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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父亲的骨头(《柔韧的弱骨》再修改稿)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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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了,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
不经意时,不自觉间,父亲就会出现在我的心里,内心随之泛起的,是一种隐隐的,无法形容、无法消除的痛。这种痛,不觉持续了二十余年。
母亲在世时,常常说父亲懒,说父亲没用。兄长们大致也如此。他们对父亲一肚子偏见,一肚子怨怪。我却为父亲叫屈,更为父亲鸣不平。

1

犹记得,寒冬里的早晨,我家的百年老屋里,散发着悠久的芬芳的气息。母亲在灶房里煮稀饭,哥哥们起了床,养姐在切猪草,我和弟弟们睡眼惺忪。父亲拿一个斑驳的搪瓷脸盆,从厨房里打来半盆热水,又从木壁挂上取下仅有的一条旧毛巾,挨个给我和两个弟弟洗脸。他不说话,默默地给我们抹去眼角的眼屎,抹去鼻孔下的鼻涕,抹去脸上的污垢,再用毛巾擦净我们乌黑的小手……轻轻的、轻轻的。可我们还是觉得疼。他这么不声不响地,把半盆清水洗浑了,洗浊了,然后再给自己洗。
太阳映红了东方,叮叮当当的钟声在村口响起,社员们收早工了。父亲回家喝完一大海碗稀粥,就要往村中心的大队部去。他是会计,每天都按部就班。放下碗,父亲带着少有的笑容,轻轻走近摇篮,抱起刚咿呀学语的小弟弟,冲着他“嗨……哎嗨,嗨……哎嗨”地逗乐一番,又唆起嘴唇,对着小弟一阵亲吻,再用他刮过胡须的脸,贴着小弟弟稚嫩的脸,轻轻地摩挲。把小弟放回了摇篮,父亲挺直腰,迈开双腿,一脚前一脚后,无声地跨出了门槛。一排长长的木构老屋,一家连着一家。父亲反剪着双手,沿着屋檐下的阶基缓缓而行,不算高大的背影,从容地消失在百米之外的巷门口。
好像是唯一的一次吧,父亲开会从南昌回来,提了一个塞得满满的帆布提包。他给我们买了礼物。我们七个孩子,兴奋地围在厅堂中央,争看着父亲从提包里变魔法一样往外拿东西。那些东西具体是给谁的,父亲没来得及说,我就看见了一双水红色雨靴子。顾不得后面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我抢先穿起来。走几步,雨靴子居然唧嘎唧嘎响。我兴奋地穿着雨靴往屋外跑,沿着巷子转了一圈,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了一番。回到家里,突然看见姐姐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我跑过去就夺。姐姐不让,我硬是把布娃娃夺到手里,竟用布娃娃狠狠地砸她的脑壳。父亲霍地站起来,不说话,却睁着大大的眼睛睁,狠狠剮了我一眼。
我幼时体弱多病,是父亲常常背着我去合作医疗所看医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父亲不避风,不避雨,默默护着我,让病蔫蔫的我趴在他的后背上……

2
父亲学过两门手艺,木工,篾工。但是,我们小时候从未见过父亲干木工活。父亲的珠算好,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祠堂里过年的对联,家家户户门口的春联,大多都是他的笔迹。
我曾经问父亲,您做会计,又写毛笔,读过很多书吗?珠算是怎么学的?父亲说,他没有正规上过学,只读过一年夜校。我很想听他继续说下去,他却不做声了。许是他不想告诉我们,我的祖父曾经教过私塾,他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爱刨根问底,又问,那您是怎么当会计的?他不急不缓地说,55年建初级社,村里找不到当会计的人,他就自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珠算》,夜里点燃一盏油灯,边看书边拨算盘珠子,仅仅一个通宵就把加减乘除都学会了。说到此,他又不往下说了。母亲接过话,说父亲年轻时,就爱读《水浒》、读《三国》,读得入了迷,却不肯干活。解放的时候,父亲丢下斧头、篾刀,当了农会主席。当了就当了吧,可他吃不得苦受不得累,就只能当会计了。父亲不理会母亲的话,也不跟她计较。小小的我,不知道母亲的话里暗藏了什么玄机,只知道父亲每天很早就去了办公室,总是在写什么东西,好像不是会计,倒像是文书了。那时间,一个一个的工作组,一个一个的运动,一个一个的会议,父亲都在写标语、贴标语,常常忙到深更半夜。可是,当时我还是很想听父亲讲一讲曹操,讲一讲刘备、诸葛亮……可父亲还是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把夜间在村东头樟树下听来的三国、水浒片段复述给父亲听,他却说,不是这样的,都是胡扯的。我问他,那是怎样的呢?父亲不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就是不记得了!那是些封建的东西,有啥好讲的!
听村里的长辈说,我的祖上是有文墨的。族谱记载,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的秀才,曾经做过民国时期粤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洪兆麟任命的参议官,后来却尸骨无存,不知所终。祖父像一个红脸的关公,后来不教私塾了,只和伯父用一块薄沙地种菜。伯父被抓了壮丁,祖父就独自种菜,让父亲去学了木匠、篾匠。祖父人极善,看到路上的石头露出地面磕脚,把人家的脚趾磕出血来,他就弯下腰去,对着石头说,唔唔唔,你磕破人家的脚指了!我把你挖掉去。然后就将石头挖出来,埋得深深的。再后来,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地里的庄稼不是被旱死,就是被涝荒,家里就只能靠祖母、姑姑、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计。
父亲会读书,却没钱读书,身体弱,会木匠篾匠,却不善干重体力活。听母亲说,父亲总是腰疼,挑不得,扛不得。仍记得,我家自留地里的一角,长年种着一丛野荞麦。有一个土秘方,白公鸡和野荞麦一起炖能治腰疼。母亲每年特地养大一只白公鸡,就到地里拔几棵野荞麦,把白公鸡杀了,和野荞麦一起炖汤给父亲吃。父亲把汤喝了,又把鸡吃了。吃着吃着,父亲慢慢不腰疼了。父亲牙也不好,总是疼。他买来一味中药条,回家将药条点燃了,直接放到牙齿上烧灼。我看着他将红红的火苗放到牙齿上,额不皱眉,脸不变色,暗暗惊讶,问他,不疼吗?父亲说,哪有不疼的?不疼哪里会好呢?忍忍就过去罢了。烧着灼着,他的牙齿也不疼了。直到老去,父亲的牙齿还是好好的,不动不摇。
当时,社员们对父亲的态度是极复杂的,一方面视他为肚子里有墨水、有学问,除了珠算、毛笔字,还会不少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村里每年照例在祠堂里添红丁,给婴儿取名字,给族人写红帖,样样都少不得他。有人说,父亲不仅有才学,而且正直,刚毅,“修建创置,尽心竭力,毫无妄费”,这是族谱里对他的赞语。据说,父亲当大队会计期间,他的往来账目丝毫不乱,如若大队的头头们想乱吃乱喝乱开支,他都会挡回去。可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视他为文弱,不会耕田不会耙地,肩挑手提都不如人,就只会坐办公室。父亲整日坐在办公室,就是为了躲避日晒雨淋,就是为了逃避艰苦的劳动。在那个以一线劳动表现为唯一标杆的年代,父亲好像做不了群众的领头人,当不了先进,更别提入党了。我长年看见父亲带着整党建党学习资料回家学习,年复一年地申请入党,可他就是入不了党。

3
那年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村子里红旗飘飘,社员们敲锣打鼓,大哥胸前戴上了大红花,我们全家欢天喜地,把大哥送去了部队。
我们成了光荣之家。
转过春,转过夏,家里突然全变了。都是因为我,让全家处在了漩涡之中。
那是小学二年级,我八岁。夏秋之交,太阳快落山了。放了学,我去大队部寻找父亲。进到大队部前厅,猛然看见一群人围着中门的墙角,或指指戳戳,或交头接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缝里钻进去,有人指给我看,原来墙脚下写了八个字,虽模模糊糊,但依稀可辨。有人低语,是反……动……标语,哼,竟敢骂万人景仰的……这还了得!我也跟着愤怒极了。待人们散去,大队部只剩下一盏暗黄的电灯。我到处去寻找毛笔。父亲问我找什么,我不吱声。终于找到毛笔了,我将毛笔蘸满墨汁,小手愤怒一挥,将那八个字涂得一片漆黑。村里有个工作组,一个人正好经过,一把擒住了我。
大约过了三天,天黑了,我挤在一群戴红袖章的小孩子中间,去给地主富农封门。工作组组长说,这些地主分子晚上会出来搞破坏,戴红袖章的孩子们就天天上门去给他们门上贴封条。闹闹轰轰走进一条巷子,大队长突然在人群里喊我,叫我赶快到大队部去。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很高大,很威严,正坐在父亲的办公室等我。那里没有其他人,父亲也不在,我心里很忐忑。暗黄的电灯下,两个公安的人眼里露出凶光,在我面前拿出一根粗大的绳索,又掏出一支驳壳枪,啪地丢在桌子上,指着我道,老实说,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是不是你妈妈教你写的……不说?抓你去枪毙……再然后,我被“打·倒”了,也被学校开除了。
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利用夜间纺纱织布,每织成一匹布,就要躲躲藏藏拿出去卖钱,用以补贴家用,于是成了“投·机·倒·把”,剃成了阴阳头,三天两天挨批斗。父亲细心将那万人景仰的人的头像放在樟木箱里,以备不时之需,却被冠之以将“xxx”锁在箱子里的罪名,清除出了阶级的队伍,不能再当会计了。
公社来了通知,让父亲去参加学习班。父亲背起背包、薄被,以他一贯严肃不语、镇定沉闷的神情,独自走出了家门。我不记得那时他有没有和母亲辞别,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和儿女们说什么话。我想,他当时应该是痛苦的,但他将这些藏在心里,丝毫不对外人道,也丝毫不让外人知道。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压抑着哭声喊:爸爸……爸爸……可是,父亲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叫我爸爸!”
刹那间,我的心痛了。但,这是为自己而痛。
父亲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去了哪里,学习了什么,有没有挨批挨打,回来后他守口如瓶。紧接着,大队长带着一群人,把我们家准备做房子的旧房料扛走了,没收了。父亲像任人宰割的羔羊,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将一根根木头扛走,沉默不语。又看着他们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将楼上粮柜里仅剩的两担谷子挑走,依然是敢怒而不敢言。
家里已毫无光荣可言。当兵五个月就入党的大哥正要提拔,从此没有了机会。父亲写信给大哥说,他要将我送到姑婆家去,而且我已经在姑婆家了。但这并没有挽回大哥的前途。       
之前,父亲每一次走出家门,走出巷口,都是反剪着双手,挺直了腰杆的。现在,他依然每天从巷门口出出进进,却再不能反剪双手了,但腰杆仍然是直的,只是肩上扛了一把锄头,或者担了一担粪桶,又或者拿了一把镰刀。父亲干起了半生半熟的农活,学习着犁田耙地。每天和社员们起早贪黑,他成了一个更加沉默的人。我知道,父亲心里肯定是不服的,但他隐忍着,隐忍着欲要等待坏人的终日。每当听社员们议论,某日某时,头头悄悄让会计去买了猪肉,砍了牛肉,抓了鱼,沽了酒,带着副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躲在谁谁家里大吃大喝,喝得酒醉熏天,他就会嘟哝几句:“吃了去死吧!……我总会看到你们去死的!”
父亲不当大队会计了,回到了他本来的底层,甚至最底层。没有了“俗务”的羁绊,没有了做不完的琐碎的公家事情,父亲不再出门。活着、睡着、吃着,干着,哪怕最辛苦的农活,也要咬着牙齿干。忙完队里的,再忙自家的。早起,断黑,父亲都在家里的自留地里专务种菜。春种苋菜黄瓜,夏种苦瓜辣椒,秋种茄子芹菜,冬种大蒜茼蒿。父亲只管种菜,不管卖菜,一旦菜长成了,都是让母亲挑到集市上去卖。
我觉得父亲十分可怜,开始为父亲而暗暗心痛了。

4
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前的家是安静的,安宁的,生活虽然清苦,却很少听到嘈杂的声音。父亲依然腰痛,母亲每年都给他用野荞麦蔸,炖一只刚刚打鸣的白公鸡。
然而,巨大的变故,让母亲乱了神智,失了魂魄。我们当时不知道,母亲已患了神经官能症,只知道她每天神经兮兮地焦躁不安,或者竭斯底里。她把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困苦、一切的冤屈、一切的愤怒……全都一股脑儿地倾泄到父亲的身上。只要父亲进了家门,只要父亲在她眼前,她就不停地对父亲数落、谩骂、控诉。她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不停地将最愤怒的语言像丢炸弹一样轰向父亲。家里没有了安宁的日子,父亲处在无边的屈苦之中。他先是隐忍着,沉默着,任母亲发泄,后来听不下去了,转身就往屋外走,或者扛起锄头,默默地跑到地里去。
日复日,月复月,母亲在无穷无尽的声讨、控诉中,将父亲一生的罪过,包括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都一点点一滴滴地揭露了出来。
父亲从小打母亲,打得母亲见父亲就害怕。母亲是童养媳,刚生下来就被外公抛弃到了野外。外婆偷偷把她抱回村里,藏在邻居的家里。第三天,外婆将母亲送到了我的祖父家。父亲学徒时,一边学木匠活,一边练武打。父亲打母亲的方法很特别,将巴掌伸直了,四个手指扣拢来,弯曲成一张弓一样,朝母亲的脑壳上猛地一敲,母亲头上就起了包,钻心般疼。也因此,年轻时保长带人来抓父亲当壮丁,父亲和他的二个伙伴藏在巷门后,突然举起梭标出现在巷门口,将梭标直指保长的胸口,吓得保长掉头就跑。
父亲不通人情,不讲情面。本来,父亲49年当了农会主席,别人没当主席都做到了社长、乡长,都是因为父亲办事不通融,得罪上司还得罪群众。母亲举了一个例子,当年,高级社新一把手上任之前,他的妻子出了丑事,和人通奸了。社里派人审问她,她今天说甲偷了她,明天又说乙偷了她。甲乙二人是做裁缝的,经常出入人家家里做衣服,一来二去,就和个别妇女有了私情。未上任的一把手决定正月初三开斗争会,狠狠地斗争乙。父亲不同意说,通奸是两个人的事,那就两个人一起斗呀。再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又没有捉到证据,怎么能随便斗一个人?结果就没有斗成。母亲揭露说,父亲那时本来是入了党的,前任书记交接前都宣布了,可是这位新书记一到任,一口否决了,说他刚到任,手续慢点办,观察观察后再重新决定吧。父亲不跟他对抗,心里想,我行得正坐得直,等等就等等吧。可是等着等着,没有下文了。
父亲还爱打牌,人家说,父亲办公室常常听到打牌的声音。“你就知道打牌,不打牌会si啊,害得我们母子如今……”母亲骂道。父亲辩解“我又不赌钱!休息时不能打牌,谁规定的……”母亲又骂:“你就是找借口偷懒!社员们都说你偷懒打牌!还想入党?……诶嗨嘞,你害得我们哪……”母亲不依不饶,紧追着父亲不放,父亲照例又不吭声了。
父亲的态度,大约是好男不跟女斗吧。可是,这激发了母亲的脾气。母亲从来是不坐弱的。
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最大的罪状就是“懒”,不仅懒,而且胆小怕事,不仅胆小怕事,还不管家不顾家。全家九口人、父亲竟将全部的担子都丢给她。无粮无钱日子,父亲不知道米在哪儿,油在哪儿,盐在哪儿,每次家里断了粮,父亲都是不闻不问,只在家里等吃,她就只好自己去谋,自己去借。为了借粮借米,母亲走东家,求西家,迈动双腿问外家,有时顶风冒雨,找到十几里外的姑婆家……母亲指责,父亲死要面子活受罪,让老婆、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受罪。这些是不是事实,父亲不争辩,不澄清,只是任凭母亲说。母亲还指责,父亲一辈子懒,年轻时就懒。学木匠出师了,独自去山里做木工活,突然遇到了大洪水。父亲正在过木桥,一股洪水咆哮着冲下山来,将他卷进了山谷里,险些死了。父亲受了惊吓,就找借口偷懒,再不去山里揽活干,这哪里有男人的胆气?……刚好解放了,父亲就丢下了斧头和篾刀,当上了农会主席。他把斧头和篾刀挂在木壁上,让它在壁头上生锈……母亲在每天的骂声中,说出了她的生活经,在农村,有一把斧头,加一把篾刀,日子是不用愁的,也没人会把你的手艺夺了去,偏要去当什么官。母亲还骂,父亲本该吃了“皇粮”的,也是因为懒没去成。公家本来发了衣服给他,发了枪给他。在一个叫姚墟的地方,父亲只站了一夜岗{那可能是一个无法描述的黑夜吧)就跑回家来了。不知父亲在黑夜里遇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竟然把衣服和枪都交了上去,再也不肯回去了。
千不该万不该呀,你吃了“皇粮”,谁还敢欺负一家老少?母亲说。
一大堆虚虚实实的帽子盖在父亲的头上,让父亲感到了巨大的屈辱。他终于愤怒了,霍地挺起了胸堂,睁大了眼睛,握紧了拳头,举起了右手……可是,只一瞬间,父亲却软了下来,颤抖着,转而伸出右手的食指,指天怒吼道:“有天!有天!有天!”
这是父亲强烈的抗议。他不承认自己懒。我也认为,父亲只是身骨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干起活来如狼似虎。然而,母亲不能体谅这些,更不能体会到,父亲这是在喊冤。于是,母亲丝毫也不示弱,加大了声音,继续指责父亲。父亲似乎忍无可忍了,再次握紧了拳头,将右手高高举起,恨不得将拳头砸碎母亲似的。父亲将手举到了最高,转瞬却又泄了气,轻轻将右手放下了。看着父亲举手欲打又不打,母亲也被彻底被激怒了,就像一头怒吼的母狮,披散了头发,猛地扑向父亲,大喊道,你想打我!打呀!你打呀!你打死我去!……
父亲败下阵来,转身出了门。父亲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避让。母亲却不放过父亲,她披头散发追了出去。父亲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紧紧追着不放。父亲没哪里可去,只好围着村子团团转。那是黑夜,母亲一边追逐,一边咒骂,声音响彻了村子的上空。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边在家里悲伤哭泣,一边听着母亲的声音在村子外转圈圈,一会儿消失在村子的尽头,一会儿又转回了屋外。如此不知转了多少圈,父亲蔫蔫地折进了家门,母亲也怒气冲冲地跟到了家中。父亲低着头,闷声躲到楼上的干草铺里,母亲却在楼下嚎啕哭泣。
……
父亲有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都叫他茂道公公。有时实在万般无奈,父亲就带着无穷的悲愤,无声地走向茂道公公的家里去。坐下来,父亲不声不响地拿出烟斗,装上一袋黄烟,吧嗒吧嗒吸几口,将烟雾长长地吐出来,再梆梆梆磕掉烟灰,又装上一袋黄烟,默默地递给茂道公公。茂道公公也不说话,轻轻接过烟斗,嗞——嗞——嗞——地吸起来。
烟雾在他的家中缭绕,久久不能疏散,消弭。

5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我的兄长们似乎也和母亲一般见识。他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对父亲说三道四,却也暗暗怨父亲懒,怪父亲没有为儿女撑起一片不受侵扰的天空。仿佛,家里一切的屈辱,一切的艰难困苦,都是父亲一个人的错……
我却想,以父亲的弱骨,他能不弯、不折、不倒,已经算是顶天立地了。
是的,我目睹着父亲为了这个家,竭尽全力。他没有少干活,他默默做了很多事。自从不当会计了,父亲一直不声不响地干自己的事情,起早贪黑,当牛做马。家里只有几分自留地,他却种出了一担一担的苦瓜、辣椒、芹菜、大蒜……然而,父亲自己从来不去卖菜,全部交给母亲卖,有时母亲走不开,就由母亲指定,让兄弟挑到集市上去卖,卖来的钱,父亲从未过手一分一厘。
父亲捡起了丢弃二十余年的老手艺,把斧头磨光了,把凿子磨光了,把篾刀磨光了,独自做起了老手艺。每当他从地里回到家里,不是坐下来休息,不是躺下去睡觉,而是不言不语,一心一意干他的木匠活或者篾匠活。家里零碎的木头用光了,他就到处找木头,或者将人家丢弃的废木料捡回来,做脸盆、做水桶、做脚盆,凳子、杌子、椅子;我们家处在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没有竹子,他来回奔走几十上百里,到山上砍来毛竹,破成篾片,做成篮子、篾箩、斗笠……无数个日日夜夜,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数九寒天,他都是在做、做、做中度过的。然而,父亲还是和他种菜一样,只管做,不管卖,而且仍然全让母亲卖。慢工出细活,父亲做的东西扎实,耐用,每每拿到集市上,价钱不高,一元二元,三元五元,总能很快就卖出去。
父亲的晚年,我想应该是十分孤独的吧。年轻时我在家,偶尔能替父亲抱不平,挡一挡母亲。三中全会后,我上了大学,又分配到外地工作。离开家乡后的那些年,父亲和母亲越来越疏离了。母亲的惯性还在,还是见他就骂,见他就血泪控诉。父亲依然躲避着她。夫妻渐渐分灶而食,分房而住,各管各。
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父亲险些没了。那时我在赣西北山城的一所中学教书,暑假回到家里,猛然看见父亲躺在老屋的床上,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一时悲从中来,不禁流下了悲伤的眼泪。父亲都这样了,这是得了什么病?又病了多久?居然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送他去医院!然而,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急急送父亲去了市人民医院。一个礼拜后,父亲出院了。我生着气,却无法指责任何人,只是叮咛弟弟们,好生看待父亲。能怎么办呢?我常年在那个山区小城,离家乡数百里,父亲的晚年要靠他们,我能拿他们如何?忍忍吧!
之后的第六年,我娶妻生子了。母亲随我照看女儿,照样想起父亲就控诉。父亲却一个人呆在家里,自己种地种菜,自己洗衣煮饭,自己磨锅洗碗,自己缝缝补补……除了五弟家,父亲轻易不过其他人的家门。他的原则是,你不待见我,也不孝敬我,我有手有脚,也不求谁供,更不求谁养,有病有痛,自己咬着牙,能看医生则看,不能看,那就忍着、受着、熬着吧。
又有一年,父亲七十余了,我回去看望他,他却不在他独居的老屋里。有人告诉我,父亲在袁河边上。他在那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些地瓜、种些花生、种些黄豆……他对乡亲说,等着我回家一起吃。
最后的岁月,父亲最喜欢吃红薯,每每赶集卖了一担菜,他就要换回一担红薯,天天在家里煮红薯吃。人们看见他吃红薯,都问:“才贵,天天吃红薯呀?”父亲回答:“我喜欢吃,就是喜欢吃,嘿嘿。”然后埋头吃红薯,吃得津津有味。
2015年吧,我回老家探亲,三哥突然拿出一封发黄的旧信。那是1979年,父亲亲笔写给当时的公社党委的。我很惊讶。父亲留下的东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连一张遗像都没有,没想到三哥却保存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只是,信纸折叠的痕迹快要断了。我打开信,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父亲果然不服。他历数自己参加革命的履历,历数抄家失去的财产,比如6只樟木箱子,一个樟木桌面子,半个立方米杉木,35根旧房料,一担水桶,15斤元钉,新棉被一床,10斤皮棉,3只(匹)土布,10斤纺纱……他坚称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贪污,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质疑为什么撤销他的大队会计,强烈要求归还财物,摘除帽子,恢复名誉
……
我的眼眶湿了。父亲一般是不发声的,这时他敢于发声了。他也并不是不顾家,不顾儿女,只是顾的方式不同而已。父亲本是世上的蝼蚁,后来成了蝼蚁中的蝼蚁了,但是,如他所言,他的确看见了那些人的死。但凡他看着作恶的那些人,一个个都不如他活得长久。
1999年3越26日,我在北京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愤怒的中国人正在强烈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拥挤其中,突然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不禁愕然。春节在家的时候,父亲在我面前腰不弯,腿仍健,我以为他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没想到,才不过一个多月,他竟然去世了,这叫我怎么接受?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因肝癌去世的。他什么时候患的癌,有没有去看过,有没有吃过什么药?……没有人告诉我。患病期间,父亲忍受了怎样的孤独,怎样的痛苦,怎样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他就这样默默地,默默地,在孤独中里去,与世长辞了。
3月27日,我从北京急急地赶回家中,直奔祠堂,父亲已装殓在棺材里,盖上了棺盖。我想看父亲最后一眼,请三哥给我打开棺盖。八仙们说,已经入殓盖棺,开棺是不通的。我一定要看,三哥就将棺盖移开了一条缝。
父亲一如他平常,好像熟睡着,平静、安详。
那时那刻,我的心里翻江倒海。

                                                                                2018/1/24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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