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2年第7期 | 张执浩：知死不可让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诗人之死，来反推他们在世时的活法。譬如李白，他的死因犹如他的出生和血统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谣诼，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终生都活在扑朔迷离之中。有确凿记载的是，公元762年，李白病死在了他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里。“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这是李阳冰后来在李白遗稿《草堂集》序中，留下的有限的线索。作为诗人临死前的近身见证者，这篇序言里有两个字令后世联想翩翩：一是“舟”，一是“疾”。于是，后世就有了关于李白之死的两个版本在坊间流行：一是诗人是酒后泛舟落水溺亡的。北宋梅尧臣在他的诗作《采石月下赠功甫》中就说，李白的死因是“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这种死法固然不太体面，似乎有损大诗人的形象，但也符合人们对诗人放荡不羁的心理期待和预设，毕竟在世人的心目中，李白就应当以这种离奇又浪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另外一种说法是，李白死于“腐肋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诗话》（卷下）里称：“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首腐胁，亦何恨于死邪。”按照现代医学的解释，所谓“腐肋病”就是慢性胸肺脓，而酒精中毒就是引发此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旧唐书》中记载李白是饮酒过度，最后醉死在了宣城。晚唐皮日休作《七爱诗·李翰林》，其中有云：“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无论是哪一种死因，李白之死大概都与酒脱不了干系。
在李白流传后世的诸多诗篇里，饮酒诗满目皆是，可谓放浪形骸，酒气熏天：“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赠刘都史》）；“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其四》）；“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江夏别宋之悌》）……总之，我们在阅读李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逃离各种觥筹交错的人生现场，惟有踉跄着跟随他，去天地之间遨游。这个走在我们前面衣袂飘飘的诗人，像一道光，你永远不可能追上，即便他停驻，转过身来，你也无法看清他熠熠生辉的面容。“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一杯酒。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是杜甫在流落巴蜀，途经江油大匡山，突然想起久未听闻李白的消息了时，写下的一首充满深情厚意的小诗《不见》。作为与李白风格迥异的大诗人，杜甫尽管也行于李白身后，但我相信，在那个离乱纷飞的年代，只有他真正看清楚了李白的真实面貌。
与李白横行于天地间的姿态不同，杜甫几乎是躬身匍匐着行走在人世间，而且，愈是到了晚年，诗人的身形愈显佝偻和卑微。公元770年，杜甫死在了从潭州前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关于杜甫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永泰元年，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而在《新唐书·杜甫传》中，除了时间由“永泰元年”修正为“大历中”外，其记载与《旧唐书》颇为接近。及至今日，许多史家都倾向于杜甫是“大啖牛炙白酒而卒”。从杜甫留下的诗中，我们大致可以还原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行旅轨迹：杜甫带着家眷出川之后，一路沿江而下，经江陵、公安、岳阳抵达潭州，本来计划是去衡州投靠昔日好友韦之晋的，哪知因病耽搁了行程，当他到达衡州时，韦之晋已经调任潭州，而且上任不久后病故了。无奈之下，杜甫只有返回潭州。而此时，臧玠正在潭州作乱，杜甫只得逃回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不得不停泊在方田驿，多日没有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此时洪水一直没有消退，杜甫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是年深秋，他决定北归，船行至岳阳一带时，终因不敌病魔而殁。
这一段的行程与遭际，如果画在一张纸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出，杜甫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恍若一条无楫之舟，在南方风雨飘摇的云梦之泽里打转，浊浪滔滔，命不由人。从“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杜甫终于在这里走完了自己凄风苦雨的一生。郭沫若曾推测杜甫的死因是“天热肉腐”，诗人吃了聂县令送来的变质的牛肉，饮酒而亡。但这一说法的破绽在于，聂某派人送来酒菜，无疑是出于对诗人的敬慕之情，不可能有加害之心，何况杜甫还曾作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以示谢忱呢。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是，杜甫在吃了牛肉喝了酒后，诱发了他体内一直就有的顽疾，随后数症并发，身体衰竭而亡。杜甫晚年百病缠身，出现明显的肝肾亏损，耳聋、齿落、眼花、乏力、头痛、失眠，还有肺部疾病，连他的家人都常常忧惧不已：“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有人考证说，杜甫最后很有可能是死于糖尿病，“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长卿病”在古代也叫“消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由于长时间不得食，当日的暴饮暴食最终促成和加速了杜甫之死。这种解释弥补了《前唐书》和《后唐书》中记载的偶然性和戏剧性，更合乎情理。
如果说李白之死的关键词是“酒”，那么，杜甫之死的关键词就应该是“饿”。“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从这首令人唏嘘不已的诗中，我们有幸一睹诗人对待贫寒的态度。只有身处贫寒却操持着高洁心愿的人，才会受人尊重，更何况，诗人在贫寒之中仍然坚守着“一钱看”的生活温情。杜甫的诗中有大量描写关于饥饿、困苦的诗句，我们完全可以说，为饥馑者而歌，构成了杜甫饮食题材写作的重要动因，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对饥饿感同身受的人，食草茎，啖树皮，都是他一路行来司空见惯的事情。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未将自己置于孤寒之境，他总是能从自身的处境直达时代的普遍景象，工笔般地刻录出众生群像，并从中提炼出高贵不泯的人格力量：“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这位以“凤凰”自居的诗人，总是想以自我的心血来喂养时代之饥荒。在这一点，杜甫与以“大鹏”自居的诗人李白有着显著的不同。
每一位诗人都是由自身的生命气象和不同的生活境遇共同塑造出来的，其中究竟有多少“天注定”的成分，只有在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或改造后，我们才能去细细揣度这一件件“上帝的杰作”。“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公元846年，白居易以七十六岁高龄在洛阳去世，刚刚即位不久的唐宣宗李忱在感佩之余，写下了《吊白居易》一诗，这位靠装疯卖傻蒙骗过身边的宦官、最终成功登基的皇帝，后来开创了“大中之治”的盛世繁荣。上述这首悼亡诗中的“造化无为”四字，基本上可以涵盖白居易冗长的创作和宦海生涯。
白居易的死因，没有李白、杜甫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毕竟他活得比他俩都长久，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诗人中的寿终正寝者。大约在六十七岁那年冬天，白居易曾患过一场风痹（中风），而在此之前诗人的身体就出现了许多故障，尤其是眼疾特别严重。白居易写过许多关于疾病的诗，仅以《眼病》为题就写过两首：“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其一）“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其二）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描写自己眼疾的诗。医师总是劝他戒酒，但白居易又是一个嗜酒如命之人：“镜里老来无避处，尊前愁至有消时。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便开眉。”（《镜换杯》）在诗人看来，再也没有什么能比饮酒更让人忘忧的事了。后来白居易的听力也出现了问题，在《老病幽独偶吟所怀》里他写道：“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已将身出浮云外，犹寄形寄逆旅中。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身出浮云，形寄逆旅，这是诗人对自我心境的真实写照，但日日觥筹交错，夜夜笙歌莺舞，同样也是诗人对自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晚年的白居易没有哪一天不是活在“庆余年”的心理状态中，身处高位，财富盈室，却无子嗣可以承继；环顾四周，身边已经没有了可以唱和之人，元稹死了，刘禹锡也走了，诗人只能在长吁短叹里怅望着徐徐到来的生命尽头，侥幸与窃喜交织：“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喜入新年自咏》）类似的咏叹调在白居易晚期诗篇中不停泛溢，几乎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笑语销闲日，酣歌送老身。一生欢乐事，亦不少于人”（《洛中春游呈诸亲友》）；“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须。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感旧诗卷》）；“无限少年非我伴，可怜青叶与谁同？欢娱牢座中心少，亲故凋零四面空”（《杪秋独夜》）；“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老病相仍，以诗自解》）……这样的人生结局，或许是早年那位“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人没有想到的，当年的他也曾以“采诗官”自居，抨击时弊，为百姓而歌，但一场贬谪令他逐渐走向了“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秋雨夜眠》）的慵懒生活里，身体自然是舒服了，而心灵仍会不时悸动。
白居易死后，李商隐受其养子白景受所托，为他撰写下了《墓志铭》，文中历数白居易一生的仕官经历和生活，却对其文学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唐才子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时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待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更生子，名衮师，聪俊。商隐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从这则文坛趣事中，我们得以窥见诗歌和诗人的代际传承，以及存在于传承过程里的相互融通与背驰。在白居易去世十二年后，李商隐也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薄宦频移疾，当年久索居。哀同庾开府，瘦极沈尚书。”因其生前曾作《有怀在蒙飞卿》一诗，有人推断出，李商隐可能死于“消渴症”，而这种病象与杜甫多少有些相似。
当我们历数中国古代诗人的死因时，很快就会发现，死于贫穷，死于疾病，死于沙场，甚至像谢灵运那样，被人诬告“谋逆”，斩于街市的诗人，比比皆是，飘满了诗歌史的长河，然而，因诗歌而自杀的诗人却极为罕见：为了诗歌而选择死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诗人身份而与现实世界发生龃龉，最终选择了自尽的人少之又少。这一点与世人对近现代诗人的理解和观感迥然不同。从本质上来讲，诗人之死其实较之于普罗大众之死并无特别之处，但正是因为普罗大众之死的多样性，反过来映衬了诗人之死的单调性。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诗人群体里，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着清晰面貌的诗人屈原，是以抱石沉江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关于诗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投水自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的死亡像屈原这样，被后世反复谈论，被祭奠，被引申，被牵强附会或微言大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文人，屈原投江的水花从来不曾有过平息之日。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人们对屈原之死的兴趣盖过了对他生前生活的关注，仿佛这个人在人世间六十二年的光景，都浓缩在了他毅然赴死的那一刻，人们只有通过反推，才能还原他本来的生活。
在有文字记录的文献里，贾谊或许是屈原之死的第一位报丧人，他在《吊屈原赋》中开篇即写道：“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贾谊作此赋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76年，他被贬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途经屈原放逐之地，听闻一百年前屈原在这里投江的故事后，感同身受，不禁生发出了“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悲情。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两位命运相若的文人，但对于二人之死的记录文字却差别很大。对于屈原，司马迁写道：“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而对于贾谊，他是这样写的：“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如果我们稍稍留意一下作者的语气，就不难发现，前文语气之果决刚毅，后文语气之绵软无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司马迁对屈原人生处境的精准把握，当然也是后来的史家学者在探讨屈原之死时，紧紧围绕的核心之一。
洁身说、殉国说、殉情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尸谏说、政治悲剧说，甚至赐死说，等等，学界对于屈原之死的原因，作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真正能让大众接受的，不外乎是以下几点：首先，屈原是一个具有高洁理想和品格的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诗人自认为，他生来就应该肩负着为国家“美政”的义务和责任，何况他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好品德，而且行为上也一直洁身自好。因此，当遇到贤明的君王时，他就能践行自己“美政”的愿望，而当他遭遇到昏庸的君王时，理想就会破灭。而他侍奉过的两位君王，无论是楚怀王还是顷襄王，都恰好是昏君，但他绝不会放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宏愿。其次，屈原是一个情感热烈甚至激烈的诗人，除了《离骚》外，我们看到他的《九歌》《天问》《远游》《湘君》《九章》等诗篇，都具有非常强烈和浓烈的情感架构，咏叹调是诗人最主要的发声方式，高亢、明亮、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复沓与回旋结构，是这些作品的基调。这种上天入地的浪漫主义文学情结，包罗万象的审美体验，显然不可能兼容人世间的污秽，因此，才有了屈原与渔夫之间那场著名的对话，所谓“质本高洁还洁去”“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夫》）第三是灭国之灾。屈原一生遭遇了两次放逐，四十三岁被第二次放逐后，他自知已经很难再返回政治权力中心，“美政”的愿望几近落空，但仍然没有熄灭他呼告的热情和救世的热忱。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被秦国掳走，顷襄王即位后自不量力，大行“射政”，随后秦将白起率军大举南侵，攻占楚国陪都鄢，翌年又占都城郢，楚国被迫迁都。这件事无疑是对屈原的致命一击：“知死不可让，愿勿爰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这是诗人在其绝笔诗《怀沙》中对自己发出的内心的律令，至此，杀身成仁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再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和悬念。
屈原创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尤其是诗人，面对国家、面对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无情时，所具有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模板或样式，不断启发着后人反复追问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济世态度，还是“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的自我意志，都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走向。按理说，后世的文人特别是诗人，都会以他为榜样，前赴后继地去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上下几千年，我们发现，真正以屈原的人生路径为指引者，几乎没有。一代又一代诗人重复行走在得意与失意交替的道路上，经受着被贬谪、被毁损、被流放，以及贫穷、疾病等各种各样的磨难，却始终秉持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理念，完成了大同小异的人生结局。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不可能超越社会给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中国在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后，重生文化便成了主流。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强调人生在世应该以日常生活为人生之根本，细致体味日常生活中的冷暖炎凉，在平凡、世俗、具体的日常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共存互依关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死亡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无限悬置的命题，而人生在世最需要破解的，是我们生而为人后究竟该如何活下去的命题。重生文化在此基础上拉开了与西方文化中“未知死，焉知生？”的距离。严格来说，中国人的生命观就是由此坐实的，对于普通人来讲，生命意义在于活下去，而对于士大夫阶层包括诗人来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济世报国，将个体生活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里，成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屈原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楚国当时盛行的是道文化，“子恶乎知说生之非惑耶？子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耶？”这是庄子在《齐物论》里提出的疑问，意思是，死亡其实就是回家，一个人不能因为长时间流落在外，回到家里后反倒感到了不适和惧怕。“弱丧”的观念，以及由此进一步推导出来的“恶生悦死”观，与楚国民间盛行的“娱死”文化大有近似之处，这种视死如归的生命观远比儒家文化来得激越，也更为自由任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观切云之崔巍。”（《涉江》）屈原在诗篇里无数次强调自己与众不同，也必将特立独行，终使他的自杀行为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孤例。
“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公元680年，享有“初唐四杰”之称的诗人卢照邻，在留下了这首生无可恋的《释疾文·粤若》后，跳河自尽了。这位曾经写出过名作《长安古意》，吟诵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杰出诗人，在《五悲文》里悲嚎道：“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支萎堕，五官欹缺。皮襞积而千皱，衣联褰而百结。毛落须秃，无叔子之明眉；唇亡齿寒，有张仪之羞舌。仰而视睛，翳其若瞢；俯而动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灭。”诗人已经被没完没了的麻风病，折磨得完全丧失了生活的耐心，他提前给自己挖好墓坑，隔三差五就让人将自己抬入坑道，一心求死，最终却以跳河的方式达成所愿。
死亡因为是一次性的，因此，它总是人生中最为庄重的一件事情；而自杀因其惨烈，更需要我们厘清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活着仅仅是为了承受悲苦，那么，就有两种人生态度横亘在我们面前：一是你想拯救世人之悲苦，却无能为力，又不情愿眼睁睁看着悲苦在世间汹涌蔓延，你该怎么办？二是你视自己为悲苦的化身，直面悲苦，咀嚼悲苦，直到悲苦将你吞噬，你又该怎么办？每一位诗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出答案，但事实是，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应该有标准答案。死亡总在为求生者让路，但每一条道路总有尽头。公元427年深秋，陶渊明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抵达生命的尽头了，于是，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自祭文》：“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平静，坦然，毫无情感上的起伏，他终于成功地将自己的一生兑换成了草木生长与凋零的过程。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终至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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