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甘蔗林

                      遥远的甘蔗林（万字散文  初稿）
                          王清铭

                            一

落笔后，我才知道自己写不好这片甘蔗林。我不是诗人，也无意成为诗人，当我从甘蔗林弓着身子穿过、小心翼翼地避开蔗叶，我的脸上和手上还是留下蔗林的利齿咬下的疤痕，我怎么会去用抒情的笔调写下“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
抒情的诗人大概只站在甘蔗林的边缘，看甘蔗杆以为是翠竹，长蔗叶是翩跹舞女手中的绿色长带。他们不知道蔗叶长着细细的却锐利的牙齿，一不小心就会与风合谋，扑上来咬你几口，抓挠下几条冒血珠的伤痕，痒痒的，又有点辣辣的，愈合后留下细长的黑疤，疤脱落了，露出里面的肉，那几道白痕，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抹平。更多的时候，旧伤痕上很快又叠加新划下的伤痕，纵横错落的，烙印下蔗农特有的容颜。这些疤痕，汗水和泥土浸泡久了，伤口容易感染化脓，脱痂后，疤痕就会尾随一生，很难化掉。
大概没有哪种作物如甘蔗一样世袭祖先的命运，血脉代代传承。蔗种不是种子，是从上一茬甘蔗砍下来的甘蔗尾梢。为了保持水分，靠近蔗节的禾叶把保留，只去掉长叶。侍弄好的蔗种要埋在泥土里，蔗来自泥土，得用泥土保养。别以为蔗被砍断，就死去了，它们是不走动的蚯蚓。没有根的蔗段也能活，只要有泥土，它们就可以再生根发芽，再长成了比人高的甘蔗。生长在乡下，甘蔗从来不敢娇嫩。埋蔗种的泥土不能太硬，但不能太柔软，土太黏，截肢了的蔗无法呼吸。农人一般选用黑土，兑入一些透气性能好的沙子。如果甘蔗在冬天就砍伐了，蔗种还得越冬，为了保温，农人一般会把蔗种放在家中，与自己共用一个屋檐。蔗种在农闲时还在忙活，忙着活命，忙着生根发芽。
甘蔗是农作物，却有树的习性，在土里埋下一段就能成活。春天了，在下蔗种之前，先要锄头给板结的泥块松绑，种了一季的庄稼，一些泥土搅和在一起，三五成群地相互教唆对方逃脱作为泥土的责任，这时农人得细心地与它们对话，解开它们的心结，对那些冥顽不化的泥块，用锄头敲打惩罚也是必要的。对付泥土，农人自有他们的神通。甘蔗的根很茂盛，得向泥土深处攫取养分，农人种甘蔗，要未雨绸缪，往深处刨土，普通的锄头只能进入腐殖质丰富的黑土层，黑土下面是红土或黏土，这时需要用上一种特殊的农具，本地人称它作“板锄”。板锄的铁片大约半个手掌大，手掌一般的厚度，上厚下薄，犹如鸭喙，这样的构造更容易集中所有的力道，与泥土进行角力。一把好的板锄，刃口锃亮，闪射不屈的寒光。这不是用硎石磨砺的，坚硬的泥土也是一种特别的磨石。
松土之后，还得烧“火烧土”。那时化肥用得少，当家的主要还是农家肥。火烧土的主材除了土，还有晒干的杂草和各种作物的禾叶，如地瓜藤、花生藤、稻禾、干蔗叶等，它们来自泥土，再归于泥土，这种以土养土的方法与其说是一种耕作策略，还不如说是一种质朴的哲学。埋蔗种前，要在平整过的田垄上辟出一条浅沟，浇上粪水，撒点碳酸铵或尿素，埋下的蔗种要露出尾梢，姿势微微倾斜，再盖上火烧土，覆上黑土。如果土较干燥，还要浇点水。提前施肥，相当于生养孩子时的养胎，肥力足，墒情恰当，蔗苗容易生根发芽。这一切做好之后，就把蔗苗的生长过程交给时间和它们自己。
蔗节擎出地面时，得施肥。长大半人高左右时，得帮甘蔗剥离下层的蔗叶，让它们轻装上阵，往天空一节一节地攀登。剥蔗禾，在一年的生长期内，一般要三四次，这里我不赘述。我想说的是，没在蔗田劳作过的人根本不知道甘蔗的性子烈，对敢于冒犯它的农人，总要用蔗叶上的利齿狠狠地咬你几口。作为一个合格的蔗农，必须在嗜血的蔗叶中完成受伤、自我愈合的过程，你不能抱怨，抱怨也无济于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酷暑，又热又渴，那些透过蔗叶的太阳光好像是钉子，直往身上钉。我干了一上午的活，裸露的肌肤早被蔗叶的锯齿咬得体无完肤，辣疼再加上疲惫不堪，那种难受非言语可以形容。而我的身前身后，除了甘蔗还是甘蔗，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走不出重重围困的蔗田。
夏天时，甘蔗跟人一样高了，但筋骨还很稚嫩。等不及它们强壮，台风就要接踵而至了。农人靠天吃饭，有时又得与桀骜不驯的上天做实力悬殊的搏斗。甘蔗有树的习性，却没有树盘根错节的坚韧，横扫的台风连树都会连根拔起，何况甘蔗呢？农人先给甘蔗培元固本，即先把田垄加高夯实，一个好的蔗农筑起的蔗垄高耸而结实，极像放大数倍的石阶。我父亲筑蔗垄，一般是在蔗田灌水或下雨之后，被水泡软的泥土比较听话，容易塑成农人所要的形状，最后我父亲还用锄头片将垄面抹平，犹如给自家房子抹灰壁。然后是全家一起编草绳，将同一垄的甘蔗们编联在一起，构建抗击台风的铜钱铁壁。稻草不够用，蔗禾缠紧了，也派上用场。沿海台风多而猛烈，甘蔗们就手挽手，抱团站在一起，咬紧牙关，挺过台风。有一年台风猖狂，暴雨又助纣为虐，全村的甘蔗全部倒伏。农人来不及长吁短叹，趁暴风雨停歇的时候，他们把甘蔗一棵棵搀扶起来，用木棍撑住，加固地基，呼唤这些丢盔弃甲的甘蔗重新集结，迎接新一轮的鏖战……
那时大家都住瓦房，肆虐的台风会肆意掀起瓦片，我家的土墙没抹灰，暴雨拍打在墙上，墙皮容易被抠下，我们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房子中，一会儿担忧房子的安危，一会儿看田地里的甘蔗被风雨夹击，无可奈何地随风摇摆，这份煎熬不扎根农村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很多蔗农脸上的表情就镌刻着这深重的忧愁。
  
                 
                      二

农人听天但不由命，如果都是听任上天和命运的主宰，甘蔗就很难有好的收成。甘蔗是容易口渴的作物，不经常“喝水”，叶子就打蔫，很难成长，身材就矮小瘦硬。上天从来不轻易听从人愿，每年总有一些干旱时间，好像嫌蔗农在人间所受的苦难不够，天总要加码。那时大队有一台抽水机，但水少蔗多，通宵达旦地抽水，都很难满足灌溉的需要。蔗农们就拿出特殊的农具——戽斗给甘蔗喂水。戽斗类似小木桶，腰间绑着绳子，两人分站两边，手握桶绳，由低处往高处汲水。戽水时，两人动作要协调，才能让装满水的桶跃升，然后顺势倾倒向水沟，这是颇有技术含量的农活，我在农村生活多年，就是没学会，往往戽时，手一抖，半桶的水就撒在空中了。我家的水一般都是母亲和大姐戽的。干旱的时候，所有的田地都咧开小嘴等待喝水，戽起的水被水路吃掉一部分，流到蔗田的水就更少了。几口池塘早就戽干了，蔗农转移阵地，到更远处的小溪。水路越长，消失的水越多。有一年亢旱，小溪也断流了，蔗农们只能到井边挑水浇灌，那真是杯水车薪啊，但给苦命的甘蔗分一丁点儿水，总多一点活命的希望。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加入抗旱队伍，挑不起水桶，就用脸盆装水，一路跌跌撞撞地端到蔗田，浇一点水在蔗头，现在回想，还真有点与甘蔗相濡以沫的感受。
虫子也是蔗田上的生灵，甘蔗往上拔节时，害虫也开始孳生繁衍，与虫子的战争往往要延续整个甘蔗生长期。我还记得有一种害虫，体长约七八毫米，黑褐色的，长翅膀，翅上有“Y”形黑斑，这种害虫有个名不符实的学名：黄螟。它们有翅膀，但不怎么飞，老是往甘蔗里钻，蔗农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钻心虫”，黄螟钻甘蔗的心，也钻农人的心哪。甘蔗刚长禾叶时，如果纵任黄螟肆虐，禾苗就枯干了；甘蔗拔节，它们就钻进蔗心，肆意咬啮，虫蛀了节的甘蔗就如病人，形容枯槁，难以茁壮成长，台风季节，这种甘蔗容易被摧折。
多年以后，我曾向同辈人求证一件事：小时候，你偷过甘蔗吗？大家都坦然回答有，然后笑了。那时大家都穷，没零钱买零食，越没零食吃就越想吃，本地话中零食就叫作“嘴饯”，大人骂贪吃的小孩时又把这个词改作“嘴贱”，越穷嘴越贱，小孩子们越过道德底线，就地取材，偷吃田里的甘蔗。孩子们都不是鲁迅《社戏》中偷自家罗汉豆的阿发，甘蔗要偷别人家的。那时偷吃甘蔗，多数时是团伙作案，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望风和在蔗田中饕餮。孩子们也没有什么羞耻之感，大家说，自家的甘蔗也被别人偷吃了，我们只是把被偷吃的吃回来罢了！我们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成为“害虫”的，成了之后还会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多年以后我读到管仲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突然就想到偷吃甘蔗的往事，我把自己的这些道德污点归咎于物资匮乏，但这能解说清楚吗？贪婪是人的劣根性，与物质丰赡与否有关又无关，现在生活好了，偷吃甘蔗的这些人自然不会再故态复萌，但谁能说他们没有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别的事物？
为防止甘蔗被偷吃，农人想了各种办法。有类似“此处倒垃圾，全家死光光”的诅咒，也有泼辣农妇指桑骂槐式的语言垃圾袭击等，但收效甚微。蔗农草绳和剥下的蔗禾将甘蔗杆缠缚得紧紧的，指望那些偷吃者望而却步，但无效。蔗农还有防止偷吃的杀手锏，就是往甘蔗林泼粪水，那些觊觎之人只能掩鼻而过。我的邻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桶废弃的机油或是什么黑油，浓浓的，涂在蔗杆上，黑不溜秋的，还散发一股难闻的气味。
好不容易熬到甘蔗收成，农人以为雨过见晴天了，但就如冬天还有凛冽寒风，春天还有绵绵春雨，蔗农的天空依旧乌云密布。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什么时候砍伐甘蔗，由糖厂和乡镇（那时叫公社）安排。公社把任务分解给各个生产大队，大队又分解给小队，各小队的农民以抓阄的形式决定砍伐的顺序。乡下的民主有时就是这样一种交给命运支配的方式。手气好的喜逐颜开，手气差的跺脚嗟叹。成熟的甘蔗望穿秋水，但命运不由自主。待太长时间的甘蔗水分走失，分量在减少。轮到最后砍伐，田地经常误了下一季的播种。
砍伐时，又有点军令如山，今天通知，后天就要装车送到蔗站，留给农人的砍伐时间只有一天。一家砍蔗，八方支援，亲戚朋友邻居一起上阵，没有报酬，也不计较帮工时吃什么，填饱肚子，就有力气多干活。那时的点心一般是汤面，割一点肉，加一点自家栽种的蔬菜，放到大锅里煮好，就是很好的牙祭。大家都在田里忙活，汤面要送到地头，就圪蹴在蔗垄上吭哧吭哧地吃。农人把这种互助劳动的方式风趣地称为：相帮着抓痒。背上的痒，自个抓不着，别人帮着抓，自己也帮别人抓，这样大家都不痒了。砍蔗时春雨绵绵，若断若续的雨丝很像碗里的面条，农人就把这天气叫作“汤面天”。
乡下生活苦呀，有时就得这样给自己找乐子。从莆仙农村走出的人，一般都听过和说过这样一个段子：某个车站（说的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安个地名），一个女人（可以是老太婆，也可以是少娘子）在卖甘蔗，一个外地人（可以是福州厦门的，也可能是上海的）买蔗吃，这个女子就用地瓜腔的普通话说，你钱给我，我“嫁”给你！吓得外地人差点落荒而逃。在莆仙方言中，“蔗”和“嫁”谐音。说完这段子，大家都要笑一下。乡下的生活单调，有这样可以多次品尝的笑料也是一种奢侈。
春雨中砍蔗，雨在空中“砍”人：斗笠只能给头发遮雨，流了汗头发湿了，斗笠等同于无。蓑衣和雨衣能挡雨，但一劳作，它们就漏洞百出，雨水乘隙而入，全身湿透。蔗农一身泥水回家，喝一大碗姜水，出点汗，就好了，土命的人，从不敢娇贵。

                                三

砍好甘蔗，还要用蔗叶捆绑结实，一捆捆地搬到村道。那时没有塑料带子，捆绑时不许用绳子（用麻绳成本也高），草绳较松，容易断裂，蔗禾有韧性，搓在一起，结实耐用。甘蔗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是作茧自缚走向尽头的。
村道很小，只是比田埂路大些，通不了汽车，甘蔗要运到大队部前的广场，摞在一起等待装运。这时要用的运输工具是一种车身用木头做成的人力车，它在本地的绰号叫“土车”，大概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以运载泥土的，在乡下，这样的绰号语义双关，让人联想起跟男女关系有关的那件事，两者之间本来毫不逻辑联系，但就是恶搞般地糅合一起。拉着蔗车走在路上，照例有熟人打趣一声：“又拉土车啦？”问的和被问的人就心照不宣地都笑了，那种表情暧昧的笑。上文我说过，吃太多苦的农人，偶尔也懂得给自己找点莫名其妙的乐子，把苦中和一下，这是农人的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离开乡村多年后，我才醒悟过来。
还是说拉土车运甘蔗的事。甘蔗沉，装满一车大概有七八担重，拉动车走在平路上还好，上坡时除了双手抓紧两边的辕木，肩膀还得套上助力的背绳。这种背绳，大概是模仿老牛犁地的装备，农人有时就是这样把自己当牛使用。我们这些孩子一般是跟在后面推车，弓着瘦小的身子，手臂上的肌肉肿胀，气喘吁吁，但这是不能停下来，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为了不让车子下滑，瘦削的肩膀也顶上去了。当牛头的车夫突然爆发出几声怒骂，力气似乎大了，车子似乎也乖了，我也学着破口大骂几句，疲惫的身躯似乎获得动力源，起劲了。
运到大队部后，白天照看蔗堆的是我们这些孩子，晚上就在蔗堆中用蔗捆临时搭一个“床”，父亲和我就睡在这里，幕天席地，以甘蔗为床。第二天汽车来了，穿皮鞋的司机下车，鞋钉敲出响亮的声音，穿解放鞋或赤脚的农人不自觉地行注目礼。同一批次的甘蔗，先装谁家还是有区别的，后装的由于车次，可能拖到两三天后，这两三天，风吹日晒的，甘蔗的分量就少了，这料峭的春风，吹的都是想象的钱啊。农人向司机围过来，从沾着泥土的口袋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烟，手往自己衣服上蹭几下，掏出一支烟，笑嘻嘻地递给司机。司机瞟了一眼，有时会接过烟，夹在耳朵上，然后就踱进大队部喝茶。过一小会儿，大队干部就出来说，先装谁谁的蔗。顺序其实就是按照与大队干部亲疏的程度排列的，拥有一点小权力的人总喜欢把权力用到极致，这当是一例。一些蔗农敢怒而不敢言，得罪了干部，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有一个性子有点倔的蔗农冲上去理论，推了大队干部一把，其结果是被罚了一场电影，就在大队部广场上放映。
大队干部的甘蔗总是很早就砍伐运走，他们也参加了抓阄，但蔗农羡慕地说，大队干部有门路，能叫到加班车。到底运他们甘蔗的汽车是不是加班车，大概只有干部自己知道了。
甘蔗装车后，蔗农要跟车到罗峰蔗站，这里是收购点和中转站。当时县道也很小，铺了柏油，但依旧坑坑洼洼的，蔗车行驶得慢。路上经常有些少年，跟在车后面，偷扒甘蔗吃。等坐在车头的蔗农下车，他们又一哄而散，蔗农也无可奈何。我写这篇文章时，想起这样的事自己也没少干，自家是受害者，反过来自己也去当施害者，现在人们所诅咒的“互害模式”其实在那时早已开启了，只是我们很多人都去指责现在人们道德沦丧，极少去反思，我们也可能是这链条上的一个始作俑者。
蔗站里收购甘蔗的是季节工，也就是糖厂榨季聘用的、比正式工人工资低得多的临时工。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应算是第一代的农民工。那时当这么一个季节工，得有门路，糖厂或公社干部的亲戚朋友优先录用。他们收入也比农民高，更重要的是手中握有权柄，让人高看一眼，最少他们自己是这么看的。他们穿着方正的中山装，上衣口袋插一把钢笔，头不自觉仰得高了。蔗农送来的甘蔗要先过地磅，称甘蔗的毛重，然后季节工在地磅前大笔一挥，写下泥土、蔗禾和甘蔗根须必须折扣的重量。
权力就在这中间产生了，与他相熟的或上头有交代的蔗农，按最好的甘蔗等次写，折去的重量就少了，对普通的蔗农，他们就板着脸孔，故意刁难。他们指着甘蔗头说，看这里的根须没有剃干净，接着指着蔗尾说，看这里的蔗禾还残留着，他又掰下蔗头上未脱落的泥土说，看这里都是土。他用犀利的目光和言辞挑剔，有理有据，容不得蔗农反驳。善于察言观色的蔗农就会从口袋里掏出当时乡下最高档的“大前门”烟，拆开烟盒，夹出一支，递给他，黧黑的脸上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季节工顺手把烟往耳廓上一夹，这时蔗农看准机会走近，将整包烟，塞进他的中山服口袋中。季节工依旧面无表情，大笔再一挥，甘蔗的收购等级升了一个等次，其实也是甘蔗本来应该有的等次。送礼来求得应得的公平，这后来愈演愈烈的手段那时也早就有了。一些没有剃净根须，刮尽泥土的甘蔗反而得到最高的等级，靠的不是甘蔗，是甘蔗背后的人。
蔗农看在眼中，只能让自己的眼睛多了一些血丝外，再在走出蔗站后狠狠地骂几句大地，往天空吐几口唾沫，也就不了了之。回到家，受了委屈的蔗农可能会迁怒于不肯好好念书的孩子，狠狠地骂几句，甚至动手打了几下他们的屁股。
       

                        四

我想荡开一笔，写生活中与甘蔗有关的事。那时乡下人生活的两大奔头就是结婚和起厝（盖房子），他们没有所谓的崇高理想，这朴实的追求却深刻地刻画出农人充满艰辛的人生曲线。他们的“蓝图”，是用汗水和泪水描画和抒写的。我父亲三十多岁时，终于从泥土里刨出和拿捏（父亲在村里兼职做陶工）出建瓦房的一些钱，找亲戚找了些，建起了大约不足一百平米的土墙瓦房。那时我才三岁，房子竣工的时候，我从外面玩回来，吃了软粿，就到家门口蹦跳着玩，看到门框边摆放着两根长长的甘蔗，连根带叶，根像榕树的须子，只是短了些；蔗叶比高粱叶粗，叶子保持着仰天的姿势，也更显得精神；蔗节上缠着红纸，蔗叶上绑着红绳子。这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后来才听说这甘蔗是母亲走了很长的路，从十几公里外的外婆家带回来的，那时我家还没有种植甘蔗。
甘蔗杆一节一节的，寓意生活节节上升；甘蔗是甜的，寄托农人生活甜蜜的期望。农人生活在苦中，就是这么带着对甜蜜的向往。再后来，我家也种植甘蔗，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事。那时穷，房屋的土墙就裸露在外边，没钱抹灰。一到下暴雨，特别是本地人称为“西北雨”的时候，那些锐利的暴雨就啃食着墙上的泥土，再加上雨水浸渍，房子在轰耳的雨声中就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父母给房子采用了特殊的防护措施，就是给它们穿上“壁衣”。先搓草绳，然后将干蔗禾编联起来，有点像蓑衣的样子，只是长些宽些。往土墙上钉削尖的竹片，然后把蔗衣挂上去。甘蔗在乡下，就是这么一专多能。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经历过乡村生活，这样的窘境是很难想象的。
种了甘蔗之后，农人还不能直接吃到甘蔗压榨出来的糖。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一点糖，还需要用糖票。我大哥是少年，一次被母亲差遣去买糖。那时杉尾大桥还未建，去杉尾供销点买糖，还要乘坐溪船来往。我记得买回的是红糖，黑乎乎的，黏成一团，红糖本就比白糖差，好的红糖干燥松散，供销点把劣质红糖卖给了当时还懵懂的大哥，他挨母亲的一顿大骂，如果他小些，大概还会被请吃一顿母亲教训我们常用的“豆萁炖肉”（就是用豆萁抽打）。
家里的田很少，都用来种蔗，就没有大米吃。小时候大米远远不够吃，很多时候只能吃地瓜等杂粮，好在地瓜很丰收，能充饥，吃多了，胃里就冒酸，一些农村孩子就吃坏了胃。吃地瓜到眼里发秧苗（那时自嘲的说法）时，大家就盼望大队能早点发下米票，这样大家就能吃上“蔗米”了。所谓蔗米，就是政府同意采购用以补贴蔗农的大米，由公社的粮站售卖，也叫“粮站米”。新鲜的大米光滑颗粒饱满，蔗米是陈米，米粒上发黑，米里若有若无地泛一种粉。我们给坐在高台上的工作人员递上粮票，就用米袋在出口等着接米。售粮员称好米，往一个敞口的木箱里一倒，米就滚落到米袋里，这时往往有一种类似灰尘的东西飘起来，呛人鼻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蔗米其实是粮库里的储备粮更新换代淘汰出来的，最长的储备了三年，放在粮站又经过一段时日，有点霉变。我们做饭时，这种蔗米要淘洗好几遍，最后淘得像我祖母说的那样“没有米的味道”了。
甘蔗被收购后，蔗农很少能直接拿到钱，一般要等好几个月，望眼欲穿时，才到大队部领取。那时不发白条，所有的账都在大队文书那边记着。有一年一直到秋季开学后还未发，孩子交不上学费，有人把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去卖了，才凑足了菲薄的学费。后来我与蔗农谈起种蔗的事，问他们为什么突然不种蔗。他们说，其实种蔗收入还是不错的，只是受不了相关人员的“欺负”，还有就是不能及时兑现蔗钱等。他们说这话时，糖厂也破产好几年了。
八十年代初，我大姐出嫁，三天后回娘家，要回婆家时，母亲给她准备了一只未生蛋的母鸡和两支甘蔗。母鸡用稻草捆着，大概是祝愿早生贵子；甘蔗带着蔗尾，蔗根连着，蔗头和蔗尾都贴着红纸，绑着红绳子。上文说过“蔗”在本地话中是“嫁”的谐音，甘蔗一节一节的，娘家送甘蔗，是希望新婚夫妇生活节节高，甜甜蜜蜜。可惜几年后我大姐就病逝了，唯一的外甥女才四岁，蔗农真正的甜蜜生活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姐姐无福消受了。
甘蔗还有其他用途，一位也是从甘蔗林走出的朋友曾跟说说起这么一件事：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上一所中专，那时上学要迁户口，办“农转非”手续。“农转非”后的第一个月口粮指标要用现金去买，他家里没钱，就挑稻谷去兑换。那天，他身披红布，走在前边，后面紧跟着大队干部领头的锣鼓队。乐队后面是两位乡亲，各自擎着整根的甘蔗，甘蔗中间是一条长红布，布上别着金黄色的几个大字：热烈祝贺某某人考上某学校。最后边走着他的亲戚朋友和挑稻谷的亲人。喧闹的十音八乐响彻云霄，路上有很多人围观，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还有一些小孩子一直跟到公社粮站。说起这件事，老友泛出兴奋的深情，仿佛刚吃了甘蔗一样的甜蜜。
甘蔗在乡人的心中是神圣的。每年腊月廿三，是乡下的送神日，也就是送灶公上天庭汇报世事。灶君会把一家人一年来的善恶勤懒等事回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再将来年这家人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给灶君去实施。这天傍晚，蔗农到蔗田里精选两根粗大的甘蔗，整理干净后切成相同规格的蔗节，剃净蔗皮，封上红纸，放进红盘里，端放在灶君神龛之前，摆放后其他饯行的祭品后，拈香敬礼，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大概甘蔗是甜的，可以甜甜灶君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这普通的甘蔗，寄托着农人对将来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
我曾在元宵时特地到涵江延宁宫参观特有的元宵民俗——搭“蔗塔”。传说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湄洲人携带妈祖神像到这里避难，人们为了纪念妈祖，每年元宵节用甘蔗搭塔来祭祀。先取新鲜的甘蔗，切成规格一致的蔗块，在天井的一个八卦形木盘上擂成航标塔的形状，高大约三米半。塔身还用染红了的蔗块镶嵌祈福的字，前面是“上元祈福”，塔背是“囍”字。我补叙这件事，是想说，在本地甘蔗的种植史悠久，甘蔗在莆仙民间有着特殊的文化密码。


                        五

一位仙游籍的女作家曾写过一篇小说《蓝蓝木兰溪》，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它让我想到天空的蔚蓝和木兰溪上白了头的芦苇、从蓝蓝水面掠羽而过的白鹭等，年轻时写诗文写到故乡也滥情地赞美。直到后来，我读了一些环保文章，才思索这么一个问题：故乡的小溪是清澈的，清澈的水汇聚在一起，应该是绿色的，木兰溪的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答案很简单：木兰溪的水被污染了，污染的源头就是糖厂严重超标排放的工业污水。
那时没有环保意识，糖厂对污水的处理很粗放，废水抽到一个特别围起的小水库沉淀，就排向木兰溪了。这个小水库现在还在，只是废弃了，里面长满了杂草。我到县城后，有一段时间经常绕着它跑步。我的故乡在木兰溪中游，溪水流到这里已经经过好几条小溪的稀释，到溪水依旧蓝黑，散发若有若无的臭味。小时候我常跟母亲去兰溪中摸田螺、沙蛤等，大概是水中的养料过剩，田螺等特别多。我们把这些田螺、沙蛤做成菜肴，那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吃的可能是有毒食品。有时糖厂大量排放污水，溪面不时会浮起一两条鱼，鱼肚白向上，显然已死去了。
我少年时跟父亲上县城，看见木兰溪两岸都是柳树，树下是杂草，风吹过很萧瑟。工作后来县城的次数多了，水也没那么蓝了。彼时蔗农因各种原因很少栽种甘蔗了。除了我上文说过的原因，还有就是种蔗的成本增加很多，但收购价几乎不涨。蔗农不怎么种蔗了，糖厂的原料就缺乏，再加上产业转型等，曾经是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大型糖厂在九十年代悲壮地衰落了，九十年代末，国企转制，糖厂破产拍卖，拍卖价只有4300万元。后来由私人在原厂继续办的制糖公司也倒闭了，再后来厂址变更用途，开发为房地产，现在从那里经过，除了“糖厂”这个地名还挂在一些逐渐老去的人嘴边，鲜少有人会记起这里曾崛起过辉煌一时的糖厂了。
大约2010年我又到过一次破落的糖厂，心中充满了感慨，我想起了我的诗人朋友胡碧福写的一首诗《破产后的糖厂》。我反复独自吟诵着这样的诗句：“青草没膝，月光移过破旧的院墙/墙角的阴影中，籁虫在瓦砾和露水中低吟/——唉，是一个工厂的破落/成全了一只蟋蟀的清唱？”
在甘蔗林中生活过的人说起糖厂，无不扼腕叹息。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糖厂，县城的骄傲，就这样消失了，如一个巨人轰然倒地，瓦砾无存了。糖厂倒了，也好。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原糖厂附近，经常会碰到一些从糖厂下岗的工人，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过耳顺之年了。跟老女工聊过天，她们先面带些微神往的表情说起当年的辉煌，而后开始恨恨地咒骂，似乎是恨铁不成钢。有一次，一个老女工无意中说起一件事，她们上班时都带热水瓶进厂，原先是打热水，后来装满了白花花的一级砂糖。她说着说着，就为当时机灵劲儿得意地笑了，但笑得有点苦涩。后来她发现自己失言了，又尴尬笑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工，朴实善良，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也成为了“蛀虫”，我望着她泛白的鬓角，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样的糖厂不倒闭才怪了。
她让我产生一个不甚恰当的联想。在美国作家阿伦特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多数是普通人，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或许我们都应该反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建设的力量，也可能是破坏的力量，只有在一个好的体制中，才能限制其破坏性，强化其建设性。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作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从良。
国企倒闭有很多原因，不是我能说清的。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好的体制，没有权力制衡和监督，走向末路是必然的。或许门口的保卫人员能堵住财物流失的漏洞，但体制的缺漏呢？没有深入的改革，一点修补和改变，只能是隔靴搔痒。
几年前，向莆铁路开通运营，很多人欢呼雀跃，说家乡终于通了火车。其实他们不知道，五十几年前仙游早就有运送甘蔗的专用铁路了，总长四十公里。 这些铁路像凶猛的爪子伸向龙华镇的红旗、大济镇的坝头、赖店镇的罗峰以及榜头镇的泉山四个蔗站，我家种的甘蔗就是在罗峰蔗站搭上小火车送到糖厂的。  
我想补充几件我所知道的糖厂轶事。糖厂附近有个木兰市场，有时会卖宰好的鸡鸭，普通市民过来问价，摊主就会说，这是留给糖厂职工的。当时的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医院、宾馆、俱乐部、电影院等，一应俱全。职工子弟念中学，都用汽车送到校门口，他们的表情和举动自然就洋溢着一种优越感。他们当中也走出一些人才，光是知名影视演员，就有三位：李玥、秦俊杰和演《木府风云》的苏倩薇。还有曾获得亚运会十项全能冠军的运动员陈泽斌等。只是时过境迁，三十多年前全市第一个灯光球场还在，变成了停车场；三十多年前建造的全县最高大上的水泥楼房，墙壁斑驳，尽显龙钟老态。
县城里的糖厂，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个落寞的背影，已经或终将渐行渐远。普希金写道：“痛苦的日子终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日子，会成为亲切的怀恋。”现在我们不要忙着去怀恋，而是深刻的反思，哪怕这反思是痛苦的，哪怕这种痛苦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制糖业辉煌时期，仙游县有仙游、度峰、园庄、枫亭四大糖厂，县里的百分八十的财政收入来自甘蔗；九十年代后，糖厂衰落，仙游也沦为财政收入的“贫困县”，我还记得有好几年，我的工资都不能准时发放，县里该给增加的工资还以“档案工资”的明目拖欠着。蔗农为了生计，纷纷另谋出路，有很多人自筹资金，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加油站，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百分八十的民营加油站都是仙游人经营的；没有资金的蔗农小本经营，做包子、扁食和面条等，光是扁食（馄饨），就有两个全国性的连锁品牌——“千里香”和“阿肥发”；有一技之长的蔗农留在本地，制作明清仿古家具，走在西门兜看见天安门，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家具流派中除了广作、京作和浙作，还增加了仙作，而且仙作古典家具在全国中高档市场中占半壁江山。……
糖厂倒闭了，也好。蔗农可以有各种人生选择，就如生产不只有种植甘蔗一种，可以多种经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奔向小康或正在小康路上。现在木兰溪的水也比蔗糖时代清澈很多了，现在沿木兰溪两岸建起了兰溪公园，木兰溪城区段南北两岸30公里防洪生态景观工程基本建成，成为莆田最长的集防洪、生态、民艺、民俗、健身、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木兰育新城、水韵生明珠。县城显山露水，山是远望去是凤凰或鸿鹄将要飞翔起来的大蜚山，水就是这重新清澈起来的木兰溪，有人这样赞叹：“兰溪清清向东流，清清溪水城中留。”
在《仙溪胜景》书中我曾这样写“县城夜景”：“是上天遗落的一幅油画，要为这油画城添加异彩？还是哪位能工巧匠妙手偶得的木雕，古韵天成却有充满现代气息？
  李耕挥毫恣肆，也难描摹出的美景。这是光的峡谷，光的海洋。似泼墨的大写意，而那大团大团的光影，又似光怪陆离的西方印象派画作。……”
就在这样流光溢彩的灯影中，我偶尔与这里曾经是蔗农的大小老板们聊起当年的甘蔗林，那时劳作那么苦，但他们很少抱怨，甘蔗林消失了，但一些与甘蔗有关的东西沉淀在他们的性格中，比如吃苦耐劳、顽强坚韧等。也正是这些甘蔗林孕育出来的性格，成为他们事业的助推器。从这种意义上看，这是曾经的苦难留给他们生活中如甘蔗一样的甜蜜。这甜蜜，是经过时间和人生阅历提炼过的，正如仙游糖厂出产的“部优”一级白砂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