被打击的遍体鳞伤的赤子之心。
  73年后的今天,当我翻到书架上那些关于瞿秋白的书时,尤其是他的《多余的话》,我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震颤,也正是因为了这些,是我更多地坚持将其作为一个文人进行解读和思考,同时是我产生某种想走近他的念头。    秋白茫茫,秋白无奈,而我一如此。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以一种世俗的目光打量惯了芸芸众生,而一旦出现一个突兀的风景,我们便显得困惑和无奈。这时我们也往往不是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界定和评判,而是试图将自己融入其中,寻找某些最易于接受和理解的东西。而当我们开始接受和理解的时候,有许多的东西都已被我们削平和模糊,以非最初的面貌。
  这并不是瞿秋白的悲剧,当王朔说出:”黑暗是因光明而存在“这句话的时候,于是我向着更多的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
  今夜,我与瞿秋白一道出入在历史的暗处,思绪会在更远的地方飘零,天上星光依旧,而我愈渐伤心。我想被人忘记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被人记起也未尝不是一种悲哀。就象我与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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