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七十年前回乡
彭明生
国民党政权撤出大陆，农村即全面开始土地改革。那时我约有四五岁了吧，熬过许多艰难困苦的日子，在他乡的隆回县城，总算安居了下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稀里糊涂地回到我祖辈都住得不耐烦了的老家——双峰一个极穷的乡村，这样，命运就注定了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涯。
其实我的老家早没有人了。伯父伯母一家很早以前就来到了隆回，有了自己的房子，并开着一张小小的豆腐作坊，已有了温饱的日子。此时，我父亲已在县城一个小学当校役，就是现在所谓的炊事员或勤杂工之类；母亲给人打些零工，一家三口刚好能半饥半饱地活下来。我的父母对生活本来是没有什么奢望的，在苦难中喘过了气，暂时不要今天想着明天怎样过，觉得已是菩萨对我们的保佑，心里不免有几许庆幸。
可是我们相对稳定的生活，突然却被打破了，现在忆想起来，还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恍兮惚兮地记得那是一九五二年的冬季，正是农村土地改革的高潮，具体哪一月却不记得了。一天傍晚，黑沉沉的天上下着细雨，很冷，像是要下雪了的样子，我在隔壁邻居家与小伙伴们玩腻了，也估摸着父亲母亲应当回家了，就往家里跑。可是刚进家门，我就呆住了：只见我们的餐桌旁坐着一个与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子，正伏在桌上狼吞虎咽地吃饭，父亲同母亲在旁边陪着他说话。我当时的印象，记得他有一脑坚硬的头发，乱蓬蓬地丛生在整个头顶上；眼睛圆圆的外突，形似张大了眼睛的鲤鱼；微胖而呈酱色的锥脸，下颌有些稀疏的鼠须。他裹着一件虽厚重却不很合身的棉袍，已经布满了点点发光的污垢，因为里面没有穿内衣，脖子显得特别细长，像一根小竹棒顶着他的头一样。
母亲见我回来了，喊着说：“快过来！这是我们老家来的田叔——唤田叔呀！”
田叔的样子我有些生畏，又从未见过；我眼睛盯着他，没有做声。田叔大概怕耽搁吃饭，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吃饭，边嚼着边对父亲说：
“唔唔，有这么大的孩子了。”
桌上的饭菜，照我们家的条件是很丰盛的了：一碗水煮荷包蛋，一碗辣椒炒豆干，一碗腌萝卜酸菜，饭也是纯净的白米。平时母亲做饭，大米里面总要放点干薯片、玉米高粱之类的杂粮，让肚子能够吃得饱食些；菜就更随便了，不是干巴巴炒点豆豉吃上四五天，就是几片酸萝卜，只要能下饭就够了。一餐饭能有三个菜的情形，在我家是极罕见的，特别是荷包蛋，我一个月都难得吃上一回，可见田叔对于我家的份量。但我对田叔的第一印象却是不太好的。他吃完饭本来放下碗筷了，见那荷包蛋的碗里还有些汤，就双手捧着那碗像喝茶一样的喝了，只差没有伸出舌头舔碗底上的余沥，所以我总以为他那吃相不好。
“唉，饿了一天，这下可饱了！”
田叔放下喝汤的碗，打着嗝拍拍肚皮说，然后用手掌抹了一下嘴上的汤渍，便掏出烟丝来卷烟。双峰到隆回两百多里路程，两天就走到了，顾不上吃饭，自然要饿的，老邻居的毅力，不能不让我佩服。
饭后，父亲和母亲又同他谈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天色有些阴暗了，外面仍下着细雨。父亲同母亲准备给他安排睡觉的地方，但他站起来推辞了，说还要到我大伯家去谈谈，不能在这里睡觉，临行，他又极郑重的叮嘱父亲：
“我这是关心你们呀！早点回来吧，你提的那些困难，我包你解决！”
父亲对人从不卑颜恭奉，送田叔到门口时，也忍不住拉着他的手，连声说着：
“若是回来了，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位田叔的来意了。他是我们家乡的老邻居，现在当了贫协会的主席，是土改积极分子。这次他来隆回，是受了土改工作队的派遣，要他们到各地去劝返流浪在他乡的游子回家，好分田分房，所以这位田叔就来了，但他也将我家的平静彻底打破了。
父亲同母亲开始并不乐意返乡，因为家乡没有给他们留下可恋的记忆，现在在外面流浪了这么多年，家里已完全是一片空白，连一只煮饭的锅、吃饭的碗，也得重新置办；还有那些老房子能不能住人，也是未知数。若以困难而言，我们简直就难以回乡了。但从当了贫协主席的田叔的话里，没房可以分房，没地可以分地，农民盼的就是这个，很有点拾馅饼的味道，它又鼓舞着父亲同母亲的心。
“我们还是回去吧？”
母亲说。吃完晚饭许久了，他们还在讨论着。父亲说：
“回家不是容易的事，还是多考虑考虑吧！”
几天过去了，父亲同母亲的意见一直不能统一：父亲是主留派，母亲是主回派，然又有各人不可反驳的理由。母亲的意思，我们家一直这么穷，到处流浪，就是没有田地可耕，正如巧媳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故如此艰难，所以常盼望有朝一日能耕上自己的田地。因为有了田地就是生活之基，无论耕种好坏，总有收益，何况它还是财产，可以子而孙、孙而子地继承下去。母亲是理想主义，想到有田人家生活的踏实，没田人家的困苦，现在居然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用费力就可得到这梦寐以求的东西，心里很是激动，回家的心情也较坚决。并且她还寄望于那位田叔，那么信誓旦旦的诺言，总会有些关顾的。
父亲比母亲冷静得多。他觉得能分到田地房屋，固然是大喜的事，但这仅仅只是有一个下力之所，能不能真的就是生活的保障，这是很难说的。因为种田，一半靠人，一半靠天，稍有不幸，也同生意人一样血本无归，日子照样过不下去。这还只是其一。种田还需要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离家这么多年了，已是一无所有，生活都这样艰难，自然也没有置办的能力，虽然白手起家是一件荣耀的事，但也要有一些能起家的要素才行。父亲是现实主义者，觉得他现在的生活较以前好多了，当校役每月可得两三元（相当于现在上千元）薪资养家，母亲也有些零工可打，对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夫来说，比那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已是够好的了。父亲对这位老邻居田老二（父亲这么称呼他）的话，也有点“姑妄听之”的意思。因为他常碰到不少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越好听的话，往往越是空虚的，真有事不落井下石也就不错了，何况父亲与这位老邻居一起长大的，多少有些了解。
关于回不回乡的事，父亲同母亲差不多讨论了一个来星期，终于定了下来：母亲带我回乡分田地，父亲继续留在隆回当校役。于是父亲同母亲做回家的准备，我却只知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跳着唱着，心里很是高兴。
上面说到父亲对这位当了贫协会主席的老邻居田老二的话“姑妄听之”，也就是说有些疑信参半的意思，其实这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是我改变命运的始作俑者，这种关系，我不得不叙上一笔。
我家的老屋在一个小小的穷山沟里，背靠着山脚，像坐落在一张椅子中，三面环山。山上长着荆棘灌木，因土质缺乏营养，清白相间，年年如此，真可谓穷山贫水。屋子前面有口池塘，广约三四亩，若在都市，或许要被称为湖了；池塘下去，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穿过一片稻田，再过去，便又是一片透着红色的黄土山。
我家被称为村落，其实是不够资格的，只是那山脚下土地平整，几个庄稼人相聚而建的几间草瓦房，住着四五户佃农之类的人家，为了图个吉利，曾请一位书生取名叫它“尚家堂”，意思大概是要珍爱自己的家吧。我们这位老邻居与我家是连墙共垛的，名符其实的“紧邻”，但都是祖传的老屋。他家的房子最窄，两间茅草房，却住着五六口人，晚上睡觉，差不多床上叠床，同我们现在的集体宿舍一样，其脏污低矮紧凑程度，还要差得多。后来父亲同伯父家都去了隆回，他便借着看守我家的名义，举家占用了我们的屋子。不过这些祖屋那时都已很破旧了，他们不住，大概也会倒塌的，可能也得到了我伯父的默许。
父亲四岁丧母，十二岁丧父，从那时开始便孤苦伶仃地独自谋生了。老邻居的父亲也丧得早，不过他有母亲照料，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有一个哥哥，比我父亲幸福多了。他家同我家一样没有自己的田地，只能卖力糊口；我父亲同他不相上下年纪，故他们的童年总是朝夕相处的。
据父亲说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来源：一是给别人庄稼地里除草、收割，不要工钱，只管一顿饭；二是拾狗粪和牛粪（那时没有化肥，畜粪很珍贵），论斤换一点吃的；三是捞鱼虾，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鱼虾晒干了，卖给有钱人家或商店，常可得一二天的食物，那时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虾，得来也不是太难的事。
说起打鱼，父亲曾说过一件事：他们每天都是一起去打鱼的，打到的鱼也都放在一个竹篓里，回到家里再分。但田老二有点不讲规矩，常要隐瞒一点鱼放草丛里，分完鱼就偷偷地去拿回家。这些事父亲都看到了，却不点破他，认为他家里人多，要饭吃的人也多，便都让着了。父亲这样做，很有点像《春秋》中鲍叔牙和管仲的故事，所以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去了，他们才分开，算得上真正的患难之交。
不过我们这位老邻居，土改前名声并不怎么好，主要是他为人有点吊儿郎当，不着边际，承诺的话，虽然拍胸发誓，却如疾风过耳，第二天问他，他却糊涂起来反问你：“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还有便是好占用别人的东西，比如某家有一久置不用的物品在旮旯里放着，于他是有用的，便顺手牵羊地拿去当自家的了，若被人发现，他便说：“闲着也是闲着，反而占你家的地方，我帮你拿走了，不更好吗？”叫人哭笑不得。我父亲对他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不过父亲并不鄙薄他，觉得人穷了，难免不有些出格的事；但不原谅他的人，却总带点警觉的心理。
至于他人品如此，却当上了贫协会主席，也是事出有因的。土改初期，人们尚畏手畏脚，不能畅怀地去批斗地主，甚至不敢放手去分地主的财物，但他却十分踊跃，每天在那些打倒了的地主家进进出出，帮工作队寻找和揭发地主隐匿的财产。由于他风头十足，又很积极，受到工作队的嘉许，很轻松地就入了党，当上了村贫农协会的主席。他也因此获得的好处比别的人多得多，不但分得地主三进房的一个小庄院，还分了不少古色古香的明清式家具和上好的田地，据说还偷偷地拿了几件归国有的瓷器，近年他儿子卖了，获利三十余万元，大出当时人之意表。
总之，他从当贫协主席开始，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的大队书记，一直到他去世，都是我们村里很景仰的人物。
父亲同母亲决定好了回乡的事，呆了几天，又买了点简单的生活用品，父亲便请假送我们。因为这次回乡相当于搬家，一些盆盆罐罐、破衣烂被，若在今天早丢弃得无影无踪了，但那时不到毫无用处，是没有人舍得丢的，特别是我们穷人，简直就没有可弃之物，就是一块布条，一个破碗，也能补衣、盛物，觉得很有用处。然而都要带着回老家是很有困难的。一则客车不允许携带这些破烂，而且那时汽车稀少，车票昂贵，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说坐就坐得起的，于是我们就雇了一辆人力车，能带多少东西回去就带多少。据母亲说当时雇人力车也是很难的，因为到我们老家有两百多里的路程，公路又是砂石的，坑坑洼洼不好走，后来很心痛地花了三块大洋才雇到，这在车夫一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在我父母一方，实在是万不得已。
这种人力车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又叫“东洋车”，不过改进了。东洋车太轻巧，只能拉阔人逛街；人力车车厢是木板做的，比东洋车宽而深，像一张有着板壁的靠椅，既能坐人，也能拉货。车辆两边各有一只钉有胶皮的大轮，长长的车杠前面栓着一个圆木连着，人站在车杠里拉着走，上坡时，人用肩顶着车杠前的圆木，弯着身子用力向前，下坡便轻轻地撑着车杠，挺胸随着车的速度跑。
动身的那一天是一个晴日，记得天还没亮，我被塞进许多的行李中间，只有头脸在外面，被车夫拉着走，颠簸的路上，时而有汽车在身旁呼啸而过，我似乎很快活。车夫与父亲说好的，上坡时父亲要帮着推车，但父亲有气管炎，推上一个坡，就要张开口喘一阵气，然后又紧追着车子赶去；母亲终究是女的，仅背了几个红薯做干粮的小口袋，在后面跟着也很吃力的样子，常常与车拉得很远。现在回忆起来，这样的远足跋涉，当时虽不知其凄凉，那情景却是很难堪的。
这漫长的路，因为在邵阳（那时尚称宝庆）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太阳西下了，我们才到双峰老家的附近。公路离我们老家尚有一两公里地的小径，人力车不能进去，父亲同母亲又肩挑手提的跑了两个来回，我们才算真正地回到了故乡的老家。
但我们回到老家却大失所望。曾经聚屋而居的几户人家，有的因生活过不下去，在我父亲离家不久就搬走了；剩下的几家因分了地主的房屋，与老邻居一起也早已高就。他们住过的草瓦房，基本坍塌磬尽，只有我们那几间草瓦房在瓦砾中兀立着。
我们站在老家的地坪前，望着孤零零的老屋，父亲同母亲都露着悲伤的神情，不知要如何应对。老屋是有三间的，一间瓦房，二间草房，但都歪歪斜斜的摇摇欲坠。屋顶上现着一个一个的窟窿，瓦片滑落，茅草飞扬，在落日的阴暗里，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风一吹就会倒下的样子。我们走进屋子去，里面湿漉漉的，地上满是草屑碎瓦，屋顶有一根椽子断了，可以看到暗黑的天空。裂着缝的墙壁，久经柴烟熏染，起着层层黑垢；梁上挂着沾满烟尘的蛛丝，长长的像琉苏一样在风里摇晃……家里能挪动的家具大多被人拿走了，拿不动的也都散了架瘫在地上；墙上的门窗被白蚁蛀空了，结着一张一张的蛛网……
父亲哀伤地对母亲说：
“这已经不能住人了，我们还是回隆回吧！”
母亲也是很忧伤的，回答说：
“怎么回去呀？东西都运来了。”
眼前的窘境，确给父亲和母亲带来难以抵御的困难，但母亲想到分了田地，还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所以她的意志比父亲的要显得坚定些，便安慰父亲说：“房子没了，可以慢慢盖起来，一个人没有家，就像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哪有日子？困难肯定有的，我挺得住。”
母亲说这些话，眼睛是湿润的，喉嗓有些梗硬。父亲拗不过母亲，嘴上不说什么，脸色却很沉重，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样的老屋里睡觉。当时的晚饭我不知是怎么吃的，只记得父亲胡乱找来几块满是灰尘污垢的木板摊在地上，正好地坪外面的田里有几堆不知是谁家的稻草，父亲便去抱了一些铺上，母亲放上带回来的棉被，就是我们睡觉的“床”了。
那晚上，没有亲戚来看望，没有邻朋来关照，大概还没有得到消息吧。我们就这样躺在冷清清的、黑黝黝的破屋子里，仿佛在一个荒凉的野外，只听得那些残破的屋瓦和草屑在风中“嗦嗦”的发响。我因为坐了这么久的人力车，早乏了，刚躺下就进入了梦乡，起来小便时，父亲同母亲还在说着话，似乎还有一些争论。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父亲到我家池塘前面一个较大些的村落，去拜访那里的邻居，一则报告游子返乡的情形，希望互相有个关照，因为这个村子，离我家近，不少人曾经同父亲一起长大的；二则想了解一些土改方面的事，好有个心理准备。
父亲去了，母亲坐在堂屋前的走廊上搓洗带回来的衣物。我没地方去玩，便伴着母亲，在她旁边的脸盆里玩水。脸盆底部绘有一枝梅花，枝上有两只翠色的小鸟，我好奇地追问母亲：
“这盆里是什么花呀？”
母亲心情不好，不耐烦地说：
“那是桃花——你到别处去玩好么？”
我又问：“那这鸟呢？”
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听得屋上有东西掉落下来的声音，就匆忙拉着我惊惶地向地坪中跑去。我们刚到地坪，后面就“哗”的一声巨响，三分之二的老屋便全塌了。那片狼藉的样子，如果我们稍迟几秒钟逃跑，就会压在瓦砾砖头下，生命还能不能留下来就很难说了。这件事后来一直在我心里，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
母亲当时吓呆了，眼睛直直地望着那些横七竖八的乱木碎瓦、断壁残垣，木头似的站了一会，就瘫软在一个石墩子上坐着，因为惊惶，头发都蓬乱了，默默地流着眼泪。我当时似乎也吓得大哭了，虽然不明白屋子倒了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困难，但此后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睡觉还是知道的。所以我倚着母亲，看一眼她的泪脸，唤一声“姆妈”；又看一眼还被灰尘笼罩着的废墟，觉得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一样怕人。
一会，周边一些村民知道这不祥的情形，都纷纷赶来，他们对母亲还是陌生的，有的摇头说：“家里破烂到这样子了，还回来干什么——好在没伤着人。”有的叹气说：“叶落归根……可是这破地方不好啊——别人还愁着没地方去哩！”不过也有安慰母亲的，说房子昨晚上没倒，真是菩萨保佑了，还是前世做好事修了福德；如果前世没修福德，房子晚上倒了，人压在下面，没灯没火的，还有命么……。
这些乡邻都穿着褴褛的衣服，上面补丁叠补丁，有的甚至还没有穿棉袄，满脸饥色；太阳出来许久了，他们还有些瑟瑟发抖。他们议论了一番，哀叹一番，就主动给我们清理压在废墟里的物品、家具及能用的木材破瓦。但因为本来就都是些破烂的什物，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已经没有几件像样的东西了。
父亲也跑着回来了，他看到老屋倒成这个样子，心情同母亲一样难过；他痛心地面对瓦砾站着，不知该做什么才好，一会，他同乡邻们打了打招呼，便对母亲说：
“我们还是回隆回吧！”
母亲的心情略微平静了点，她抬头看看尚未倒塌的那间瓦房，据说是大伯添置的，只是屋顶的瓦剥落了不少，布满着猫鼠留下的洞，但房子的整体结构还是结实的。母亲看到这间房子，似乎又给了她勇气，当然不是母亲不想回隆回去，而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那里带不走的东西都给了人，房子也退了，此时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所以只能鼓起勇气在老家坚持下去。父亲担心的是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母亲希望的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两人在这方面常有点争执，故此时母亲没好气地对父亲说:
“你别老提隆回了，那里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这里不还有一间房没倒吗？”
母亲说着，突然想起老邻居邀请回家的情景，仿佛黑夜遇到亮光一样兴奋起来，便赶紧向父亲建议：
“你快去找找他田叔吧！他说过的，有困难包在他身上；他是贫协主席，兴许我们老屋倒了，还能分到一两间地主房哩！”
母亲说着，脸上的乌云立刻驱散了，还少有的露出了一点笑容。
父亲虽然太了解这位老邻居，不抱乐观的希望，对他的承诺也只当一面之辞看待，可是人到了这步光景，有一个这样一起共患难长大的童年朋友当“官”了，不去找一找，心里也是过不去的；或许“祸兮福所倚”，贫协主席助一把力，这难关就过去了呢？父亲犹豫了一下，就去贫协会找老邻居。
贫农协会是土改时的一个民众组织，参加的人员主要由贫农阶级和下中农阶级组成，这两种阶级是当时斗地主和土地改革的依靠对象。按照当时阶级标准的划分，贫农是极困苦的，没有房屋，没有田地，生活没有保障的苦力者。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受地主富农的剥削最多，对地主富农的仇恨也最大，每每斗争地主、分割财产时，总是兴高采烈，像赶庙会一样，揭露地主的恶行也最积极，故他们是领导阶级，说话也很管用。还有一种阶级叫下中农，相对优于他们的上中农而言的。他们一般有一点田地或房屋，但又不能像上中农那样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尚需部分地出卖苦力，因为他们的状况较接近于贫农，故他们是贫农协会的团结对象，只是话语权没有贫农的那么大，财产田地也只能补充地分一点。（可参看毛泽东《社会各阶级分析》）
然而贫农协会虽说只是一个民众组织，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之下，但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谁该划分怎样的阶级，谁该分多少财物田地，或该给谁分，不给谁分，谁多谁少，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工作队都需征求他们的意见，还要签字盖章，有时甚至直接按他们的意见办理。故贫协会的负责人，虽不及土改工作队里的人那样严肃有规矩，在老百姓眼中却是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有事相求的人，即使心眼里曾经看他们不起，此时也无不低头哈腰，笑脸奉迎。这本来是一种对权力的敬畏，而不是对人的敬畏，可是这些贫协会的人却看作是自己的威风，都身份起来，因此，腹毁他们的也不少。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了大半辈子的贱民，又没文化，有这么一个机会显摆，也无可厚非。
我们村的贫协会和土改工作队在一起，都在一家地主的大庄院里办公，离我家约二三里地；我们老邻居分得的房子也是这家地主的，只是在一所单独的别院内。这次父亲探访贫协会，后来据父亲回忆，不但失望，而且很气愤，父亲说的那些过程，至今我还约略地记得。
父亲首先到老邻居家，他出去了，问候了他母亲一番，在贫农协会找到了他。协会里只有他一个人，身上穿的仍是那件满是污垢的长棉袍，因为此时入冬有一阵子了，头上戴着顶日本的旧军绒帽，坐在火炉旁的座椅上，正伸长了他那细小的颈项吸着水烟壶。那水烟壶很大，很精致，古铜色的壶身串着银链，并垂着两根琉苏样的丝带，壶座外面套着牛皮的壳，弧形的吸烟嘴大概吸得太勤了，像刚磨擦过的闪亮透光——这应该是某地主家的缴获品。他看到我父亲来了，兴奋地笑了笑，叫我父亲坐，似乎比见了别人亲热得多。父亲与他寒暄了几句，便告诉他家里刚发生的事。他听了仍悠悠地吸烟，直到那锅烟吸完了，吹出了烟灰，才慢腾腾地移过身子，对父亲笑着说：
“你那屋子么？我住着时就不踏实了，肯定会倒的——这不奇怪啊？”
听他这轻描淡写的回答，父亲很不高兴，问他说：
“你不是答应给我们分房子么？……房子呢？”
老邻居仍然无关紧要的笑着，端着烟壶，走到父亲身旁，拍拍父亲的肩膀，嘻笑着说：
“我从你们那里回来就对工作队同志说了，要给你们留两间好房，可是工作队同志说，你们的阶级成份还没定，说不定在外面还发了财哩，所以没给你们留房了。”
“可是，你说包在你身上呀！”父亲生气了。
“唉唉，”老邻居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摇摇头：“我当时关心你们，怕你们分不到土改的好处，把话说硬了点……但你也知道，我一个贫协会主席，有多大权力说给谁房就给谁房？……我的心还是为你们好的嘛！”
父亲气得没站起来刮老邻居两个耳光，但终于按耐住了，只是觉得自己那么了解他的为人，为什么还轻信了他，没有极力阻止这次回家。然而父亲又是爱宽恕人的，觉得他也许确对工作队同志求过情，因为过去两人有那么好的关系，只是现在他高看了自己，就将自己当成人物了。父亲没有办法，便问他：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老邻居沉吟了一下说：“我陪你再去找找工作队吧。”
这回他倒是卖了力，虽然没有分到房屋，在他的极力游说下，工作队总算答应在某地主家的木材中，划拨了五根碗口大小的房椽子，给我们重新修房。但这聊胜于无的一点东西，于我们修房还不够杯水车薪，这结果，母亲差点又被气晕了过去。
父亲送我们回故乡，因为那时当校役是不能随便请假的，便自己花钱雇人顶班，好说歹说，校长才批了父亲五天假期，所以不能等到清理完老屋地基，重新搭一可住之处，即匆匆赶回了隆回，后续的事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母亲虽是极苦出身的，不怕劳累，不怕困难，但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事，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常是眼泪多于办法，捉襟见肘，不知所为。而且我们家里本来就没有积蓄，还要光顾眼前的吃喝问题，实在拿不出钱来有模有样地盖一间房，可是也不能就这样住在瓦砾堆中。为了解决这燃在眉睫间的窘境，母亲不得不昼夜不停地搬那些破砖烂瓦，常是烟灰满身的，像在煤炭洞里钻出来的一样，但她只能这么做着。
幸好那时我们周边的乡邻，都是劳苦淳朴的，见我们那落难的样子，都很同情，有几位从前与我父亲关系较好的人天天都来帮忙。他们不但不要任何报酬，还时时将他们地里种的蔬菜和一些闲置的家具什物，或借用或赠送地提供给我们，虽然都不怎么好，然而却是我们所缺乏和急需的。这些慷慨的友谊，母亲常激动得说不出话，若与现在的人比较，实在是两个世界的情景。
母亲同邻居这样忙忙碌碌，大约折腾了十余日，屋场清理完了，就挨着我们那间没有倒的房子，用那些勉强可用的断砖破瓦、和分得的那点木材及老屋中一些尚可利用的材料，搭起一间十余平米草瓦相间的屋子，作为我们做饭家用之所，乡间谓之“茶堂”，意即迎客打坐、喝茶吃饭，与我们那间没倒并作了卧室的老屋配套。其实我们却有点羞称它为“茶堂”。因为用来修筑它的断砖破瓦都七棱八角的不规则，不能整凑合缝，坐在屋子里，斑斑驳驳的墙缝和房顶透着如星光一样的瓦隙，战战兢兢让人如处危崖之下。这种惶惶不安的心情，后来我想，应该大抵来自老屋倒掉时的余悸；直到过了四五年，我们才又将它拆了重建。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母亲还是很高兴的，于是我们就等待着分田地。仿佛记得我家分田地排在第三批，也就是最后的一批。这在母亲本来是最大的梦想，常希望分到好的田地，因为田地的好坏，决定收成的丰薄。母亲之所以放弃城镇户籍，一是土地对她的诱惑，二是有当了贫协主席的老邻居关顾，即使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心愿，至少比别人获得的要好一些，故欣欣然的奔回老家。但通过此次父亲同老邻居的交涉，母亲的心也凉了大半截，事已至此，只能无奈地听天由命，等着通知分田地。
大概到了农历的三月末，处处都早已农作了。田间有了一畦一畦的黄绿色秧苗；春光一日一日浓烈，草花都开了，采茶姑娘在山上唱着情歌，农夫在水田中扶犁耕地，俨然在做揷田的准备。母亲急了，天天嘀咕着：
“到底还有没有田地分给我们呢？”
这样的发急，似乎也有了好多天，一日，通知终于下来了，可是也将母亲气炸了，据说当时母亲像倒了老屋的房子一样全身瘫了下来，几个好心人不得不将她扶回家。
原因是母亲苦等着所分的田地，竟然是分给地主富农作为惩罚的第三类。当时田地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旱涝保收、易于耕作的沃土；一种是旱涝都有些顾虑，只要努力仍可保收的；最末一种也就是三类，旱涝差不多都会绝收，即使是好的年成，因土地瘠薄，也只能得前二类的六七成收入。我们的一半在山顶，俗谓之天水田，就是说靠天下雨才能种的田地；还有一半是被地下水浸着的田地，俗谓之井水田，不到七八月之干旱，禾苗就长不出来。这些田地本来是留给某地主的，因他儿子抗美援朝立了战功，成了英雄，上级指定要优惠他，给他一类田地，于是就将他那些惩罚性的田地移给我们，实在是无话可说。
可是这回老邻居倒主动起来，觉得这样做离我们的公平太远了，也实在太损他曾经对我们的承诺，就带着母亲去找工作队。后来母亲回忆这件事时说：他真的尽了力，说了不少好话，但他终究人微言轻，没有什么作用。母亲似乎也不能原谅他，狠狠地骂了他几句“骗子”，他一直赧颜受着，显得很是愧疚。
母亲衔恨地接受了这些田地，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胳膊拧不过大腿，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是没有好田地可分了，二是不接受就有不满土改工作之嫌，这后者可以无限延伸，实在是没人能顶戴得起的。可是母亲抱着美好的梦想回到故乡，结果就被这样粉碎了，其心情之难堪也可想见。但他又不得不跟着命运走，风吹雨打，熬日熬夜，劳作于山间水畔……那时她还不到四十岁，却已苍老到与她年龄极不相符的程度，而我的命运，也底定终身是一名农夫。
这件事成了母亲的终身后悔，因为她坚持回乡，然而农夫的日子，由于各个时期的变迁，远不及城镇居民的好，何况又把我搭上了，这是她最难过的。所以她每当见我小小年纪就瘦骨嶙峋地在田里干活，总要摸摸我那黑不溜秋的赤膊，痛心地说：
“孩子……都怨我，都怨我！”
她眼里同时漾着泪花。
其实我并不怨母亲。因为人的愿望都是随着时代背景产生的，如果母亲有稳定的生活，肯定不会离开父亲选择到这人人所畏的地方来，所以这不是母亲的错。不过这件事虽已过去七十年了，思索起来总不免还是有些唏嘘。觉得世界的变幻莫测，人生就像一只没有指南针的船，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中，彼岸究竟是怎样，自己却没有多少权力定夺。故我们那时回乡，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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