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未必这样

五月的天气有些炎热，我一只手拉着毛妞，一只手掂半袋樱桃，低头捡街道上荫凉地走，中午的太阳时而贴着脊背，衣服里像长了毛刺一样，燥烘烘的。

一辆白色轿车贴着我身侧停了下来，车窗半降，一个盘着花苞头戴着墨镜的女子扭过头对我豪爽一笑：去哪儿，送你。

“刘玉芬？”我盯着她额头上那颗醒目的黑痣，吃惊地叫出来。

“上车。”她潇洒地用头向车后排示意一下。

我拉着毛妞上了车，车里很香，热气蒸腾，有点眩晕。我定了定神，才发现刘玉芬身上穿了件黑底金花真丝衬衣，那香味好像是从花蕊里飘出来的，高级香水就是这吧，香味一层层释放，经久不衰，像是花儿在慢慢打开自己。

我坐在刘玉芬斜后方，看不清她戴着墨镜的双眼，不知道她眼尾深切的鱼尾纹有没有被昂贵的眼霜抹平，但能看见她笑。她笑的很阔气，纪梵希的红丝绒唇膏让她的嘴唇纹理清晰又充满丰厚肉感，从我这个角度，还能看见她嘴里两排白玉米粒一样的牙齿，白的很过分。耳朵上垂着亮晶晶的穗状耳饰，长至颈间，在几丝弯曲盘旋的长发间一漾一漾的，很是妩媚。

以前，刘玉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笑过，我不知道她的牙齿这么白，更没有想到妩媚这样的词能用到她身上。
“你这是要回家吧，还住东区，女儿长得真漂亮，像你。”刘玉芬扭过头说句话，又扭回去看路。一辆车挡在前面，她放肆地按着喇叭。

“嗯，东区，你现在住哪儿？”我顺口问道。

“我，现在在西安。这次回来家里有事。”她把西安两个字说的很轻，像是有意淡化，但还是有一种不动声色的优越。

“怪不得好几年不见你了，到外地发达了。”

“咱县这地方邪，克我，只好换个地儿。”刘玉芬说完哈哈大笑。

我也附和着笑。

许多事情不知道从哪儿开口问，只好说一些虚浮的话，夸她比以前白了，美了，也年轻了。她说哪儿有啊，但听得出她是高兴且认同的。

很快到东区了，下车，依依惜别，说一些常联系的话，她便驾车，短促一声鸣笛，绝尘而去。

我盯着车尾后宝马的圆形标志，在太阳下怔了一会。

毛妞说妈妈，热。扭动着身子要脱外套，我赶紧拉着她回家了。


1

刘玉芬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关系并不算太好，按老师的分类，我在班里属于好学生，她属于中等生，如果再细分一点的话，是中等偏下。在班里，好学生和差学生都有人关注，唯独中等生是灰色地带，就像连接良田和沙漠的过渡区，最终变得肥沃还是靠近荒芜，全在自己努力。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一件事的话，我怕是连刘玉芬长什么样都记不清。

那是初三的一个午间操后，同学们做完广播操，懒洋洋地走回教室，却发现教室黑板上赫然用粉笔写着一行大字：杨春红，我爱你。字写的不咋样，笔划却描的很粗，像是下了一千遍决心描画了一千次一样。讲台右侧，面条一样细瘦的王卫东弱风扶柳地站着，右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垂在裤边，左手背在身后，脸上挂着泪，薄嘴唇紧紧抿着，眼神定定地看着教室一角。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坐在第五排的杨春红正趴在课桌上，肩膀剧烈地一耸一耸，听得到窸窣的抽泣声。

这是什么情况，最先走进教室的几个同学都懵了，站在门口不敢动，伸出去的右脚慢慢向回抽，并成一排，仿佛前边是一汪看不见底的泥潭。后边的同学跟过来，不明就里，踮着脚跟向上看，脖子像被捏住的鸭子一样无声向前探着。再后面的同学，磁铁吸附的碎屑一样一层层粘过来，推推搡搡向前挤，一堆黑压压的人群像一大片长满黑藻的潮水，在教室门口前后动荡，两个窗台外面也黑乎乎堆满人头。

这时，人堆里忽然有一个女声大声叫道：王卫东，还不快擦掉，老师来了。王卫东身形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被风吹了一下，很快又定住了。就见有个女生侧着身子从人堆里挤出去，三两步冲上讲台，拿起黑板擦把那一行字迅速擦掉了，又一把把王卫东推下讲台。

“上课了，都挤在门口干啥哩。”

班主任在门外一声狮子吼，堤决了，同学们哗啦一下冲进教室，飞速奔向各自的座位。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冲进去擦黑板的女生叫刘玉芬，是杨春红的同桌，她个头比一般同学高，身材像男生一样壮阔，小麦肤色，五官平常，唯一能让人记住的地方，是额头正中发际线处有一颗黑痣。

王卫东和杨春红的恋情曝光以后，风声还没有传到学校领导那里之前，杨春红很快就转学了，只把王卫东这个女人一样柔软的男生，留给了坚硬而迷茫的初三。我不知道黑板事件是诱因还是结果，只是这件事发生以后，班里的流言斐语也如漫天柳絮被季节带走之后，班里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王卫东的成绩迅速从中等下降到差等，但他也不在乎，常常一个人爬在课桌上发呆。二是班里的男生看见刘玉芬似乎都多了一份尊重，连称呼也变了，以前叫哎，现在叫老大。女生也都认识刘玉芬了。

初三毕业后，同学们都像放飞的野蜂一样四面八方飞走了，刘玉芬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顾城有一首诗里写道：我总觉得，星星曾生长在一起，像一串绿葡萄，因为天体的转动，滚落到四方。

我们也一样，因为毕业，都散落到了人海深处。


2

2005年春天，县城里开始流行一种新的健身运动：瑜伽。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有中年女人突然跑到面前，往手里塞一张传单，招生的，旅游的，卖药的，办辅导班的，还有瑜伽馆开业的。当时宣传主要依赖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传单之类在坊间很流行，因为价格低廉，效果也直接。

我们单位隔壁就开了一家瑜伽馆。

那时单位女同志多，爱扎堆。上午十点，我们办公室几个女同志，总要找借口趁机溜出去，到隔壁偷偷上一节瑜伽课，再溜回去上班，瑜伽馆里也不断有新学员加入。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瑜伽课，进来一个高个子的女人，老板跟在她后面，示意她自己找个瑜伽垫，先到后面一排跟上练。我们正在练平衡三式，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额上的黑痣醒目地撞入眼中，我单腿独立的身子一个趔趄，却失声叫出来：刘玉芬。她也看见我了，冲我咧咧嘴，招了一下手，就主动到后面跟着练习了。

自此我们经常遇见。课间休息时，还能聊上一会。她说她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考上中专，没办法，家里只好花钱让她上了三年职高，毕业后还是没有出路，就到亲戚家的工厂上班，后来亲戚的工厂也倒闭了，就赋闲在家，家里人开始催着她结婚。

“我总结了，人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我的人生是基本看不见路，不如干脆早点结婚算了，一下到站。”她无奈地说。

她说这话我颇有同感，我也是结婚以后发现自己一下到站了，日子一下子变成老公的，孩子的，一大家子的，唯独不是自己的。

“前几年给我介绍的男人数不清，也不知道是婚姻不透，反正不是我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我，去年，二十八了，才终于找个家结婚了。”她仰头喝了一口水，用手背横着一抹嘴，仿佛把自己嫁掉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情。

她老公家条件不错，就是那男的说话不利索，结巴。结婚后才发现脾气也暴，两人一言不合就吵架，吵架时随手拿起东西就打，家里的茶杯，暖瓶，花盆，碗，手机，凡是摔地上带响声的基本都换一遍了。婆婆总是护着儿子，不向着她说话，公公是个泥人，在家里一声不吭，婆婆想怎样捏就怎样捏，她在家待不住，就自己跑出来干保险，这工作松散，没有时间要求，她又报了瑜伽班。

“结婚，还是得慎重一点，”有一次，她给我吐槽后，眼睛红红的，末了又长吐一口气，说她现在就盼着能有个孩子，好跟她做个伴。

刘玉芬是个直肠子，我们聊天的时候，基本都是她说，我听，偶尔也劝她几句，但我自己都觉得劝得虚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婚姻这座城实在太迷惑，谁都在摸索，也都会迷路。

好在上瑜伽课的日子很开心，我们一起练基本功，还练舞蹈，有需要两人合作的动作，我就和她搭班。有一个动作是下面的人，用双臂和双脚把上面的人撑起来，她力气大，把我高高举起，纹丝不动。轮我举她时，她说，算了，你那么瘦，举不动我，我们练点别的。我心里一热，她是个心细的人，完全不像外表那样粗疏。

大约两个月后，有一天上瑜伽课，刘玉芬没有来。我以为她家里有事，也没太在意。课间休息的时候，看见她的粉色垫子，孤零零地靠在墙角。

第二天刘玉芬也没有来上课，第三天还没有来，我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怕她出什么事。

“喂，华华，我怀孕了。”电话刚一接通，刘玉芬就兴奋地说。

“祝贺祝贺啊，好好在家休养”，我一听心放到了肚里，由衷地替她高兴。因着孩子的缘故，她会家人被善待吧。

3

瑜伽馆换了老师，说话生硬，要求严苛，一个动作做不到位，就十遍八遍重复，还强按我们的腰，按出两眼生泪，大家都不喜欢她，上课于是也马虎起来，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

瑜伽老师看我们这么没有上进心，只好屡屡叹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她不知道我们这些练瑜伽的人，并不全是为了练功，也可能只是为了练习一种态度，一种随时从密集的人生秩序中抽身而出的态度，像瑜伽的打坐一样，身边繁华纵横，依然能坐乱不惊，呼吸绵长。

偶尔也接到刘玉芬的电话，听她在电话里吐槽几句，笑几声，说说肚里的孩子，明显觉得她在家里理直了，气也壮了，上帝派了一个小小的人来，就是为了给她撑腰吧。

不久，我们单位忽然开展了一次纪律大整顿活动，上下班签到，中途查岗，据说是我们几个上班时间跑出去练瑜伽的事情，被某个多嘴的人传到领导耳朵里了。瑜伽课只好暂时停上，每天忙完工作，就是坐着闲聊，或者看着窗外的树发呆。

窗外的树叶一天比一天绿，树荫也一天比一天重了，撑不住就落到墙上，地上，影影绰绰的，夏天就这样从树上长出来，笼住了小城。

天逐渐热的让人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却在办公室听到一个让人惊惧的消息。

“华华，你的那个朋友，去医院流产了。”有一天，和我同去练过瑜伽的同事小米，神秘地在我耳边说。

“哪个？”

“就是你上瑜伽课遇到的那个。”

“刘玉芬？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上医院看病号，在病房里碰见她了，她刚做好手术，她妈在照顾她。她妈还说……”

刺白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焦灼地照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无暇顾及小米说的细节，急不可待拔通了刘玉芬的电话。有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或亲眼看见，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不接电话。

又打，还不接。

我只好把求助的目光又看向小米。

小米抿着嘴得意地一笑：这下你相信了吧，受伤的人一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除非那伤疤是一枚光荣的勋章。

她妈说什么了？我无暇理会小米的逻辑，急急地问道。

她妈说是她老公推她，摔倒在地上，才把孩子摔没的。

我大致相信了。那个暴戾的男人，因为刘玉芬怀孕，可能会裹住嘴脸，稍稍迁就，包容她，可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再次露出獠牙。

我后来去看刘玉芬了，她住在娘家，她说她想离婚，我低头想想，也没想出劝她的理由，只好拍拍她的胳膊。我也说不上来这个动作是什么含义，安慰，认同，或者是让她冷静冷静，也可能都不是，因为我也没有答案。

我俩坐在她家门前的洋槐树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夏日的风从耳边掠过，把我们的头发都吹乱了。


4

刘玉芬没有离婚。

她妈不让她离。她老公为了留住她，就抱养了亲戚家一个新生女婴，嗷嗷待哺，塞到她怀里。她看着女孩花瓣一样柔软的嘴唇，贪婪地吮吸着玉一样透明的紧握的小拳头，啧啧有声，她的心一下化了。

我俩该吵吵，该闹闹，我的心只对这个女儿软过。刘玉芬后来在电话里给我说。

日子还得继续，无非是柴米油盐，奶瓶，尿片，哭哭闹闹，横七竖八，磕着拌着向前走，直到另一个男人无意闯进她的生活。

那个男人四十多岁，开一家石料厂。人到中年，宽厚，沉稳，有钱，好性子，他都占了。她是在一次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他的，都喝了酒，留了联系方式，原以为不过是人生行程中的路人甲，以后再不会联系，却不想有一次他打错了电话，打到她的手机上，两人将错就错，聊了好一会，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

你体会过那种感觉吗，就是一天都可无聊，可是只要他一打电话，你立刻觉得这二十四小时没有白过，他几句话就拯救了这一天的意义。刘玉芬给我发短信。

从刘玉芬的短信里，我还知道这个男人帮她拉过保险单子，帮她处理过交通违章，帮她给孩子代购过奶粉，帮她出主意解决家庭里的矛盾纠纷，她不开心时还给她讲幽默段子，做尽温柔的事。

刘玉芬变了，一个风一样的女子，忽然变得像水，那个男人看来入了她的心了。我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接近某种边缘，却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劝阻她。彼时，我的婚姻似乎也正处在七年之痒，想抓想挠又无从下手，我和刘玉芬一样，都是在茫然的日子里想抓住点什么的人。

“就当他是个好朋友吧，别走太近”，我说。

“别担心，我是想嫁给他这样的人，他不同意，他说自己四个孩子，离不了婚，还大我十二岁，他也不希望我一嫁给他，就当后妈。”刘玉芬回复。

“他是个好人。”

“嗯，是。”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给了他妻子几多温柔，但他对刘玉芬的好，却像大碗牛肉面一样实实在在，是个女人很难不动心。

命运有时很神奇，拉着两个人往一块凑时，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自然又充满玄机。

那个男人，姑且叫他老马吧。他的石料厂突然出了状况，也可能是潜藏以久的问题浮出水面，因为财务问题，他被叫去审计，不知怎么又落入朋友设好的圈套，背了黑锅，就此住了监狱。

他的妻子，那个给他生了四个孩子的结发妻子，第一次去监狱探望他时，就提出要和他离婚，他愣怔了一下，很快点头答应了，他没有拒绝的筹码。四个孩子归他，妻子一个人走得干净利落。

然后，刘玉芬也去探望老马了。刘玉芬说，你现在已经离婚了，我要嫁给你。

老马彻底懵了，如果妻子的离去，让他看清了感情的薄处，薄的像一张草纸，经不起一点风雨，眼前这个女人的选择，则让他又彻底跌入爱的迷雾。

人生谷底的老马，看着刘玉芬，半天才嗫嚅着说：你确定？

刘玉芬坚定地点点头。

刘玉芬回到家和老公谈离婚时，也和老马的妻子一样决绝，她不要财产，不要孩子，只身一人，从围城里坚决出走。


5

故事从这里开始，又落入俗套了。

老马身陷囹圄，刘玉芬在外面苦等。老马一无所有出来，刘玉芬陪他东山再起。

他们借钱开了一家洗湈厂，他带着工人干活，破皮包里装着好烟，开一辆二手奥拓出去跑业务，胡子拉碴，满脸风霜。她在工地当财务兼做饭，还要照顾老马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才两岁，线球一样跟在刘玉芬身边，刘玉芬忙的时候，就一个人在洗煤厂玩，小脸小手上全是黑乎乎的煤灰。洗煤厂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机器的轰鸣声打通了一个个黑夜和白天的接壤。

我有一次在街上见到刘玉芬，她又黑又瘦，短成板寸的头发像是好久没洗，刺芥疙瘩一样奓着，三十多岁的女人，眼角的皱纹竟然像刀刻一样深，要不是额上那颗痣，我差点没认出来她。

但她精神很好，干瘦的身板里涌动着一种旺盛的东西，就像瘦小的火苗在点燃时，哔哔啵啵飞溅着火花一样，燃烧得兴致勃勃，奋不顾身。

洗煤厂在小城独此一家，生意好的出乎意料，到了年底算完帐，还了银行贷款，还净赚二万元，老马和刘玉芬高兴的抱头痛哭。老马拉着刘玉芬粗糙的手，用力握着，大拇指在她的手背上摩娑着，满眼深情地说：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明天咱就去市里，给你好好买身过年衣服。

二万元现金放在车里，第二天早上，车窗破了一个大洞，钱不翼而飞。

刘玉芬再一次表现出女人一贯的勇敢，她先是拉着老马去公安局报了案，又跑到娘家借了一千块钱，带着一家人过了一个简单而安心的年。

第二年，洗煤厂赚钱更多，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刘玉芬和老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洗煤厂雇了专门做饭的人和专业会计，最小的那个孩子也送到幼儿园了，刘玉芬挺着大肚子在家养胎，老马每天回家，都要从他的新皮包里拿出一沓钱，交给刘玉芬保管。

生活像一颗秀逗糖，尝尽了酸涩之后，甜终于来了。

几年之后，县城的洗煤厂多起来，老马就转手卖掉自己的洗煤厂，又到外地开了一家公司。老马有鹰一样犀利的眼光，总能发现市场先机。

刘玉芬也跟着他去了外地，这一走，好几年都没见。


6

刘玉芬准备回西安的时候，我们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琐琐碎碎说了好多事情。她说，前妻的几个孩子，对她都很戒备，从来没有张口给她叫过妈。她说，那个大女儿，和她矛盾很深，一回来就和她吵架。她还说，老马总是偷着给那几个孩子们塞钱，怕她知道。

我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必太在意，你们现在也不缺钱。

刘玉芬说，不是钱的事。

我说，你和老马也算苦尽甘来了，好好过你们的幸福生活吧。

她幽幽地说：幸福？谁知道呢，也许吧。

有空来西安玩啊。她说。

我说好。然后就挂了电话。

天确实是越来越热了，街边的树木又垂了一地浓荫，树叶也绿的沉郁，和去年一样。

我知道我和刘玉芬，以后也许不会再见了。我们就像树上的两片叶子，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挣扎，新生，最后都还要安于夏天，而这个夏天，其实和其它夏天也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