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条摇曳

      村里的婆媳或妯娌关系紧张时，会选择分开做饭或者分开居住来达到彼此仇恨和绝交的目的——我祖母和我母亲就多次以这种形式分开过。当时我们家唯一的男人——我的父亲远在千里之外，调节她们之间矛盾的粘合剂变得可有可无。她们既在乎他同时又无视他，关键时刻他是照片、一封信、一句话、一个无论你怎样咒骂都不会出现在你跟前的人。因为无法得到外力的调解和阻拦，她们的矛盾越积越深，刚开始，她们彼此形同陌路，尽量避免迎面碰见。有次我跟祖母在磨道里晒太阳，我母亲从街门里进来，我祖母马上在坐着的石头上转了身，将一张后背朝向外面回来的母亲，我看到母亲回来，照例是要高兴地喊叫，可是我的母亲像没看见听见似得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祖母这时转身抱住我，寒冷的眼神狠狠地剜了母亲的背影一眼。有一天，祖母用很难听的话骂一只飞上飞下的鸡，不知道那句话触动了厨房里做饭的母亲的神经，她竟然站出来跟祖母争辩，如此一来，祖母火冒三丈，指责的话像豆子般一笸箩一笸箩倒出来，而我母亲就是那个注定要在豆堆中滑倒的人，在跌到之前她依旧会拼命挣扎，于是，我们家成为一个战场，她们用言语的刀枪互相击伐对方，并在看不见的伤害中，使对方伤痕累累。我母亲毫无社会及家庭生活经验，她被命运派遣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孝敬老人，从一开始她就处于劣势，并无法得到一丝同情。当她与祖母的矛盾开始激化，村里看笑话的人中，一大部分是偏向祖母的。
　　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农村，人们刚从各种运动的余霾中缓慢苏醒。教书的母亲，闯过艰苦的大炼钢铁时期，挨过勒紧腰带的饥饿年代，在温饱自足之后，开始想争取到一个媳妇或者说一个女人的正常社会及家庭权力。但我的祖母显然无意去成全她，甚至对她生出诸多不满。起初，母亲每晚会伺候祖母抽烟喝茶，朦胧而使人发困的油灯下，她不得不强睁着双眼，熬等灯油耗尽。这种恭敬婆婆的传统习俗在村里由来已久，并不稀奇。但母亲在不屑传习的同时又不得不按照传统行事，她骨子里的叛逆让她在恭敬的同时流露出厌恶。作为一种无声的或者有力量的反抗，她跟其他老师们带领学生们投身于破“四旧”的大潮中，村里一些有点年月的物件都被清查出来，并相应进行了处理，那段时间，学校添置了桌椅板凳，那些带着木纹和温度的桌子的前身，是一个柜子或者馆木，而硬气光滑的凳子的前身可能是一条大梁……这些举动，不止惹恼了祖母，还惹恼了大部分村里人。他们都觉得，学生们所做的一些砸菩萨塑像、挖掘先人坟墓等大不敬的事件，都是老师们所指派。她和她的同事及上级成为大逆不道的人和大家心理孤立的对象。我的祖母在说劝和哀求都失效后，破口大骂，尔后以寻死上吊的方式威胁母亲，当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母亲时，她选择了分家另过，来捍卫自己所坚守的立场。
　　她们并不考虑作为身体中同时流淌着两家血脉的后代的我的感受，一切仿似与我无关。可笑的是我在分家过程及分家所构成的隔离状态中找到了一种隐秘的乐趣。这种分家并不是习惯意义上的分割财产、土地以及户口，这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分开。母亲依旧担水，但她需要担满自己和祖母的两缸水。分粮食的时候，我们家依旧是一户三人的份额，并不成其为两户人家。显然这是一种不被公众认承的分开，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们之间分开的意愿。显然我的年轻母亲对分家充满恐惧感，她的灶火常常熄灭，有时仅用树上的一只梨来充当一顿饭，当然，她并未流露任何认输的破绽，但祖母却接收到一些讯息。她作为权利的象征，并不说明或者主动沟通，她冷眼旁观，希望以胜利者的身份使母亲屈服。我还记得那个黑瓷碗，我将它抱在胸前，穿梭在祖母和母亲厨房短短的距离之间。那是初秋，祖母门前杏树上结了稀疏的果子，我的跑动带起几片飘落的树叶，像我愉悦而飞扬的心境。我在母亲的厨房里得到一小碗面，而在祖母的厨房里得到一个鸡蛋。这段时间，我可以按惯例睡在祖母身旁，同时也可出入在母亲的屋子里。她们分开使我产生拥有两个家的错觉，似乎两个都是我的，但同时，它们又各自有各自的主人。
　　显然这种婆媳分家中我母亲是示弱者，直接表象就是她赋予家庭的劳作明显加重。更隐性的一面是我成年之后才知道的，那就是，作为家庭劳动的主要收入者，母亲同时分担两户的灯油盐醋钱，使原本的一份变成两份，在无形中增大了家庭开支。而我祖母正是抓住我母亲的这一心里，表面上极具残狂，甚至用要雇人来伺候自己的借口，来改善尴尬的矛盾局面。
　　村里的家庭都是以户为单位，以兄弟或者儿子为社会个体存在的。对于我们家这种人寡的情形来说，个体力量的各自气场，显然要大过单位。这场闹剧般的分家在其后的几年里，又出现多次。每次都以一个奇怪的理由结束。我的祖母会在某天中午，以灶火熄灭为由，重新端起母亲的饭。或者在父亲探亲回来的那天，祖母以端坐等待的姿势吃一碗我母亲做好的饭。


                                            



      其实像我祖母和母亲的这种带着赌气的分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家。我母亲打小生活在一个近40人的大家庭里，家庭中，父辈兄弟三个，子辈兄弟十一人。家族中的主事是老大家的大儿媳，母亲称她为“大嫂子”。我的外婆，看似有长辈的身份，但她并没有任何特权，或受到优厚待遇，她跟十个媳妇同时承担着大家庭里的洗衣、做饭、纳鞋、缝衣等事情，而属于她的开支少而又少。月例基本是没有的。男人们同样也是平等的，十多个男人中，有两个在北平布店里当伙计，每年的收入除去在外的固定开支外，全部要上缴到“大嫂子”那里，用于家族一年的开销（当然，他们也会有一小部分积蓄会成为私藏，这点上能出小孩子偷偷吃的零食上彰显出来）。还有一个男人将女人们做好的烧饼挑到附近村里叫卖，所得收入同样要交给“大嫂子”。剩余的男人们在田地里劳作，喂牲口。

       “大嫂子”在家族里起着领袖作用，一方面是她的才智的确要高过旁人，受过打算盘、读女儿经之类的先天优质教育；另一方面，是权利赋予她一种统领全局的能力，一个家族的兴衰全都系于一人之手（听祖母讲，当时更多家庭里的主事者为老年男性）。这种家族家庭的庞大运转，也会在无形中会助长一些恶习，诸如贪污、欺压、不公平待遇等。我母亲至今会想起他们家族分家时的情形。分家的起因是排行老二的外祖父的去世。在家族中，外祖父系最贫弱的一支。第一是因为他成家迟，第二是因为他本身太老实，不会偷奸取巧，油嘴滑舌。他作为村干部，在家族的地位却低之又低。我外婆因为他的木讷，受到侄媳妇“大嫂子”的欺压，她被指派有做不完的活计，为此她有三个孩子小产，但这些并未使外祖父产生任何不悦，在他以为，家族领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并不偏袒妻子，在其他同辈或者后辈媳妇们的挑唆下，他对她横加指责，有时施以拳脚。再加上外祖母天生性格软弱，这就造就了其他同辈或后辈媳妇于她的轻视。当我的外祖父的尸骨被埋葬之后的第二天，“大嫂子”就将全家的人集合在一起，宣布了分家的决定。

      像树木一夜之间生发了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枝丫，一个家庭在主根不变的情况下，解体成十多个新家庭，这些家庭，在来年春回，会有新叶绽放，会有花朵，有鸟雀筑巢。对于有收入或者有劳力的新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他们既避免全部收入的上缴，又可明目张胆地逃避家庭繁琐而毫无结果的劳作。最愁苦的是我的外婆，她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最大的孩子也不过十三四岁，而且还是女娃，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在分家协议中，他们分到东房三间，房前三尺，屋后五尺的范围，柴房半间，铁锅一口，碗五个，粮五斗，灯油半斤，盐半斤。这就是他们一家五口在世上的财产。这种明显带有欺压性质的分家，并没有逼迫外婆说出自己的不满。她除了哭泣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从那时起，矮小的外婆开始了她的田地劳作生涯。作为长女的我母亲，在家族的强烈反对声中，坚持上完初中，并用她三块钱的奖学金，维持着家用。那段时间，磨面，拣铁，捡炭成为母亲和大舅最主要的营生，在这种艰难的度日中，他们迎来了大跃进和村食堂的开启。

      村里大部分家族被这场运动所瓦解。家族中的主事者，从一个神坛上走下来，即便“大嫂子”是三寸裹足，她亦得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国家运动中，无私地将在分家中所得的诸如铁锅铁铲全部上缴，出现在田地劳作人中间。以糊口为目的的家，有灶火和柴烟，有锅具和菜香的家，成为人们的住集处。这对家族的瓦解是至关重要的一击。树木分枝的习性似乎被更改，当时间分散成无数的小粒子，它们再无法用某种物质粘附在一起。之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大食堂亦瓦解，无法撼动的主杆开始摇晃，枝叶凋蔽，花朵枯萎，人口频频消失——大家族中先后有两个男人死于浮肿，两个死于“气鼓”——为了求生，分家成为漫长时代里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像外婆母家那样以一个姓氏组成村庄的人家，渐渐分支成无数个家庭，虽然大家都拥有同一个姓氏，有共同的祖先，但因为家庭的再建，家族观念越来淡薄，并使村庄里渐渐有了派别之争。







      几年后，我外婆家在分到的三间房之间隔起了一堵墙，一个大屋子变成两个，一个两间，一个一间。一间供外婆永久居住。而另外一间是两个舅舅的共同财产。当时并没有写纸或者口头明确，外婆的当务之急是为我大舅娶亲。1970年，大舅娶亲的时候，分家这一现实问题像一道难题，摆在了外婆面前，贫穷导致尴尬的分家。在村里，一根线、一枚针都可引发家庭或者家族大战。当然，房屋更是每个家庭最看重的东西。大舅的孩子满月后的某一天，他下班后推门走进了外婆的屋子。那个屋子除去一张炕外，地面面积也不过5平米多点，一个柜子就占满了。二舅从学校回来，跟我外婆和小姨住在一张炕上。那时他正蹲坐在炕桌前写毛笔字，整个屋子里充满柴烟和墨水的味道。大舅在地上站了一会，分家的字眼无论如何都难以启齿。他退出屋子，蹲在檐前开始吃烟。他在铁厂上班，每个月挣二十几块的工资，在村里来说，算是富裕的了。但他这些工资除去补贴家用，还得承担二舅在中专的生活费，所以在舅母的极力怂恿下，他们有了分家的想法。事实上，当他有了孩子，分家是势在必行的。他因为自己后代的出生，有理由推掉供养母亲之外其他人的责任。外婆在那时已经让人拟好了分家协议。只是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使它成为事实。

       另一天，通过与大舅二舅协商，大家一致同意分家。但协议条款依旧是保密的。直到那个夜晚，请的四个保人、外婆、大舅、舅母、二舅同时坐在了一起，协议的内容才被公开。这点可怜的家庭财产的平分，当时的保人们都有落泪的冲动。舅母和二舅之间的纷争亦因之开始。协议中对于目前所居住房屋的分配是这样的：一间是母亲永久居住，剩余两间，在无另外房产前，暂时由老大居住，所有权归兄弟两人共同拥有。这样的结果致使舅母破口大骂，年轻气盛的二舅上前一把抓住嫂子就打。一场因为分家而引起的家庭混战打破了村庄平静的夜色，这件突兀又平常的事件只能作为明天街道上闲说的话题，被人笑话或者叹息。

       分家的过程中，势必会有不公或异议，争吵和打架是在所难免的。由分家所引起的诸如绝交之类的事在村里司空见惯，越是贫困人家，纷争越激越，结果越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家会在分家过程中惹上人命官司，也有兄弟至对方残疾。但结果的正确与否大家又是通常不计较的，他们更在意眼前利益的争夺。为此他们情愿以赡养父母，或者收留未成家兄弟来壮大自己家庭所拥有的固定财产。当然，纸上的字通常无法成为生活里的圭臬。村里那些因为拥有房子和土地并愿意传习给侄儿的男人们，在余下来的生活中，永远无法得到他们预期想要的生活。他们在一些关键时期充当着后代的保护神或后盾，但更多时候，他们将孤独终老。只有在他们死去的仪式上，当初对他们信誓旦旦的后辈才会承担起披麻戴孝的责任，让村里人注视的眼神稍微有些安慰，那时，死去的他或许也才有一丝安危。

      外婆请来的保人中，有两个是村干部。当舅母和二舅扭着一团的时候，其中一个对惊慌失措的外婆说：婶子，队里给你家批块地基吧。

      前几年，收拾外婆的遗物，这张纸被母亲拿在手里，痛哭不已。



   



    王兄某、弟某，二人均已经成人，准备分家另过，独立生活，为划清产权，避免争议，团结和睦，经由母亲李氏主持，长辈王某、李某及村干部王某，王某见证，特立此分家协议书。条款如下：

    一、村里新批房基地5间为兄王某所有。

    二、旧屋西两间为兄弟二人所有，弟有长期居住权。

    三、旧屋东一间，由母李氏暂住，产权归弟所有。

    四、厨房（柴房）半间，房前屋后四至，由兄弟二人共同所有。

    五、本协议一次分清，不做其余调整。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永不反悔。



                                                     立协议人：王某（兄）

                                                                    王某（弟）



                                              公证人：王某、李某、王某，王某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母亲哭泣的如今，二舅亦已起屋盖房十几年了，儿女成群。他们在街上碰到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伯父和堂兄，各自低头或转身不理。在他们的概念里，这个人、这些人是他们在村里的仇人。大舅二舅虽然由协议分家，但其后岁月里发生的诸多事件使他们无法原谅彼此，这中间，他们的妻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外婆亦受到他们的无限度的谴责，致使外婆在世的最后几年，产生拥有无价之宝的幻觉。这些幻觉中的宝藏，埋在大树底部，或者在柜子深处，那些被幻想出来的宝藏成为枝叶突生的肥料，更多的枝芽开始萌动，并以一色新绿遮蔽老树经年所受的风雨沧桑。由外婆所杜撰出来的宝藏，竟成为彼此力避的依据。或许事实便也如此，那些无形的宝藏真的存在，并使他们在偶尔时刻能想到，无论如何他们的根是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就像在外婆百年之后，他们无法将分割两间老房一样，更情愿任其坍塌，任其腐坏，像记忆被抹杀之时心中涌出无边的痛意。







      我的表姑在古稀之年执意要跟儿子们分家。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村里发生了又一次重大意义上的分家。分家，意味着单立门户、拥有独属自己的土地及财产。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人们收入的提高，分割财产已不是唯一的目的。现代农村，农村社保及养老政策的逐步完善，使人们对现今所拥有的住所、土地不再重视，大家更在乎分到手的钱财及余下时光中社会对个体的补偿多少。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分家。第一次是两个儿子分别成家后，将家里的房屋、土地、果树、部分财产（包括欠帐）进行了分割。同时在村委会进行了户口的重现登记，户主分别换成两个儿子的名字，她成为小儿子名下的一名成员，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以纸片的形式附属于儿子的姓名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身无分文，在分家中，她取得一眼窑洞的永久居住权，因为年纪原因，属于自己的土地平分给儿子，作为对她的补偿，儿子们每年付给她1000块钱的赡养费。

      他们村以生产矾石而闻名，许多外地人前来开发。她的两个儿子成为外地老板的雇工，拉运矾石来挣取运输费。近年随着山体的逐渐被拓宽，他们家里的田地面积逐渐缩水，更多曾经生产粮食的肥沃田地成为矾石的存放场，老板会付一定的佣金给拥有土地的人家。村里人以每年每亩五千或者更多的租金来提高家庭收入。当供养人的土地渐渐消失，人口密集，粮食丰饶、树草茂盛的村庄渐渐枯竭，饮水和资源以及粮食的缺失，更多人脱离了村庄，而去往其他村、镇里或者县城居住。离他们村不远的村庄，因为地下煤层的被开采而塌陷，死伤数人。为此政府出台了相应的迁村政策。他们村虽然保留下来了，但村庄的土地被矾石公司买断，并以户为单位进行支付。我的表姑预言，不久，自家村也会如此被劈落开了。她决定跟小儿子分家。但孩子们有些不情愿。在传统的认知里，只有无儿无女的老人才拥有一个独立的户口本。他们这种分家，搁在往年，是要被戳脊梁骨的。但像老人们说好似的，村里差不多所有人家的老人们都说出了跟孩子分家的意愿。

      这虽然是不涉及家庭内部任何财物分割的分家，但却是最具法律效应的分家。从此，在村、乡镇及县里的户籍档案里，他们将永远成为单位个体存在。那段时间，县公安局副局长（祖籍在他们村）成为他们需要抓住的稻草，显然这棵稻草作用重大，在他的帮助下，他们村在人口不增加的基础上，多出几十户人家。那年过年，他们各户成功领取到油一桶、面一袋、米一袋，以及5万元钱。热闹满足的笑脸背后，没有人会因为变成孤独的户主，而感觉有什么不妥。

    军军是国家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后第一批出现的独生子女，他在成家生子后，跟父母分开另过。如今村里，独子家庭已日益增多，分家依旧是他们生活中的首要选择。前提是独子成家，而父母尚有工作能力，有固定的收入。这时候，就会出现我祖母跟我母亲分家时的情形，不同的是他们之间不吵闹也没有怨恨。房屋依旧归父母所有，户主依旧是父或母，只是将锅灶分开，成为分火的两个家庭。当父母失却劳动能力，家庭会重现合并在一起。而父母的所有财产在百年之后，均归儿子继承。就像树根永属于泥土，树枝永属于树杆，花叶和果实亦永属于树枝，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活如何如何改善，都无法更改自然界所既定的秩序。所有人都活在由分家带来的自在、不安、愧疚和安顿中，发扬和传承着这一习俗，延续或者提高着自己的生活质量。那些小孩子，依旧像我小时候那样，捧着个碗，从祖母厨房里出来，再去看看母亲锅里的吃食，他们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到的暗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