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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回不去的家

2021-12-28经典散文
[db:简介]


      最近一次见扁娃,是在三年前。那次我回老家看外婆,没回我们村去,他在白事上给人帮忙,就约了西安见。几天后,扁娃,涛儿和我三个人,在西安见了面,还跑去人山人海的回民街凑了回热闹,有种小时候赶集的感觉。吃了定家小酥肉、刘纪孝腊牛肉、还有粉蒸肉,都是名闻遐迩的小吃,却也都说就那样,味道没传说中那么玄乎。想想,如今吃到嘴巴里的东西,确实大都寡而无味了,不知是种类多得迷了胃口,还是食材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又说起小时候,吃啥都香,啥都有味,或也是彼时吃食匮乏,留在味蕾里的的那种深刻,今生难忘。
      后来,我们坐在雁塔新天地上面一家甜点店的外头,悠闲地靠着藤椅,背后长安路上车如流水,身边红男绿女如梭。我们投入到对往昔纯真岁月的怀念当中,说起许多童年趣事,也说到各自的经年琐事。扁娃说到他的家事,叹息一声接着一声,一声比一声长。他的母亲、老婆、哥哥、嫂子、姐姐……在他的叙述里纠缠在一起,一圈一圈地绕啊绕,把人勒得喘不过气来。我一度试图从中理出个头绪来,可数次尝试均告失败,这让人沮丧。在发小的烦恼面前,我并不想当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我想帮着扁娃找到那根绳头,轻轻一扯,众人皆得以松绑。我知道自己又犯了理想主义者的毛病。其实我明白,生活里有太多无可奈何,这不过是其中一例。我看得再清,注定也逃不过“旁观者”的身份,除了陪着扁娃摇头叹息,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其它就爱莫能助了。
其时,扁娃已经回西安一年了。北漂多年,他常唠叨着回来,总算是回来了。在西安的印刷厂上班,工资比北京差点,却也不算低,一个月大几千,在西安算是相当不错了。老婆孩子在老家也花销无多,日子肯定过得去。可数次闲聊,他都透露出想回北京去的想法。我知道他的难处,西安离家近,却也离烦恼近。他们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常常剑拔弩张,场面动不动就失控,滑向不可预料的深渊。他置身其中,无力恢复往日的风平浪静,更别提重现当年的艳阳高照。经难念,不如离远点,眼不见为净。我虽心底不赞成他这样以逃避来换取暂时的安宁,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三个人就那么坐着,扁娃皱着眉叙说着他们家乱如麻的现状,长长短短的叹息洒满一地。我看着他,看得久了,发觉他越来越像他父亲了。眉眼、神情、皱纹,甚至说话的语气,都越来越像了。这就是说扁娃看着不年轻了,虽然三十出头,可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中年气味。我几乎可以想象,用不着多少年,扁娃和他父亲就重叠在了一起,成了他父亲在这世上留下的影子,差得也许只有剧烈的咳嗽了。
      扁娃他父亲走了好些年了。老早肺上就有毛病,白天黑夜地咳嗽,喉咙里痰粘稠得老是咳不干净,堵得呼吸都不顺畅。他父亲去世那年,扁娃已经在北京打工多年了,是个成熟老练的印刷工人了,会开进口的那种很复杂的印刷机器,收入不赖。前一年,为了给他爸冲喜,扁娃被叫回来结了婚,媳妇是隔壁村子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姑娘。他其实不愿意这门婚事。那会,他已经在北京处了个对象,好多年了,都住在了一起。可家里人背着他拿了主意。他也没说什么,没说他谈对象的事情。为了父亲,扁娃认了。
      可喜事没冲走他父亲发自肺腑的病灶,后来还是走了。家里电话打过来,扁娃就赶紧往回赶。回来陪了几天,爷俩说了些掏心的话,他父亲就去了。那会儿,扁娃他哥还在嘉峪关的工地上干活。电话是一起打的,他哥过了好几天才回来,他父亲已然闭眼了。兄弟间的间隙就这样埋下了。

      扁娃和我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记得五六岁大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提着笼去地里挖猪草。那会地多,也没有什么除草剂,地里的草也多。所谓猪草也就是荠荠菜和打碗碗花之类,地里多得是,常常一大片一大片挤在一起,喧宾夺主到庄稼营养不良。我们多数人提着小孩用的小笼,扁娃的笼最大,是大人用的那种大笼。他也跑得欢,挖得快,常常是我们提小笼的没挖满,他早挖满了一大笼。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显出疲惫来,他却依旧欢实得像只兔子。
      那会的扁娃家,热闹,充满了欢声笑语,笼罩着一层让人羡慕的烟火气,与我们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同龄,又同族,他外向,人缘好,我们就常往他们家跑。
      扁娃打小饭量大,中饭和大人一样吃两大碗,身体壮实,力气大,十几岁时能一拳砸断砖头,让从小瘦弱的我羡慕不已。他做的弹弓也堪称完美,一颗石子“嗖”地一声朝天射出去,仿佛流星一样,瞬间不见踪影。我们几个常常兜里装着石子,拿着弹弓,把麻雀撵得满村飞。不是我们故意跟麻雀过不去,实在是那时候没啥油水,麻雀算是我们这些乡村少年们难得的牙祭了。每次“收工”,数扁娃的战绩辉煌,多则八九只,少说也有四五只,堪称“麻雀杀手”,其他人的战绩顶多算锦上添花。
      带着胜利的“果实”,我们来到扁娃家,把麻雀拾掇干净,放在他父亲熬茶的铁罐子里,加上水,放点盐,撒点五香粉,放在熬茶的火盆上开始烹制。不多会儿,铁罐子在火盆里滋滋作响,香味瞬间飘满了整个院子。我们围成一圈吞咽着口水,你看我,我看你,兴奋地嘿嘿直笑。最后为我们把关的那个人,就是扁娃他父亲。他看着我们一群馋虫,只是笑,时不时还帮我们看着点火候。我至今依然记得那样的笑容,透着对一群顽童的包容和怜爱。麻雀煮好了,顾不了烫嘴,我们赶紧吹着吸溜着分而食之,没回过味来,连汤带肉已经被消灭干净了。

      扁娃家窑前有一棵枣树,吃饭时,常蹲在树荫里。有时我们玩得不想回,他母亲做好了饭,就赶鸭子一样把我们往回赶,我们只好悻悻而回。有时我们去他们家早了,他们饭还没吃完。我们——尤其是我,虽然吃饱了来的,可看着别人家的饭,饥饿感又瞬间来了,他母亲却极少让过一回。
      那时,枣树在村里是稀有品种,总共也不过三五棵,枣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稀罕物。所以,每次去扁娃家,我总是盯着那棵枣树看上几眼,对着它生发出一些美好的想象。春天了,枣叶间生出细碎的淡黄的花,挤在一起,在树下能闻见丝丝淡淡的香。有时,那细碎的花落了一地,我就忍不住心疼,怕花落尽了枣也就结不了多少了。花落了,冒出了小而绿的枣,又慢慢变成青色,又慢慢鼓起了肚子,泛起了白,直到白里泛起了星星点点的红,红连成了片——枣熟了。每次去他们家,老想着能吃上几颗枣该多好,多数都成了空想。直到某天再去时,满树诱人的枣子都不见了踪影,才知道枣被卸了。扁娃虽然外向,却不像我一样叛逆乖戾,很少违大人的意。他知道我们馋枣,可没有母亲授意,他是绝不敢擅自打枣给我们吃的。有时,他母亲偶尔拿出几颗枣塞给我们,我们一个个喜出望外,过节一般。多数时候,那一树的枣,我们看着它开花结果,却终是与我们无缘。因为这些,他母亲在我们眼里,就落了个“小气”的印象。

      上了学,阴差阳错,我比他们高了一级,虽各自有了各自的同学,但课余仍在一起耍闹。我们同族,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众人各自分工,各司其职。我们一帮小子每次被安排来端盘子上饭。大方木盘子,放上七八碗汤面,扁娃来回跑得轻又快。我不肯输他,也放个满盘,两趟下来便招架不住,手颤汤洒,败下阵来。娶媳妇时,我们俩结对去找新娘子要手帕,紧追不舍,死缠烂打,每次总比别人多些收获。闹洞房,我们也不落下,跟着大人起哄,看着新郎新娘被众人整得狼狈不堪,在一旁哈哈大笑,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上了初中,学校大了,同学多了,我们在一起玩得时间就很少了。在学校里,常看见他和一帮混小子玩,见面只是笑笑,心里觉得远了。有一阵,见他每天练身体,在操场上的单杠上闪转腾挪。放学上学,要路过一片槐树林,他每天在其中一棵胳膊粗的槐树上练臂力,双手把住树干上上下下好几回。练久了,上下自如,颇有些猴子的灵巧劲儿。那棵树,被他们几个每天准时折磨,终于也是为他们鞠躬尽瘁了。
      后来,他们家买了台大点的压面机,专给人压面、晒挂面。课余时间,他玩得时间就少了,常常守在压面机前称面、和面、压面、晒面,成了专职的“司面师”,从头到脚蒙了一层白白的面粉,看上去有那么几分沧桑的感觉。不忙的时候,他常常和在他们家墙根下晒太阳的叔伯大爷们下象棋,一下两三个小时,专注于楚河汉界,颇有些忘我之境。我们去找他玩,他醉心眼前方寸之地,对我们的千呼万唤置之不理。有时我们一起玩着,路过下棋的地方,他的魂立刻就被勾走了,立刻丢下我们投入进去,惹得我们常常无趣而归。那时的我们,实在搞不清象棋那样几乎静止般的老年运动,为什么会令一个玩性正大的孩子如此着迷。

      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像许多人一样,扁娃也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那会嘉峪关建城正热,周围许多人在那儿搞建筑。扁娃也就跟着一群叔伯去了嘉峪关开始了打工生涯。虽然“嘉峪关”在村里是一个屡被提及的地名,但对于许多人依然是遥远而陌生的,包括我。有时候,我想起扁娃,试图构想他在远方打工的场景。在远方,扁娃有了新的身份——小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给大工们递砖递瓦,推沙和泥,烈日下,汗水一道道从两颊滚落而下。我突然想起那些训练有素的工蚁,他们在庞大的群里里按部就班的活着,像极了远方的扁娃的小工生活。

      在嘉峪关干了不久,同村有人在北京开了印刷厂,回来招工时,扁娃就去了。在一堆人中间,唯有他用心跟那些冰冷的机器谈着“恋爱”,直到拥抱了彼此,熟悉了彼此的呼吸和气味。有了手艺做资本,扁娃跳槽了,收入也跟着上去了。摆脱了小工和学徒的身份的扁娃,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在北京远郊,扁娃过着倒班的生活。上了班,在机器的轰鸣里坚如磐石。下了班,混迹在一群天南海北的打工者中间自娱自乐。他们住低矮拥挤的民房,吃小餐馆里来路不明的饭菜,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无暇顾及。在首都的褶皱里,他们是一群被文明遗忘了的人。

      自从扁娃打工开始,我们俩的生活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交集少得可怜。即使偶尔见了,原来的亲密无间也无处寻觅,多了成人世界虚假的客气。

      那年他回来结婚,我正上大学。时值春节,寒风凛冽,我和涛儿两人摸着黑给他去接媳妇,回来时爬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拉得嫁妆,顶上盖得崭新的缎面被子。我们爬一摞被子上,在冬日的清晨兴奋难挡。
   酒席上,他转着圈敬酒,一直嘿嘿笑着,脸色微红。到我这儿,转头给媳妇说:这是咱兄弟,我结婚呢,专门回来的。我听了心里一阵喜,又一阵悲。发小结婚,自然真心为他高兴,为他祝福。悲的是,当时我已家不成家,无处可回,原本打算在亲戚家过个寒假的。又想起儿时的纯真岁月,如今一去不返,前途也不知究竟,内心几近酸楚。

      自结婚那次后,我们好些年没见了,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沉浮着。从别人哪儿,知道他当了爸有了儿子,后来又有了老二。媳妇孩子跟着他都去了北京,他还干他的老本行,媳妇在厂子门口摆摊卖凉皮。他父亲去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阵惋惜,后悔自己后知后觉,没能回去。至于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闹僵到不可收拾,我也是后知后觉,知道后,只觉不可思议,原来那么热闹的一个家啊,如今竟让人如此唏嘘!我突然想到,当年他母亲嘴不饶人,似乎管里又管外。可实际上,这个家还是寡言而沉稳父亲当的。他父亲不在了,他母亲空有一张嘴,怎奈何得了一个家的分崩离析呢!

      后来我回来了西安,他还在北京。我刚辗转陕北,他却打道回府了。几次回去,我们都小聚一起,聊童年往事,必然也聊到琐碎家事,他的无奈和叹息明显比别人多得多。他说想回北京去。我劝他说,好不容易回来了,工资还不错,西安消费也低,离家也近,回北京干嘛?他并不明确地答我,又一阵摇头叹息。我知道他一言难尽,也不再多说什么。

      后来他果真回北京去了,一个人去了,老婆孩子留在了老家。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在北京待着也非长久之计,上个所谓的打工学校,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不说,一个户口隔着两个世界,孩子也没归属感。至于媳妇一个人带俩孩子,他没法陪在身边,他也没办法,万事难两全,多少人都这样,又不是他一个。

      说起来,扁娃算老北漂了,漂到什么时候呢?高端人才留京难,何况是他?终归还是要回来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常常隔着网络问我什么时候回西安?我估摸着还得个六七年吧,四十左右的年纪,人到中年了。我也想早点回去,可故乡一旦离开,回去谈何容易,何况故乡和我们都已物是人非。我知道他也想回家,可家已不是幼时的家,回去如何直面现实那个面目全非的家呢?他可能还没想好。

      他也常看我写得那些所谓的文章,还鼓励我坚持下去。有次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微信里问他啥事。他只说没啥事,就是想和我说说话。其实我本可以回电过去的,只是我本不善言谈,又隔着空间,话语更是少得可怜。我想到他一个人的北京生活,在机器的吵杂外,在工友的喧嚣外,他如何寂寞及思乡的侵蚀呢?我可以用书抵挡那些人在异乡的孤独寂寞,他如何抵挡呢?我不敢想。或许,他远比我想得坚强,我泡在文字里太久,太矫情了而已。

      有时我们说起老来的生活,都说老了都回村里去,种地养猪,过田园生活。闲暇之余,就聚一块晒太阳聊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时偶尔做梦,又回到了村里,推开扁娃家的门,一眼就看见那棵枣树,细碎的淡黄的花开了,地上也落了薄薄的一层。扁娃蹲在枣树下,端着老碗吃着饭。一抬头,看见我了,轻说一句: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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