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农事·大盖头

农 事 　　拣稗子是富有艺术味道的集体劳作。七八月的雨季，天空阴郁但却洁净，缠绕着对岸山峰的云雾潮湿而轻盈。江水涨了，但还不至于泛滥。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满是脚印。蚯蚓在脚印里翻转，蝴蝶栖息在大拇指上。社员站在稻田里，以包围的姿势在拣稗子。“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歼灭仗。”队长王生喜一边掏着裤裆一边说。不知是稗子还是虫子钻了进去。稗子大多高出了水稻，抽出的穗也与稻穗截然不同，很好认。男社员拣稗子慢，身后总有被遗漏的。女人社员拣稗子又拿手又愉快，说说笑笑，偶尔还捉蝴蝶、拣蝉蜕。男男女女在稻田里，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从赵家园园到大盖头，只看得见上半身。要是云层突然破开，出了太阳，头上便又齐刷刷戴了草帽。草帽上的红字很显眼，不是“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斗私批修”。擦黑回来，一人一背稗子。稗子是毒草，毒到了不能喂牲口不能倒进圈踩粪，只能堆在江边，让它自个儿腐烂。 　　“双抢”是生产队密度最大的活路。抢种抢收。收麦子，种玉米、插秧。麦子黄了整个河谷，河风吹来翻金浪。要是不及时抢割，遇上雨水，也会发霉，发芽。竹林盖的麦子收归竹林盖的仓。第一步是收到凉房子底下。割，捆，运输。百分之九十的人力，百分之十的机械力。板板车和拖拉机。不是夜以继日，也是披星戴月。中间打尖儿，老茶树熬的水，老胡豆熬的米汤。我们抢着喝，喝涨了，倒在桑树的阴影里睡。蛇在旁边的堰渠里游，我们的梦被毒辣的太阳晒裂了口，淌出来好多口水。车德英、张少芳、安华珍、胡玉秀、邓开英、龚秀珍、胡生林……她们脱了外衣，只穿着汗衫。汗水打湿了她们的胸口和镰刀，太阳把她们的脸晒得像刺藜花。她们哺育过好几个孩子的奶子拱在汗衫里，与身后收割后的麦地保持着同样热烈的沉默。张连国放下镰刀伸起腰，点燃一支纸烟，又在想床上的事。这一次他想的不再是胡玉萍，而是成都知青黎抗美，他已经尝过胡玉萍的滋味，他认定城里的女人与农村女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打麦总在艳阳天。男人，女人，小孩。声音已经被打麦机封锁，你就是对你想的女人说最下流的话她也不会听见；但你说了，会很满足；她看见了你的口型，也会很满足。打麦场是最适宜调情的场所，喧嚣、公开、临时，在传输带旁边偷偷摸一把别个女人的奶子，没有人会太在意，在沙漠一样的新麦粒中揩女人的油，连女人本人都在梦想。打麦场也像是个舞台，允许演政治片，也允许演生活片，只要不够三级，问题就不大。打麦场公开，就是有冲动，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冲动，不像在庄稼地里或房子里，故事一旦发生，便收不了场。 　　插秧没有什么情调，一腿一手的泥，蚂蝗也会作怪，一直爬到你的那里才张嘴。麦田关了水，犁了耙了，田埂也糊得溜光了，捆成把的秧苗丢在水面上，桑叶依旧绿，依旧阔，社员下了田，栽出一行行的秧，稀疏，但绿。这个时候，插秧有了点意思，田野有了点意思，生产队的社员有了点意思，进了山水画。 　　桑叶绿了，阔了，生产队准备养蚕了。准备包括腾房子，扫地、打阳尘、抹灰、摆放蚕架；包括洗刷簸箕、晒簟，它们一旦被放在蚕架上，就是蚕宝宝的家。也包括消毒。戴口罩的男人背着喷雾器走进蚕房，一只手举喷头一只手加压，药雾弥漫在蚕房里有一种医院的气味。女人在一点点退却，不时发出尖叫。不晓得喷雾器里兑的是什么药水。养蚕人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漂亮的爱干净的女人。身上臭烘烘的女人会熏死蚕子。有臭女人不信邪在月夜潜入蚕房，次日一定看得见簸箕或晒簟里有蚕子死去。养蚕便可以不去背日头过山，躲在凉房子里做轻巧活路，摘桑叶也都在早晚。蚕种由公社配给，刚拿回来叫毛毛蚕，色黑，类似秋天的黑么子。细碎的桑叶撒在毛毛蚕上，没看见吃，却看见了吃过的缺，听见了吃的声音。在我的印象中，毛毛蚕总是在一夜之间长大变白的，它们还是幼蚕，很年轻的个子，很年轻的嘴脸，很年轻的气味，但它们变白了，肉感了，它们吃桑叶的响声越来越像下毛毛雨了。爱干净的女人早晚都在摘桑，大背大背的，她们走路的样子有些扭捏，惹得没有养到蚕的女人在背后吐口水。养蚕的女人在保管室外面晾桑叶（蚕宝宝沾不得露水和雨水），桑叶上的露水亮晶晶的，硕大，足以让一百只蚕宝宝窒息，而她们扭摆的屁股和毫无依托的奶子足以让包括我们这些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在内的男人心动。 　　蚕子以几何倍数增长，一簸箕变成了几簸箕几簟，桑叶的需求量也大增，不几天，田埂上的桑树都变秃了。蚕子又肥又大，贼亮，吃桑叶的声音也有了暴力倾向。刀子。割。拣老蚕需要全体行动，把大捆大捆的油菜杆放上木楼，再把拣好的老蚕放上油菜杆。油菜杆不够，麦秸杆也可以。拣老蚕多在晚上，换上300瓦的灯泡，一双双手在簸箕和晒簟里忙，婆娘娃娃，沉默或笑骂，蚕子成熟了，要睡了，它们不晓得了活着的乐。我不曾看过老蚕在油菜杆上睡眠的情形，不晓得它们被“请”上“树”之后是否还要行走，不晓得它们吐丝是一根一根还是一把一把，我看见的全是一个个雪白的蚕茧，挂满了“枝头”。我知道蚕茧里并非空空如也，而是有一个蚕子的遗体。蚕子的遗体安详，但丑陋，据说蚕茧站的人爱油炸了吃。我不知道在蚕茧与蚕蛹之间是否还存在一个第三者，比如美艳的蝴蝶，但我知道那些喜吃蚕子遗体者是丧失了想象力和宗教的人。 　　摘蚕茧便是跳丰收舞，早晨或傍晚，喜悦始终是主旋律。蚕茧成了生产队的经济作物，不再与蚕宝宝有关。剩余的蚕还在簸箕里，养蚕的女人眼里已没有了蚕，蚕茧遮蔽了她们的视力，异化了她们爱的本能。养蚕的女人哭泣的时候，一定是蚕子病死了，她们猩红的眼睛里有自己都不懂的悲伤与疯狂。她们把一簸箕一簸箕的死蚕倒进茅坑，肥硕的绿苍蝇寸步不离她们。喷雾器与男人再次亮相蚕房。“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住在蚕房隔壁的知青只是在背诵古文，与蚕事无关。 　　76年秋天，第一拨秋蚕刚刚上“树”，毛就死了。一下子，蚕茧的用途不再是卖钱，而是编制白花。除了养蚕，农事全部停止。我们成天在保管室做白花，每人一朵，不只为自己做，还为城里人做。知青是老师，社员是学徒。秋雨绵绵，桑叶生了锈病，蚕子死得多，产出的茧也发黄，编制出的白花也是屁黄屁黄的。每个人都含着眼泪，他死了，天都哭塌了，别说人。我们把白花戴在左胸，从9月10日到18日。那一年秋天，政治牵涉到了农事的内部，蚕子意外地成为了牺牲品。 大盖头 　　大盖头在竹林盖。正确的读音是大盖透。涪江的下切与拱桥沟的冲积留下的低岸，被老祖宗因地制宜开成了梯田。上学的小路穿过梯田，一直延伸到沟渠里。没有核桃树、桐子树一类高大的乔木，只有被人工修剪得规规矩矩的桑树。走在大盖头的人只露出个脑袋，太阳毒辣的时候，那脑袋便在燃烧。站在竹林盖保管室外面的竹林边看不到大盖头，但看得见走在大盖头的人的脑袋，忽闪忽闪移动，像是浮在水上。一个人从沟渠里过来，到了杨凤春家门前，晃荡在核桃树背后，身体分明是全的，男女、衣裳的款式与颜色、头发是披起的还是盘起的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一到大盖头就只见个脑壳，多数时候是半个脑壳。 　　社员在大盖头打谷子，人是错落的，梯田夸大了透视的效果。在麦子和谷子黄之前，大盖头是错落的绿；收了麦子和水稻，大盖头是错落的空旷。六月天我们在大盖头拾麦穗，从一块田跳到另一块田，我们身上燃烧的火苗也是错落的。张连国在上面的田里唱骚歌，女知青黎抗美在下面的玉米林里拉屎，骚歌传到了黎抗美的耳朵里，大盖头有了色情的意味。金黄的稻穗依偎着枯楝木拌桶，汗流浃背的社员坐在田埂上喝大碗茶，打谷的声音停止了，大河的水声清洗着人们沾了谷壳的耳朵。社员对打谷声一致的翻译是：捆草——吃球，捆草——吃球。 　　看见大盖头围了一大堆人，便挤拢去看。一个死人躺在地上，两个老头儿正把他往一条铺好的草席上捧。旁边站着城里人，一个憔悴的年轻女人在啜泣。有水不断从死人的嘴里鼻孔里耳朵里流出来，流在草席上一滩滩。打开一匹白布，开始裹尸，一人裹，一人帮忙。我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还是闻到了尸体腐烂的恶臭。我认识那两个裹尸的老头儿，都是竹林盖的刀儿匠。我多次见过他们杀猪，见他们裹尸还是第一次。那天下午，我在大盖头一直坐到擦黑，望着装有黑漆枋子的板板车走过中堰里，上到桂香楼，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感伤，死亡由此走进了我的感觉与冥想。 　　地名的外延决定了大盖头底下的河流也叫大盖头。一条废堰，几山巨石，几窝茅草。再就是险滩。两条险滩，分流两岸，中央是一块有着铧铁形状的沙洲。涨大水的时候，沙洲总会被淹没；洪水退去，总有木头和动物尸体搁浅。上学路过，总能看见有人脱了裤子凫水过去，占了木头，再一根根钉上钉牛用绳索漂牵过来。站在沙洲上的男人显得很渺小，但火窑裤却很显眼。我看见一条水蛇在险滩畅游，她的那个畅啊简直就是速度与妩媚的合谋，她不时抬起头，扭着碎花的脖子回望，眼神里有妖的美丽与邪恶。 　　又一次在大盖头看见死人。一块红布在沙洲边的水里时隐时现，走近便看见了屁股和半截露在河沙外面的腿。人已经聚集。铁姑娘——正在专业队战天斗地的女民兵从沟渠里一路狂奔过来，肩上挎着三八式步枪。“我的同学，他是我的同学！”铁姑娘没有眼泪，只有惊讶，“他是在城湾里洗澡被冲走的。”一个高中男生，胡须刚刚变浓，就被跳河鬼找到了，变成了沙洲上的红窑裤。张连国自告奋勇，脱得只剩内裤——也是条红窑裤，要去沙洲拖死人。铁姑娘不领情，她要自己凫水过去，亲手把她的同学领回家。铁姑娘脱了长裤，没脱衬衣就跳进了急流。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铁姑娘游泳技术好得惊人，一排排自由泳（我们叫扯尥巴子）过去，就拢了沙洲。铁姑娘把他的同学拖出水，坐在他身旁，眼睛却望着大盖头。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知道她在哭泣。三八式步枪挂在桑树上，没有人知道里面是否装有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