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挤压机

                                                               塑料挤压机
　　　　                                                     文/王克楠
　　
　　　那时我17岁，在郊外的一座塑料加工厂当临时工。临时工是临时户口，无法和厂子里的正式工相比，凡事矮了一头。这些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不是别人不让我读，是那个叫“命运”的东西作祟，读完高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作为知青下乡，而父母已经看到了那些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孩子们的糟糕处境，不愿意我重蹈那个悲剧，因此，把我送到了这个小工厂。小工厂的大门是铁棍焊接成的，像是监狱的门，更像是一张饕餮大嘴巴，任何新鲜的蔬菜和肉类都会被它消化掉。小工厂院子里潮湿不堪，到处堆着粗的和细的塑料管，塑料管是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塑料管子里有呼呼的风，很空洞。
　　
　　唯一欣慰的是，工厂在郊外，1970年古城邯郸的郊外有一大片阳光。郊外的太阳和城市的太阳不一样，比城市里的太阳亮；郊外的风也和城市的不一样，比城市的风邪性。我是带着普希金诗集来到这个工厂的，郊外的自然风景使我几乎窒息的心有了一些小小温暖，更何况到这里就认识了一个大我10岁的热爱诗歌和化学的大朋友，他的名字叫陈有家，是从印尼回国的华侨。陈有家也喜欢风，大风刮来的时候，他会做出迎风飞扬的姿态，很像是天空飞翔的大雁。他很喜欢我，说“小伙子，你身上有学生气，不像其他临时工，简直像一个个小流氓。”
　　
　　到工厂的第二个月，我被工厂调度送到这个厂的拖鞋车间，调度大声喊了一声“锅把子……给你带来了一个徒弟……”，应声滚过来一个皮球一般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男人长着一双疤瘌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留下吧，不知是骡子还是马？”当时，立马对他反感了，什么人啊，干嘛见面就骂人啊？我跟这个人学了两个星期的徒以后，才慢慢地习惯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德行，张口骂人是习惯，不仅骂别人，也骂自己，比如“我他妈的怎么这么倒霉啊，招了你这么一个倒霉徒弟。”
　　
　　锅把子是师傅的外号，他的大名叫郭新，我很快进入了学习掌握机器的角色。整个拖鞋车间就只有一台机器——热轧机，生产的产品是塑料拖鞋的鞋底。也没有什么上岗前培训，郭新把我领到一个案子前，让我辨认泡沫原料颗粒和不发泡塑料皮。颗粒一律是黑色的，发泡塑料皮也是黑色的。认识了半天，郭新又说，认识这些对你没有用，你把热轧机看好就行。热轧机是液压传动的压力机，热源来自机房外面的一台蒸汽锅炉。热轧机的机身是九层可以储藏蒸汽的铁盒子，每两层铁盒子间可放一个可以导热的四方铁模具，我的工作是和郭新一起，把盛着塑料颗粒和塑料片的模具送到液压传动挤紧，然后再加热，气压表上的气压抵达3.5个气压时，停驻，守着机器，陆续加热半个小时，即可关气，降温，冷却，撤除压力，从机器上取下模具，用起子别开模具，里面经过加热而一体的厚厚的泡沫塑料鞋底就会砰然而出，热乎乎的，像是刚出锅的馒头，所不同的是，软乎乎的馒头看见就想吃，而看到黑乎乎的塑料家伙就恶心。
　　
　　我是一个害怕重复劳动的人，但是做工就是重复劳动，每天机械地填料，加热，出锅，再填料，加热，出锅……重复劳动的结果，郭新每月可以挣到30元，我们临时工每月18元。师傅郭新是小学文化，我是初中（高中上了多半年），郭新从我领进工棚时候，就没有喊我的名字，一直是“大初中”这样的带有蔑视味道的称呼。说实在的，在进这个小工厂之前，我还是进过几个工厂的，国棉三厂，国棉四厂，都是去过的，是学校组织的“学工”，工人师傅对我们这些学生娃娃非常爱护，具体到学技术的环节，也是诲人不倦。我记着在国棉四厂的水暖段学过钳工，师傅给我一把挫，一把钢锯，说，什么时候你能把角铁锯得笔直，能手工挫出一个规矩的铁球，你的基本功就练好了。从他们身上，真的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气质。而我在小工厂的师傅锅把子，简直就是“工人阶级”的败类，使得我对概念化的“工人阶级”不得不重新审视。
　　
　　本来在学校读书读的好好的，是学校的优秀生，班干部，一切显得前途光明，而一下子来到了这座从来没有听过的烂厂子，自己是带着被发配的情绪来到这个小工厂的，对于干活不热爱，更不在心，一下子离开了学校，更加怀念学校的学习生活，对已经失去的学习生活产生了近乎疯狂地热爱，于是，这个小工厂成了自己半工半读的孤岛。我近乎发疯地学习一切能搞到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课本。列宁的《国家和革命》读完了，《马克思传》读完了，《大学微积分》读了一半，实在读不懂，放下了。《中国哲学史》读了一半，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读完了，《共产党宣言》读了一半，还有大量的文学书籍……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所以讨厌上班，讨厌拖鞋车间呼呼的蒸汽和一张张分泌出怪味的泡沫塑料。对那台怪怪的热轧机更提不起兴趣，无心研究它的功能和规律，干了两个月，我还是锅把子的副手，无法独立上岗。对这点，锅把子很是不满，总是发牢骚说，“那两个班的徒弟都能独立上手了，你怎么这么笨啊？看着你一双大眼睛并不笨啊，脑子装着什么啊？”可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姨爹和厂长是朋友，也不好公开责骂，只是经常嘟囔：“真的倒霉，好不容易给派来一个徒弟，结果派来一个爷！”
　　
　　大多数不开心的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智商以及力量，常常会对环境更加敏感，我对小工厂西墙外的劳改农场就很敏感。小工厂西墙外是一条壕沟，壕沟下面就是劳改农场，这个劳改农场的主业是制砖，常年就地取土制砖，整个农场就凹了下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农场制造的红砖供不应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城市大量高质量的砖都是这个地方造出来的。我站在高高的壕沟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穿着白色囚衣劳作的劳改犯。姨爹说，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犯人里有高级工程师，有各行各业的能人。姨爹的话，我是相信的。我不知壕沟下的犯人是否需要自由？即使渴望自由，壕沟边的电网和哨楼上荷枪实弹的士兵，也阻断了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只有鸟和蝴蝶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出入壕沟边的电网，对哨楼上荷枪实弹的士兵也是不屑一顾。我在想，犯人们没有自由，我有自由吗？我虽然没有被判刑，但是因为惧怕下乡来到这个小工厂，白天不敢回到河坡老街，只有晚上才偷偷地回家取食品，像是鬼。我当时才17岁，17岁是什么年龄啊？是幻想的年龄，是崇敬的年龄，也是写诗的年龄，但是，自由之路被堵死了，我在这个小工厂里，像是在另一个大的劳改队里的劳作。虽然小工厂的外围没有枪炮，没有士兵把守，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比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更可怕。
　　
　　令我感到温暖的是遇到了华侨陈有家。陈有家，他确实有家，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北京一家塑料厂工作，他的父母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工作。当年整个印尼掀起了返华潮，他爱国，就回到了中国读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古城郊外这所偏僻的塑料厂工作，原始，混沌，未开化，肮脏，勾心斗角，男女通奸，嗜酒，打架……陈有家在这个小工厂里看到了高尔基的《在人间》里呈现的一切，他厌恶这个环境，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除了搞好他的财务统计工作，他拒绝和一切人来往。我的到来唤起了他生命里的清新，他与我无话不谈，成为忘年之交。他给我说这个小工厂里的内幕，说这里的人性污浊，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话，还是愿意与他交流，更喜欢与他谈论哲学，世界的初始，理念的形成，优秀人物的作用，偶然和必然，声音的物理性能，粒子是否可以无限分割下去，无限大和无限小，潜在的命运等，虽然我对这些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但是凭借兴趣和想象完全可以成为他谈话的对手，每次交谈完毕，他都要唏嘘一阵，说，“如果在大学，你可以成为硕士博士，成为更高的智者，可是现在你只能在这个小工厂这个大染缸里被污染成一条虫子，可怜啊。”
　　
　　陈有家是一个拒绝污染的人，因为拒绝，遇到斥责他的人，他毫不退让，有几次用拳击里的技法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所以，他们不敢再惹陈有家，只有私下议论说，这个老华侨是一个生瓜蛋子。有一次，陈有家问我，你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我说，初一时就读过。他问我，印象最深的在哪里？我想说，冬妮娅很可爱，又怕他笑话我，就说，保尔瞎眼后还写书。陈有家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保尔向朱赫来学习打架。男人的尊严是打出来的，该打的时候，一定要出手，即使是把天空戳个窟窿也要不管不顾地打！小王，你的性子弱，我们是朋友，我才告诉你这点。我想一想，老陈说的是对的，从小到大，也看到不少打架场面，毕竟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每逢自己受到欺负，总是有朋友站出来惩罚对方，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可是，自己是男人，能指望朋友一辈子吗？该出手打架的时候，一定要出手！
　　
　　说实在的，我虽然没有直接打过架，还是为打架做过准备的，比如学习武术，我会过少林拳，学过小洪拳。教我学拳的师傅只是教给我练拳架子，根本没有教过自己怎样与对方打。师傅说，到你20岁以后，再跟你拆“架子”，可是我今年才17岁，已经无法回到河坡老街，无法等师傅拆“架子”了。烦闷得厉害了，我还是会到田野打拳去，打了一遍又一遍，快把自己累趴下了，心里的忧郁才轻微地减轻。遥望东部的城市，有家不能回，有学校不能上，有亲不能认，已经愤懑到了极点，就写信，写给内蒙古的胞兄，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写好了，又无法寄出去，就一封封地留下来，若干年结婚成家后，才有机会给胞兄看这些信笺，哥哥读后，叹息不已。
　　
　　我做工的这个小工厂不大，却实行三班倒，白班、中班和夜班，机器不停地转，蒸汽不停的冒。白班比较喧闹，时有厂长到车间“巡视”，工人们都比较规矩，中班的后半截和上夜班，就比较随便了。塑料行业比较散漫，人操作机器，不是机器催人，车间主任和厂长们又不上夜班，所以工人们有上夜班打牌的，有喝酒的，还有回到寝室睡觉的，男女之间有那个意思的，也在夜班时好梦成真。有一个姓赵的女师傅，人很厚道，可是，居然与全厂的几乎每个已婚和未婚男人都睡过觉，这让年轻的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我听陈有家的话，尽量和厂子里的工人少来往，避免“被污染”。
　　
　　我没有想到后来还是被“污染”了，不是被人污染了，而是被人性“污染”了———被初恋俘虏了。上初中和高一上半年的时候，自己是比较正统的，虽然喜欢女同学，但是同桌的女同学如果不小心过了“三八线”，自己都要主动退却。高一时候，校宣传队的一个女生主动对我表示过好感，自己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小，等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了，再谈不迟。谁知道命运再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高一上半学期，就突然从这所学校失踪了。三年后我重新回到这个朝思暮想的城市，同学们（包括那个女同学）已经插队走了，留下我，到了另一个工厂孤零零地做了磨工，这是后话。
　　
　　小工厂的拖鞋车间离原料车间有200米，我需要推着小车去那里取拖鞋原料。原料车间有四台原料机，两台是把化学粉末经过加热挤成颗粒的，另外两台是把塑料废品经过粉碎二次加压成颗粒的。我去原料车间不多，这个车间刺鼻的聚录乙烯的味道，能让人窒息，挤压机不停地挤压出化学颗粒，我总觉得是人的血肉，挤压机里的螺旋传动杆，剐进去的不是化学粉料，而是人的血肉。挤压机每天有两个工人操作，一般是男女搭配，男人力气大，搬着成袋的粉末倒进挤压机上的斗子里，女人在机器旁查看温度和弄平隆起的原料。我去原料车间取料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不像别的女孩一有机会就打闹说笑，而是看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家》，在这样荒凉的郊外、在这样丑陋的小工厂，居然有人读《家》，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她姓宋，和我一样是临时工。在认识宋之前，我对去原料车间取原料总是显得不情愿，现在则主动去，郭新的脸上终于露出难得的笑容。去的多了，渐渐就和宋有了一些交谈：
　　
　　“你喜欢读书？”
　　
　　“上夜班闲得无事，又怕困，看书解闷呗。”她不经意地说。
　　
　　“我能和你换着书看吗？”我问
　　
　　“你都有什么书呢？”
　　
　　“有《普希金诗选》，还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外国的书，我看不懂。”
　　
　　“会读懂……你和她们不一样。”
　　
　　“咋不一样啦，我是看书解闷，一个俗人哩”她显得很明亮地笑了。
　　
　　说归说，我们下夜班，睡了一个白天，傍晚时还是约会了。约会的地方是工厂后面的杨树林。夜风习习，她穿着好看的裙子，黑丁丁的头发迎风飘扬，长长的眼睫毛，眼睛又大又亮。这和我在原料车间挤压机旁看到的那个穿工作服的女工判若两人。我给她带来了《猎人笔记》，她把《家》带给我读。我们把一张旧报纸铺在树根，坐下，开始聊天。无非问彼此怎样到这个偏僻的工厂做临时工？我说了我在学校里的辉煌，说到了自己的志向，也说到了父亲是一个右派，“右派”这个字眼显然击痛了她，她一激灵说，“我的父亲也是。”她说她的父亲是在离小工厂不到500米的劳改大队被打成的右派，一家人都回了乡下，生活艰难，父亲原来劳改队的朋友把她介绍到了这里当临时工。她一边说，眼睛了涌出了亮晶晶的东西，被天空的月光照耀。
　　
　　她突然看看手腕，原来她有一只上海手表（那个时代能有一块上海手表是极为荣耀的）。说，“不早了，该回了，再不回，就有人说闲话了。”我轻轻地拉住她的手，她的手指颤动了几下，没有拒绝。我们拉着手走了十几步，又被她甩开了，说，我先走，走到厂子大门，你再走。我只好从命，她的手指就像小泥鳅一般从我的掌心溜走了。回到各自的寝室，休息一会，到厂子食堂吃夜班饭，然后穿上蓝粗布的工作服上班。我的心砰砰地跳，十分期待地等着郭新发令让我去原料车间取原料。原料车间在我的眼睛里，这时已经变成人间天堂，而宋自然是天堂里的仙女。师傅终于让我到原料车间取料去了，我又看到了她，这次看到她已经不是陌生人，而是我心床某一个位置的星星。穿上了工作服的宋工作在挤压机旁，又变回标准的工人。没有人知道她和我约会过，没有人知道我拉过她的手，没有知道她的眼睛里含着天空的月亮。
　　
　　我殷勤地帮着她装料，过称，还帮助她往高高的料斗里装了一袋子料粉，男工回来后，看到了，很是惊奇。小车上了放了两袋子原料，她把我送到了车间门口，能看出来她的脸红扑扑的，不知是羞涩，还是累的，我悄悄地对她说，三天后，小树林见。三天后见了，她还是穿着好看的裙子，还是迎风飘扬的黑发，还是温暖清澈毛茸茸的大眼睛，我们还是说着各自的家庭，说着上学时候的趣事，说着巴金“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情节，和第一次相见不同的时，刚在树根坐下，手和手就拉上了，她把脑袋歪在我的脖子上，宛若依在枕头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喃喃而语，像是梦呓。像是第一次约会相似，她突然惊醒一般看看她腕子上的上海手表，说，嘘，时间太快，该回去换衣服上夜班啦。
　　
　　第五次约会前，她在原料车间的挤压机旁一边干活一边对我说“你把我借给你的所有书都带来，千万记着！”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只好照办。又一次来到了小树林，是上中班，此时下午两点，晴朗的天空，飘飞着白云，看着白云，我好像飞到了白云上，在高高的地方看着她，等着她来。等了半个小时，没有见到她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准备回厂的时候，看到她来了，这次她是穿着工作服来的，脸上也没有上几次的幸福的红晕，反而显得苍白。我迎着她走过去，把她的书还给她，她也把我借给她的书还给我。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想抚摸她的手指时，她像是受到刺激一般躲开了。她静静地说，“我想了好久，想通了，我们以后还是不来往了好，我们的身份是临时工，就像是原料车间的挤压机里的原料，不知道将来被挤压成什么模样，也不知道以后往哪里走，还是分开好。”
　　
　　对于今天不好的事情，我虽然有点预感，听罢宋平静地讲了分手的话，还是如同五雷轰顶。在这个偏僻的工厂，在这个僵死的港湾，自己刚刚活来，又要死去了，自己的生活又回到行尸走肉的轨道上了。这是漫天的白云不再是白云，而是白铁板，将要把我和我的活棺材一起裹住，然后扔到炉子里焚烧。我呆呆地看着她离开了杨树林，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工厂围墙的拐弯处，此时，我已经空了，心和脑都空洞洞的，任何一阵风都能把我吹跑，也吹不跑，因为我是空的。春天并不理会我的心情，春风由轻微而成为猛烈的沙尘暴，我宿舍就在拖鞋车间对面的一排矮房子里，躺在房子里的西北角的铺位上，听着近似惊天骇浪的风的巨大声响。有的风在高空，发出很凄厉的声响，有的风在地面，厂院里的油漆盒子被风催得滚来滚去，发出了难听的声音。风是天空放出来的野马，风是地底涌出来的岩浆，风把宿舍的褪了漆的木头们吹得呱嗒呱嗒地响，时刻像是要被吹掉了一般。陈有家并不知道我的“失恋”，他喜欢风，他竟然请假说去市里办事，只顾一个人到田野享受风去了。我躺在床上，翻看着宋看过的书，希望能从书里看到她给我留一张纸条，至少看到她给我留下的只言片语，她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活我一条命！
　　
　　可是，我失望了，书为媒，书没有当成媒人啊。我也很自责，为何没有给她留下只言片语呢？也很后悔，你对着一个异性讲出一些很肉麻但是你自己却不认为肉麻的语句时，这才是爱，可是我对宋，一句肉麻的话也没有说，真的好后悔。我躺在床上，满眼都是她的形象，杨树林，好看的裙子，迎风飘扬的黑发，温暖清澈毛茸茸的大眼睛，她的面容，一次次地在我的眼前摇晃，令我窒息。这是青年时段第一次想念一个女子，思念是模糊的，思念又是具体的，思念是痛苦的，又分明不明白痛苦的根源在哪里……该上班了，不再积极要求去原料车间取原料，害怕在挤压机旁见到她！郭新大声吼我，我只好去取料，胆怯地来到原料车间，却没有看到她，代替她的是另一位女工，女工显然知道我和宋的事情，帮我装好了料，安慰我说，“小宋主动调到另一个班了，小王啊，想开点。”
　　
　　从原料车间取了原料回来，郭新已经在车间门口等了，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取个原料老半天，真是老慢牛。”我瞪了他一眼，没有睬他。骨子里自卑的人，他们总希望看到别人出丑，我就希望看到郭新出丑，希望看到陈有家用拳击动作打的他满地找牙，遍厂乱跑，没有想到教训郭新这厮的事让我摊上了。那天，整个中班过得很慢，热轧机也不争气，热量不是过热，就是热量不够，出来的泡沫塑料不是没有发起来，就是热过了，颜色发红。锅把子又开始嘟囔责怨，把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为我“搞对象”，嘴里不干净地嘟囔我，“搞女人有一套，搞生产就掉链子。”我大声问他：“你说谁搞女人啦？”锅把子并不示弱，说“全厂谁不知道你跟那个姓宋的神经病女人搞到一起啦。”听到这话，我被彻底激怒了，到这个劳改队一般的郊外小工厂几个月以来的压抑和愤怒彻底爆发了，我揪住他的衣领问他，“你说谁是神经病女人？”他大声说，“就是原料车间那个精神病女人！”我不再说话了，一拳就砸到了他的腮帮上，他也抽出一只胳膊打我，我顺手抓来干活的铁扳手就砸他的脑袋，被他一把夺走了，我又抄起一根铁棍子砸他，没有砸住他，他夺路逃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啊，姓王的小子要杀人啦……”喊声震惊了各个车间的人们，一起涌过来，有人抱住了我，卸了我手中的铁棍。
　　
　　幸亏工人们夺走了我手里的铁棍，使我免以做一次杀人犯。事后，厂长责问了双方，尤其是听了我的倾诉后，觉得青年人恋爱自由，锅把子确实不应该激怒青年人，再加上姨爹和厂长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就没有开除我，只是让我写了一个检查，调到另一个车间——挤管车间。这个车间没有热轧机，有挤管机，机器把化学原料通过加热、挤压成社会需要的产品，而我这颗原料抗拒挤压，在社会这个挤压机里挤压了四十几年，还保持着当初原料的样子，是一颗压不碎炒不熟的黑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