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止高山人亦沉

文/雨潇凌
　　父爱如山。这是我从中学课本里读到的句子，却从来没有认真掂量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一直以来，我都心安理得的沉溺在这份如山般的大爱里——因为无知，而觉得理所当然。
　　父亲出生在文革前。和所有50年代末出生的人一样，童年还没过尽，他就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陡然跌入那如同炼狱的阴霾浩劫，整整十年。童年和少年，他的记忆里，除了苦难，还是苦难。文革结束后，爷爷早逝，原本贫困的家庭，再次雪上加霜。古语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生活的重担便悉数落在他身上。那年，父亲23，一贫如洗，母亲义无返顾的嫁过来。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长年奔波在外，鲜有住家。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也总是显得静默非常，一切全仰仗母亲主持。那些在同伴那里听到的诸多关于父亲如何凶狠，是怎样打骂他们，和他们的惧怕心理，虽然近在咫尺，我却成了永远的旁观听众。父亲没有骂过我一句，更不论伸手打我，甚至连一句寻常的重话也未曾听他说起，而且，我亦没有目睹在无数家庭里发生过的雷霆大怒，也没有看见他和母亲红过脸。甚或有一次，母亲无故发脾气说要去小姨家，他都急得哭着让我去劝阻母亲留下。这种困难生活磨洗出来的沉厚温良，让我觉得对他生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轻佻，更谈不上儿子之于父亲起码的敬畏和惧意。父亲，在我当时看来，与“山”隔绝，是一件再寻常不过之事；而那时，我真是太过聪明了。
　　我一直试图探讨清楚，为何人长大后，与父母的交流会急遽地减少。我从小开始，却带着天生的顽疾被拒在这扇情感的门外。而在中国的农村，情感含蓄更是根深蒂固。待及我在外求学，这种家人间的交流近乎为零。父亲的不善言词，甚至可以说是木呐，在我少年时，在我和他之间象是横穿而过的一道高墙，让我们始终做不得推心置腹，促膝相谈。我在他这种“无语”的牵连里，似是回归到了最初血浓于水的默然之中，藏在心府，不露声色。所以后来母亲笑着说，他从来都没有抱过我，我亦没有惊讶半声。
　　临近大学毕业，我从武汉回家，吃晚饭时，父亲让我陪他喝一杯。这是他头一次邀我和他同饮，平时都是劝诫我滴酒不沾的。三杯两盏淡酒，似乎轩敞了情感的屏障，我第一次觉得他是离得如此近。头顶的电风扇幽幽的转着。农村宁静的夜晚，昏黄烂漫的人家灯火，映着沉静的土地。远处稻田里蛙声一片，此起彼伏。父亲话语不多，却一如既往的沉稳。他淡淡地问我关于毕业以后的打算，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作答，只低着头听见他钝重如芒的声音，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出门在外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不要你负担太重。如果工作后还想继续深造，别的没有，基本的生活费是没问题的，以后凡事都是看你自己了。盛夏风吹，却是猝不及防的悲怆。
　　虽然家里从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但是遇到大事，母亲还是要寻父亲拿主意。男人，始终是家里的顶梁柱。多年以后我明白，父亲秉持的温和质朴的生活态度，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大山，一座看不见的大山，一座跨越不过的大山。有很多时候，我想与他真正的对视，却往往都在我的自我形愧和负疚中，以我的躲闪而告终。那仓夷浑浊的眼眸，沧桑历经的容颜，犹如斧削刀砍，刻在时间的流里，让我隐隐生疼。我想试着腾挪一下，虞料那种沉重得让人颤抖的负疚感早已占据着我生活的全部重心，如影随形。
　　在父亲面前，我连虔诚而卑微的资格都没有；我把头压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却始终触不着这山的沙一粒。
父亲节, 怀念, 愧疚, 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