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村，嗨伊那

   群山环抱的新疆库车县阿格乡，就像被扔在一个破旧的大铁盆里，大盆边缘的铁青色山崖像巨大的锯齿。
    四面的山色，随着太阳不同时段的照射，改变着颜色，时而这边棕红，那边褐黄，时而这边青灰，那边墨黑。
   处在天山神秘大峡谷地带，雅丹地貌的山体，仿佛铁盆长出的斑斑锈迹，山体上没有一丝绿意。这一带山崖上，偶然有几片云影闪过，也不愿意多停留片刻，打个转就飞走，好不容易盼到几滴雨，瞬间就被地热蒸干。
   阿格乡最豪华的水景，是一百多公里外的大龙池、小龙池，还有乡里唯一一座水库：两座山脉聚拢来无缝相接，将库车河的水拦截在奇石巨峰的怀抱。
   山体上下和水库四周，草木不生，奇山与异水相拥，这一柔一刚强烈对比形成的耀眼景致，让人震惊，最初冲进视野时，甚至有点不真实。
   微观的水景九眼泉，躺在水库大坝之下的缓坡地带，瞪着九只水汪汪的眼睛，似乎在等待什么。
    阿格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乡。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被称为新疆库车县的北大门，连接北疆的伊犁和巴州，天山神秘大峡谷、大龙池、小龙池，苏巴什古城，阿格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遗存，并没有给山乡经济带来明显的实惠。
   康，就是“矿”的维吾尔族发音。俄矿、和新煤矿等好几个大矿，都离康村不远。让人感觉这里的大坑小坑，看起来也像岁月遗留的矿坑。
   周围的矿区和部队，每年伸出援助之手，修桥铺路，送医援教，也没法将缺水少地的阿格乡，从自治区贫困乡的大坑里彻底拉出来。到了阿格乡，无论朝哪一条路走，你都感觉自己栽进了一个坑里。
    三年前的九月，宁波市的一位主要领导路过阿格乡，走进康村考察，走访贫困户。他发现“康”这个村名的汉字词义，跟看到的景象不符，视觉到心理都受到了冲撞，当场表示要扶起这个掉在贫困的大坑里的乡，让这个叫“康”的维吾尔村庄，名副其实。
   自此,“援疆”这个词，在康村这个陷在贫困深坑里的村庄，这个对于宁波沿海城市来说，简直是在“天尽头”的村庄,扎下了根。
   阿格乡乡长吾斯曼是个幽默而不乏智慧的维吾尔人，他说，宁波兄弟要来援助阿格，阿格乡听到消息就开锅了。他在句子里用的“开锅”，维吾尔发音是 “嗨伊那”，指的是水烧到开锅时的状态，翻译成汉语就是“沸腾”。
   在吾斯曼看来，援疆使他们的血液“沸腾”起来，这是当地人们对兄弟友好援助很自然的回应。他的话传递出来的感觉是，沸腾这个词，跟热血有关，是指血液温度上升了。来自宁波地区的热情援助，让阿格乡维吾尔族兄弟姐妹的血液“嗨伊那”起来，两个地域、两种民族的血液，热到了一起，且温度相当。

                                             一壶煮三省

   亚森江的妻子捧着碗，喝我煮的奶茶。我说：“一壶煮三省，浙江的农夫山泉，云南的红茶，新疆的牛奶。”
    她认真地抿了一口，咂着舌尖说，“一碗茶，能把三个省份的东西煮在一起，热斯亚克西（维吾尔语：真好）。”
   她开过十五年饭馆，给南来北往的人倒了十五年的茶，现在捧着这碗茶，她似乎第一次认真考虑我说的这个问题。
   她表情有点震惊，我知道她懂了，关于水、茶叶和奶的混合，不同地域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壶里，其实就是融合。
  亚森江笑笑，扬起眉毛，反过来幽了我一默：“我们家的新房，是宁波出一部分，村里支持一部分，我们自己拿出一部分，建房的办法好像也跟你的茶是一样的，建设得特别漂亮。”
  亚森江的妻子眯着眼睛哈哈大笑：“我想在新房子里请你吃一碗饭，菜是自己种的，分别长在三块菜地里，坡上的那块萝卜，坑里的那块青菜，院子里那块韭菜，我想混在一起炒，味道也会特别的好。”
   我知道，他们的新房，是宁波援疆指挥部，帮康村援建的新农村安居房项目，带浴室、厕所和抽水马桶。两百多户村民，每户村民都有一套，每个院落都有菜地和葡萄架。这样的富民安居房，宁波援疆指挥部在康村，已经在援建第二期了。
   房子建好半年了，他们夫妻住在的旧屋子里，每天开着四轮电瓶车去看看新房，越看越不相信，这套别墅一样的房子，只出了三万五千元，就归自己了。
   他们每天在院子里忙前忙后，种菜种花、搭葡萄架，几条破旧的被褥和毡子堆在屋子一角，从来没敢打开，在屋里睡上一晚上。一家五口人（两口子加大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住大大的六间房子，还真没想好怎么住。
   她怕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睡在别人家了。想先在院子里干干活儿，等房子认识了主人，慢慢习惯了做主人的感觉，就搬进去住下来。

                                  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

   亚森江夫妻每天面对田地和牲畜的时间，比面对人的时间多。他们的勤劳，还是突破不了缺水少地带来的局限，起早贪黑，也没法使他们从贫困的大坑中走出来。
   早中晚，他们都在几处田地里刨挖，浇灌散落在村里各处的地，分不出他们到底是喜欢侍弄水，还是侍弄地，我想他们是喜欢绿，只要有绿的地方，他们就会停留，只要他们弯腰劳作的地方，三天五天，就会变出绿色来，向他们的劳作致意。
   
    多数时候，亚森江夫妻把供应给人的水关掉，供应给庄稼和菜地。院子里的几毗菜地，每天早晨都像尿得湿透的褥子，韭菜和葱像绿色针脚，西红柿和茄子的秧苗从薄膜里钻出来，贼头贼脑地偷饮露珠，跟他们住近邻的我，真嫉妒那些禾苗、菜苗、树苗。每次趁他们进屋吃饭，我会从院子的水管子里截流一桶水，洗几条毛巾、几只袜子，又觉得自己抢夺了嗷嗷待哺的小苗们的乳汁，有点内疚。
   他们似乎坚信这样一个循环，浇在地里的水，会变成菜和粮食，最终被人吸收，滋养生命；而浇在人喉咙里的水，不过是变成屎尿（自然也可以用作肥料）。水流不大时，他们优先浇灌麦苗、蔬菜、瓜果，而热衷卡住人的喉咙，以保证通向田地的塑料喉管里的水畅通。
   在这样的地方，你才会发觉自己是一个纯消费性动物，不比一只羊或一头牛有用，甚至比一只虫子渺小。恨不能三餐减到两餐，一泡尿憋两个时辰，好减少冲马桶的次数，尽管那水是洗脸、洗脚、洗衣服的水，也是无谓的消耗，牛羊多好，它们从来不用洗澡。
   春夏之交农忙季节，基本实现机械化耕作的农村里，动物的重要性已经排在了农作物和植物的后面，瓜果蔬菜是必不可少的，牛只用来挤奶，羊肉比起粮食，毕竟是副食。早上喂了牛羊，伺候完地里的庄稼、瓜果苗木和蔬菜，到了晚上回到家，再给牛羊吃草喝水。人吃饭喝水的时间，跟牛羊吃草、喝水的时间也基本一致。
   机械化时代，人和动物的序位似乎被重排。人最大限度地节约水，先满足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牛羊，不然就没有粮食和羊肉吃、没有牛奶喝。有水的地方就会长草，长草的地方就可以放牧牛羊，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种出庄稼，只要有水，就可以从地里变出这些人需要的东西，地里的东西和人是一体的，人和水是一体的。
   每周有两次，亚森江会格外开恩，打开他掌管的浇菜的水管子，让我灌满我的盆盆罐罐，我也甘愿排在那些西红柿、茄子、辣子和韭菜、大葱之后。因为有这样一段话，他对我说不止一遍：“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人渴了会说话，动物和植物不会，会说话的，不能欺负不会说话的。春天人欺负了不会说话的，秋天他们会反过来欺负你，让你吃苦头。”

                                    不能拔沙枣树的头发

   我来到康村，除了参与设计了几块宣传展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益处。路边的几棵沙枣树，因我的到来，受到了侵害。为了掠夺沙枣花的香气，路旁矮矮壮壮开花的沙枣树，每天被我瘦身。
   我的做法让亚森江的妻子万分惊异，她像是第一次发现沙枣花还有香气似的：“沙枣树在路边开了多少次花，我没有一次想过折回来一两枝插在家里。”
   我能确定的是，她也喜欢这种香味。我不能确定的是，是什么原因，让她想不到去攀折那么诱人的花。我不断猜测她未说出的那些语言：她认定了沙枣花就该长在树上，开在野外，她没有习惯把它们纳入室内；她不想伤害树木，只为了春天的无用的香味，而减少沙枣树秋天的果实。或者她什么都没想，单单是意识惆然醒悟了：沙枣花还有充当免费香料的功用。
   她说：“秋天忙，不会想到去吃沙枣树上的果实，沙枣铺落地上。到了冬天，即使沙枣树枝被当作干柴烧火，也不会想到在夏天沙枣开花的时候，从一棵活着的树上，折一枝下来闻香，就像不忍心从一个熟悉的人头上拔头发。”
   我这个外来者，拔了沙枣树的头发，在闻香之后，这些树枝叶子干卷着，蜷缩在墙角的簸箕里。除了在沙枣花开的斜坡上，留下我盗花时的脚印，还有这几行心存内疚的文字之外，我对这个山村能留下什么？
    秋天，路边的那几棵沙枣树，会少结一些沙枣。想到这个，我就心怀歉疚。
   村庄像一个少女一样脆弱。一个人来过以后，能在这个山村里留下的，绝不比一只羊、一只鸡更多。除非拿起坎土曼(新疆一种挖土的农具)和铁锨，走向土地，走向田野。要不就是慷慨解囊，热心援助。不然，只要呆上一阵子，村庄里总有一些东西，就会被我这样的外来者无声地掠夺，即便是几滴水，或者几株无辜的沙枣花。

                           虫子必须计划生育

   一直以来，阿格乡的虫子和人分享着树上的果实，自从宁波援疆指挥部送了一些药开始，情形有些改变了。
    阿格乡的树，被绑上一圈上面涂有“性诱剂”红塑料绳子，维吾尔村民很幽默，当地人称，是援疆指挥部为了阻止公的虫子和母的虫子同床，给树“上环戴套”，对虫子实施“计划生育”。
   果树越冬虫卵开春后从树根部或底部向树顶爬行，在树上绑扎的“性诱剂”，可以用气味引诱虫子，求偶的虫卵迷失在“性诱剂”的迷惑中，雌雄虫子兴冲冲闻着气味乱撞，却找不到彼此，交配不成，虫子数量就会锐减，这方法被维吾尔村民称作“上环”。
    阿格乡过去在果树上缠裹一段塑料纸，让虫子打滑，爬不上树。被维吾尔族村民很形象地叫做“戴套”。现在，在塑料纸上打滑和交锋的，恐怕不仅仅是虫子，还有古老的观念。
   康村村民亚森江最初对使用“性诱剂”心存异议：上天赐给人交欢的快感的同时，也赐给虫子交欢的权利，现在人剥夺了虫子的权利，这究竟是不是合情理。
   他说，说到底，人和虫子一样，从彼此的嘴巴里抢东西吃。上天偏爱人类，多给了人比虫子更多一点的脑子，人也该为虫子想想。如果真主给了虫子人的脑子，规矩由虫子定了，也许虫子也愿意为人想想。
   人不是虫子，是人，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很正常。阿格村民担忧虫子的快乐，这跟生物伦理学并行并悖，看似原始的思维，与最前卫的生物学理念，在制高点上重合交叉。在这里，似乎不存在哪一种想法更聪明，哪一种想法傻。有时候，最傻的，也可能是最聪明的。
   乡长吾斯曼的说法很幽默：“虫子也有生存的权利。一只蚊子来了，一般咬你一下就走，不会咬第二下，它只是试试你对它不是有敌意。你轻轻拂开它，它会对下一个嗡嗡一句‘这个人很善良，他的血不要喝了。’如果你打死了一只蚊子，活着的蚊子会从被打死的同类身上闻出了敌意的味道，蚊子会号召越来越多的同类来攻击你。”
   吾斯曼乡长继续他对蚊子风趣的宏论：
  “人对蚊子恐惧时，会散发一种味道，蚊子进攻的正是这种凶残的味道。越是怕蚊子的人，蚊子越是追它。人的自我保护，对蚊子是威胁，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就没有恐惧导致的危险气息，蚊子闻到平和的味道，它感觉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就会放过你，虫子一样能闻出友好与敌意的味道，不信你试试。”
我问他：“既然虫子也有生存的权利，你们为啥同意给周围的树 ‘戴套’”？
   “那是一条分界线，就是告诉虫子：树的下半截留给你们吃，上半截留给我们吃，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同是平等的生命，你们超越了界限，我们也会不客气地还击。”
   宁波援疆指挥部给阿格乡分发“性诱剂”的专家，是这样的解释的：生物的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圈与人类本身延续的基础。当虫子成灾，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减损了上天所赐的粮食的时候，人为了取得粮食，必须让虫子的数量保持在生态平衡的范畴。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许多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许多规矩终究是人制定的，不是虫子制定的。这一点，虫子们不知道明不明白，反正阿格乡的人已经开始明白了。
                                             
                                   钱像果树一样种在地下

  “新疆人有钱用在明处，花在看得见的地方。宁波人把钱埋在了土里，等它发芽。”这是康村人的话。
   宁波在康村援建的富民安居房，做的是未来50年规划，超前设计，水电通讯网络设施的线路，光埋在地里的钱，就有几十万。康村人对此心有不甘。平时路上看到一根柴禾都要捡回去，看看能当什么用的村民，睡在安居房里还在心疼，做梦都想着地底下的钱能发芽、结果子。
  “有些设施近几年还用不到，提心吊胆，房屋改造一不小心把线路碰断了。现在也只好当种了果树下去，等几年再尝果子。”他们自我安慰。
   关于康村村委会的改造，宁波做了N个方案，研之多究之多，时间几乎与施工的期限相等。反正设计方案的反复都在冬季，春季土层解冻才能施工，孵化的过程被一再拉长。最后确定的一稿，精细到了每一块鹅卵石要多大，葡萄大棚的架子要选哪几种颜色。最后的效果确实靓丽，宁波人说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彩虹七色，康村人说，是维吾尔女人的七彩阿黛莱斯，总之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浙江具现代感的跨海大桥和维吾尔族最传统的服饰的色彩不谋而合，这个让援建者和被援疆者双方都喜出望外。看来人们对欣赏美的标准，天南地北，无论是哪个民族都是相同的。
   康村葡萄大棚的围栏，被充分利用做了展板，模板是宁波援疆指挥部之前在库车县奇满镇的渭干村建的葡萄大棚，连以后要建设的康村文化礼堂，他们也打算以此为参照。恐怕以后康村模式，也会成为其他村参照的样版。显然宁波援疆指挥部意识到这一点，援建工程中特别注意起好头。
   援建者也考虑到康村这个少土地，缺人力的村，除了靠捐助，还期待着投资者，把资源优势转换成生产力。需要孵化的东西还很多，比如观念。
   为了与现代观念接轨，乡领导的办法是从办公的形式改变开始改变。康村的办公设施被换成了透明的格子间，这些做格子间材料，是乡里剩余的。旧的桌椅柜子，被分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还是有人带着一丝怀旧的情绪，留下旧办公桌，代替弧形的电脑桌，遗留在满屋子现代感的格子办公间的那张掉了油漆的桌子，像一个没剪干净的尾巴，诉说着再也听不到的过去。
   办公室改装这一天，乡长特意沿着砂石路开车走了一遍，他说：“这是最后一遍了，这条宁波援建的公路，明天就要铺沥青了，过去走的路就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声音里的不舍与惜别似乎多于喜悦。这个正要辞旧迎新的人，眼睛里有深邃的东西驻留，也许那是别人看不见的康村的历史原貌。

                               很想与汉族“要路达西”喧荒

   从县里来康村挂职的曼尼莎，花了一天时间，按照上级的要求，用汉语打了一个村民名单。第二天，又把汉语名单改为维吾尔语。
   她说汉语名单到了村里，没人认识自己的名字，村长、书记也不认识自己的村民了，她只好为村里重新做一份维吾尔语的名单。
   当天晚上，她把村民集会改为双语课，通知十六岁以上的村民必须参加，到了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几百村民中来了十来个妇女和一个做电工的男人。这唯一的男学员学汉文是为了读懂电器的说明书。各种电器的说明书，不是汉语的就是英文的。这位过去学过拉丁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的中年人，对于外文字母的悟性帮了他，他读英语的说明书比汉语要容易得多。他想通过读懂说明书，让极其有限的对机器的认识，帮助他走进机器主导的世界。
   当天夜里来学汉语的人不够齐全，曼尼莎的汉语课没上成。十来个妇女学习汉语的热情很高，捧着孩子的双语课本，希望学一些汉语，好监督孩子做汉语作业，还可以跟村里来蹲点的汉族妇女喧荒。她们说，很想与汉族“要路达西（维吾尔语：同志）”喧荒。
   曼尼莎起初也纳闷，她们想喧些什么呢？除了援疆的一些宁波干部，村里的汉族“要路达西”也不多。喧荒就是聊天，聊天就是交流。后来她理解了，村里人很渴望与另一个民族交流。
   一位妇女拿着一份维吾尔语写的农家乐项目报告，要找曼尼莎翻译成汉语。另一些拿出手机，让她帮上汉语学校的儿子或女儿加一个微信平台，帮孩子学习汉语、查找考试资料。曼尼莎一边帮妇女们搜索微信平台，一边忙着翻译那份报告。
   这堂汉语课，像是对曼尼莎的汉语的一次考试，她在妇女们信任的目光里，任凭她们纠缠到深夜。她每周四又增加一堂汉语课，村里十六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村民几乎都参加了。
    康村的援建项目葡萄大棚落成后，村里准备在大棚两旁立两排宣传栏。先是由宣传干事与广告公司用汉语写好，再由曼尼莎一句句翻译成维吾尔文。宁波援疆指挥部的人一看宣传栏的内容，一个字母也不认识，他们担心汉族领导来参观，看不懂维吾尔文。最后商议结果只好折中，部分版面用双语，给村民看的就用维吾尔文。
   康村学校里，曼尼莎带着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过“六一”，儿子已经一口标准的汉语普通话，曼尼莎听着他用汉语唱《小苹果》和《我很不错》，目光里止不住流露出一种骄傲。
   曼尼莎说，在家里，他们夫妻俩刻意跟孩子说维吾尔语，担心他上了学，维吾尔语就不熟练了。说到这个，她不由自主表现出一副忧虑的神情。骄傲和忧虑这两种表情，来来回回在她脸上交替转换了好几次。
   一次在校园，曼尼莎看老师临时考亲戚家几个孩子，让他们用汉语“精神”和“热爱”分别造个句子，看每一个孩子会不会造出完整的句子。她顿时满脸愁容。她担心他们汉语学不好，以后没有出路，她连哄带吓，鼓动他们晚上来夜校，好补习补习汉语。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乡里，曼尼莎都是在两种语言和文字间折腾来折腾去。她这辈子的工作，恐怕离不开跟这两种语言和文字打滚，她打定了主意，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它一辈子。
     曼尼莎说，由于语言不同产生的误区，有时候也很难调和。
    有个维吾尔族干部，对自己汉族领导的行事方式大惑不解， “他为什么在我说了对一件事情的见解后，总是说，我知道，我知道。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他明摆着不知道，还要装作啥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让我很恼火。”
   这也许是一种强势者企图掩盖无知，维持自尊（一般在处于弱势和地位低下的人面前）的一种方式。如果处于劣势者，没有过度敏感和心理阴影的话，也许还可以理解为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头语。
或者这句“我知道”，是一个领导对智慧的下属，另一种方式的阻止和告饶也说不定。抛开文化的问题和民族的问题，让这位维吾尔干部不舒服的这句“我知道、我知道”，恐怕都是以灭一方的自尊，来助自己的威风的语汇。
   在食堂他遭遇一位汉族同事的问话：“你今天的事干完了吗？”这是一句极其平常的问候。
    他的回答很有些不耐烦：“你不是我的领导，去吃你自己的饭吧，小心凉了。”他反应过度，觉得自己受了不该受的监督。
   他说他不是不认同管理，他只认同跟自己工作相对应的、有效的领导层的管理。而他把另一个民族很平常的一句问候方式，误解为不太友好的约束。这也许是一个语言与问候习惯导致的误会。
   比如，在维吾尔族地区，汉族人总是不知道，见面该问维吾尔族什么好，除非是采用维吾尔式的问候，要不然恐怕说什么都显得不合时宜。
   就像汉族人即使在厕所迎面相遇，也要问那一句永远不会错的“吃饭了吗？”维吾尔族人自然奇怪：“上厕所时，干嘛问吃饭的事情。”
康村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已经领悟到，很多时候，迟疑的不仅是自己品尝食物的舌头，还有他们深入介入现代生活的语言的舌头。一直以来他们只认为食物是进入人体循环，进而参与血液运转和秉性养成的东西，孰知语言的舌头，更是人们参与主体社会生活的情感搅拌机和精神融合剂，长期以来，他们的舌头对于汉语的迟钝和滞后，已经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滞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                     
  
                                       观念的孵出

   乡长吾斯曼觉得，孵化一个村子不难，难的是孵化人的观念。他最不希望的是，现代化的屋子里，人们继续的是古老的生活，他觉得宁波的援助除了资金，最主要的是带来了观念的冲击。对于宁波人的观念，处在现代化转折点上的这个村庄，是在不知不觉的中吸收的。
   吾斯曼三年前来阿格乡当乡长，他第一次到康村家访时，发现村民不到上午十点不下地。乡长问：“能不能像内地的汉族人一样，趁着早上凉快去地里，太阳晒了再回来。”
   “维吾尔族种的庄稼，我们什么时候起来，庄稼也什么时候醒来。起早了，怕把庄稼吵醒了，庄稼睡不够，不长谷子，尽长秕子。”乡长被幽了一默，摇摇头苦笑。  
   吾斯曼乡长还发现附近矿区的鸡鸭羊肉，都是从库车购买，阿格人不喜欢吃菜，也不善于种菜，村民连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从库车去购买，更不要说自己种了供应给附近的矿区。
吾斯曼乡长说：“我动过脑筋想让阿格乡提供这些，可是这里人没有树立市场化、产业化理念，担心食材一时供应不上，断了人家的伙食。有时候梦想不大，要实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村的村民半农半牧，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山沟里放牧。起初乡长来到这个村，地里庄稼和草一样多，人住的房子和牲口棚圈并排，苍蝇蚊子乱飞，垃圾炭灰到处堆。乡长来到村里，连个向他打招呼的人都不见。即使遇见人迎面走来，也转过身子躲过去，背过身子不理睬。乡长看到这情形，难过得几乎要哭了。
   曾经在沙湾县挂职两年的乡长迷惑不解，这里的农民跟北疆的为啥那么不同，明明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干部强制才肯干，你来拉他还躺着扶不起来，恨不得村里把什么都给他做好了。当干部要西瓜芝麻一把抓，真是很费力。沙湾人在水没到来之前就赶着先挖渠，只要有地宁可抢着贷款也要开垦，能种的地方绝不留空白，庄稼地里看不到杂草。不像这里的农民，大事小事都要干部催，推一把动一下。
   乡长在村民大会上苦口婆心，从维吾尔族的风俗礼仪开始劝导村民：“我们维吾尔族热情好客，待人礼貌，祖祖辈辈都是爱清洁，有礼节，早上起来洒扫院落，见了人，男人行礼问好，女人贴面问候，我们怎么能放羊放得连自己的礼节、风俗习惯都放没了，这样的倒退，损失太大了。”
   外人看到建设一新的康村，羡慕之余也有一丝担心，援建会不会让康村人越援助越懒。乡长了解康村人的心理，他觉得康村自身条件太差，能力太弱，本来是趴着起不来的一个原始村庄，扶一把，铺条路，送上路，人们一旦上路，看到发展前景，就不会甘心再落人之后。
   宁波援疆指挥部为了完善阿格的造血功能，援建的综合服务区竣工，为来往旅客服务，让长途司机休息吃饭，还打算开网吧、饭馆、宾馆、理发店，但商业带来的污染让乡长担忧。他考虑还是杜绝洗脚屋、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保持淳朴的民风，减少商业化带来的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山村的侵害。
   变化已经足够迅速，迅速到人们缓不过神来。康村这个贫困村，几乎在几年之间，就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的跨越。
   一直以来，从来没有走出深山，去看外面的世界的阿格人，手里攥着宝贝，自己没有知觉。今年，在地区最美乡镇评选中，阿格乡竟然一不小心，成了阿克苏地区最美乡镇之一。
    阿格乡的旅游资源没人敢小觑，一个乡能拿出号称“南天池”的大龙池、小龙池，雅丹地貌的天山神秘大峡谷，还能贡献天山飞鸡、阿格乳鸽、小山羊，山兔，这些都是农牧民民致富的法宝。
   现在坐下来闲聊时，康村人自嘲地模仿自己过去光着泥脚丫上炕，坐在老房子的土炕上，一边吃饭，一边挠痒痒的样子。幽默的调侃里，有着一份让人心酸的东西。
   康村过去破旧的老房子，牛棚羊圈挨着住房，牛虱子、跳蚤从羊身上爬到人身上，大人孩子整天挠痒痒。康村人原来在山里放羊放牛牧骆驼，还有一些放牧野兔子的，终年不见人，几乎成了半野人。
   宁波为了援建富民安居房，推平了接近山体旁的小土包，扩展出足够的平地来，牛圈、羊圈放在屋子后面，用棚架、砖墙完全与住房隔离开，屋子里沐浴、卫生设施齐全，康村村民的习惯也变了，泥脚丫和挠痒痒成了历史镜头，只在人们的记忆和模仿中存在。
   本来宁波援建计划是，将村里所有的牲畜集中到一处圈养，与居民区彻底分开。村里的观念还是跟不上，他们与牲畜的感情接近自己喂养的孩子，根本不愿意分离。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自然的感情，让援建者动容，考虑到尊重他们的感受，感动之下，也只好让羊圈建在屋后，让主人能看到自己的羊，听见羊叫声，满足他们心理上那份的安全感。
   阿格乡政府北面的217国道线，前后五百公里没有厕所。即使服务区有厕所，也是门户紧闭，不向路人开放。旅客内急，一律在路两旁分男左女右。用宁波援疆指挥部副指挥费小琛指挥的说法，宁波人是把公厕作为服务区的“核心竞争力”来打造。
   靠海的民族精明是内敛的，像岛屿一样若隐若现，断不会隐没。在这雅丹地貌两山之间的公路上的综合服务区，宁波人有意无意间，把它看作一座岛屿，在山穷水尽之时给路人一线希望，吸引人们去停靠。
    汽车加水和旅客 “放水”之后，就会发现这里类似现代“龙门客栈”，特色餐饮、宾馆小超、汽车修理铺排列在路边，就像鱼饵一样诱人。
   尤其是厕所这个方便问题，成了当下还停留在只重视“进”，暂时还顾不上“出”的阿格人，最不方便解决的事情，宁波人觉得，暂时的为难，是为了永久的方便。厕所方案做了五个，还做过各种调查，比如每个季节风从哪边来，门朝那边开。如果风吹屁股冷飕飕，会影响旅客上厕所的兴致。还有风向会让苍蝇、蚊子往哪个方向飞，风吹厕所的气味，会不会影响旅客用餐的胃口，援建者都仔细考量了一遍。
   宁波人思维的线放得很长，很隐蔽，免费厕所十分曲折地暴露了海洋文化若隐若现的威力，阿格乡这些千百年来半牧半农的山民，就像翻越天山神秘大峡谷那么七拐八弯 ，也没绕过这个弯子。偶或有几个绕过这个弯子的，也只有咂舌。
   土生土长的乡长，似乎体会到了精细的宁波思维：“商业竞争竟是这样费尽心机，连别人的屁眼里的钱都要算计。沿海人的思维，要满脑子沙子的阿格人来学，还要用大龙池的水，好好洗洗脑子，把脑子里里面堆积的石头沙子清出来，才能泡出一副海洋脑瓜子。”
   他忽略了维吾尔语里，几乎找不到与“方便”完全对应的词语，与它相近的，只有“容易”这个词。维吾尔族是一个十分简单、随性，怎么来得容易，就怎么来的民族。
         
                                  原始村落的“现代病”

   机械化在阿格刚起步，而对康村的人来说，似乎是来势汹汹。这也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对机器，他们怀有一肚子的好奇。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就迫不及待地拥抱了机器时代。机器对他们生活的震荡也是空前的。
   康村的村民的现代化意识，基本上是从电视画面上看来的。从乡长到村民，都喜欢神奇变幻的显示屏字幕。
    在康村村委会村委会大院的改造工程中，首先就想到，要像城里那样，在大门口，做一个有灯光变幻效果，维、汉两种文字 “康村”的电子显示屏，这样似乎康村就跟上了现代化的脚步。
      显示屏做好了以后，红色的字幕还真有一点现代化效果，只是单一的红色，总让人联想到那字幕像是警匪片上的红字，或者像是城市马路上永远亮着红灯，那一成不变是红色字幕，视觉上还是给人不伦不类的怪异感，但康村人很满意。
    最原始的村落，最容易染上时髦病。这是在库车干了十几年广告设计者的看法。
    康村人迷恋灯箱广告那种带着城市味道的光感。村里本来打算在康村村委会大院的葡萄大棚下，做两排共十几块特大的展板，就是采用那种城市里的灯箱广告，被宁波援疆指挥部否决了，觉得劳民伤财，因为那种灯箱式的展板维修费用很高，一根灯管坏了，就会像美女瞎了眼睛一样难看。
   宁波援疆指挥部罗绍东副总指挥长说，自己在库车想设计印刷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图样，都要跑到阿克苏市，结果捐赠款只好找来一张红纸，写上“10000”。后来宁波捐赠款的支票图样，他都干脆嘱咐来人，在宁波印刷好了带过来，何况灯箱广告这种奢侈品，耗电又多，他还是阻止了原来的那个方案，最后改用最简易、可随时更换内容的纸质展板。
   宁波人心里很清楚，当康村的人们，为城市这头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巨兽着魔的时候，内地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在寻找普遍失落的乡愁。
   康村的村委会的招牌，焊接的铁架子上的电子显示屏，汉文和维吾尔文的红色字母一闪一闪，怎么看都想小车站或者旅店的彩灯招牌。他们在竭力模仿城市感中迷失，似乎没想过就地取材，用木料或者石料立一个富有淳朴的乡村特色的温馨的村名招牌。
    城市在竭力追求天然的时候，天山下的牧区小村落，在用最现代化的手段打扮自己，就像一个村姑穿上了晚礼服。
   我是你的过去，你是我的未来。世界被分割成两极，一头在怀念乡村野趣，一头在追赶城市文明，这颠倒的两极有一天如果相遇，就像在陌生的街口与初恋情人狭路相逢，早年各自的容颜，已经成为历史过往，看着异化的情人，恐怕失落多于欣喜。

                                         无奈和焦虑

   宁波援建的富民安居房，都严格保留当地民族建筑的特色，连葡萄棚架都没有省略。敏感的宁波人发现，这里人心更加向往现代化和城市感。在设施的现代化和外观的自然特色这个交叉点上，两边的观念居然完全错位。
   康村的渠道里要建台阶形小瀑布，渠道两岸建休闲公园。这条穿村而过的河，倒映出了康村的变化，也倒映着阿格人焦灼的影子。他们汇聚在河边，渴望加入到河流的改造中，河边的景象意味深长。
   “六一”儿童节前夕，康村学校里的孩子们为前来捐助的部队官兵演出。河边部队医院的医生免费送医送药，为村民诊断病情。
   那天，挖掘机开始清除多年来山洪留下的淤沙，人们打算在河道里砌出美观的鹅卵石河床。建造漂亮瀑布的任务，落在了村民头上，那些精细的工程和高标准的要求，让这些一手坎土曼，一手牧羊鞭的村民望而却步。坎土曼赶不上挖掘机快速，凭借他们的技术，做不出经久耐用的鹅卵石河床，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粗糙的手，影响工程的牢固耐用度，坏了村里的百年大计。
   村民每人情愿拿出自己种地、放羊得来的血汗钱，把这些活儿转包给施工队。自己的手，已经干不了自己水渠的活儿，他们的脸上浮现出焦急与无奈。
   村民只好放下水渠的事，来找部队的医疗点上看病。他们指着自己的头说头晕心慌，拍着自己的胳膊腿脖子说关节疼、颈椎痛，失眠、盗汗、胸闷、浑身无力、四肢发凉，听着这些症状，总觉得这个集体得了某种类似在焦虑症与心脏病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医生也很难诊断。
   过去他们赶着毛驴车，在天上飞机、地上汽车的上下夹逼下，心焦肺躁、气喘吁吁，突突突地开着四轮电瓶车，奔突在沙石路上，掀起一股冲天的黄尘。
   现在，他们换掉了毛驴车，有的人家有了汽车，住上了宁波援建的现代化富民安居房，在生活上小康了，可在技能上，他们发现，自己还是被抛在了现代生活后面一大截。
   对于康村里的维吾尔族居民，最初现代化就是以象征工业文明的机器的模样展现出来，飞机、坦克、装甲车、拖拉机。现代化时代的钢铁之物，似乎更合乎他们坚固的胃，他们消化机械和自动化的能力，似乎要强大得多。
   许多维吾尔族人家，仍喜欢用煤炉烧水。他们总担心电茶壶太迅速，怕水烧不开，却要买一个回来，宝贝一样珍藏在家里。他们对电器怀有盲目的崇拜，觉得不拥有几件，就代表没有跟上电器化。他们迷恋塑料衣柜、拉链、冰箱、洗衣机、拉杆箱之类的电器和物件，似乎这些工业电器和工业产品里，隐藏着无限的奥秘，似乎这些东西，能标志他们的身价、地位和他们身处的时代。
   他们憧憬现代化，却追赶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在现代化这场战役里，他们又输了一局。那场面，他们就像在竞技场上输了一样，掏出了血汗钱，甘愿受罚认输。
   面朝黄土背朝天，羊鞭坎土曼打天下的康村人，在精细的现代化工程面前，他们只好承认 “我们做不好。”
   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一个民族的无奈，都显现在他们弯曲变形的脊椎上，几乎一个民族的焦虑。都压在他们的心头，几乎一个民族的担忧，都挂在他们的脸上。
      
                                      沙漠的胃不认识海洋生物
   
      吾斯曼乡长和宁波援建者在矿区吃了一餐饭，席间臭咸鱼炖蛋、蚕宝宝、蝉蛹，用维吾尔人的眼光看，这些菜真有点奇奇怪怪。乡长担心自己不动筷子，会影响他人吃饭的兴致，勉强吃了素菜、花生米外加三个水煮鸡蛋，而乡里的维吾尔族司机，则只吃了花生米和鸡蛋。酒是一滴都不沾的，名义是刚出院，这是让招待方和援建方安心的一个很得体的托词。
  宁波的客人来阿格，乡里在食堂腾出雅座，端上大盘羊肉和大盘土鸡，结果宁波客人还是让司机到车上拿出余姚榨菜和干菜，伴着米饭吃。
    宁波援疆指挥部的费伟华指挥长，是个素食主义者，到了乡食堂吃饭，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也做出一副大口吃肉的架势。其实，阿格人都明白，指挥长是为了和大家保持一致。幽默的维吾尔人，暗地里模仿指挥长拿着烤羊肉串，一副受难者的表情，内心对这些生活不习惯的宁波人，充满另一种感动。
   去年，宁波援疆指挥部组织这里最基层的手工业者，到宁波考察手工产业。走在街上，来自新疆山村的维吾尔人客人敏感地察觉，过去喜欢小花帽、艾黛莱斯裙、小辫子的内地人，隐隐地有些不一样了。他们心里似乎也明白这是为什么，又怀着委屈与不甘。但他们性格中的隐忍让他们体会到，这不一样之中，宁波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感觉，仍然是宽容和温和的。
   最让宁波人慨叹的，就是在宁波的一个星期，这批维吾尔族人的胃似乎是铁打的，吃不惯南方饮食的他们，一周的江南之行的制胜法宝，就是库车大馕。
    其实，喜欢吃烧饼的宁波人，也个个喜欢新疆的馕。只要喜欢馕，在新疆生活和做客，就不会饿肚子，每家每户每顿饭都会放一些馕在席间。尤其是库车的馕，大如车轮，送礼、求婚，都用这个做礼物，“库车大馕像太阳，吃到哪里哪里香”，馕是维吾尔族对客人至高的礼遇，即使在维吾尔族的麦西热普上，你也会看到弹唱的艺人们面前，摆着小山小塔一样的馕，歌舞艺术和果腹之物能量级别是相当的。
   宁波援疆指挥部，在宁波市委党校的清真饭厅，招待来自阿格的维吾尔族客人，但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这散发着海洋气息的清真餐。
   清真饭厅回族厨师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圣人的一把宝剑沉入海里，自此海洋里的鱼类，宝剑的影子掠过海水，就等同圣人用宝剑宰过了。这样的故事，还是不足以为他们清真的胃压惊，消除沙漠民族对海洋生物的恐惧感。
     宁波援疆指挥部产业合作组副组长章礼斌旁边，坐了一位康村维吾尔族女士，为了表示主人的热情，他趁其不备将一直煮熟的螃蟹，夹到女士的盘子里。这位女士回头看到有只奇形怪状的东西，不知啥时候爬进了自己的盘子，吓得大喊大叫，举座皆惊。吃惯了牛羊肉的人，对于奇形怪状的小鱼小虾，如临大敌般的惶恐，让宁波人哑然，始料未及的 章礼斌更是尴尬不已。
   饮食文化各异，一张饭桌上吃饭，尊重彼此的饮食习惯最要紧，热情的宁波人也只有作罢，无奈地慨叹，沙漠的胃，不认识海洋的生物。浙江库车两地农民画展上，那些浙江画家的海洋生物画，让维吾尔翻译费尽脑筋，从未见过大海和海生物的翻译，怎么也无法破解那些画作上的海洋生物，在维吾尔语里叫什么名字。
   沿海人的适应性似乎不错，许多宁波的援疆人员到了库车，羊肉照样吃得很香。人真的是舌头先行、胃先觉的动物，对于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在还没有触摸到时，他们是试着用舌头品尝和熟悉的，手抓饭、拉条子、凉皮子、烤包子、烤羊肉，宁波人的胃，似乎也像他们的观念和脚步那样灵敏。
   对于维吾尔民族，馕在沙漠旅行中，连续吃上三个月，也是自然的事。他们把这些来学习内地纺织刺绣技术的维吾尔人，与历史上穿越沙漠，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联系在一起，事情因而变得有点耐人寻味。
    已经援疆两年的章礼斌，对于这个维吾尔族，这个骆驼一样的隐忍，牛一样的有耐受力的民族深怀敬意，他觉得，只有通过亲密无间的相融，才能真实地触摸到他们血液的温度。
         
                                 这家伙真牛逼呀

   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康村村委会的水泥地面，在挖掘机的链轨下颤抖着被切开。挖掘机的巨钻钻进水泥地，开凿出一条可以放置粗大水管的笔直渠沟。“这家伙真牛逼呀！”有人学着外面人说的话。村民们伸长脖子，围住挖掘机观看，表情里带着惊奇和不安。
   那根巨钻缩小的影子，像一根钢针，插入他们的眼球里，他们惊诧得甚至忘了眨眼。
   挖掘机就在村卫生室前，女人和孩子都被这庞然大物吓跑了，只剩下卫生室的医生勇敢地盯着挖掘机的钻头，他说出了自己联想到的，“这个钻缩小了，就像一根做骨髓穿刺的针，威力太大了。”
   他也许不知道，现代医疗技术已经发达到用射线切割人体组织了。他想比较的或许是一种疼痛值，或者，在他眼里人用机器切割水泥，与医生用冷冰冰的医疗器械修理人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坐在高高的挖掘机驾驶座上的，是附近煤矿的维吾尔族工人，他开着挖掘机的样子，像科幻大片里机器人战队的化身，凶残和勇敢兼而有之。人们用看待暴力枪战片主角的那种眼神，畏惧地仰望他，似乎看着他，可以为释放内心被压抑的恐惧感，找到一种通道。
   要架设管道，就得先开挖水泥。找一个开挖掘机的人，在康村还是找不到。
   开挖掘机的男人，利用煤矿休假，出来帮村里干点活。他说，现在机器代替了人，即便是在农村，人能用双手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挖掘机停下来，观看挖掘机的人们，伸出闲置了半晌的双手，他们这才发觉自己的手比起机器，真是太渺小了，人只能干一些机器遗留的边边角角的事情。人的活被机器抢了，不知道，是该感谢机器，还是对它心怀恐惧。
   开挖掘机的男人说，援建也进入了一个不是用人力和双手，而是靠机器援助的时代，就像支援打仗，不再是援助多少兵力，更多的是作战物资的援助，比如先进的兵器和足量的弹药。我们再累，也不能被机器时代抛得太远。会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才能把仗打赢。
   他重新坐上高高的驾驶座，抛下满院子的人，挖掘机突突突地开走了。在每个人的瞳孔上，碾出两道又宽又深的辙。
         
                               迫不及待地追赶城市文明

   阿格乡基本上没有人骑自行车和赶毛驴车。连一天三餐啃干馕的人家，都有一辆小四轮电瓶车已经不足为奇，似乎不开着小四轮电瓶车、摩托车、汽车就追不上现代化。
   村里的电影放映员觉得，电影这样文明的宝贝，如果用寒酸的小四轮电瓶车承载电影放映的设备，简直是对文明的亵渎，而且会损害电影这文明玩意儿对人们的吸引力，他贷款将小四轮电瓶车换成了小轿车，这样下村放映才威风有面子，似乎文明的东西，就要用文明的方式供奉，这样电影才显得有身份。
   机械的快速，反衬出人们的焦虑。也许机器时代到来得太快了，他们才从驴背、马背、骆驼背上下来，还没来得及放下他们的干馕褡裢，脱下他们的皮袄、套鞋、袷袢，就用骑毛驴的姿势骑上摩托，用赶毛驴车的架势开小四轮电瓶车，刹不住车的时候，他们仍然习惯性地用让毛驴停下的嘘声来号令小四轮电瓶车。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把这些机器，看成了一群铁牛、铁驴、铁骆驼，把城市当成了另一种牧场。
   他们举着隐形的鞭子，还是赶不上城市这个庞然大物，他们不知道，天边的城市已经遍布地铁、高铁、磁悬浮列车。他们的坎土曼、牧羊鞭甚至征服不了眼前的城市，但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他们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被时代的车轮抛开，他们急切地想追赶飞速的城市文明。所有的焦虑从尘土飞扬的路上，进而凝聚到他们布满皱纹和晒斑的脸上，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对速度的焦虑，对障碍物的焦虑，对支撑自己行走的双腿的焦虑。他们中一些人不停地换车，并把这个叫做换胳膊、换腿。他们试图用机器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畏惧快速的冲撞和颠簸。他们恨不得用机器代替头脑和手脚，这场已经到来的机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不甘心做失败者。
   阿格乡人们相信机器的力量，因为机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地展示着征服一切的威力。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时代这架庞大机器的驾驭者，他们只能自愧弗如。
   援疆加速了康村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宁波雪中送的炭，让阿格地热涌动，让康村处于沸腾状态。一辆接一辆的毛驴车，从柏油路上隐退遁迹之后，康村过于缓慢的速度被机器时代终结，这个村庄的过去已经匿迹，现在康村的村道上，维吾尔的村民们正列队驾驶着电瓶四轮车，很拉风地奔向他们难以预知的未来。

作者注解：
（嗨伊那：维吾尔语，沸腾。本文题目意思为：沸腾的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