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大师〔文化随笔连载〕（一）

　　　　　　　　仰望大师〔文化随笔连载〕
　　那些人，那些事，离我们远去了，历史的烟云遮蔽了迷蒙的身影，抬起头来仰望，在浩瀚的岁月星空中，我们只能看到漂浮于时光之上的生命碎片，个体的记忆永远无法复原真相，而我们只能透过那些模糊的流光碎影，通过钩沉与拼接，呈现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轨迹。

　　　　　　　　　　　　　　　　　　　　　　——题记
一·王国维 飘逝于昆明湖的灵魂

　　1927年6月2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波平浪静。风光旖旎。

　　从有关史料上得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在美丽的昆明湖畔，荷花绽开鲜艳的花瓣，习习微风里，紫燕飞来飞去，蝴蝶穿梭于柳荫之间，让硕大的翅膀驮满阳光，从容自在地展示着天使般的姿容。这样的日子，应该是诗人写诗，画家作画的时刻。

　　上午10时许，湖岸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略带憔悴的背影。这是一个老者，他身着长袍马褂，戴一定黑色的瓜皮帽，肩后拖一根发辫，无论从那个角度审视，都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朝遗老。他并不是游客，那个乱世，来颐和园观光游览的百姓少之又少。老者慢悠悠地在岸上徘徊，步履滞涩沉重，大概过了几分钟，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只抽了几口，就起身向水边走去，然后毫无犹豫地跳了下去。

　　这时，原本在远处忙碌的一个花匠，听到落水声急忙赶了过来，急忙搭救，水不深，但由于湖底沉积了太多的淤泥，当落水老者被费力捞出后，他的嘴里以及鼻孔中都已经填满了污黑的淤泥，心跳停止，没有了呼吸。花匠报警，之后人们才知道了死者的姓名，他叫王国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金石研究专家。

　　王国维投湖自尽了。1927年6月2日，一颗闪耀在水木清华园的国学大师永远地闭上了那一双忧郁深邃的眼睛。这一天，清澈透明的昆明湖水刹那间掩埋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也就是这一天，那一泓碧波，浸湿了中国近代史乱云飞渡的章节，从而给思想文化界蒙上了一层迷雾。

　　没有谁知道王静安自杀的缘由。多年以后，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提供给人们的仅仅是一些猜测。从因果论出发，大家把探寻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到静安先生生前的一些日子，试图从中找到一些揭示其离开人世的原因，还原一个生命陨落的轨迹。

　　有人给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历史背景：1927年春，北伐进军逼近北京，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恐慌震动。四五月间，革命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下徐州，在河南为奉军击败，河北山东情势危急，人心大乱，王国维心情沉重。

　　有人给我们叙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6月1日，王国维曾参加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的毕业典礼，在师生告别宴会上饮酒赋诗，后回家休息。翌日晨起床，跟他的几个子女用餐，她的太太潘氏还为其整理衣帽，精心地给他打理那根发辫，后来王国维就离家上班去了………

　　但所有的这些，都依然无法解开王国维自杀的谜团。一个生命一旦消失，所有的解构与审视似乎都成了多余，死者长已矣，有谁又能够再次发现他的心路历程！后世的一些人根据王国维生前的经历与个性，甚至断言，他的死是为了殉情，用生命换取大清皇帝的恩宠礼遇，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就或多或少有一种一厢情愿甚至泼脏水的意味。世俗说，盖棺定论，问题是面对一个大师级的文化人物，何人能够为他“盖棺”，何人又能为他“论定”？

　　离去的路迷迷茫茫，只有回来的路依稀可辨，每一个足迹都隐含了一个人生活、理想乃至生命的密码。

　　抛开王国维的死不论，让我们看看他留在时光村落里的那一行行脚印，在眺望中搜寻那些残留在历史烟云中的生命断片。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幼年家境贫寒，虽苦读未能考中秀才，后弃绝科举，经人介绍，来到罗振玉的“东文所”研习外交与西方科学，后前往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追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王国维的家乡海宁地灵人杰，名人辈出。自唐（七世纪初）至清末（二十世纪初），海宁共有进士366人。孕育了东晋（317-420）学者干宝，唐代（618-907）诗人顾况，宋代（960-1279）女词人朱淑真，明代（1368-1644）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清代（1644-1911）大学士陈元龙（阁老），诗人查慎行，数学家李善兰，诗人徐志摩、穆旦，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佛学家太虚法师、印顺法师，学者、书法家张宗祥，训诂学家朱起凤，铁道学家徐骝良，红学家吴世昌，戏剧家沙可夫，教育家郑晓沧，植物学家钱崇澍，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漫画家米谷，科学家沈鸿，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许国璋，美术理论家吴甲丰，香港实业家查济民，作家金庸，陈学昭，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篆刻书画家钱君陶等一大批名人。

　　在众多名家中，唯有王国维是一个异数，一个另类。他生前走过的路，死后留下的谜，几十载春秋过后，依然令人怅怅，唏嘘不已。我想到的是，王国维个人的成长历程，时代的沧桑巨变，以及东西方思想的碰撞、旧学与新学的矛盾纠葛，都会给他的情感与生命带来难以抗拒的影响，从而使他走上绝路。

　　静安先生离世后不久，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其中有两句话意味深长∶“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五十年风雨人生，五十年世态炎凉，五十年车载斗量之学问，五十年白云苍狗之变幻，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给一代国学大师带来解脱和超越，冷眼看世界，他看到的是生命的苍凉与绝望，最终让他走向了昆明湖，留下了一缕青烟般的孤魂，悠悠地飘向天际……

　　埋葬他的日子是一个阴天，下着雨。由于正值暑假，学生们都放假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几十人。他的葬礼格外冷清。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著作的校勘编辑工作，一年内，将他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出版发行，书名曰《海宁王忠悫公文集》。

　　两年后，清华大学同仁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了碑文，陈为静安先生撰写的墓志铭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也许，我们用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言，来审视王国维一生的迷茫和恐惑，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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