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 农
“码农”这个称谓应该不是戏仿“纸农”，但古代的“纸农”和现在的“码农”，都是依靠科技知识工作的群体。现在，……
“码农”在北京见得多了，“纸农”却是我想见而难得一见的。
“码农”这个称谓应该不是戏仿“纸农”，但古代的“纸农”和现在的“码农”，都是依靠科技知识工作的群体。现在，各高新科技产业园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码农”，他们在北京丛林般的大楼里办公。“码农”这个群体还在壮大之中，“纸农”却是一个在历史天空下渐行渐远的群体。在古代，纸的生产者叫“纸农”，他们生活在群山之中与流泉相伴，他们隐于山林的生活史和造纸术一样悠久。造纸术在古代属于能用于实际创收的科学技术，它处在被保护状态，在相对固定的群体内代代相传。
古希腊很早就造莎草纸，原料和中国现在的纸相似，都是植物纤维，但它乃由莎草茎一根一根编织而成。古希腊的造纸者实际是编织者，这和我们中国的篾匠类似。中国的造纸术更具有科技含量，用到不少化学和物理知识，“纸农”是掌握了科技的生产者。相对于希腊莎草纸的编织者，中国生产纸张的“纸农”更当得起“发明者”这个称谓。至于蔡伦，他是西汉时期造纸术的一个重要改进者及推动者，因为纸的历史早于西汉。造纸术的原创者是“纸农”，是一个我们几乎遗忘的群体。
十七世纪，远在英国的散文家、哲学家培根就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一九四三年，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率先认识到纸对文明传承及其普及的重要意义，他第一次把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称为“四大发明”。剑桥学者李约瑟的这个说法，不仅让国人为之精神一振，也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了文明古国——中国。造纸术在人类文明史上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纸农”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和持续的改造者，却始终隐藏在历史的褶皱之中，如同他们隐居在山林中。
去年夏天，在温州的山水之间，我终于见到了“纸农”。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盘绕着山，驱车进入温州泽雅的深山，那里的唐宅一带曾有不少“纸农”村落。一路上车在群峰之间，我们的前方、左边、右边，不时闪现一道道雪白的小瀑布。沿途的山涧，清流激越，我们被喧哗的水流声、静默的群山包围，它们只让开一条入山的路。竹林是一座座远处山房的背景，近处是水流边散落着的石砌小屋。小屋低矮，多门户大开。这种水边的小石屋就是造纸作坊。
透过车窗，偶尔可以看到石屋内，一沓沓木本色的纸，湿漉漉的。屋内或屋外，则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农作，他们是“纸农”——远远看上去，和一般的农民无甚差别。“纸农”造纸的身影，像落寞的乡野艺术家，捕捉不到科技工作者的神情。“纸农”的后代大多不再传承造纸术，他们成长在新时代繁盛的温州，有各自更好的营生。他们也都曾听长辈讲过，这大山深处曾迎来过全国各地的屏纸采购者。说到这些，他们是骄傲的。“纸农”们一担一担把屏纸挑到码头上，泽雅的纸通过瓯海境内的塘河，走水路，发往全国各地。上海，是泽雅屏纸的重要中转站，泽雅屏纸也曾由上海，远走海外。
在崛起和衰落里，有风云际会，见风流云散。
在去温州之前，我在北京见过不少温州人，十个有六七，家里有间公司。他们并不一定是“纸农”的后代，但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有自己的选择，他们都是温州人的普通代表。我就要去见温州的“纸农”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将从干燥的北方到达到温州上空，俯瞰温州黛绿的群山、闪亮的楼群，一道道碧水像穿绕在山与楼之间的飘带。就在登上MU5294次航班时，也预示着我将与另一个时空的故事相遇：宋末元初的闽地正在发生战乱，一群姓周的“纸农”经历着漫长而艰辛的流徙，寻找他们新的生息之地。宋末元初的周姓“纸农”，我是无法遇见的。或许这两个画面却可以剪辑在一起，当我接过空姐递来的咖啡时，“纸农”们正嘴唇皴裂，他们的布鞋已被路途磨烂。
尽管我坐的是飞机和汽车，但事实是他们先一步到达泽雅。这群“纸农”身怀世人鲜见的技艺，要向深山丛林要一块宝地。我到达泽雅后，很想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一看这里。这里的山峻峭有缓坡，适合他们造纸的竹子取之不尽；这里的水清冽，凭借山势，不急不缓地倾泻，成为运输和捣纸浆所需的水力；这里的气候，便于纸张晾晒，适宜生活。好山好水好气候，山水相逢，留“纸农”。我想，当一个人只能吃一碗饭时，一定就有一碗饭是该他来吃的。这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在当时也只有这群“纸农”才能给它带来振兴。这群周姓“纸农”长途跋涉，不知访过多少山水，他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吃饭的地方。
当从泽雅“纸农”手上接过一张隐没了历史风尘的纸，我能感受到“纸农”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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