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10期｜马亿：游荡者（节选）
2023-11-09小说天地马亿
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这个孤独之人已不再会用模范的方式讲出他的休戚，他没有忠告，也从不提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
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这个孤独之人已不再会用模范的方式讲出他的休戚，他没有忠告，也从不提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
——本雅明
第一章 失 踪
那天午饭后，我和营销部门的两三个同事站在天台旁边抽烟。从五楼往远处看去，北京的这一片写字楼总让我想到很久以前在某篇小说里面写到过的那个庸俗的毫无创意的比喻。 我回头，看到拍我肩膀的是那个短发的公司前台。 前台有些兴奋，把身体移开，原来她矮胖的身体后面挡着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两个像是刚刚突然从“虫洞”里钻出来似的。 我看着身后两套规整的警察制服，愣了一秒钟，最近我干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了吗？我竟然笑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笑，如果有视频资料，我可以将视频发给网上那些付费的微表情专业人员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心理变化过程，我对此很感兴趣，我有一种没来由的感觉，对当时那个不合时宜的笑容的描述，会成为我小说里面一个比较生动的细节描写。虽然我完全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再真正动手去写一篇小说。 既然有两个警察，简单地按照体型来区分，总是有一胖一瘦的。按照某种哲学理论，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也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样胖瘦的人。瘦子一般都行动敏捷一点儿，于是瘦警察首先向我出示了证件。当然，胖警察也干了他该干的那份活儿，他屏退了我身边的同事，也屏退了前台。 我把手里抽了一半儿的烟摁灭在绿萝旁边的烟灰缸里面，一边摁我一边在思考，要是我犯大罪，我是不是应该直接从天台这里跳下去自裁以谢天下？但是两位警察的制服看起来虽然规整，却又很普通，跟在地铁站入口处经常查我身份证的那些警察好像没什么区别。 “你是陈乔伟吧？”瘦警察问。 “是的，我的身份证在办公室，我过去拿来？”我问。 “不用不用。”瘦警察说。两个警察一下子都笑了起来。瘦警察从黑色皮包里抽出来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我接过照片，一眼就认出来是张展。是一张他在野外的单人照片，他的身子半倚在一块大石头上，右手的五个指头紧紧抓住大石头的边缘，以他惯用的一副“无辜”的表情对着摄像头。这显然是一张调整好角度的摆拍照，不知道是谁按下的拍摄键。 “认识，是张展。”我说。我将照片还给瘦警察。 瘦警察把我带到公司的小会议室里，向我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张展失踪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临走前，按照张展夹在他日记本里的留言条的要求，警察将张展的一个U盘和一个日记本留给了我。他在留言条里写的还是我“上一份工作”的地址，警察找到那个公司，顺着那个公司给的信息，可以说是跋山涉水才找到正在天台抽烟的我。根据留言条上的信息，我有权力自由处理日记本和U盘，无论是立即丢进马桶冲走还是以任何形式进行传播。以瘦警察的理解，张展极有可能是找地方自杀，或者已经自杀，正躺在祖国大地某个还未被认领的冰冷停尸房里面。但是胖警察似乎不是这么认为的，无奈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充当瘦警察保镖的工具人，中途没什么说话的机会，要是让他开口讲，我感觉会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心想。就在瘦警察即将起身的那一瞬间，胖警察终于逮住了来之不易的说话机会，“失踪者执意将U盘和日记本留给你，是不是有什么深意？他的行踪会不会藏在了日记本和U盘的这些照片里面？我看过U盘里面的照片，有些说不出来的意思。”胖警察说。 我望着胖警察，压抑着心里的激动，我更加确信自己看见他第一面就产生的那种模糊的感觉，胖警察虽然穿着警察制服，但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们先走，不耽误你上班。”瘦警察从人体工学靠背椅上站起来，椅背回弹的弹簧响了几下。 “你要是想起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跟我们联系。”瘦警察说。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桌上的U盘还未插进电脑的USB接口，张展的日记本也还保持着警察递给我时的原貌，它们被一大一小两个透明密封资料袋密封着。该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现在轮到在键盘上敲下作品的第一个字——打开它们，并进入它们，通过它们到达另外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这就是我的预感。相比于日记本，我知道U盘里的照片才是关键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部分地参与了这些照片的形成过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跟他合租在一起的时候，张展从未将他的照片慎重地作为完整作品给我看过，我也从未提过这种要求。回想起来，他多次跟我谈到过他所谓的“摄影理念”，作为交换，我也多次跟他谈过我的“写作理念”，这么一细想，我还从没有将我写过的任何一篇小说发给他看过。我们像两个理论家或者文学批评家那样谈论从未深入了解的“视角”“观念”等浮夸空洞的词汇，有点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意思。哪怕是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带着我在街上四处晃荡，名义上是在为他寻找可供拍摄的素材，可惜的是我不善此道，我站在街上能看到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细节。就像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讲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素材抽屉，相邻抽屉里的素材很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作家的工作就是在他随机打开抽屉抽出素材的时候，有能力将它们剪切、拼装到一起，让它们看似形成一个不至于奇怪的整体。在写作者这里，对素材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时间是毫无限制的。而拍摄者则不然，特别是街拍者，要借助某个打动自己的细节来构建一个整体画面，人群、鸟雀、车辆、光线这些画面里的素材都是会动的，这种创作既需要对细节和整体敏锐的洞察能力，又需要瞬间创作完成的能力，而后者是我最欠缺的。有好几次，我看着张展按下拍摄键，而我顺着他镜头对着的方向看过去，那边什么也没有，都是最常见的大城市景观，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 我把U盘插进主机的接口，电脑桌面上多出来一个命名为“Zhangzhan”的新文件夹。点开文件夹，一排排小的照片整齐排列着，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文件名是“20190716037”。我按住鼠标往下拖动，整个文件夹有999张照片，最后一张照片的文件名是“20140705001”。看来这些照片是直接从数码相机里面导出来的，连文件名也没改，拍摄的时间跨度在2014年7月5日到一个多月前的7月16日之间，最后三位数是相机当天拍摄的顺序码。我从最后一张，也就是这些照片里最早的一张点开。粗略一看，这张照片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条卖水果蔬菜的小街，细一看，我的嘴角就不自觉地泛出了笑，在画面的角落里有一个穿着棉质平角短裤的女人的后背，从女人的两腿之间伸出来一只完整的哈士奇的脑袋，它伸长舌头笑嘻嘻地看着镜头，好像是在说“被我发现了吧，哈哈哈”。由于“借位”的关系，哈士奇的身子和腿完全被女人光着的大腿所遮挡，那个狗脑袋是浮在空中的。 照片我看了，也笑了，然后呢？创作者或者说张展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想要表达什么吗？还是仅仅觉得好玩儿？ 第二张照片的光线昏暗，看得出来是在大清早拍的，看环境是在一个公园的僻静处。由于光线不足，照片里的树只剩下黑漆漆的剪影，不远处正好有一条光线充足的小道，小道旁边的树上挂着一条围满五颜六色彩灯的条幅——“追梦路上，青春飞扬”。仔细搜索我才在那些树木的剪影旁边看出来有一条长椅，椅子上是一个什么人趴着睡着了，一顶牛仔帽的轮廓从椅子的一端显现出来。我在心里为这张照片命名为“梦”，张展大概是想拍出在椅子上睡着的那个人的“梦”。 接下来的一整个下午，我连厕所都没去，一张张地看着这些名义上属于我的照片。我感觉得出来，坐在我附近的几个同事有些好奇我在干什么，警察寻上门来，但是又没把我带走，反正不是一件容易猜透的事吧。大概又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么贸然问我，会把双方都搞得很尴尬。在这个公司工作半年，这是我过得最清净的一个下午。第二章 日 记
2012年10月7日 晚上下班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将相机从商场拿了回来。我本来没想到要发票，但是卖相机的老板问了我，我就答应了。回来的路上，我又觉得我还是太冲动了，这台相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真的是太贵了，几乎是我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工资，但是即使我不吃不喝把这笔钱留着又能干什么呢？ 既然相机有了，我总能拍点儿什么吧？ 2012年10月8日 背着相机的第一天，我一张照片也没拍，我有一点儿怕？ 2012年10月15日 等了好久终于又到周末，今天我上街拍了几张照片。 虽然我感觉得到我背上的相机，与其说我是一个在街上寻找拍摄对象的摄影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游荡者，这种感觉随着我在街上游走的时间的拉长，变得特别明显。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吸引我的场景、人、动物，或者建筑，我却一点儿也不想伸手去取相机。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花费巨款去买这台相机呢？但是最终我还是取了几次相机，拍下了现在电脑显示屏上的这几张照片。 要不是因为我随意滚动了几下鼠标的滑轮，我就不会看到照片里面的这些细节。这张在人行道旁边拍下来的绿色垃圾桶，当时只觉得透过垃圾桶盖子看那位穿着亮橙色制服的环卫工人，就像是在看电视，图像放大之后，我才看清，在工人的身后伸出来两根“天线”，是由两把笤帚的木头手柄构成的。这样一来，电视机就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另外一张小孩子的照片，在我拍摄的时候，只觉得这两个穿红色卫衣的小孩子在城市废墟中玩耍的画面让我有一种伤感，经过放大之后，远处的高楼被画面截掉之后，竟然呈现出一种被战火摧毁后的城市面貌，小孩子的红色衣服，以及小孩子坚毅的神情，共同构成了这不完整（因为被截掉了一部分）的照片某种完整意义的表达。 突然想起一句话：“我们迟早会变得迟钝和木然，这并非是由于生活所迫，更多来自各种欲望的叠加，而摄影者就是那些仍然保持优雅的人，在一刹那准确无误地捡走那些即将溜走的人情。” 2012年12月2日 我在街上走得越多，越迷茫。 2013年4月6日 从今天起，我重新拥有了我的生命，我真的有这种感觉，至少当我从人事部门那里拿到离职协议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究竟在这个城市里做什么？ 2013年4月8日 我到底要拍什么？布列松引用过一句话：“天空属于所有人。”他所指的天空究竟是哪一种天空？我怀疑说这句话的人没有见过北京的天空。这一整天，我老是想拍一朵我梦见过的云，但是根本不存在我想象的那朵云。今天我拍了一些照片，也许没什么用。晚上回来之后，我果然将它们全部删了。照片是有生命的吗？照片里面的场景究竟是谁规划的？我拍下，它们占据了我相机内存卡的十几兆存储空间，然后我删掉，这十几兆储存空间又空了出来，之前的照片存在过吗？我看着空荡荡的文档，我甚至怀疑我的精神出了问题，这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躺在床上做了一天的梦，我没有出门，也没有将相机背着。 2013年7月28日 我仍然出门，但是不再带着相机，我毫无目的。我要删掉我的所有照片，它们消耗了我的生命，所有的生命。 2013年8月28日 我已经删掉所有的照片，一张不剩。 2013年11月13日 我睡着了吗？如果我睡着了，那这篇日记是谁写的？ 秀娴老是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班主任也就是语文老师，带着秀娴她爸爸，秀娴跟在她爸爸的身后，像一只惴惴不安的小白兔。由于教室太小，秀娴的课桌就放在讲台的左边。我坐在中间小组的第四排，从我的座位往前看，刚好可以看到秀娴的脖子。看得出来，她喜欢她那件紫色的薄外套。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盯着她后脖子上那颗小小的淡灰色的痣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的脖子我好像就能闻到花香。我从小就鼻塞，我从来没闻过花香。 …… 2016年12月29日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写作的人。 2017年3月15日 最近北京有很多事，本来我搬到这个地下室就是为了图清静和便宜的，现在看来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听房东说，附近好几个地下室都被清空了。他们都去了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之前被我删掉的那些照片，它们去了哪里？房东今天晚上又跑过来，让我做好准备，可能检查的人随时会来，他会提前电话通知我。 2017年3月18日 看来今天要在肯德基里面通宵，带着我剩下的唯一的行李箱，能扔的东西全都扔了。刚刚，我把手机微信通讯录里面的两百多个人从头到尾都翻了一遍，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立即联系的人，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肯德基里面的油味儿这么重，好几次我差一点儿就要吐出来了。 2017年3月19日 看着我脚边的行李箱，我觉得有些假，这里是哪儿？我重新住进了地上的房子，而且价格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联系他，我跟他仅有的几次联系是因为共同标记过两三本很冷门的书籍，然后互相关注了彼此。今早正好看到他发布找室友的帖子，便联系了他。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注定？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儿伤心。我没问他为什么高兴，我只是觉得有些似曾相识。他很年轻，比我至少要小好几岁，这是我没想到的。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写作者。 ……第三章 室 友
雨涵离开我的时候，她说我在利用她，把她当作写作的素材，我没有辩解。在她说出这个事实之前，我没有这么想过，但是她说出来之后，我确实是认同她的看法，她的离开，即使在我看来也是应该的。她没有当面要求我删掉那些日记，是因为她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上它们，在我未来的某部作品里面，幸运的话，她会以这个日记里面的名字和身份永远活在纸上。 最开始的那几篇日记里面，雨涵的症状还不明显，我单纯地只是觉得她有些过于敏感，情绪波动明显有些异常。到后来，她开始严重失眠，甚至一个人半夜爬起来酗酒。到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比我还早，已经坐在阳台上喝咖啡。好几次，我看着坐在阳台上的她对我笑，总觉得下一秒钟她就会优雅地放下手里的水杯，跳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这种“平静”让我产生了想要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的冲动。“跳下去”，是需要力量的，我被这种“力量”所吸引，我变得敏感，我急切地想要去搞清楚这“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要掌握某种事情的全貌。 最初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只有在雨涵受到刺激情绪变化达到峰值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得出来事情是在进展。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变得更加木讷，我不再跟她讨论任何自己心里在想的东西，我们只谈具体的生活问题。平时是工作和吃饭的事情，假期是电影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跟她谈。最初的时候，她以为我是厌倦她反复的喜怒无常，担心我的谈论会触及她敏感的神经，从而造成她的情绪波动，她以为这是一种体贴的表现。到后来，她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甚至有一次用水果刀尝试着割破手腕。难道当时我应该从掩着的门后面冲过去夺下她手里的水果刀？如果我这样做，那我之前的那些木讷和不以为意又是怎么回事？我在日记里面如实记下我的这些想法，我只是做了一个写作者必然会做的事。我期待亲眼看着她崩溃吗？不，我从来没这种期待，我只能看着事情不可避免地朝着某个方向进展下去，无论是什么方向都好。 雨涵从来不看我的电脑和手机，但是那天她的电脑送去维修了，她用我的电脑看剧，而我在午睡。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巧合，或者一个串起故事的纽扣。她读了日记，并且直接告诉我，她读了日记。她当然没有我现在讲述的这么平静，但是最后还是平静下来，从我们合租的房子里面搬了出去。是她先从公司辞职的，然后才是我。我辞职不是因为她，而是为了写作。 在我辞职写作之前，我能够感觉得出来我的写作冲动，特别是在工作特别忙乱，一天有二十个所谓的“内容策划会”要开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源源不断地冒出合适的细节，我错误地以为我已经到了要写真正严肃作品的时候了，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熟透的时候就要及时摘掉，所以我才辞职的，我以为我是理性的。我做了规划，搬到环境更好的郊区住房，制订了写作内容，规定了每天详细的作息时间。如果我仍然无法写出真正满意的作品，那就是我缺乏写作的天赋，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新的房子在南四环外，按道理是两家合住，但是我搬过去的时候，另外一家是没有住户的。房东是一个老头儿，我住进来后不久，老头儿委托我在网上发一下招租信息。刚好那段时间，北京在清理住在地下室的那些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没想到会收到他的私信，他说在肯德基待了一晚上，问我房子租出去没。联想到当时北京如火如荼的清理运动，我立刻回复他，房子还在。我们是几个月前在网上加的好友，有好几次，我在找几本年代久远的图书，搜到的都是他发出来的资源，我添加他为好友，并向他表示感谢，他也关注了我，大概就是这样。他很少发布什么动态，只是偶尔发几张黑白的街拍照片，照片上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水印，大概就是他自己拍摄的。他在那个网站上几乎没什么好友，没有点赞也没有评论，但是我感觉得出来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也有一些森山大道的味道，仅此而已。当天下午，这个在网上叫“一人”的人就站在我面前，变成了“张展”。我有些发愣，因为我打开大门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味道这么好闻”。他的行李很少，一个双肩包加上一个行李箱。他的长相和奇怪的颓废气质（颓废气质并不是因为他在肯德基坐了一晚上而产生的），再加上他说出来的这句话，《荒原狼》，我瞬间就想到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里的男人。他笑着说他自己给自己上班，我也笑了笑，我认出了他笑里隐藏着的意思，就像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认出了另外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 最初的时候，我严格按照自己贴在书桌上方墙面的作息时间表，每天7点起床写作到11点，我研究过很多写作者的写作时间，上午是绝大多数人的黄金时间，而不是深夜。4个小时也是有生理学上的讲究，对于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创造性工作，4个小时是最适宜的，无论从精力还是创造力来说。午饭过后，我则去距离小区不到100米的小公园散步，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竟然还有一个池塘，围着池塘走两三圈，然后在池塘旁边的秋千上坐一会儿，回去，这一套流程走下来会花掉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是读书时间，因为我的房间是朝南的主卧，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午后的阳光迷人，我就这么在咖啡的香味儿中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下午的阅读时光，与其说是在阅读，不如说是在休闲放松，在以前需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如此放松的感觉。一切都是宁静安详的，我有一种重回子宫的错觉。 几天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隔壁是有一个叫张展的人住在里面吗？他似乎从来没有发出过一丁点儿声音，在厨房、客厅和卫生间，我也一次都没有碰到过他，难道他把行李搬过来之后就去了其他地方住？或者是我分手辞职独居之后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张展这么一个人，是我想象出来的？我需要一只《盗梦空间》里面那种能分清现实和梦境的旋转陀螺。我放下所有的时间规划去寻找张展存在的证据，直到第三天才搞清楚他的作息时间。他早上5点10分就起床出门了，甚至连厕所都没进，不可能洗过脸刷过牙，然后会在中午12点准时进门，之后他再也不会离开他的房间一步，连上厕所也不曾有过。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他下次早上出门的时候跟他在客厅“偶然”碰上，不知道他会做何反应。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种过于巧合的碰面，我打算跟着他，看看他每天上午出门到底在干什么。 …… （节选，全文刊发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10期）马亿，生于1992年，湖北黄冈人。有小说发表于《天涯》《作家》《作品》《雨花》《香港文学》《广州文艺》《山花》《芙蓉》《青年文学》等杂志，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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