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印
李学民
李玉印，这个与我牵连大半生的名字，在我心海里，潮起潮落；几度泛起又沉下，沉下复泛起。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他，那还是一个久远的秋夜。
那天，我们家走进一个高个魁梧的陌生人，兰裤军褂，军褂是披着的。母亲在炕头坐了，那人僦在八仙桌子的东侧，吸烟喝茶，嘴不停地说话。堂房，燃着一盏灯。我光着屁股，避在堂门边盯他吸烟。他一颗接一颗吸，一杯杯喝水。他把吸剩的烟头投掷当门，我捡起来，送过去；他再投一支，我复送过去。于是他就笑了，喊我近前问有啥想法。我不过去，也不搭话，只是笑。天知道那时小孩子的心里有啥想法？
母亲就指着他说，那是你大姐夫哥。
第二次见到他，是个夏天，我已经在读小学。夜里天溽热，我拗着在天井里睡觉，蚊虫嗡嗡盯着转。大姐夫喊我进屋去，我没听。也许是有了这两次的场景，大姐夫跟我母亲小声窃说，这孩子“废”了。
大姐夫第三次来家，是个冬天，我二姐二哥也在场，我那时刚入初中。晚饭吃炸货，二姐错把甏子后面旮旯里漆门的桐油做了菜油，饭后全家人吐。先是我大姐，呕地一嗓子，捂着嘴跑出来。然后是二姐、母亲。大姐夫放下斯文、勾着头，蹲在猪圈旁嗷嗷的吐。二哥拍着手掌，刚说自己没事，随即也哗啦一声。唯有我没动静。不是我不馋，也不是我多聪明，是我在街道上疯玩，没赶上吃。
我读高中的1979年，大姐夫转业仁里镇，随后我们之间的见面逐渐多了起来。79年首次高考，差16分。有了思维忧愁的我，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想想我们回家背干粮，田畴的农人唾弃我们是群“造粪”的机器，顿感神情沮丧，前途渺茫。这个关口，大姐夫出现了。他一脚跨进我那半间低矮的东屋，跟我诉家史暖心肠。他说他小时候家里格外穷，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撇下他跟人走了。他最小的一个妹妹，爬火车下了东北；他没钱上学，为一口饭15岁上船做“船花子”和讨饭差不多，差点没被河水淹死。后来参军去了大西北，自己现在的这点文化全靠咬牙自学出来的。有一次站岗值哨，他在灯下看书，被查岗的连长逮了个正着，为此还挨了处分。他说他这一辈子吃够了没知识的亏了。随着大姐夫的诉说，我阴翳的天空渐渐晴朗起来，牙齿啮紧嘴唇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子。大姐夫临出门，转过头来又盯着我说：“民弟，立下恒心吧！”
我读高中阶段，日子比较清苦，大姐夫时常从30里外的仁里给我捎来白面包子。那碧绿的韭菜肉馅，隔着面皮清晰可见。我懂得这是一份疼爱，更是一种鞭策、激励。包子拿在手上，温暖长在心里。大姐夫，44年后的今天，我要郑重地向你道一声迟来的“谢谢！”是你的那句“立下恒心吧”的话语，推开了我的心智之窗，激发了我无穷的学习力量，也是你的白面包子，激励我在以后的学业上永不懈怠！
我毕业在小城参加工作之后，特别是结婚成家之后，大姐夫就不再拿我当小孩子，而是作为了一个无话不说的朋友对待，见面常常与我对酌，也时常和我讨论知识层面上的和现实中的相关问题。彼时的他，已调任焦斌乡任党委副书记。但仍在物质上给我支援，譬如，大米（焦斌乡黄河大米生产地），还有我家墙上至今摆挂着的石英钟表，就是大姐夫儿子结婚转送给我的。2003年我买房子，当时贷款难，也不时兴贷款（其实我也没有贷款条件），又是大姐夫鼎力相助，解了我家燃眉之急。2006年冬日我罹病，他担心我心理负担过重又怕我寂寞，连续一周门诊陪我输液。确诊糖尿病后，又是他亲手给我蒸杂面窝头。并登门开化我的思想。我病后头3年，每天都是跑着上下班，有一天傍晚回家，门岗张叔喊住我，说大姐夫给我送新蒸的窝头来了，见我不在放在了门岗上。我提着沉甸甸的窝头爬上四楼的家，忽然就想起了20多年前我读高中时的白面包子，眼泪忽地止不住簌簌下落。
其时的大姐夫他也并不宽裕，大姐因调动工作迟迟几年没能落实，就他本人的那点工资，三个孩子还要读书、成家，他一段时期可谓拮据。为此他调由农业局内退之后，生过豆芽，街头卖过蔬菜，磨过豆腐，打过豆浆，串巷走街叫卖豆腐脑。我常与赋闲当儿去街头陪他，目睹大姐夫白皙的皮肤晒成酱色，心中五味杂陈。
即使晚上，他还坚持树下叫卖，风中的灯笼下，牌匾上的“老头豆腐”格外惹人注目。一辆小车忽地过去了，一辆小车嘎吱一声停下，大姐夫麻利地笑脸迎送，一刀下去，割下的豆腐不多不少，斤两准确。如果他不是我大姐夫，如果我不是这样熟识他的人，谁会把眼前这个老头与曾经的军队营长后曾经的乡镇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任联结在一起呢？
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还断不了受人嘲讽，特别是开始头几年。有人说他红眼病，挖苦他想钱想疯了，有人讥笑他堂堂一个党委副书记国家干部不嫌丢人。我曾在散文《卖豆腐的老人》一文中，有过一段真实的描写：
{……才干那几年，说三道四的人很多，现在好多了，可仍有那么几个人咂舌，昨天，杜老头和刘老头来闲吹，两个人不知道怎的就扯到孔繁森身上了，杜老头说孔繁森去世5年了，刘老头说才3年，两个人就犟起来了，谁也不服谁。杜老头就问他（大姐夫，笔者注）：“你说是5年还是3年？”
我（笔者）就插嘴问：“你怎么说的？”他（大姐夫）说：“我哪里记得啊！”杜老头就冲着他撒火了，说：“你不知道，你都是知道个啥？就知道干小买卖赚别人的钱，还是国家干部哩！”
我问他说：“你真的不知道？”他说：“真的不知道，谁记得那么清啊，就是记得也不能说。”他见我疑惑的样子，便接着说道：“我说5年吧，就得罪刘老头，说3年吧，杜老头会跟我没完，就是说不知道，这不，还是落了一顿奚落。唉，做人真难，势利眼那里都有，犯不着，图个清静吧！”}
自然，也不全是这个样子的，大姐夫就给我说起一件事，他说一天他在街口卖菜，县里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县长，巡查城区看到了他，走到他跟前喊了一声“哥”。大姐夫激动的不行，给我说可能是我同学，说我同学都当县长了还不小觑他这个卖菜的。
大姐夫很少计较生活中的琐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是喝酒，二是听他回忆过去军队往事，但更多的是分析国家政策和形势，探讨我爱好的文学写作。后来他退休，曾经一度让我教他学写文章，他也确实写出来那么三篇四篇。他固执地把《辞海》条析了一个遍。但最终还是摇摇头苦笑笑放弃了。但他学习的韧劲一生未减。大姐夫65岁开始触摸电脑，为了熟悉掌握键盘操作，他在卖菜空隙，用一块木板制作成键盘模型，练习敲打指法，硬生生背熟了五笔字根，后来达到目视桌面不瞅键盘而能准确输入的程度。
大姐夫也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有一年夏天，午时我到他家，他正独自团坐在吊扇底下的凉席上喝酒，一个人，6个菜。他说今天是他66岁的生日，没人给他过，自己过，他上辈子的老人没有活过这个岁数的，他活过了，他值了，往后的日子快乐的活，活一天赚一天。
其时后来的大姐夫，多病缠身，高血压常年服药，更重要的心脏不好，还有肢关节疼痛，晚年不能走路，先是双拐，后是轮椅，但他仍坚持自己做饭，坚持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没喊一声病，一声苦。他曾对我多次说过，“喊也是疼，不喊也是疼，喊只能给别人增添负担和厌烦。”
大姐夫真的做到了，在病况上，总是说好不报忧，但床头除了书籍字典，就是一筐子药。他曾给自己预设了各种死法，最后他确定了一种，那就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走。嗟乎，哀哉！大姐夫的预设成真，他的死，就像他去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一样，他劝走了陪伴的儿女，就一个人在床。他没有喊叫，走的没有一点声息，但面部极度安详。
呜呼！大姐夫你就这样急促地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我还在傻傻痴痴的等待你的那声电话——“民啊，过来喝酒吧！”
哀哉！日月万年——有你不谓远；岁月寸短——无你亦显长。大姐夫不仅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朋友和对谈的知己人，更是我人生之初的引路人。如今，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我却仍然不能接受他走了的事实。我曾试图在现实中忘掉大姐夫，也曾于虚幻中试图将他从泥土堆里扣出来！可是，可是，这两样我一样也做不到！大姐夫，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大姐夫的一生，波折坎坷，童年失恃；少时做船工；壮年扛过枪、打过仗，官至副营级，辗转甘肃、青海、辽宁等地小半个中国，1966年作为中国炮兵跨国门抗美援越，肢体关节滞留下严重的风湿病；中年转业地方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乡镇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任，分管过农业、计划生育（在那个“少生孩子多种树”的年代，得罪过一些人，包括亲人朋友。）、多种经营、党务、乡人大等诸多项工作；晚年“下海经商”，磨制豆浆、豆腐、豆腐脑，贩卖过萝卜、茄子、辣椒蔬菜。
大姐夫，姓李名玉印，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官庄村人；生于庚辰年桂月十七日，猝殁于壬寅年兰月十六日晨五时，享年82岁。
癸卯年正阳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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