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乡二题

　　　　　　　　　回乡二题 　　　　　　　　　　叶梓 　　　　　　　　　旧衣服 　　每次回家，总要提前准备好几天，我甚至有时会列出一个长单子来。祖父的茶叶，祖母的糕点，父亲药房里需要的龟箭草，母亲的降压药和小剂量阿斯匹林外加一件新衣服，两位叔叔的每人一条的奔马香烟，一样不能少。当然，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我回家路上最占地方的东西：旧衣服。 　　带上旧衣服回老家，起初妻子不同意，嫌我给她丢人现眼，总会埋怨说：“要带就买件新的，这样多小气！”。 　　“那得买多少件呀？”我说。 　　“给爸妈买上就行了。” 　　“家里亲房亲戚多，家家得有些”。事实也是这样。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一切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可我们两口子都没有料到，这一省钱的举动，倒给妻子在老家落下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名声。当我把这一“信息”反馈给她时，她笑着说这就是歪打正着。 　　我带去的旧衣服，来源不同，我穿过的最少，因为平时不大在意衣着，平时也很少买衣服；妻子的较多，更多的是从岳母家里拿来的。我经常从岳父家张罗不少他们淘汰下来的旧衣服，堆放在我家的阳台上，然后再转运到老家。每到回家，我都要大包小包地要带上好几包，堆放在长途客车上，占了人家不少地方。 　　说实话，带旧衣服回家，就图个送人。 　　母亲年轻时是村里很有名气的裁缝，她会根据亲房和亲戚的远近，量体载衣地依次送出去。当然，亲戚和亲房在先；倘若带去的旧衣服在亲房亲戚里确实找不出一个合适 的人来穿，送给邻居们穿。我见过母亲给邻居送衣服的场景。她提起一件看起来仍然很新但在城里已经过时的衣服，自言自语，“这么新就不穿了，多可惜！”内心的舍不得溢于言表，但母亲把衣服塞到邻居手上的时候，她还是要说句听起来似乎很大方的话：“乡里乡亲的，谁能穿，谁就穿呗”。 　　在我的理解中，这不是虚伪，反倒是一种真诚。 　　小时候逢年过节，我们姐弟闹着要新衣服时，母亲总会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话。现在，当她面对这些我带来的在她眼里觉着有些太可惜的旧衣服是时，一生节俭的她，不知道心里想有些。一次，我听到母亲和乡亲们聊天时，“我家的球娃过得好着呢？你看，新崭崭的衣服都不穿了。”我带去的旧衣服，让母亲对我现在的生活宽下了心，与此同时，也多多少少引领着乡间的时尚。堂妹穿上妻子的超短裙，看上去楚楚动人，一点也不比城里姑娘差；我退下来的夹克衫，父亲穿上，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能年轻十来岁。当我回老家看到旧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时，心里总会充满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虽然说在外工作五年，在乡亲们眼里我好像认识不少人，但实则我是渺小而卑微地生活在城里。我承认，我给他们帮不上什么大忙，比如说扶贫项目，比如说贷款，比如说修建希望小学。我力所能及的，就是带些旧衣服回去，让亲房亲戚们以及邻居们穿，但这已经让我心里有了一种满足。
　　　　　　　水花婶 　　听母亲说，水花婶病得很厉害，是什么癌，治不了了，再说家里又没钱，只能在炕上撑着。我说去看看，母亲说去吧。我就拎了些水果糕点，和妻子去了。妻子没见过水花婶婶，但让她同去是有来由的：水花婶是看着我长大的人，小时候她经常摸着我的头说，“球娃，长大娶上媳妇了，我来接生，也免了你家的红绸子”。水花婶是村里的接生婆，她每次接生，乡亲们都会送她一米红绸子，以示谢意。谁知我后来考上大学，生活在城里，用水花婶的话说，“是她没这个福气了”，可我觉着是我没这个福气了。 　　进了家门，她家和我记忆中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像一幅画，只是掉了点色，显得旧了些。老家杨家岘，因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这些年来一直是一幅富不起来的样子（但让人不解的，虽然没富起来，但像货郎呀木水桶呀等颇有诗意的人与物，却完全消失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水花婶在炕上躺着。她见我来，一脸高兴，吃力地坐起来了，还往炕沿边挪了挪，向我问这问那，我一一回答，像个小学生。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还时不时地摸我一下。小时候她经常这样摸我的头。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我不会劝，就在炕沿边愣愣地坐着。她自个儿掏出一角大红的手帕，揩去泪珠，突然拉住我的手：“球娃，求你一件事，咋样？” 　　她的问话，把我给怔住了。 　　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知道她最小的儿子今年刚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自费的那种，找不上工作，她想让我帮着打个活。听得出，她指的活不是打工的活，而是上班。说着说着，水花婶明确地“表态了”，要我一定想办法弄个乡干部让他儿子当当。她还说，事成了，不会亏待别人，给人家送点菜籽油，再送一袋洋芋。我知道她一辈子没见过世面，在她眼里，天下最好的活就是乡干部了，她觉着吃皇粮的人也就是乡干部，可以抓计划生育，可以收费。她万万没有想到，天下比乡干部工资高又清闲的活，太多了；她更不知道，在这个年代，当别人替你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还敢用一箱鸡蛋和一筒菜籽油去感谢？ 　　尽管这是真诚的谢意，但这个年代已经不再承认甚至拒绝它们了。“球娃，听说你认识的人多”。球娃是我的乳名，回到老家，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么叫我的。我接着听到的话，几乎像一种乞求：“飞飞是我最小的一个崽，你帮他一把，我走了也就心安了”。说毕，可能是坚持不住了，就躺下，掏出她的大红手帕，不停地擦着眼泪。 　　出门的时候，我心想，水花婶的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甚至说，我要托人给飞飞找一个在俗人的眼里比乡干部更体面的活。因为她感动了我。她对我的感动，不仅仅是曾经的岁月里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更重要的是，是她让我目睹了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掏出手绢擦去眼泪的场景。再说，在这个纸巾泛滥的年代里，一块盛行乡间的大红手绢，给了我好多好多的回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