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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记忆:见到流沙河先生

2022-01-02叙事散文川媚
2019年11月23日,凌晨三点或者下午三点,川内文化名人流沙河去世了。流沙河先生并不是我的老师。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现代诗人。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因作品受到领袖批判而打成右派,平反后才得在省作协工作。但我有幸见……

  2019年11月23日,凌晨三点或者下午三点,川内文化名人流沙河去世了。

  流沙河先生并不是我的老师。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现代诗人。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因作品受到领袖批判而打成右派,平反后才得在省作协工作。

  但我有幸见过流沙河先生一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以七十出头的年纪出席会议的,我只知道马识途先生是以88岁高龄出席的。   那大约应该是2002年,我第一次参加省作协的笔会。这个笔会对青年作家是难得的机遇。我后来知道是一位省作协的领导作家以老乡的情份来推荐的,因为那时我就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学校工作中我联系过的编辑伯乐推荐发表的。如果可以有所保留,我不想说自己有才华的自信、强烈的兴趣或文学的野心,也不想说我走着命定的路;我只想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因为我对生活从来不失信心——我相信上帝关门开窗的寓言。上帝所赐,不敢挑剔,何论否泰;只有经历过才知道,生死离别是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即便成年之后的人,也会对死亡发出绝望的哀鸣。

  记忆的触角再伸展一下,我就想到,怎么认识那位老乡作家的呢?应该缘于南充市21世纪初的南铁大酒店笔会。南铁笔会本市去了四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户外的采风活动,但是一起吃过饭,听过讲座。南铁笔会讲座在我心上留下的一个烙印,就是作家要表现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作家落笔梨花之美不足为奇,出奇的在于写梨花唤起作家饥饿的记忆。要说散文的辨识度,就赖于这种个性化的选材了。我这个七0后的人就没有挨饿的经历。就是这位讲课的老乡作家,两年后推荐我为文学新苗(请别以为这个名词有什么好笑,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人才工程)。   世事无不如此,一件好事连着一件好事,一个好人带出一个好人。这话有多重意味,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南铁笔会认识了老乡作家之后,我就按省作协的地址给他去了信,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寄过去请求评点。他后来回乡与作家们见面的时候,用四个字轻轻松松地就评点了我的文章:“中规中矩。”然后他又评点另一位女作家的作品。我懂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作品都脱不了教师口吻和姿态。听了这样的酷评,我内心很痛苦。我总是用这个评语审视自己的文章达一年之久。一年之后,我才把他的话转告给另一位女作家,我怕她像我一样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她本来也是极要强的女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散文写得越来越少,而开始撰写古典诗词了。一个年轻作家,碰到什么样的老师,也是命中注定的吧。“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时迷信,以为人的命运中犯了华盖星,就会走霉运。天命难违,谁会轻言放弃?他再一次回乡与作家坐谈的时候,就好意地提示我:现在语言训练已经足够了,应该着手写小说了。我到底是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只想顺其自然。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他。一个作家应该有勇气面对任何批评。他的批评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我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刚性。

  我刚刚忽然有了一点兴趣,来就笔会这件事情说上几句,这些话现在就是我的日记--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我的个人历史。如今并没有人来叫我们交待个人的历史,但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总是要先与自己打打交道,先与自己对话,辨识,和解的。谁知道我们死后,会不会有人说起我们来呢?   耳朵里只有电脑主机运行的声音。这是冬日小雪过后的第几天了,早上起来雨篷上又在打擂台,宿舍小区楼房之间风来风往声若虎啸。这样的下午和晚上是不该出门的。我只是不想头上冒着冷气,缩手缩脚地在书桌前翻书,或者戴个毛线帽子坐在床上写作。手提电脑坏了,眼睛也快坏了,近来不在家用电脑。一个人在几个房间里转悠,脑子里像是通了电,有语言的电流不停地发送,令我坐卧不宁。下午雨小了,打着伞骑着电瓶车就到了办公室。骑车是因为我背了一口袋书,一盒子鸡蛋,还有一个朋友送的蒸蛋器。   今天24日。一个周日的下午。流沙河先生故去第二日。我的专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日光灯是新换的,桌前和身后各开着一个火炉子。我随意地在读写模式里切换。写作日如同祈祷日或者安息日(原谅我不懂得宗教名词)。我们这些并不能永生者,只有依靠文字的温度和光亮,安抚自己在冷风中或者长夜里激荡着的灵魂。记忆里曾经熟识的面孔,一个一个地从这人世间消失了,他们动人的微笑和珍贵的言辞,也有过几许动人的火焰与光芒,滑过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我忽然感觉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了。今晚应该禁食,来表达对于先生的哀悼之情。

  回忆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我总是要不时回到现实场景,并且在时空隔绝多年之后,梳理曾经的故事仔细地探究自身命运的端倪。

2002年四川省作协首届文学新苗会,据说是在全省遴选了50名有作品发表的文学爱好者,那一次我所认识的年轻作家中,有两个人后来还通过电子邮件(那时候没有QQ)有过文字上的交流,一个小小说作家,一个剧作家。在会议上,流沙河先生十分谦虚,只是笑盈盈地讲了两句话,说的什么全忘记了,唯一的印象是先生说话善譬,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头脑里出现过一个橡皮树的意象。当时我用汉语速记法记过笔记,因为电子邮箱几度迁移,现在应该找不到了。

  已经是著名作家的阿来、裘山山、冉云飞都出场了。他们的作品那时候我都不陌生。他们都坐在讲台下面,讲台上面只坐了一排老作家:马识途先生,王火先生(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流沙河先生。我坐在学员席第一排,靠着中间过道,不敢东张西望。座位都是临时搭的,面对讲台左边是省作协的作家,我看到了“裘山山”等座牌;右边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真是济济一堂。讲话讲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位中年评论家,老作家挨着都讲了,都讲得很少,比如流沙河先生。

  吃饭都是自助餐。我那时才注意到我通过书上照片所认识的作家,比如阿来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跟着人们叫他阿来老师,而不叫他先生。先生隔了,老师合适。一直没去跟阿来老师打招呼或说话。但是那位剧作家--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的--却在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追星,他端着盘子跟着阿来老师,跟阿来老师并排坐在一起吃饭,对阿来老师说话提问。我却微笑着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们,我在看阿来老师怎样面对。他好像歇下来正在吃草的牛一样,偶然抬起头来看看前面,然后又埋下头去。他表情并不丰富,举止偏于庄重。

  新苗笔会使我在本地作家中拥有了一种特别的声望,有人常拿我的新苗身份来说事。我内心很感激能记得这事的朋友,因为说起这件事情不仅在抬高我的身价,也在对本省文学名家表达敬意。在省作协八楼上见过那么多著名作家,并不是人人都有的荣幸。现在看来也是一种珍贵的记忆。把我们仰慕的作家从书本上转移到生活中来,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吗?有些话有些事,书本上永远也不会有。眼见的同一个事情也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诠释,我们只有凭借自己的眼光去窥见在场者的精神。   阿来老师在一个座谈会上,坐在面对门口那一排位置的末座或者转角上,就在我的右手边。我如果精于世故,就该主动伸出手去跟阿来老师握手并作自我介绍。但我不仅没有来自座位的优越感,反而像在课堂上应对老师提问的学生一样拘谨。想到阿来老师并不认识我,才心安理得地沉默了。许多年轻人的提问都是针对他的,可见他那时候真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光彩夺目。他礼貌性地回答几个提问之后,居然对于那些恭维的、仰慕的话,作了一个语重心长的归纳说,这些提问都显得有些肤浅了。我脑子里一下子就嗡嗡开了,心想我幸好没有在这里提问。可是我傻子一样地,在最后散场的时候,竟然转头问了他一个最为肤浅的问题--你本名就叫阿来?这个问题我十几年以后才知道答案--在一本《阿来研究》的书里碰到的。

  这里又要多说一句,我说“你”而不是“您”,是最真实的情形。因为四川人是说不出一个“您”字来的,除非用普通话,而且在讲普通话的庄严场合。我那时脱口而出,无话找话,肯定是用了一个“你”。在我的阅读经验和思想意识里,对年长的人称呼“你”,表示认同和亲近,并不表示自高自大。

  川内像冉云飞老师那样的学者作家能够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名人,其实正是成都那样一个包容性的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催生出来的。我之所以当初舍弃成都这样一个大都市,是有主观和客观上的两个原因吧。主观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不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害怕大城市的竞争激烈,便安慰自己说“教书在哪里不是教”;客观上是我的鼻子比较娇贵,读大学的时候就受不了成都的空气。现在我终于悟到了,我的选择里面,还暗含着我的个性--喜欢读书喜欢安静,我始终有着山里孩子的脾性,性本爱丘山,喜欢大自然。

  新苗笔会上的名家讲话都像课本语言一样的严肃,虽然可能更偏重于感性的东西,比如鼓励和指导的话。名家口中吐出的话语,无论是趣味和思想,都给我的心灵以震动。然而女作家高虹女士的随口一句话,却鲜明地为我勾画出一种生活场景。她当时好像应当是《四川文学》主编(但是我到现在也认不得她。几年前在阆中我又见到她一次,呈上我的新书,她看一看我书里穿着旗袍的头像,就送我一句褒奖的话,说有古代仕女气质)。她说:“省作协宿舍的院子里,每天晚上好像都在比谁家的灯亮得更久。”她的话激励我更加勤奋读书。

  最后一句横在心上的话,是某位评论家在台上说的泄气话。连我这样一个写作的同行,都记不住这位讲话者名字,这位被推出来讲话的作家,恐怕也算不上多么成功:我不是要嘲讽他的冷漠之言,而是要欣赏他的明理通达。他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几十位文学新苗,十年二十年之后,能够有一位两位长成参天大树,也就值得庆贺了。   作家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当然不是在作家的课堂里成长起来的。作家长成小草还是大树,还有土壤和气候的原因,苛责作家本人是没有道理的。   流沙河先生在文学上的建树和声誉是很高的,我没有研究过他的作品和人。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一张他站着照的相片,不知道他的个子竟然算得上高的。他的文字和书法是很有辨识度的。他的散文集我九二年就读到过,印象中有伤痕文学的味道,应该很有史料价值,语言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读到几篇悼念流沙河先生的文章,看到文章里面镶嵌的图片,很多都是他的书法图片,确实感觉似曾相识。我喜欢流沙河先生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楷字。他的大字则有些孩子的俏皮,一撇一捺有时候像踢足球似地翘起了脚尖。流沙河先生的字与马识途先生的字,风格是大不一样的。文学新苗会之后,我连续几年都收到省作协的贺卡,上面都是马识途先生的字,那样的字有传统气息,雍容大度。

  流沙河先生去世后,公众视野里出现了大量有关他的文章和照片。连阆中微信平台都推出他咏张飞的一副楹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此联据说是他1987年--我正在张飞庙一墙之隔的重点高中读文科的时候--到阆中时所题,至今镌刻在张飞庙大殿的张飞塑像两侧。古文功底之深厚,著名诗人之高才,一目了然,游客方家无不称赞。

  新苗笔会报到我去得比较早,当时接待我们的那位作家未及退休就英年早逝了,记得他一身白衫裤,手里捏根香烟。那是个夏天,我穿过一件短袖的白色长旗袍,在会场里走动时不小心打翻了一位美女的水杯,我对自己很生气,手忙脚乱起来。这时候省作协的邱易东老师立即过来救场,他像一个班主任一样关照着屋子里的人。离会时,邱易东老师把他的新书赠我一本,是讲儿童诗写作技巧的。2018年的夏天,我又作为校刊编辑到省作协听邱易东老师讲儿童文学。邱老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活泼开朗,不见老态。他似乎还记得我,在讲台上提到阆中。我没有告诉他,他几年前散发到我们学校的留守儿童调查问卷,我还保留着几张呢。我总该为邱老师关注的儿童文学做点什么的。

  文章里隐起了姓名的作家,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我都能写出他们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们也许还不够出名,写出来不但徒劳,而且使文章头绪纷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有,这些无名者也许将永远无名了,网络传奇虽然越来越多,文化英雄却极为罕见。人生的喜剧或悲剧就是求仁得仁,上帝不会让孤独的人死于热闹,或者让伟大的人死于无名。

  (正文4700多字。2019,11,27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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