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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七缀集》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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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的《七缀集》一般较少受到关注。相比《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固然不及;相比《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在学者精英中的认知度,又远为逊色;被人津津乐道的几率大概还不如《槐聚诗存》,只有《石语》能跟它做难兄难弟。厚厚一本《钱钟书评说七十年》,单独研究《七缀集》的,一篇也没有。《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李广“数奇”,《七缀集》在钱氏作品当中也要算得“数奇”,命不好。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大概跟这本小册子的定位有关系。一方面,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评论,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另一方面,它又不像《管锥编》的气象万千,《谈艺录》的博雅华瞻,即使《宋诗选注》,也比它多几分体例上的完备肃穆。但是《七缀集》的分量,肯定不像它拿在手里那么轻飘(全书只有一百多页)。

      这集子收文七篇,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谈到此书的缘起,一贯风趣的钱钟书在“序”里说:“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又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

      七篇文章,我自己最喜欢《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上下古今的自由摘引,层见叠出的新鲜论证,行云流水的起承转合,处处感到作者逼人的才华。周作人也爱引用,也极渊博,可是冲淡雍容,略带苦涩,不像钱钟书,气盛言宜,顾盼生姿,且纯粹客观,超然于书海(和人海)之外。两位作家的“姿态”大相径庭。

      《中国诗与中国画》大意是说,中国画以南宗为尊,而中国诗就未必(诗坛的至尊千百年来公认是杜甫)。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罗列了大量的诗句和古人有关诗与画关系的丰富阐释。我循着他的文脉走,一开始还在想着目的地,后来留连于沿途的风光旖旎,既不多想从哪儿来,也忘了要到哪里去。每翻过一页,就如同发现一片新的风景,空山新雨,奇峰巍然,清溪落花,芳草鲜美。《读<拉奥孔>》也给人类似的感受,又不完全相同。全篇是与《拉奥孔》的主要论点——绘画宜于表现“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或情事——作印证与辨难。但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迷人的是这中间的过程。以阅读的美感来说,它不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以阅读的趣味来说,则有过之。因它实在很有“智力游戏”的味道,当然那是高一层的、精致的益智游戏。那种闯关般的快感,猜测下一步将怎样延展、继续、拓宽的乐趣,唯有“引人入胜”四字可以形容,虽然程度上形容得远远不够。

      以这两篇打头的作品为标准,余下几篇,虽也照样出色,并且更加通俗易读,却有“不过瘾”的感觉。《通感》、《林纾的翻译》、《诗可以怨》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但仔细一读,若有所失。押尾的两篇题目很长的文章,也不能给人醇厚悠长的口感。由此我觉得,《七缀集》适合倒过来读,从后往前看,渐入佳境,在看完最能带来艺术享受的“中国诗”“拉奥孔”之后合上——不是最后一页,是合上封面。

    相似的体验很多。比如我是看了《围城》,再看的《人.兽.鬼》。后者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四个短篇,不说字字珠玑,至少称得上篇篇精彩。但有《围城》珠玉在前,钱氏嬉笑怒骂的本领、观照人性的透彻、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剖析,在那本书里几乎写尽。何况它还有那么长的篇幅来从容铺展,那么大的规模来全面呈现,那么可观的容量来涵盖方方面面。与它一比,《人.兽.鬼》里的四个短篇,不管是夏志清推许的《猫》、《灵感》、《纪念》,还是他所不喜欢,从而一笔带过,说成“轻浮寓言”的《上帝的梦》,都显得格局窄小,长才未尽,读来未能痛快淋漓。当然《灵感》可能成为幸运的例外,它讽刺作家虽毒,到底在表面上采用了超现实的笔法,《猫》和《纪念》就吃了《围城》的亏,看着像《围城》的节选或片段,成为万丈光芒下的牺牲品。

      也有人质疑《围城》比喻太多,太精巧,在文体上有泛滥失控的嫌疑。水晶就说它“太俊俏了”,因而第二遍看时就不那么喜欢。孙珺干脆说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比喻精准得出奇,讽刺老辣得到位,机智处令人喷饭,非但不觉“失控”,反而感到不够,恨不能再有一部《围城》的续集才好。非要说《围城》有什么缺陷,恐怕是叙事风格的不统一。开头的上海部分是喜剧的,既令人击节叹赏,又严格掌握分寸。到三闾大学的途中,喜剧变成趣剧,漫画式的塑造人物如李梅亭、小店店主等,好象还有灵异事件穿插在内,好笑依旧,但境界略降。三闾大学那一叙事版块,又转为写实,锐利的笔锋刮下来,隐隐生痛,再不是之前那么轻松、让人解颐了(学校里的人事斗争,孙柔嘉的工于心计,方、赵等人的饱受排挤)。最后回到上海,终于变成了悲剧,基调的低沉已然无可挽回。一部以幽默为显著特色的长篇,收在下面这句话上,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的对人生的讽刺和怅惘,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悲喜因素的杂糅是作家功力的体现,前悲后喜的杂拌却不能不说是种遗憾。钱钟书写《围城》时还很年轻,假如他的《百合心》能够顺利完成,假如他不那么早就搁下小说创作之笔,他一定会有更深刻伟大的经典写出来。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二十世纪一百年,如果要找一个与钱钟书最相似的作家,非张爱玲莫属。他们同样出身名门,同样有博览群书的深厚学养、中西合璧的文字气质,生活中同样的怕见生人、不通世务,晚年也同样的闭门谢客。二人都是“智慧型”作家,在写作一道,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天分;又都擅长刻划中产阶级,对普罗大众保持着某种不愿承认的距离。他们都喜欢在小说里发议论,一有机会便要妙语滔滔;又都酷爱运用比喻,犀利锋锐,不过钱钟书的比喻像一幅幅画,张爱玲的比喻更像电影镜头。张爱玲下笔虽狠,却有深深的了解和同情,是既沉潜又超越的。钱钟书是十足的理智派,极少与书中人、书中世界有明显的情感共振,没有张那么浓稠的末日意识。张爱玲的视角是冷眼旁观,钱钟书则是高高在上的俯视。张爱玲洞明世事的后果是走向绝望,钱钟书似乎谈不上希望与绝望,在书斋中活着就无比充实,他不是狭义的乐观,而是广义的达观。钱氏口才极佳,张爱玲连一般人也比不上,竟要算是口齿迟钝。钱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张爱玲是众所周知的挫败。二人写作的时候都讲究矜持与克制,都有“自重身分”的端严。相对于他们所处的激烈的时代,相对于当时大起大落、情绪鼎沸的文学主流,他们的冷,显得十分异样(张爱玲在《殷宝滟送花楼会》里调侃过五四时期的话剧,说一来就看见女主角在舞台上惨叫:“天哪,我的孩子!”)张爱玲宣称是“站在一切潮流外面的”,钱钟书其实也是,只是他自有一份单纯的世故,身处漩涡中心,沉默是金,不说出来而已。金宏达说他“把读书做到极致”,这话含义微妙,很堪咀嚼的。

      钱钟书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也颇有名气,从中能隐约看到蒙田等西方思辩类小品文高手的影子。《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吃饭》、《说笑》等等,说脍炙人口或者有点夸张,说众所推崇总不错的。可是后来《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就不能让人满足,仿佛潇洒隽永的才气在前一本“边上”挥洒掉十之七八。其实二书未必真的这么判若云泥,还是因为先看到更好的,后看到较好的,有了心理落差。其情形一如《围城》与《人.兽.鬼》,《七缀集》的前两篇与后五篇。

      原本说的是《七缀集》,写到这里,发现已经走题。好在钱钟书说过:偏见是思想的放假。那么走题也就是写作的假期,像本篇这么离题万里,就算放的是国庆长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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