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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档案

2021-12-23抒情散文袁光熙
档 案档案,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那么重要了。除了当公务员、参军和在国家单位工作,需要档案外,毕业后到私企工作,或自己创业,当老板,谁还管你什么档案。但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档案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根本,是命脉。工作调动要调档案,入……
  
档 案
  
  档案,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那么重要了。除了当公务员、参军和在国家单位工作,需要档案外,毕业后到私企工作,或自己创业,当老板,谁还管你什么档案。但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档案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根本,是命脉。工作调动要调档案,入学、晋升、审查要查档案,奖励处分要进档案。特殊情况下,连结婚也要看档案。不管你走到哪里,档案都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你。绝大多数的人,是无法见到自己的档案的,根本不知道这决定自己命运的档案究竟装了些什么。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我见到过自己的档案。当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打开档案一看,最后的两页字惊得我目瞪口呆,我的心情一下跌落到冰点,全身像浸泡在冰水里,从头冷到脚。一会,一股怒火在心头熊熊燃烧,烧得我全身冒汗,仿佛置身在火炉之中。这档案上究竟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会使我如此震怒,这一切要从几年前的一次战备训练说起。
  1964年9月我进入高二年级,担任校团委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其中一项任务,是每周出一期黑板报,校刊团刊在内,共计十个板面。从组稿、修改、定稿到版面设计、抄写出版,都由我出面组织。这对理科尚可,文科较弱的我来说,显得相当吃力。因此,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同时不甘落后的我,为了保持在班上前几名的学习成绩,自然还要起早贪黑,刻苦学习。紧张的学习、工作,使我旧病复发。我从小患有荨麻诊,劳累体弱时常常发作,一旦发作,全身起红色斑快,剧痒,并伴有强烈的腹痛。但我仍咬牙坚持,没有耽误工作和学习。
  就在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国政府表示,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云南地处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前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上级决定,在学生中组织战备训练,全校编为一个民兵营,每个教学班编为一个排,拟由我任排长。在一次干部会上,饱受疾病折磨的我,郑重向上级提出,我现在身体有病,当排长有困难,建议由其他同学担任。会议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普通正常的建议,在我日后的档案中竟完全变了味,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几乎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
  会后,一个“做梦也没有梦到自己会当排长”的同学当了排长,我任副排长。强烈的责任心和一贯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我承担起不少具体事务,努力协助排长工作。我咬紧牙关,拖着带病的身体,自始至终参加了全部战备训练。每天集队上山,摸爬滚打,刺杀打靶,半夜紧急集合,搜索“敌特”。一天夜间,突降暴雨,沙河涨水,堤坝危急,营部命令防洪抢险。我带领大家冒雨战斗在河边,打木桩,挖土、扛沙袋,至到天亮,全身湿透,才筋疲力尽的返回。在一个寒冬之夜,苍山森林失火,全体高中民兵奉命上山灭火。我和全排民兵,登上海拔4千多米的苍山,在漆黑一团的密林中,在险峻崎岖的山谷中艰难跋涉了整整一夜。虽然由于火势已灭,没有经受烈火的考验,但一个个又冷又饿,又险又累。对我来说,战备训练和这两次行动,劳累还是其次的,最难以忍受的是疾病的折磨。苍山上的冷风使我的手脚和脸出现了大片的斑疹,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防洪时,雨水湿透了衣服,被湿衣紧裹的全身,疹块密布,奇痒难当,腹痛如绞。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默默地坚持到结束。而排长因自幼患有心脏病,那两次行动都没有参加,重担自然落在我的肩上。
  战备训练结束了,根据我在训练中的突出表现,营部决定,让我任排长,原排长改任副排长。对此,我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将会打击原排长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两人的关系,使我的工作负担更重。但这次营部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坚持了原来的决定。我的民兵排长就一直当到了毕业。
  毕业前夕,我对大学充满了期盼和幻想。根据我的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很重要),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和在校的一贯表现,考取重点大学,重点专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文革风暴的到来,不仅打碎了我们的大学梦,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由于与原学生会主席梅花等人的矛盾,还在运动初期挨整,被打成阶级报复分子的爪牙。(参看《梅花》)
  幸而,外地红卫兵的到来,改变了斗争的大方向,转而批判“走资派”,批判使我们挨整的“资反路线”。我们摇身一变,成了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一些同学冲进市档案馆,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将档案全部抢出,退还个人。这样我便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档案。
  我焦急地翻阅我在文革中挨整的材料,却什么也没有找到,看来由于形势变化太快,还未来得及归档。我长舒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当我看到高考申报表时,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高考申报表的个人鉴定上,有这样一段话:“1964年,战备训练时,要他当排长,他说干不了,当战士又说身体差。”在市招生办的审查意见一栏中,写道:“该生觉悟较差,只可录取一般专业。”
  什么是断章取义,什么是移花接木,什么是杀人不见血,在这份存入档案,将跟随我终生的高考申报表上展露无遗。
  明明是身体有病,请求不担任排长,却变成了排长干不了,连战士也以身体有病为由,不愿当,在鉴定撰写者的笔下,在战备训练中,竭尽全力,带病坚持,表现突出的我,被他妙笔轻轻一改,成了一个在形势紧张时的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之徒。更可悲的是,市招生办的有关人员,仅凭鉴定的支言片语,不作调查了解,不看其他材料,就轻率地下了“该生觉悟较差,只可录取一般专业。”的结论。按这样的结论,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如果参加高考,不要说重点专业,即使一般专业,也不可能录取,我的大学梦将莫明其妙地彻底破灭。这份材料如果继续保存在我的档案中,将成为我入党、提干、晋升的重大障碍。而我却毫不知情,连喊冤处都没处喊。想到这些,我脊背上冷汗直冒,感到一阵阵后怕。
  是谁干的呢?我找了当时担任营领导的老师,他们惊异怎么给我写出这样的鉴定,但却说不出是谁干的。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当时的班主任,梅花的幕后支持者,只有他有这种可能和权力写这份鉴定。然而他已经躲到外地去了,我也无心追查,即使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是幸运的,历史的机缘让我不但见到了自己的档案,还能将这份对我十分不利的材料,从档案中剔出,使之没有对我的未来产生影响。但我想,类似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对于那些档案中装有不实之词,自己又无从知晓,更无法改变的人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8-13 17: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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