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乡人
我的家乡位于赣中南地区。那里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崇山峻岭，只有丘陵小溪和参差不平的田地。那里也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没有叱咤风云的名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普普通通，是实实在在的底层百姓。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有人说文学在于苦难里给人希冀，困境中给人力量，暗黑处寻找亮点。我从田野到城市一路走来，生活给了我太多的体验和感受。这篇文字我只写食人间烟火的市井小民，试着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文学是人学，我只直面人性，写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记录者。
二 牛
二牛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一双牛牯眼，外表看起来粗犷凶恶。他身大力不亏，干农活是把好手。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连种菜这种在乡下大都是女人干的活也会干，而且干的很好。他侍弄的菜园，一年四季瓜蔬不断，黄瓜、丝瓜、苦瓜、豆角，一条条一串串，悬挂在藤叶间，羡煞路人。还有那冬瓜，他扎了个棚架，架子上花繁叶茂，架子下冬瓜像胖娃娃一样坐在菜地上，一个比一个大。
二牛样样做得好，便显出他老婆什么也不太行。于是打骂老婆成了常事，他那胖乎乎一身是肉的老婆常被他打得啼哭着跑回娘家去。娘家没有兄弟，无人撑腰，于是六十多岁的老岳母出马，她来到女婿家，对着二牛还没教训几句，二牛这个浑种却连岳母也骂：“你这老东西，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女儿嫁给我，你还好意思来这里丢人现眼。”老岳母气得脸都白了，指着二牛：“你你你……”“你什么你，你给我滚出去！”二牛抓起墙角一把长柄木勺，到尿桶里舀起一勺尿要来泼岳母，老太太吓得扭身便走，还差点被门槛绊一跤。从此她再不登女婿家的门。而二牛也再不去岳母家，连过年正月里拜年也不去。三礼四节从此免了，再不送了。他老婆再挨打骂，也不回娘家哭诉，只自己一个人忍受。
乡下人最见不得别人家好，若看到别人家有什么好的，想方设法都要破坏掉。二牛家一邻居，也是老实人家，养了一群鸭，有一百多只。长得挺好，每只都有两三斤了。这群鸭子每天都要去一口水塘里嘻戏饮水。二牛一丘稻田就在水塘边，水塘不大，由于久早无雨，塘底大部分裸露。二牛每次看到水塘里那一大群呱呱大叫的鸭子，都嫉妒得眼冒绿光，苦于邻居家的儿子在水塘边看守，否则他真想下去逮几只。终于一个夜晚，二牛用剧毒农药拌了好几斤稻谷，撒在水塘里。第二天那群鸭子来到水塘，看到塘底的稻谷便纷纷抢食，结果全被毒死。恰好那天邻居准备出售那群鸭子，收鸭子的老板开着小货车来了，价钱也谈好了。可邻居儿子去水塘赶鸭子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水塘的死鸭。他气急败坏拎了几次回来，他娘得知情况，放声嚎哭。收鸭子的老板只好开空车回去。最后这些死鸭子以每只几毛钱的价格在圩镇上卖掉了。邻居这次血亏，他们也怀疑是二牛使坏，但没证据，只能作罢。二牛晚上油炸了一碗花生米，叫老婆在酒坛里打了一壶自酿的米酒，一个人自酌自饮好不舒坦开心。
二牛对别人家的小孩心狠手辣。一次一群五、六岁的小孩在草坪上玩耍，见二牛远远走来，小孩不懂事，大叫：“二牛！二牛！”若是别的大人，一般都一笑了之，顶多是吓唬一下。可二牛却下得了手，追上那四散而逃的娃娃们，一个个扇耳光，把人家小孩子打得哇哇大哭。
二牛还擅长骂人，吵架骂起人来连村里的女人也不是对手。村里有一个小媳妇，同二牛老婆的娘家是远房亲戚。那晚那小媳妇同老公吵架，赌气回娘家。可出门一看，外面黑古龙咚。小媳妇哪敢走夜路，回屋又低不下头，便去二牛家借宿一晚，同二牛的女儿一起睡，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了。可后来二牛同那小媳妇家交恶吵架，二牛指着那小媳妇泼骂：“你这不要脸的，你那天晚上送上我的门啰！可我不要你，就是不操你。你这货色我才看不上哩！”二牛高声大嗓，那小媳妇骂骂不过，打打不过，只好哭着走了。
人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二牛终于惹到了村里一个村霸。那村霸在村里横行几十年，农村就是这样，不怕你恶，就怕你拳头硬，到最后还是要武力说话。二牛虽然人高马大，但那村霸有几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一次他们两家争农田水源，二牛双拳难敌四手，被那几兄弟按在稻田里结结实实暴揍了一顿，几天都下不了床。
伤稍好后，二牛去了县城找他哥哥大牛，大牛在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他在外多年，不知二牛的品行，听了弟弟的哭诉，顿时大怒，叫上一个便衣公安回老家找那村霸。那公安是部队特种兵转业，由大牛经手安置分配在县公安局。他随大牛走进那村霸家，那村霸几个儿子见有人上门找麻烦，“嗷！”地一声冲上来。特种兵照着冲在最前面的老大一记黑虎掏心，重拳击在他肚子上，老大闷啍一声捂着腹部颓然倒地。特种兵大喝：“我是公安局的，你们谁敢再上来！”后面几兄弟一听是公安，立马怂了，再不敢动。大牛施施然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弹了弹烟灰慢条斯理开了口：“可以了吗？可以了就来谈谈吧！”于是几个条件一一列出来，赔礼道歉，医药费、误工费全赔，还要一大笔营养费。村霸父子几个鸡啄米似的忙不迭点头答应。
二牛这下扬眉吐气，下地干活都吹着口哨。村里人都知道他哥有公安朋友，更不敢招惹他了。那时大队支书也笼络他，大队开会，要办伙食，支书便常叫他去当临时炊事员。掌厨嘛，跟大队干部一起吃饭喝酒。每逢这种日子，二牛在大队部吃完晚餐回来，都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迈着夸张的步伐。邻里看到他，羡慕地说：“二牛！今晚又喝多了？好口福呀！”二牛便边剔着牙边大声回答：“是呀！今晚不是米酒，是瓶装的白酒，八块多一瓶哩！多喝了几杯。那狗肉炖得真香，那鱼头也焖得入了味，嘻嘻，好吃极了！书记说下次还叫我去掌锅铲把。”
支书不但开会时叫二牛掌锅铲把，还让他当了村子的生产队队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二牛立即点名要一个新嫁过来的女子当妇女队长。那女子身材苗条，容貌姣好。二牛看到自己的胖老婆就生厌，瞄上那个女子很久了，只是苦于无法上手。这次让那女子当妇女队长，女子的丈夫是个油漆师傅，经常去别的村子帮人漆房子门窗或家俱，有时收工太晚便在雇主家留宿，二牛便借这个机会经常晚上去和妇女队长谈工作，总想占点便宜。妇女队长其实性情刚烈，那会上他的当。二牛磨蹭着懒着不走，妇女队长便去叫她婆婆。婆婆走过来说：“二牛！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我们要睡了，明天还要下地干活呢！”二牛只好悻悻地起身走了。
二牛想方设法，却始终无法得手，也就死了心，便由爱转恨。路过妇女队长的西瓜地，见四野无人，他用铁锹把那些还是半大的西瓜铲烂好几个。经过妇女队长的菜园，只要四周没人，他便推倒一段园墙。终于有一次被妇女队长逮到，两人大吵了一架。女的骂道：“你这臭不要脸的，你做这样的缺德事不怕天打雷劈吗？”二牛摆出一副无懒嘴脸：“你才不要脸呢！你这骚货几次勾引我，我倒是不要你哩！”他还跟女人吵架一样，转过身撅着腚，一边用手猛拍屁股，一边骂道：“你这卖逼的，你这发骚的！”妇女队长骂不过，又咽不下这口气，回娘家叫来几个兄弟，上二牛家揪住二牛，兄弟不动手，妇女队长脱下鞋子，一下一下猛扇二牛的嘴。而二牛的老婆就在旁边，一声也不吭。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我离家出外谋生，老家的事不太关注。至于二牛之后还有什么事迹，我也不知道了。
大概是十多年前，听说二牛死了，说是脑袋里面长了个瘤。据村子里的人讲，二牛的胖老婆一滴眼泪都没掉，还恨恨地说：“好，好，终于死了一恶！”
大 奎
大奎一家，在村里可算一奇。倒不是说他们创造了什么光辉的业绩，而是他们一家三代几十年的生活中，贯穿了好几次不可理喻的暴力斗殴事件，而斗殴的凶残程度让人咋舌。
大奎是个木匠，早早成了家，生了两个儿子。他卯足了劲拚命干活，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帮人做木工，没木工做时便去挖坟砖。挖坟砖这一行为在我们家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很常见，老百姓建住房或盖茅房，没钱买那么多新砖，便去山上挖那些没了墓碑的或沉入地下的无主坟墓，取走里面的砖块，有时一座坟墓有几百块砖，弄出来用板车拉回家。挖的人多，山上的无主坟墓几乎挖光了，大奎竟然把邻村一座有主的坟墓也挖掉了。那墓主的孙子在县城单位里当干部，得知祖父的坟墓被大奎挖了，便去公社告状。公社派几个人开辆拖拉机来到大奎家，把他堆在院子里的几千块坟砖全给拉走没收了。
大奎损失惨重，气得跳脚。他当然不敢对抗人民公社，便恨上了告状的那户人家，叫叫嚷嚷地说要杀那家的人烧那家的房子。杀人自然不敢，但放火他真做了。一天夜里他潜到邻村，把那户人家一幢近百平方的茅房烧毁了。那户人家又报案。由于大奎事前多次扬言报复，公安局直接把他给逮捕了。大奎抵赖不了只好招供认罪，结果被判刑三年。
大奎坐牢出来后，性情大变，或许也可能他的性情一直就是如此，他什么事都崇尚暴力，对父母也没有孝心。他父母都六十多岁了，不但什么农活都要干，有时还挨儿子的打。大奎的父亲一只眼瞎了，干活肯定有影响，大奎嫌老人做得慢，一边扇父亲的巴掌，一边骂道：“你这老不死的！吃又吃得，干活却不行，你活在世上有什么用？”他老爹忍气吞声，挨了打也不敢吭一声。可他老娘却受不了，一天夜里喝煤油自杀了。那时的农村老人，命贱如狗，死了就死了，抬到山上埋了便是。当然葬礼上大奎夫妇还是会哭几声的。村民们见惯不怪，只是感叹一下，此后一切如常，什么事都没有，一滴水花也溅不起。
大奎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对别人家打不过的就老老实实，打得过的就出手狠辣毫不留情。一次同一户人家争水源，人家同他讲道理，他却能动手就不动口，一铁锹挥过去，把对方拍倒在稻田里。
大奎对牲畜也下得了手，若谁家的猪牛鸡鸭什么的侵犯了他的农作物，他都手持铁锹去追打。我当年在家种地时，一次挑牛栏粪，就是把用草皮垫猪圈形成的畜肥挖出来挑到稻田去，这必须先把猪放出去。那头猪出了猪圈便到处转悠，居然拱进了大奎家的菜园。大奎见了，竟用锄头把猪砸成重伤。我挑完牛栏粪傍晚去找猪，却发现猪奄奄一息躺在大奎家的菜园外，腿也断了一条。有人告诉我是大奎干的，我找上大奎家叫他赔。大奎狡辩道：“谁叫它跑到我家菜园来，我也不知道是你家的猪呀！”我说：“哪家的猪挑牛栏粪时都要放出去，它进了你家菜园你把它赶出来就行，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呢？”他自知理亏，只好答应赔偿，并请大队长来调解，把他家的一头猪来换我的猪。我说：“我家的猪快一百斤了，他要赔一头一样大的猪。”大队长做和事佬，他叫两个村民抬起我的猪，他用秤称了，叫道：“九十五斤！”又称了大奎家的猪，大叫道：“也是九十五斤。正好正好，两家都没有吃亏！”这场纠纷终于解决，大奎父子把受伤的猪抬了回去。他家住在村子的另一头，不知道那头猪后来怎么样了。而我第二天再看大奎赔给我的那头猪，总觉得比我家原来那头要小，昨晚天黑，场面乱哄哄的，我又出于对大队干部的信任没去看大队长称猪的重量，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吃了亏，可我昨晚已认可了便不好意思反悔。由此我也见识了农村干部调解村民矛盾纠纷和稀泥的手段。
大奎的两个儿子，大的叫虎子，小的叫猛子，一个十七，一个十五，早没去读书了，跟着父亲务农做木工，都是半大小伙子了。有一年不知因为什么，大奎和猛子同村里一个叫二楞子的壮小伙打了起来。二楞子以一敌二落了下风，抽身沿着田埂便逃，大奎和猛子紧追不舍。这时大奎的大儿子虎子闻讯赶来助阵，拿着铁锹在田埂的另一头围堵。二楞子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只好一头跳进旁边的水塘里。大奎父子三个围住水塘，二楞子往东边游，虎子拿着铁锹在东边岸上严阵以待。二楞子往西边游，猛子握着锄头在西边虎视眈眈。二楞子满水塘打转，大奎父子在岸上捡来砖头石块和土坯直往他身上砸。水塘不大，二楞子无处躲避，被砸得头破血流，“嗷嗷”直叫。眼见在水里成了活靶子，二楞子只好不顾一切往一个空档方向游。刚爬上岸，大奎父子就赶了上来，大奎手持铁锹当胸狠狠铲下去，二楞子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大奎父子大获全胜扬长而去。二楞子的母亲闻讯呼天抢地跑过来，见儿子浑身是血，肋骨被铲断了几根。她边哭边求村里的好心人帮忙打电话，叫县医院的救护车拉人去抢救。
当年发生此惨剧时我已离开家乡，不知此事后来怎样了结的。若是现在，大奎肯定要负刑事责任坐牢的。可在当年的农村，法制远远没有健全，打架斗殴事件往往胜者为王，大队干部介入也顶多是赔点医药费。可以确定的是，大奎一定没有因此事坐牢，但一千多元医药费肯定是赔了的，因为二楞子伤得实在不轻。那时一千元可真是一笔巨款，在农村更加，全家累死累活一年也没有千多元纯收入。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攒的钱，因为逞一时凶蛮，出一口恶气，全给赔出去了，不心疼吗？
当年的农村只信奉丛林法则，充满了戾气和暴行。村民们大都没读多少书，素质无从谈起。其实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农村资源有限，老百姓没有任何福利，没有任何依靠，一切都是靠自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都会舍命争斗。谦和被认为是软弱，礼让那一定是无能。这真的悲哀！
我离开家乡已近三十年。大奎的独眼父亲早去世了，大奎也七十多岁了，但他家令人瞠目的暴行还在继续。同大奎当年打他父亲一样，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也下死手揍他。听村里人说，几年前一次虎子又打他父亲，大奎上了年纪肯定招架不住，他老伴哭叫着举根木棍来帮忙，虎子手拿铁锹横扫过去，竟然把他老娘的小腿打断了。现在大奎的老伴走路还有点瘸。
小儿子猛子打骂父母有过之无不及。一次打父亲时居然抓起地上一坨牛粪硬塞进他爹嘴里，还大吼道：“你是我爹吗？我还是你爷爷呢！叫我爷爷！”大奎吐出满嘴的牛粪，还真叫了。
我不知道大奎被两个儿子殴打时心里是怎样的悲苦，他会不会后悔当初打自己的父亲，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是报应。上梁不正下梁歪，家风不正，上行下效，家族永无宁日。我真怀疑他们家的这个魔咒是不是还会往第四代延续下去。
其实农村这种极端个例也不多，绝大部分村民还是纯朴厚道，老实本分的。改革开放后，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农村青年通过求学、经商或打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上了好日子，有的还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但不得不说，我国目前最落后最薄弱的环节还是农村，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等等各个方面，农村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有漫长的路要走。
旺 福
旺福出生于解放前一年，他的母亲是个小妾。以前并不是只有大地主才能娶小老婆的，搞得比较好的也可以娶二房。旺福的老爹行医，家境殷实，花甲之年娶了旺福母亲做妾。旺福刚出生，全国解放了，于是妇女也解放了，政府不允许有小老婆的存在，便强制地把旺福的母亲遣送回家，令她改嫁别人了。
旺福才两岁便没了亲生母亲，只能跟老父和大娘一起生活。可不到十岁，父亲和大娘都去世了，他便由大哥抚养。长兄若父，虽然大哥此时已娶妻生子，大儿子只比旺福小一岁，但他并没有抛弃这个小弟。稠饭稀粥，破衣烂衫，一直把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拉扯大。旺福十八岁那年，居然参加征兵体检，入伍当兵了。
那时当兵退伍后是有工作分配的，旺福转业分在县化肥厂当工人。接着第二年娶亲成家，当然这都是大哥操办的。
如果旺福在化肥厂安心工作下去，那人生虽然平淡但也会衣食无忧。可旺福娶的老婆虽然人高马大，却中看不中用，患了一种慢性病。做农活顶多算半个劳动力，做家务也很差劲。她虽然身体不好，但生孩子却一点也不耽误，结婚当年便生下一个男娃。这女人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孩子，她一个人在家哪里弄得了。小孩一哭闹，女人几乎要崩溃。孩子的衣服肮脏不堪，吃饭一顿饱一顿饥，有时做饭的柴火也没有，女人居然把楼上的楼板撬下来当柴火烧。家里弄得一团糟。
旺福一看家里弄得无法收拾，竟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从化肥厂辞去工作回家种田了。他知道，他再不回来他老婆在家肯定支撑不下去了。其实旺福在厂里吃苦耐劳，是先进工作者。厂领导舍不得他走，几次派人来劝他回厂上班，可旺福认定了的事绝不回头，厂里的人只好走了。
家里有了男人，一切便步入正轨。旺福回来几年，和老婆哗啦啦又接连生下两男一女三个娃娃。大集体定量分配的口粮根本就不够吃，一家人红薯、野菜都弄来填肚子。为了养活孩子们，旺福是什么活都会干，农忙季节种田，农闲时帮建房子的人家做小工，去砖窑厂干重活。只要有口饱饭吃，他不吝啬力气。数九寒天，跟包工头去挖渠道修水利，包工头包吃住还有工资。几年下来，旺福早没了当工人时的精气神，而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同其他农民毫无二致。
那时的农村普遍贫穷，但像旺福那样穷的人家还是少见。他没有父母荫庇，长兄给他成家已是功德无量，他一切从零开始。他家灶台上的铁锅是别人家送的，上面烂了一个洞，炒菜时烟灰火星从洞里直往上冲。吃饭的碗也是烂沿豁边的。吃饭的桌子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绑着，不然便会倒塌。凳子也歪歪斜斜，摇摇晃晃，人一坐上去就喳喳直响。四个孩子都穿的破破烂烂，老大读初一了，交替换的衣服都没有，每个礼拜上学只穿同一身衣服。老二是女娃，花衣服也都是补丁。老三老四便光着，从春末到仲秋，整整半年多都没穿过衣服，白天赤身裸体在外面玩耍，晚上同一群野小子去水塘里狗刨式游泳，洗个澡再回家睡觉。
越穷越生，旺福的女人不小心又怀上第五胎了。这时计划生育已抓得非常严，那些新婚夫妻，都是生男孩只能生一个，生女孩便顶多生俩，之后便要强制结扎，否则政府便扛猪牵牛抬家俱，连结婚的嫁妆都抬走。旺福夫妇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已生了四个，现在又怀上第五胎，这还了得？乡政府一群人把旺福女人抓到医院，可医院一检查说她身体有病，不能结扎和做人流手术。乡政府只好把她放回去，便去逮旺福，想抓他去结扎。旺福暴跳如雷，对围住他的人大喝道：“我是退伍军人，你们谁敢阉我！”乡干部一想，好像还真没这个先例，终于不敢造次。便又想去他家里抄家弄些东西，可乌泱泱一群人来到旺福家里，一看猪没一只牛没一头，残破的桌椅，老旧的床，其他柜子家俱什么也没有。从撬掉楼板的缺口看屋顶，瓦缝的阳光直射进来。真他娘的一个家徒四壁，那帮人灰溜溜地走了。
第五胎生下来，又是个带把的。旺福夫妇犯了愁，想来想去，干脆把孩子送人吧，免得跟着自己挨饿受穷。接生婆还真介绍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家境很好，夫妻俩都在在县城里上班，本来生了一个儿子，可那娃儿暑假回乡下爷爷家玩时在水塘里游泳淹死了。现在听说旺福家儿子要送人，那夫妻急急从县城回来，同接生婆来到旺福家，放下五百元营养费，便抱着婴儿离去。谁知刚出门，旺福的女人哇的一声便哭了，反悔了，自己身上掉下的肉终于还是不舍得，她追出去把五百元还给人家，抱着自己的儿子回来了。旺福见此情景，只好深深的叹口气。
既然这样那就自己养着吧，反正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不就是多一张嘴吗？好在这时农村已打破大锅饭分田到户了，一家人肚子还是可以吃饱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也可以帮着下地干活，旺福夫妻终于不用象以前那么劳累了。
旺福这时居然学会了吹喇叭，喇叭北方人叫唢呐，旺福可不是吹着玩的，而是同几个敲锣打鼓击钹的村民组成一个乡村小乐队，每逢村民们有婚丧嫁娶这类红白喜事，旺福这个乐队都会受邀上门服务。喇叭是乐队的主角，相当于队长，村民们请乐队都是同旺福接洽。
每当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有请，旺福都带着这个乡村乐队前往。他吹喇叭时双手擎着喇叭，两边腮帮子鼓得里面像含了个鸡蛋。旺福的喇叭技艺出神入化，喜事吹得喜庆热闹，丧事吹得哀怨忧伤。旺福他们这活计在每年正月初都应接不暇，结婚的多，从初三要忙到初十。那时的行情是服务一场红白喜事酬金三十二元，两个喇叭每人八元，剩下的锣鼓手们均分。这笔收入对贴补家用有不小的助力。
旺福的大儿子这时已读高中，他只全力支持这个长子，另外几个儿女实在无能为力，只让他们读了小学就缀学了。大儿子也真争气，毕业前参军入伍，第二年便考取了军校。军校的学费和生活费全由国家负担，实在适合贫穷的农家子弟报考。我们大队还有一个穷孩子也是通过考军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上了辉煌的人生，家族也由此彻底改命，咸鱼翻身了。
旺福的大儿子在部队当了近十年军官，转业后分配在市里，担任区工商局副局长。几个弟弟也被他带到城里，找到了赚钱的行当。奋斗十多年，现在几兄弟都在市里买房子了。在周围村子穷困出了名的旺福一家，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村子里的人羡慕不已，旺福哈哈大笑：“老天开眼，我旺福家也有今天啊！”
现在旺福夫妇都已七十多岁，在家养老享福。可他闲不住，遇上红白喜事还会去吹喇叭。现在的酬金也涨了许多，每天二百元了。本来他传授过两个徒弟，可他们前几年都才六十来岁就病逝了，弄得旺福七十多了还要挂帅出征。他不愧是当过兵的，身体硬朗得很。他老婆以前说有l慢性病，可现在居然越活越健康，这真奇了。
现在的人太娇贵了，以前农村人过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会说这哪是人能过的日子？可那时的人们硬是有忍受苦难的韧性，有在极度贫困中生存的能力。好死不如懒活，自己不行儿子行，儿子不行孙子行，活下去就有希望。旺福一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美 凤
美凤是湖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五岁的她被卖到江西，买主是镇上一个开酒坊的老板，美凤在酒坊里干些打杂的活儿。酒坊里有一个叫石根的小伙子，在那里当学徒。石根十七八岁，长得可真是寒碜，他斗鸡眼，龅牙，身高不足一米五。虽然石根长得难看，可美凤跟他朝夕相处，居然久而不觉其丑，跟他以兄妹相称。石根对这个“妹妹”多有照拂，脏活、重活抢着干，只让她做些轻松的活，使得美凤对他好感倍增。几年后，美凤在石根的蛊惑下，俩人居然不辞而别，一起回到石根的乡下老家了。
石根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堂叔，美凤更是远离家乡，两个孤苦伶仃的人算是结为夫妻。农村的辛劳和贫穷，使石根长得又黑又瘦，越来越丑，唇上几根老鼠须，斗鸡眼里永远有眼屎，突出的牙齿黄中带黑。二十多岁的人，乍一看象三四十岁一样。身高不足一米五，活脱脱一个三寸丁谷树皮。而美凤却是越长越水灵，前凸后翘，身材高挑，差不多有一米七。两个人走在一起，那真是一个是一朵鲜花，另一个就是一坨狗屎，俩人要多不般配就有多不般配。在众人无所顾忌的取笑中，石根越来越自卑。而美凤对他也渐渐没了以往的温情，言语间流露出嫌弃了。
石根的堂叔经常过来嘘寒问暖。他身材高大，能说会道，并且还是个牛博士，经常在牛市上帮人相牛，赚取佣金，手头更宽裕，因此在村里也是个头面人物，甚至有点霸道。一日，美凤在家里做晚饭，堂叔又来了。美凤腰间系一条围裙，扎得紧紧的，胸前那两座山峰显得格外突出，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俏脸映得红扑扑的，堂叔在门外不禁看呆了。美凤见堂叔来了，热情地端条凳子让他坐。堂叔脑门一热，一把抓住美凤的手。美凤挣了一下没挣脱，竟顺势倒在堂叔的怀里……
美凤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似乎由此苏醒，从此她隔三差五同堂叔偷偷厮混在一起。看石根也左看左不顺眼，右看右不顺眼，她搞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会跟上这么一个丑人。石根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但并不能讨得她欢心，反而让她更加厌恶。美凤在村里人面前，似乎也并不避讳同堂叔的亲呢，动辄对别人讲：我叔叔这么这么说，我叔叔那么那么说。
复一年，美凤怀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美凤生了个女娃。后来那女娃越长越大，眉宇间居然有几分堂叔的神韵。村里人私下议论纷纷。可石根一声也不敢吭，一边是威严的堂叔，一边是河东狮吼美娇妻，石根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苦。
转眼进入七十年代，县委和公社两级政府派遣工作队驻村，美凤村里来了个姓李的干部。李干部经常上身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下身是深灰色卡其布料裤子，虽然衣服不算新，但穿在他身上特显气质。并且他皮肤白净，五官端正，仪表堂堂，惹得村里的婆娘们心旌摇荡，美凤见了他也潮红了脸，心儿如小鹿般乱撞。
一天早上，美凤淘了米准备做早饭，突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忙走出去一看，竟然是村头一户人家的房子着火了。原来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做饭时灶膛里燃烧着的稻草掉出来，把灶窝里的稻草烧着了。那栋房子本身就小，楼也低，上面还堆满了稻草，大火一下子把整个房子烧着了。那闯祸的女人被吓懵了，只知道哭，这时屋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围观的人惊呼：“里面还有娃儿呀！”却没谁敢去救人。这时只见美凤一头冲进去，里面满是火光和浓烟，美凤被呛得差点睁不开眼，她循着哭声找到婴儿，抱起来冲出屋外。那吓懵了的女人接过孩子，直直朝美凤跪了下去。
李干部便专门开会表扬了美凤，并说还要报到公社去当先进典型。美凤忸怩着羞红了脸。李干部看着这个少妇，心里一动，才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挺漂亮的。
李干部从此心里便有了美凤，但他通过观察，发现美凤跟石根堂叔纠缠在一起。便心生一计，让石根揭发他堂叔。石根本就对堂叔恨得牙痒，这次有李干部撑腰，胆气陡增，便歪歪扭扭写了封揭发信，说堂叔强奸他老婆，还贩卖耕牛，走资本主义道路。堂叔一听说石根揭发他，暴跳如雷，打上门来将石根暴揍一顿。李干部说这还了得，奸淫妇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打击报复革命群众。于是上报公安局，把那堂叔抓去坐牢了。
没了堂叔的羁绊，美凤顺理成章投入李干部的怀抱，她心花怒放。堂叔虽然高大威猛，但毕竟是种田汉子，黝黑粗鲁。哪比得上李干部的白净俊朗，玉树临风。美凤从此一门心思在李干部身上，有时白天两个人也在她家里缠绵。一次石根在犁田，牛枷上的缰绳断了，石根便回家换一根，却见女儿一个人坐在外面玩耍，弄得一身是土。石根抱起女儿，拍掉她身上的泥土，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玩，你妈妈呢？”女儿说：“妈妈和李伯伯在家里呢！”石根放下女儿回家，推开没关严实的大门，走进屋里，听到房间里有不可描述之声，他蹑手蹑脚来到房门口一看，只见一男一女光着身子在床上肉博。李干部撅着屁股吭哧吭哧猛攻，美凤忘情地啊啊直叫。石根如遭雷击，他连堂叔都怵，李干部是公家人，就更不敢惹了，他悄悄转身离开，出门时还把大门轻轻关上。
李干部是隔壁公社人，家里有老婆，还生了四五个孩子。那时真穷苦，粮食完全不够吃，孩子们又都在长身体。美凤知道这情况，居然挑一担稻谷去李干部家。刚出门时，石根问她：“你挑一担谷子去干什么？”美凤抢白了他一句：“你管这么多干什么？”石根就像斗败的公鸡一样焉了。也真亏美凤力气大，十多里路，一百多斤的稻谷，她硬是一个人挑到了李干部家里。李干部的老婆感动得不行，她边拿条毛巾给美凤擦汗边说：“谢谢你呀大妹子！老李说有个先进社员会借一担谷子给我家，没想到是你，真难为你这么远挑过来。”美凤说：“没关系，我家口粮有多，你家不够我下次再挑一担来。”
工作队并不是长期驻扎，半年后李干部撤走。美凤顿时三魂七魄都丢了，心里空荡荡的。她经常去圩镇上赶集，每次都去公社里走一圈，可没一次见到李干部。其实李干部调到县里工作了，她哪里见得到。于是美凤回到家里，彻底死了心。这边石根自李干部走了之后，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但他看到美凤天天闷闷不乐，又心疼得不行。其实那时他们夫妻早已分房睡，美凤带着女儿在正屋里睡，石根一个人睡在茅屋里。一天石根悄悄哄女儿：“乖女儿！你想不想晚上爸爸跟你和妈妈一起睡呀？”女儿歪着脑袋说：“想呀！”石根掏出一颗糖给女儿，说：“那你晚上跟妈妈说，让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睡好吗？”女儿接过糖，乖巧地说：“好！”
晚上吃过晚饭，天下起了雨。石根示意了一眼女儿，女儿对美风说：“妈妈！外面在下雨，今晚让爸爸和我们一起睡吧。”
石根也一脸热切地望着妻子，美凤却冷冷地说：“你来呀，你要是敢来，我把你提起来做枕头！”石根满怀希冀的眼神顿时暗淡下去，他低下头，戴个斗笠回茅屋去了。
美凤郁闷了一些日子，突然彻底想开了，她从此放飞自我，村里只要她瞧得上的男人，她都去勾搭。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村里几个走出来有点模样的男人，几乎都成了美凤的裙下之臣。村里的女人对她恨之入骨却又毫无办法，美凤这时已变成一个身高体壮孔武有力的女汉子，那几个男人的婆娘组团来找她麻烦，她们张牙舞爪围住美凤，美凤大吼一声脱下上衣，穿个肚兜跟她们开干。那几个女人哪见过这阵仗，一个个花容失色，被美凤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石根已去世十几年了，美凤也于去年病逝。美凤去世前，她的女儿早已远嫁他乡。美凤只跟那个当年烧了房子的老太太有话说。那老太太的男人也去世好些年了，儿子儿媳带着孩子们在县城做生意，丢下她一个人在家里。两个孤单的老人便有聊不完的话题。那天上午两个老太太还在一起，美凤突然捂着胸口说：“我心里不舒服，回去躺一会。”便回去了。那个老太吃了午饭又去美凤家，她在门口叫：“美凤！美凤！”里面没人应，她推开门走进房里，只见美凤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早已没有气息了。
彩 玲
要说村里谁最漂亮，大伙儿肯定会说是彩玲。彩玲身材苗条，五官清秀，丹凤眼，樱桃嘴，皮肤又白又嫩好像能掐得水出，真是要多俊有多俊。
彩玲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她勤快能干，样样农活都做得利利落落。插秧时，只见她抓起一把秧稍微整一下，便“嗖嗖”一路插过去，插得又快又好。割稻子时她速度也是最快，把其他女人甩在身后。她聪明伶俐，心好，嘴也甜，村里叔伯大哥、嫂子婶婶的，她见了都会满脸笑容甜甜的打招呼。大家都说她真是一个好姑娘。
彩玲二十来岁了，做媒的人踏破了她家的门坎。可彩玲是家中独女，父母要她招一个上门女婿，撑起门庭延续香火。可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观念非常封建，男人们把入赘做上门女婿看作是最耻辱的事。除非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儿子，要不就是太穷实在娶不到老婆才会去入赘。彩玲高不成低不就，几年了都没找到一个愿意上门的如意郎君。
转眼彩玲二十四岁，这在当时农村已是大龄女了。这时有个在外面工作的村里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名叫冬苟，当兵转业，在县里糖厂当司机，年龄比彩玲大三岁，个子也比彩玲矮一截，只一米六，肤色比较黑，但长得壮实。彩玲尽管心里不是很满意，但看到对方吃皇粮有工作，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便点头同意了。
结婚那天，彩玲头上蒙一块红绸，冬苟推一辆系了红花的自行车驮着她，从家里出来，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跟在后面，一行人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再回到村里祠堂，一通跪拜结束，冬苟背着彩玲回家入洞房。祠堂这边便撤去烛台，大排筵席，几十桌宾客杯觥交错，吆五喝六，一片喜庆。冬苟的老娘也来了，可这老太太一口也没吃，坐着坐着竟然还哭了。
冬苟的父母和哥哥是赣江上的渔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年年岁岁生活在渔船上。所以冬苟虽然有工作，但依然娶不上媳妇。他来彩玲家入赘可谓双赢。彩玲貌美如花，心灵手巧，家里又有一幢房子。冬苟真是捡到宝了，心满意足。每次厂里休假，他都会在圩镇上割上几斤猪肉回来，左右邻居看了都非常羡慕。冬苟开的是一辆“井冈山”牌大卡车，第一次开到村里来的时候简直引起了轰动。村子里连辆手扶拖拉机都没有，现在突然间来了一辆威风凛凛的大卡车，大家都出来围观，孩子们更是好奇的摸了车头又摸轮胎。冬苟不制止，还大手一挥：“孩子们都上车，我带你们去兜风！”孩子们一窝蜂往车上爬，一下子站满半个车厢。冬苟发动汽车按响喇叭，载着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沿着土马路开到圩镇上兜了一圈才回来。这些农村娃儿平时连自行车都没坐过，现在一下子坐了汽车，真是开洋荤了。
冬苟大方开朗，回来休假时晚上都会邀村里几个年轻人来他家打扑克或相棋，每次他都会掏出一包香烟敬给大家，因此很受村里人称道。冬苟是部队驾驶员出身，驾驶技术相当好。可一次他送一车白糖去井冈山，回程时汽车刹车失灵，翻下盘山公路，好在他跳了车，饶是如此他还是摔断了两根肋骨。伤好后彩玲死活不让他开车，他由此便成了厂里的一个仓库管理员。
冬苟便没了当司机时的意气风发，似乎还有点消沉。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一晃他们结婚十几年了，两个孩子也在镇上读初中。在别人眼里，他们是红红火火的一个家庭，可表弟春生却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
春生是彩玲母亲妹妹的儿子，俩人是姨表。春生在家里排行老末，他母亲去姐姐家走亲戚的时候都会带上他。彩玲对这个小表弟非常疼爱，而春生对这个表姐更是依恋。彩玲结婚的时候，春生还是个十几岁的大孩子，他心里觉得矮矮壮壮的冬苟配不上他的表姐，他认为彩玲是天下最美丽最善良的女子。
那时农村已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彩玲家也分得十多亩地。她一个人种忙不过来。头几年父母还能帮着干，可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冬苟在上班，彩玲只好不时请春生这个表弟过来帮忙干些活。
春生这时二十多岁，已长成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子汉了。他来到表姐家，挑牛栏粪、犁田、耙田、插秧，什么活都干。有强壮的表弟帮忙，彩玲心情大好，有说有笑，而春生青春年少，面对这么个面若桃花的表姐，心里竟萌生起异样的情愫。
六月三伏天，田野一片金黄，春生又来帮忙收割水稻了。他同彩玲一起割稻，一起打禾。两人肩并肩踩着打禾机打禾，春生的心里充满快乐，那打禾机的嘶吼声在他耳里简直就是欢快的音乐。
中午俩人挑着稻谷回家，彩玲的父母已弄好了午饭，俩人放下稻谷去屋后院子里的压水井边压水洗脸。彩玲弯腰按着压水手柄一下一下压水，天太热，彩玲上衣的领口敞开着，由于弯着腰，两个丰满的乳房露出一半，一片雪白，春生站在对面，看得眼都直了。彩玲压满一盆水端起来递给春生，见春生两眼发直盯着自己的胸部，顿时羞红了脸，呵斥道：“往哪里看呢！”春生如梦初醒，忙忙接过脸盆，胡乱抹了几下脸，逃到屋里去吃饭了。
彩玲心里却起了波澜，她似乎才发觉这个小表弟长大了，已是一个男子汉了。冬苟本身长得不高，自车祸以后，那方面的能力似乎比以前也要差了。看到表弟那高大的个头，彩玲心想冬苟若有这么强壮该多好。彩玲突然为自己这个想法感到羞耻，她用毛巾狠狠地擦着脸，要赶走心里这个不堪的念头。她掀起衣服擦身子，又想起春生刚才呆呆看自己胸部的眼神，心里又不免有点得意，想不到自己快四十的女人了，在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面前还有魅力。
下午两个人便有点不自然，只闷声干活。两人在打禾机上打禾，臂膀再碰碰蹭蹭，居然心里都有异样的感觉。只碍于周围稻田都是干活的人，俩人谁也不敢多说话。
傍晚收工挑着稻谷回家，两人又去压水井边洗脸。彩玲压好水端给春生，春生接的时候竟双手握住彩玲的两只手不放。彩玲被春生的大胆惊住了，她抬眼看了一眼屋后门，压低声音道：“要死啦？我妈来了！”春生吓得忙松手回头一看，哪里有什么人，彩玲扑哧一声笑了。
吃过晚饭，春生要回去了，彩玲的爸妈特意叮嘱这个外甥天快黑了，路上小心些。春生边答应边回头看了一眼彩玲，彩玲却当作没看见眼睛看着别处。可春生一出门，她的心里居然有点空落落的。
晚上彩玲躺在床上，一时间竟无法入睡。脑子里一会是丈夫的身影，一会儿是春生的身影。但劳累了一天实在疲倦，迷迷糊糊间正要入睡，突然窗子上传来几声敲击声。彩玲被惊醒了，下意识地问了一声：“谁？”窗外却传来春生刻意压低的声音：“是我！”原来春生没有回去，而是躲在村外的林子里，待夜深人静再摸进村子，翻围墙进入院子敲她的窗户。彩玲顿时呆了，睡意全无，她心惊肉跳。爸妈就睡在屋里的另一厢房，她一动也不敢动。外面的春生无比忐忑，又敲了几下。彩玲牙一咬起了身，蹑手蹑脚走出房间，轻轻打开后门。春生敏捷地溜了进来钻进她房间，彩玲轻轻掩上后门，回房关上房门刚转身，黑暗中便被春生紧紧抱住。她刚想轻声惊呼，嘴巴却又被春生的嘴堵住……
这一夜俩人忘情缠绵，几度春风，彩玲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直到鸡叫头遍，春生才吻别彩玲，悄悄走出屋子，翻过院子围墙，大步流星回家去了。
春生由此食髓知味，经常夜晚来找彩玲。两个村子相隔七八里，他吃过晚饭便步行过来，到这边时正好村里人都睡了，他翻墙进入彩玲家，俩人缠绵一夜，天没亮他又翻墙离开。不得不说，这个小伙子体力真好。
可次数多了便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春生从围墙上跳下，声音大了点，惊醒了彩玲的爸爸。他听到外面声响，起床打开后门一看，夜色中有个人影在院子里。老人大叫：“有贼，抓贼呀！”春生吓坏了，转身翻墙就跑。彩玲和母亲也起来了，她母亲听说有贼，吓得哆哆嗦嗦。彩玲心知肚明，安抚两位老人回屋：“行了，贼跑了就没事了。”
春生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半夜，又悄悄摸进村。没想到彩玲的爸妈经上半夜一闹，就再也睡不着，老是留意院子里的动静。春生这次跳墙格外小心，还是被彩玲爸爸听到了，他起床打开后门大喊：“抓贼呀！”春生心里叫声苦，攀上墙头跑了。他知道今晚没戏了，只得沮丧地回家了。
春生从此再也不敢夜里来见彩玲，双方都消停了很多。过了些日子，彩玲村里放电影，春生觉得是个机会，吃过晚饭又来了。他乘彩玲一家和村里人都在村后晒谷场上看电影的当儿，翻进院子进到屋里。他舒舒服服躺在彩玲的床上，等着她看完电影回来。谁知彩玲的爸爸看电影也看不踏实，心想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难免那个贼不会来偷盗，他便起身回家。他打开大门，用手电照了照厅堂，接着巡查自己这一厢的房间，一切正常。再去女儿那边厢房看时，只见女儿房间有个人影猛地窜出来，逃往院子跑了。其实春生自他姨父进屋就知道了，龟缩在床上大气不敢出，后来见手电光扫过来，知道藏不住了，只好掩面夺路而逃。彩玲爸在后面大喊大叫，他从手电光里看着觉得那逃跑的人的背影有点熟悉，却总想不起来是谁。
彩玲爸把这个贼老是惦记自己家归咎于围墙太矮，于是等冬苟休假回家时请人加高了围墙。冬苟心里感觉闹贼之事有点蹊跷，但一时也理不出头绪。
春生几个月不见彩玲，憋得慌想得苦却又没有办法。转眼到了年底，彩玲家一口水塘要抽水抓鱼，彩玲捎口信要他过来帮忙，春生顿时高兴坏了，兴冲冲来了。那时数九寒天刚下了一场小雪，北风像刀子似的割着人的脸，人们穿着棉袄都觉得寒冷彻骨，春生却脱下外套穿着短裤，同彩玲各拿一只脸盆下到抽干了水的池塘里抓鱼。冬苟厂里放年假也回来了，他穿着军大衣拿只大塑料桶站在岸上。不一会塘里的鱼抓完了，彩玲和春生各端着满满的一盆鱼上来倒在大塑料桶里。冬苟正要彩玲一起提那桶鱼回去，春生却说：“姐夫！我来吧。”上前和彩玲一人一边提起那桶鱼往前走。冬苟跟在后面，望着前面的两个人，突然灵光一闪似乎觉得不对，他不动声色观察着这两个表姐弟了。
吃过晚饭天已黑了，春生说去村里一个同学家里睡，便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彩玲提起一捆稻草说去喂牛，也出去了。冬苟阴沉着脸，不吱声。
其实彩玲和春生这时已相约在村头一间公用的春米房里私会。俩人气喘吁吁在里面正抱在一起，突然门口一束雪亮的手电光直射进来，接着传来一声暴喝：“你们干的好事！”
原来冬苟见彩玲出去一会了还没回来，便出来寻找。他先到牛圈，没人。前面就是春米房，他悄悄走过去猛然按亮手电，见里面两个人站着搂在一起，裤子都褪到膝盖下。冬苟只觉得血往上涌，大喝一声冲进去拿着手电筒往春生头上砸去。春生开始惊得魂飞魄散，挨了几下，一摸头上，粘糊糊的一手血，他干脆提起裤子同冬苟对打起来。彩玲也吓傻了，这时回过神来，她嚎啕大哭，叫道：“别打了！别打了！”拚命拉架。附近的村民闻声也出来劝架。毕竟春生年轻又高大，这时已把冬苟压在身下，众人纷纷上前拉开两人。彩玲妈也来了，她吓得不停地叫道：“天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会打死人啊！”
众人把他们劝回家才散去。彩玲妈去锅底刮些草木灰给春生止血，彩玲躲在房里嘤嘤哭泣，冬苟像一只困兽喘着粗气在厅堂里转来转去。彩玲爸攥着杆旱烟袋坐在桌前唉声叹气，他这才明白，原来几个月前闹的贼，敢情就是这个外甥。可一个是自己女儿，一个是嫡亲外甥，他除了叹气，还能怎么办呢？
第二天，春生躺在姨父床上一天不起来，姨妈端进去的饭他也不吃。第三天，春生爸闻讯过来，把儿子领了回去。两家老人相对无言，从此亲戚也没得做了。
这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彩玲的爸妈已去世好多年。我不知道冬苟当年是怎样吞下这一苦果的，也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样化解这个危机、度过这个难关的。他们现在都七十多岁了，居然非常恩爱和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吧！
彭 老 师
彭老师是个民办教师，他身材中等，面容瘦削，平头，络腮胡。衣着也极其简朴，夏天穿短袖衫，裤子裤管常挽着，穿双旧凉鞋。冬天灰棉袄黑裤子，穿一双旧解放鞋。走出去跟种地的农民一模一样。他初中毕业，这学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可算是知识分子。于是被大队请来教民办。
那时我们大队的小学只有一年级，同大多数乡村小学一样，都设在村里的祠堂里。读书的孩子也不多，只二十多人，教师也只有彭老师一人，既要教语文又要教算术。彭老师作为民办教师，可以说一半是老师，一半是农民，家里的什么农活都要做，早上要犁半个早晨的田才能来学校上课，下午放了学又要急急忙忙往家赶。反正就他一个教师，早点晚点都没人说。那时候的乡村小学都这样，也不需要你多么认真负责，你只要管住这几十个学生就行。至于老师教得怎么样，孩子们能学到多少知识，那都无所谓了。但彭老师也不会太离谱，还算称职。
农村孩子本来就比较粗野，没几个喜欢读书。他们的父母对这些也不太放在心上，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差不多是文盲，也不认为读书对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了种田有什么作用。但遇到彭老师，还是会客客气气地陪着笑脸，一脸认真地说：“彭老师！我家那小子读书若不用功，你尽管给我打。牛都要打变种田，我就不信他打了还不会读书。”
彭老师还真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是个严厉的老师，尤其擅长教训那些顽皮不听话的学生。上课时若哪个孩子做小动作，彭老师便一个粉笔头飞过去。他的眼法奇准，若要扔张三，绝对不会扔到旁边的李四，而且是准确地扔到张三的额头。若有谁讲话，他便会走过去揪着那孩子的耳朵扯到黑板旁边罚站。有时火气来了，直接呼耳光。彭老师对付那些上课睡觉的学生更有绝招，竟是用薄薄的小篾片撑起那学生的上下眼睑。这需要高超的手法，既不会掉下来，又不会弄伤眼睛。学生被这样弄过一次后，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这天彭老师挑了一担稻谷来祠堂，因为放学后还要挑这担稻谷去大队碾米厂机米。学生们都在祠堂外面鹅卵石前坪上玩耍，有跳绳的，有玩老鹰捉小鸡的，还有的在祠堂大门边的两个石狮子上爬上爬下。见彭老师来了，一窝蜂涌进祠堂里等待上课。彭老师刚放下担子，班长就来报告：“彭老师！还有两个人在樟树上。”他一惊，汗也顾不上擦，忙忙跑出祠堂来到不远处的大樟树下，只见那两个学生爬在上面一段树桠上，想去掏枝丫上的鸟窝。鸟窝里有小鸟，小鸟的爹妈边绕着鸟窝飞边凄厉地叫着，朝两个入侵者喷鸟粪。两个学生在树上晃晃悠悠，险象环生。彭老师见了，脸也白了，叫道：“下来！你们快下来！”树上的学生见老师来了，手忙脚乱往回爬。彭老师忙说：“祖宗呀！你们千万小心点。”两个孩子下到地面，彭老师立马变了脸，他上前揪着两个小家伙的耳朵回到祠堂，一人两个耳光：“你们嫌米不好吃了是吗？要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你们爹妈不是白养你们了。”勒令他们在黑板边罚站，喝道：“下次还敢不敢了？”两个学生揉着通红的耳朵，忙不迭应道：“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彭老师在学校越严厉，学生家长越放心，都说自己的孩子被彭老师管教得懂事乖巧多了。每年正月，好多家长都会请彭老师吃饭。彭老师的酒量也好，米酒三、四斤没问题。酒桌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便开始划拳行令。彭老师满面红光，脑门上热汗横流，“五魁手呀！六六六呀！”他双目圆睁，唾沫飞溅，同陪他猜拳的村民们划得热火朝天。赢了得意地笑，输了爽快地喝。每次都醉得坐也坐不稳了才告结束，由请客的家长送他回家。
彭老师初中学历，文化水平有限。他不懂汉语拼音，教学生识字，如果遇到个他自己也不认识的字，那就随他猜测了，所谓“认字认一边，不用问先生”。其实那个年代的民办教师好多都是这样，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上课也会读白字，我至今还记得那位老师绘声绘色讲“大孔（吼）一声”、“云（昙）花一现”，等等，当时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待到发现这是谬误时，已是读中学之后的事了。
其实彭老师不在学校的时候，人还是挺和善的。在街头或路上遇到熟人，人家同他打招呼，他都会“嘿嘿”憨笑着，热情地回应。在家干农活的时候，更是一点也不像个老师。他头发稀疏，胡子拉碴，衣着随便。干活时累了，农具一放，坐在田埂上掏出纸片和烟丝，卷起喇叭筒烟卷，抽得怡然自得，活脱脱就是一个老农。
民办教师的收入很低。彭老师开始当老师那几年，跟普通社员一样，拿工分。后来每个季度才增加十元钱补贴。七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拿工资，每月也只是二十多元，比公办教师少了一大截。不过后来好了，国家从1979年起分期分批把民办教师给转正了。开始还要考，后来那些考试通不过的，政府干脆在2000年一古脑全给转正了。彭老师就在这一批里。
现在彭老师已退休好多年了。辛苦了一辈子，总算修成了正果。他现在住在县城里，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在县城按揭买了套房子，彭老师同老伴陪伴孙子孙女上学，老年生活过得充实又快乐。每每领取退休金的时时候，看到银行卡上准时到帐的几千元，他都高兴得从心眼里笑出来，尽管这几千元他要拿出一大部分来帮儿子还房贷。
漆 匠 老 胡
“哈——！” 老胡刚打完一路拳，他怒目圆睁，瘦削的脸上额头青筋暴跳。他双腿收成马步，两手环抱气沉丹田，作收拳势。徒弟阿强崇拜地说：“师傅真厉害，您这叫什么拳？”老胡睥睨了他一眼：“这叫三角拳。小子，你好好学吧！”
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对武林师徒在教授武技，其实非也。老胡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油漆师傅，即是下半年经常去四邻八村帮建了房子的村民漆门窗家俱或给嫁女儿的人家漆箱子柜子这类嫁妆。阿强是他妻子的远房侄子。老胡在十里八乡做漆工，九流三教接触了不少，不知哪里学会了几招，在阿强的父母面前胡侃神吹：“我画画得好，拳打得好，能文能武。这一身本事，不知今后传给谁。唉！难道今后要带到棺材里去？”阿强的父母便以为他真的是一身能耐，于是叫儿子阿强跟他拜师当学徒，学做油漆。
当年学徒工可不比现在，不但要交拜师钱，逢年过节要送礼，而且跟做长工差不多，阿强在师傅家什么农活家务都要做的，吃饭还要自己带米。上半年乡下油漆师傅基本上没有油漆活干，都要种地。阿强在老胡家里，农忙时犁田、插秧、割稻子，农闲时上山砍柴、铲草皮垫猪圈。比在自己家还累。
终于到冬天了，老胡被邻村一户人家请去漆一套结婚的家俱。漆家俱的第一道工序是刮猪血腻子，这要油漆师傅自己熬制。熬猪血是油漆师傅的看家秘技，老胡不想这么快就教会徒弟。他上街买了一桶生猪血，把阿强支到地里去干活，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熬制。他先把猪血加热，然后让它冷却凝结成块，再把血块倒进水里溶化，滤掉未溶化的血块和血丝筋，加入干石灰粉用木捧搅拌。石灰粉和血水迅速凝结，便变成了紫红色的猪血腻子。
第二天，老胡便让阿强提着猪血腻子和刮灰工具，他自己裤兜里揣着个瓶子，上事主家干活了。他教阿强怎样刮灰、怎样打砂纸，他自己掏出裤兜里的瓶子对事主说：“老弟！倒些煤油来，等下我们要洗刷子。”那时乡下没有电灯，都是燃煤油灯照明，家家户户都有煤油。事主不疑有他，便给他倒满一瓶。可晚上收工，他居然把那瓶煤油带回家了。再来事主家做事时，他又掏出瓶子让人家倒煤油。做了四天活，叫事主倒了四次煤油。其实洗刷子哪需要这么多，都被老胡晚上带回去自己家里做灯油了。事主明知有异，但看到老胡漆的家俱油光发亮，上面画的花呀鸟的也似乎挺好看的，也就不计较了。
过了几天，老胡又带着阿强去一户新建房子的人家漆门窗。由于比较远，老胡和阿强晚上便在新房里留宿。第二天师徒俩正在干活，邻居家一只大红公鸡踱了进来觅食，正在地上啄着，老胡悄悄靠近猛地一捞，把那公鸡逮住。他用力死死地掐公鸡脖子，把公鸡掐死，藏到房子墙角一只空水缸里，上面用盘箕等杂物盖好。到了傍晚，邻居家不见了公鸡，特意过来寻找：“胡师傅！你看到我家的公鸡吗？”老胡边刷油漆边说：“没有呀，我们师徒一直在这里干活，没见到什么公鸡呀！”阿强不由得看了一下墙角的水缸，老胡悄悄瞪了他一眼。邻居走后，老胡训斥阿强：“你怎么一点也沉不住气呢？我们后天完工了就可以把鸡带回去，你不想吃鸡肉吗？”
晚上师徒俩就睡在新房子里，正做着吃鸡肉的美梦，谁知那公鸡没有死透，半夜后还阳了，竟在那缸里“喔喔喔”啼了起来。老胡俩人醒来惊慌失措，正要再去掐那公鸡，隔壁邻居听到自己家公鸡的报晓声，从床上一咕碌爬起来，直接冲了进来，从老胡手里夺过公鸡，呸了他一口便走了。老胡脸上居然毫无羞愧之色，只一个劲跟阿强懊恼，后悔没把公鸡掐死透。
老胡偷窃的丑闻由此便传出去了，名声坏了，请他做油漆的人便渐渐没了。阿强也走了，因为没活干学不到技术。老胡年纪也大了，已六十多岁，便倚老卖老，为老不尊。每天扛把锄头提个篮子，不是去东家地里掘些芋头，便是去西家田里挖点红薯。他不认为那是偷，他直接去人家地里挖，简直和挖自个家的一样方便。若被人家主人发现了，人家便上前缴掉他的，他也不反抗，像没事一样走掉。若没被发现，他便满满地挖一篮子扛回家了。
这天他又瞄上了对面一户人家挂在墙上晒太阳的腊肉，他抓耳挠腮想弄到手。对面那户人家的老头发现老胡盯了几眼自家的腊肉，便知不好，于是端了条凳子坐在墙根下，边晒太阳边守着腊肉。老胡见了，也端条凳子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两个老头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挪窝。最后那个老头忍不住了，起身回屋去撒泡尿。老胡见时机来了，拿个叉子飞一般奔过去，把腊肉叉下来提回家，关上门就往房间藏。那老头撒完尿出来，见腊肉和老胡都不见了，便追到老胡家，撞开大门闯进去，见老胡提着腊肉正要藏进米缸里，老头上前一把夺过来：“你做贼会起飞呀，我撒泡尿的工夫就被你偷了！”老胡沮丧地说：“还是没你快，你赢了。”
村子里几个小伙子，大冬天无事，看了电影《少林寺》，天天晚上也在祠堂里依葫芦画瓢练几下拳脚。老胡有天晚上凑过去，他蹲了个马步，双手平伸：“我站一个桩，你们都推不动。”一个小伙子不信，伸手一推，老胡四仰八叉倒在地上，“哎哟哎哟”半天爬不起来。小伙子哈哈大笑上前扶起老胡，老胡却一把抓住小伙子，说小伙子摔坏他了，要赔钱。小伙子傻了眼，众人好说歹说，还叫来大队干部，老胡死活不松手。小伙子万般无奈，只好赔了一百元。事后小伙子大呼冤枉，大队干部劝他：“你别喊冤枉了，老胡年纪这么大，万一真摔坏了，一百元可能下不了场呢！”小伙子这才有点后怕，再不说了。
而老胡第二天活蹦乱跳上街去打酒喝了，还割了两斤猪肉。六十大几的人这样摔一跤，居然啥事没有，还真有两下子。
旭 明
旭明可以说是我们那一带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中的一个。他长得五官俊朗，身材高大，而且头脑也灵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在圩镇上开了一家饲料店。那时候能在圩镇上开店的可不是一般人，既要有本钱，更要有胆量，那时有个词叫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乡下许多也有点本钱的人，却打死也不敢上街开店，就是怕亏本。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使他们觉得老老实实呆在村里种那几亩土地，虽然苦些累些，但无惊无险，最安全。
旭明却不怕。他带老婆孩子来圩镇，租了个几十平米的店面卖饲料。这家伙鬼点子多，进一些正宗的871饲料，拆开来打散，再掺一大半假的，重新包装出售。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养猪，猪饲料的需求量相当大。好多村民手头没现金，旭明还会赊销，写张欠条就可以把饲料拉走，卖猪了或卖粮了再还钱。那个年代人比现在朴实多了，不会赖帐扯皮，欠帐都能收回。旭明在那几年里很赚了些钱。
发了财，人便有点飘。旭明天天衬衣雪白，皮鞋锃亮。头发用摩丝打理得油光水滑，苍蝇站上去也会摔断腿。抽烟都抽十多元一包的硬盒“金圣”。人们见了他都叫他“旭明老板”，他很爽朗地答应，并掏出香烟散给人家一支。那时我刚刚起步，只在街上摆个小摊卖兽药，也会去他那里进一包饲料拆开来零售。直到后来我也开饲料店了，便在县城进货。但我们关系很好，正月还会互相请吃年饭。记得那年我请他吃火锅。那时吃火锅应当还是比较奢侈的，他居然翘着二郎腿说：“我经常吃火锅，还是弄点腊味来吃吧！”
我第二年便去县城开店了，旭明还一直在圩镇。后来听人说，他已在走下坡路了。天天晚上赌博，后来白天也去赌，把这几年赚的钱都输出去了。还玩女人，居然有几个姘头。他老婆拿他完全没办法，干脆不管了，任由他日夜在外面鬼混。
一日，旭明带了个少妇来我店里，原来县城广场在搞福利彩票摸奖。我笑着问他摸着什么奖没有，他抓起那少妇的手，一边轻拍一边笑道：“就怪这双手呀！摸掉我一百多元钱，毛也没摸到一根。”那少妇丝毫也没有羞色，只“嘻嘻”地笑着。
过了几年，竟听说旭明把饲料店关了去广东了。想想也是，本来圩镇就小，饲料店越开越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又不管事，天天在外吃喝嫖赌，老婆一个女人在店里有什么用？只能关张了。
旭明在广东，承包了一家小工厂的食堂，据说也风光了几年。可赚了一些钱，赌瘾又上来了，天天晚上跟当地人赌，自然又是输多赢少。弄到后来没钱买菜，便在菜市场赊帐。鸡鸭鱼肉都赊，甚至蔬菜也赊。开始几天一结，后来一月一结。有的摊主有点迟疑，他大拍胸脯：“我们这么大一个厂的食堂，厂子又不会倒闭，你怕什么？”人家见他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再加上打交道也几年了，便就信任了，纷纷赊给他。他欠了差不多几万元，居然一天夜晚买张车票跑路了，走之前还在一家烟酒店赊了几条中华烟。
第二天菜市场的鱼贩肉贩大小老板得到消息乱成一团，他们一窝蜂去找工厂老板，老板说他跑了干我什么事？我自己厂里员工中午没饭吃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些菜市场的人只得自认倒霉。
旭明回到老家昏天黑地喝酒赌博，不到半年这几万元花了个精光。可这家伙长得一表人才，又会花言巧语，居然有女人打倒贴跟着他。镇上有个开茶馆的女人，老公在外打工，居然明铺暗盖公然同旭明混在一起。旭明输光了钱就问她要，她每次都大方地给。到年底茶馆就这样生生黄了。女人的老公过年回来，见此情景，直接同老婆离婚了。女人想跟旭明过，可旭明有老婆，又没钱。那女人悔不当初，最后只好草草嫁给了一个鳏夫。
旭明却由此发掘出一条财路，专门去勾搭有几个钱的女人，居然屡试不爽。他由此活得潇洒滋润，在镇上晃来晃去依然是一副老板派头。可乡镇里的女人哪有什么真正的富婆，旭明吃喝嫖赌抽，那些女人玩了几个月便维持不下去了。旭明没了经济来源，便四处借钱。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熟人，都借遍了。当然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他烂船滥撑，循环往复不停地借。兄弟姐妹没办法，只当孝敬他了。其他熟人朋友借了两次不见还，便视他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这时我已在市里开店。旭明一个弟弟也在市里做南杂货批发生意，见哥哥弄得没办法，便拉他一把，让他来店里帮忙做饭，每月给他两千元钱。他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而且搞得都相当不错，每月都会给钱他花。旭明又神气活现了。他每天早餐不用做，只做中午和晚上两顿饭。上午买菜的时候，挨着那些卖菜的女人坐着，聊得嘻嘻哈哈。晚上打麻将的时候，跟女牌友打情骂俏。据他炫耀，又有几个情妇了。
现在旭明与时俱进，学会了网聊，在打麻将之余，还在网上撩女人。真有不少女人来跟他约会，给他钱花。有个四十多岁的外省女人，在广东打工，是他几年的老情人了。旭明的老婆在女儿家带外孙，那女人经常请假过来和旭明同居，辛辛苦苦打工攒的几万元都给他花了，还带他去买衣服。旭明的弟弟弟媳们见惯不怪。
人的一生真说不清楚，有的人荒唐一生，不负责任，也过得快活似神仙。而我操心劳累，兢兢业业，却过得无比沉重。旭明现在六十多岁了，衣着考究，满面红光，留个杀马特发型，一撮花白的长发染成酒红色，乍一看像个五十来岁的人。他很会享受，每天两顿白酒，一包芙蓉王烟。每天晚上打麻将到半夜，第二天睡到九点多才起床去菜市场买菜。见到我，不无得意地说：“你烟不抽酒不喝，不赌不嫖，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像我这样，多潇洒。人要想得开看得开呀！”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只笑了笑，说：“你命好，牛！”
人说走多夜路总会遇到鬼，旭明的好运终于到了头，一次他又在同一个情妇鬼混，没想到情妇的老公回来了。听到外面的开门声，房里一对男女慌了手脚。旭明无处躲藏，情急之下竟从窗子跳了出去。那可是三楼，结果双腿粉碎性骨折了。
现在旭明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了，再也没有往日的潇洒得意。他那白发苍苍的老婆经常推着他出来晒太阳，这家伙一辈子没对自己的老婆好过，现在落难了却要她照顾，那女人也真是够可怜的。
能 人 王 祥 发
王祥发在我们老家，是最早去县城开店的人，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能在乡镇上开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县城开店，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时乡下自行车都不多，老俵们上街买卖都是靠两条腿走路，而王祥发就有一辆进口的日本铃木摩托车。每次回乡，他都骑着拉风的摩托车威风凛凛地驶过，羡煞一众乡亲。特别是正月里同村里人玩牌的时候，别人抠抠索索摸出的是皱皱巴巴的一元、二元或五元的纸币，而他却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崭新的百元大钞，清一色的“老人头”，让村里人看得眼都直了。
于是祥发被公认为乡里最有本事的“能人”。每次回乡，他都头发油亮，西装笔挺，抽烟都抽带过滤嘴的，手里还攥着个砖头似的“大哥大”。一副暴发户模样。
祥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只读了初中。当时恰逢“文革”，学校停课闹革命，他便跟做漆工的父亲学做油漆。那时的漆工都画得一手好画，他自小耳染目濡，加上颇有天赋，于是青出于蓝，绘画水平远高于其父亲。他曾受命为当时的公社画一幅一丈余高的领袖画像，被公社立在圩镇上大集体办的饭店大门内。上街赶集的人们，老远就看到画像上的伟人穿着绿军装，一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抬起来向他们招手，微笑致意。
因为这幅画，祥发得到了公社一把手罗书记的赏识。那时公社若有什么油漆工程，比如新建了办公楼，哪个小学新建了教室，油漆都是交给祥发去做的。虽然那些活儿都不多，但祥发懂得感恩，常请罗书记喝杯酒吃顿饭。后来罗书记升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走之前对祥发说：“在乡下赚不到多少钱，要发财还是要到县城去。”于是祥发就跟着去县城开店了。
祥发在县城开了个玻璃装璜店，制作销售礼品镜框、牌匾什么的，也会制作广告灯箱、条幅之类等等。
那时开店的少，做什么都赚钱，祥发真发财了。但他出身农村，骨子里的那种小气和狡黠却根除不了。那时他的远房表弟阿强，也在圩镇开了个油漆玻璃店，跟祥发一起去厂家进了一批礼品镜框。祥发在县城，销量大，进的货很快销完了，再打电话进货时厂家已涨了价。阿强在圩镇销得慢，还有十几箱。祥发便去阿强店里，说接到一个大单，把那十几箱镜框按原进价全拉走了。阿强再去进货时才知涨价了，他便要祥发退回两箱，祥发说什么也不肯，阿强气得目瞪口呆却无可奈何。
阿强还同祥发去省城批发市场进货，当时同行的还有祥发的弟弟，他在另一个乡镇也做这个生意。三人来到一家批发店，恰好这家店因经营不善倒闭，贴出大字：所有货物都按批发价半价销售。这样的好事，本来三个人应该利益均沾。可祥发却抢先下手，对店老板说：“你店里的这些货我全都要了！”弄得阿强二人什么便宜都没落着，只好去其他店按正常价进货。
好在阿强也有经商头脑，后来他见乡下农民生活好了，许多人建新房，他便改行卖瓷砖。瓷砖的销量非常大，阿强经常去广州佛山那边进货，用大货车整车整车从厂家进瓷砖。祥发这时已办了个工艺美术厂，便搭阿强的便车去广州进原材料。
阿强同祥发还有几个人到了广州。他们有个老乡在广州经商，对他们热情招待，安排他们在宾馆住宿，请他们在酒店吃饭。阿强被人家请了几顿，有点不好意思，便也回请了一顿。那晚酒足饭饱，祥发站起来说：“明天晚上还是在这里，我请客！”大家都说好。
第二天几个人分头去进货，到了下午五点多，大家都回来了，却不见请客人祥发的人影。又等了一个来小时，仍没见祥发回来。那时没有手机，无法联系。那位老乡说：“别等了，今晚还是我请大家。”
大家吃完饭，天已全黑了，祥发才慢悠悠走回来。一进门他说：“不好意思，我进货那里那位老板非要请我吃饭，我脱身不了。”阿强说：“你回不来也要打个电话说一声呀！让我们等你这么久。”祥发说：“明天我一定请。”阿强说：“明天都回去了。”祥发说：“那回去的路上我请。”
第二天阿强请好大货车去佛山陶瓷厂拉瓷砖，又回来广州装祥发的货。因为顺路捎带，货也不是特别多，司机没收祥发的运费。但作为回报，祥发请司机吃顿饭理所应当。可司机开车跑了几百公里，在国道边的餐馆停下来吃饭时，祥发却点了两个菜自己一个人坐一边吃了。阿强只好同司机们一起吃，因为阿强付的运费里含了餐费，所以餐费是司机掏的钱。
吃完饭回到车上，司机黑着脸对祥发说：“你还说是大老板，怎么这么抠？”祥发赧然低着头，一声不吭。
回到家卸完货，祥发却对阿强说：“我所以不请你们一起吃饭，是我觉得那个司机得了肝炎。”阿强冷冷地白了他一眼，扭头走了。之后再没同他一起去进货了。
祥发的工艺美术厂却越来越红火，他请了十几个女工。人说饱暖思淫欲，他居然把其中一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姑娘来自乡下山村，没什么见识，家里人也翻不起风浪。祥发的老婆带姑娘去打了胎，再给了些钱，把那姑娘打发走了。不过由于出了这档事，厂里的女工纷纷辞工走了，厂子也便倒闭了。
那个罗书记，应该叫罗主任了，还是挺关照祥发。不知他们怎么勾连的，县里下了个文件，为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县城主要街道和市场内的店铺，招牌全部拆除，由县里重新统一制作。而承接这一业务的，便是祥发临时组建的广告公司。他让儿子招聘几个小伙子，跟县里公安、城管、工商、街道办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一起出动，将商户们的店招、灯箱强行拆除，再换成他们制作的招牌。其实他们做的招牌也很简陋，用铬铁和木条焊接成一个框，表面蒙上喷绘布，布上喷上店名和电话就是，成本不足百元，却收商户们六七百。有的商户不服，拒不拆除原有的招牌，甚至同工作组的人打架。公安便上铐子抓人。不过换招牌的行为引起极大民愤，搞了两个月便不了了之。但大部分商户已完成更换，祥发赚得盆满钵满。
我去县城开油漆店时，祥发已是县城商户中的风云人物了。当时他涉足家俱行业，办了个家俱厂，请了一大群工人，生产家庭家俱和办公家俱。家俱厂自然要长期用大量的油漆，他便来我店里购买。他说：“我去哪里买也是买，我们本大队人，我肯定要照顾你老弟的生意。”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那时我刚来县城，对这位本乡本大队的传奇人物非常敬慕。从年龄上说他也差不多长我十岁，我真把他当大哥尊敬，给他的价格也是最低。开始他都是拿现金来买，后来他说这样麻烦，便要求采取记账方式，拿一次油漆登记一笔账，他签个字，月底汇总给付。下半年家俱店生意忙，用漆量也大，他经常叫漆工师傅过来买油漆，我在电话里跟他确认后，让师傅签个字再提油漆走人。
到腊月二十八年底了，我去祥发厂里结账。把单子一汇总，一万三千余元。祥发皱着眉头说：“哪有这么么？我印象中连一万元也没有。”
我说：“不会错的，每一笔都有您的签字。”
“这里面怎么有别人的签字呢？”
“那是您的漆工师傅来拿的，他签的字，您打电话交待过的。”
“我什么时候打电话交待了？”祥发居然装起了糊涂，“油漆师傅来拿的油漆，谁知道他们拿去哪里用了？这些我不认账。”
我没想到祥发会来这么一手，堂堂大老板会如此不要脸。我说：“老哥！你是我们的前辈，是榜样，我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指点呢，你这样做不合适吧！”
“别给我说这些没用的，我还有事，失陪了。”他居然撇下我骑上摩托走了。
我大为惊讶，这世界上还有如此无耻之人？我后悔自己太轻信一个人了，以为本乡本土人，我以诚相待，没想到却中了对方的算计。由此我得到一个教训，人心是最不可测的，不管他有多少光环。像祥发这样耍懒，我起诉他也没多少胜算。因为里面有一些是他手下的师傅签的字，他不认账我真的没办法。去找他的师傅，可这时他们都已放假回家了。至于明年再去找，这些人流动性相当大，明年可能都不在他厂里干了。
但账还是要结的。第二天我再去祥发厂里，他却避而不见，让他儿子来应付。他儿子说：“一万三千多，就按一万元结吧！”我说：“少几百元可以，哪能少这么多。我给你家的价格最优惠，你要是少这么多，我一年都白干了，还要亏老本。”
他儿子也摆出一副无赖嘴脸：“你要不要？要就按一万元结，不要就算了，明年再说。”
欠钱的倒成大爷了，我咬了咬牙：“好吧，给我结！”
接过一万元，放进上衣口袋，我扭头便走，又难抑心中不忿，到了门口我转过身，对祥发儿子说：“做人要凭良心，本大队人这样做，你们父子也太不地道了！”小伙子毕竟还年轻，脸色红红地一声不吭。
从此我把祥发打入黑名册，再不同他打交道了。祥发便去其他店里买油漆，自然又是一样的赊账套路。后来由于广东的家俱大举进入，本地家俱厂生产的家俱款式和质量都不在一个量级，毫无竞争力，于是纷纷倒闭。祥发的家俱厂也倒闭了，他欠了一家油漆店几万元，没钱支付，便用家俱抵账。恰好那油漆老板刚买了一套房子用得着。谁知那些家俱都是用劣质胶板做的，质量太差，没用几年，便起鼓变形，有的地方漆也掉了，露出里面的碎木屑。那油漆老板大呼上当，只好请人把那些家俱抬下楼全扔了。
我来市里开店后，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在街上还遇到过祥发一次。他已是满头白发，苍老不堪。他讪讪地笑着同我打招呼，我理都懒得理他，径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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