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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用文字检索我的村庄之十五:左手村庄,右手母亲(散文)

2021-12-23抒情散文曹国魂
我是这样的顽皮。那时的天空特别晴朗,马莲花上爬满小蚂蚁,红红和兄兄低下头拼命地拔着马莲,我望着她们姊妹俩晃动的辫子,悄悄地把它们栓到一起。童年的游戏没有愠怒,没有猜疑和失落,颤一颤又平静了,像是被风吹乱了的湖面。我拉一头毛色略灰的骟驴,红红……
  我是这样的顽皮。那时的天空特别晴朗,马莲花上爬满小蚂蚁,红红和兄兄低下头拼命地拔着马莲,我望着她们姊妹俩晃动的辫子,悄悄地把它们栓到一起。
  童年的游戏没有愠怒,没有猜疑和失落,颤一颤又平静了,像是被风吹乱了的湖面。我拉一头毛色略灰的骟驴,红红拉的是一头青色的母驴,兄兄什么也没拉,她也根本不用拉。
  我的父亲尽管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母亲常年卧病,大哥分家另过,大姐已经出嫁,我和二哥、二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家里挣的工分嫌少,父亲就从生产队里领来一头驴让我放学后放。红红比我小三四岁,是本家爷爷从大丫头那里领养的外孙女。他大丫头连生三个女娃,就把老二领养给了我的本家爷爷。我不知道红红是什么时候领养过来的,我只知道她能和我一起拉着毛驴去生产队的田地埂上去放。她家人多,两个舅舅相继没有成家,她外爷爷担子重。一头驴每天能给家填补半分工日,半分工日也就是三四毛钱。兄兄家就比我和红红家幸运多了。她家姊妹四个,还有奶奶,和两个叔叔婶婶。大叔叔又在村上当公办老师,每月有个麦头黄。最关键的还是,她的爹是生产队的会计,庄子里唯一上过五年学的。所以,兄兄和我们放驴无非就是和我们做伴玩,在家她除了奶奶喋喋不休的谩骂,就是啼啼哭哭提着篮子在奶奶的追赶下去爬榆树,捋榆树叶回来喂猪。兄兄怕一个人上树,尽管她家门前就有一排榆树,榆树不高,树冠很大,呈扇形,上面可以坐三四个像我们这样六七岁的孩子。兄兄怕上树的原因是,树上有毛毛虫,她最怕这小家伙。其实我也怕,真正不怕的还是红红,尽管她是一个女娃。每次我们三个遇到毛毛虫都是她替我们捉去的。她把毛毛虫放在左手背上,毛毛虫纵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她手心钻,等钻到手心的时候,她早已经笑的直不起腰来,毛毛虫在她手心变成一团绿叶。有一次,红红来我家玩捉迷藏。她尽然藏到我家的粮仓,等找到她,她格格格地笑个不停,问她笑啥,她说,她裤腿里有个老鼠。不大一会儿,她就从裤腿里捉出来一只小老鼠。
  每天清早,红红早早赶着毛驴来喊我。红红尖呱呱的嗓子喊出了朝霞,星星们缩着脖子钻进云里,庄子里的每一扇大门都被她喊开。
  就那样喊着喊着,一个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我们各自背着书包又去上学。也喊着喊着,哪一年夏天,不见了红红,据说,她妈妈把她带走了。兄兄也不再跟着我去放驴,而我家的驴也不再由我们家饲养。
  那一年是1981年。
  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谣传的大包干风也渐渐露出风头,有几个生产大队开始试点。我们家就在这一年也从旧宅开始搬往新居,新居和旧宅仅隔一条溪流而已。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找来庄子里的叔伯开始准备修房的土胚子。我们这儿叫“端土块”。前一天先把准备好的土堆摊开,放上水泡一晚。第二天早早把泡好的泥土用小铁锨均匀的垛成大堆,没渗进水的土再洒上水和一遍。泡好的泥要干湿相宜。干了端出来的土块开口子,还没搬起来就烂了。水分太大了,端的土块走样。一间房子需要千儿八百土块,一个人一天最多能端一间房子所需的土块。
  土块是木头模子脱出来的。水分合适的泥土从垛上铲进模子里,端土块的人先在模子里的泥土上踏上一脚,多余的泥土用铁锨铲掉。最后端起来往整理光的地面上扣。有把模子垫在肚子上端着走的,到了目的地才往胳膊上放。也有的开始端起来就在胳膊上,到了目的地扣。有些力气大的,用两个土块的模子,叫“双模子”。一次出来两个土块,相反,有气力不好使的用“单模子”。端土块是苦差事,当然女人也闲不下。女人除了给帮工的人做饭,烧茶,闲了的时候看谁的泥土没有了,把泡好的泥土垛成小垛。泥土供应够了,女人给端土块的人往模子里装泥土。偶尔,有端土块的顺便在她们的脸上摸一把,女人抹着脸上的稀泥追着端土块的男人满地跑。女人就在男人端出来的土块上画上一只乌龟,再画一个圆圈。男人哈哈哈地笑,撂给女人一句骚话,女人脸一红,拾起地上的泥块就向男人身上扔去。男人哎哟一声,蹲下身来,蒙住双眼,说是砂子进了眼睛。女人赶紧跑过来,撩起衣襟给蹴在地上的男人擦眼睛。男人顺势把女人揽在怀里,在女人的脸上揉了几下。女人知道上了当,挣扎着从男人怀里逃出来,狠狠地在男人肩上捶几拳。男人指着女人的五花脸,一边笑一边说,打是亲骂是爱。
  这些恶作剧大都发生在嫂子小叔身上,大伯子和弟媳从不开玩笑。庄子里有谚语,说是有奶头上的公公,没有奶头上的大伯子。公公尽管辈数大,但有小的,大伯子就不同了,只要是大伯子就意味着比自家男人岁数大。这一点,庄子里的男男女女从不破例。
  1981年春天,父亲连续请人帮工,直到农历五月,杏黄季节,我们家的房子才修好。房子修好了,一天,母亲说是肚子疼,要父亲买些药回来。但吃了药的母亲依旧疼痛难挨,满炕打滚。父亲驾着驴车拉着母亲赶往三十多公里的地区医院。经检查,母亲子宫上长了瘤子,就像我家的老房子,不仅不能住我们兄弟姐妹了,而且出现了裂痕,时刻面临坍塌。好在母亲肚子里的这个怪物是良性的,手术完了在医院住了几天,母亲就出院回来了。母亲在炕上躺了几天开始下地干活了。父亲又请来帮工开始夯打院墙。院墙是湿土用石榔头一层一层夯实打起来的。院墙用了三四天打起来了,就像写口子的最后一笔。最后一笔就是我家的大门。
  那时我们家的树木都用在新房的大梁、檩子、椽子上了,做大门的木头没有,舅舅说是给我们家放一棵杨树,母亲不同意,怕是舅舅和舅母闹别扭。母亲说了,等一两年我们的树木长大些了再做吧,先拴上狗看着,再则,家里也没啥值得让贼看准的。
  没有大门的房子就像没有门牙的人,说话漏气。院子里一年四季都不得干净,一刮风,路上的柴草就会卷进门里,而且挡不住野狗眷顾。我家的母狗不知不觉就怀上了小狗狗,而且每次都多产。村里也有俗谚,养丫头留母狗惹得亲戚不行走。意思就是,给谁都不好,往往会得罪亲戚。农村尽管进入了改革年代,但我们仍旧没有多大变化,青黄不接,奔波在半饥半饱的线上。母狗下的狗崽都会吃了饭了还没人问津,急坏了母亲。母亲是高血压,一急血压就高。血压一高,母亲就烧一锅芹菜汤。
  转眼到了1982年,那是我第一个本命年。正月有三十,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一个让我趁热吃了,一个放进我的书包,让我到了中午吃。母亲摸着我的头,看着我蹦蹦跳跳去学校,会心地笑了。但好景不长,我刚刚过了第一个本命年的第十天,母亲突发脑溢血从此和我们阴阳相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匆匆走完了四十七个春秋,留下父亲一脸的踌躇和二哥、二姐辍学的灾难。
  扳着指头一算,母亲离开我们尽然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我没有清晰地梦见过母亲。家里母亲也没完整的个人照,只有一张全家照,是我两岁时县城照相馆拍的。我踮着肚子,一副不喑世事的顽皮样子紧靠着姐姐。姐姐说,是母亲一路用右手拉着我去的。我也记得,母亲去世的那晚是她用右手拉着我去看电影的,回来时她也是一路用右手拉着我回来,只是到了半路,母亲松开了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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