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
我不确切地知道他的年龄，现在猜想，我10岁时他不过50岁出头，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大约近百岁了。但他早在30多……
在我们生产队长期担任队长的是个老人，人们一直叫他“老队长”。
我不确切地知道他的年龄，现在猜想，我10岁时他不过50岁出头，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大约近百岁了。但他早在30多年前就已去世，确切时间我也不知。
他的脸庞圆中见方，略带一点红色，五官醒目，鼻头略见“酒糟”。重要的是，他梳一大背头，额头微凸显示出力量，颇有几分威仪。但这绝非有意模仿哪个人。他的形态，他的语言、目光，都天然具有一种老农民的温和朴实的色彩，很少见他疾言厉色过。遇到不满意的人、事，他最多也就嘟囔几句。但他总能给人以信赖感，所以他几十年来一直当队长，且社员们对此几乎从没异议。
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朴实、吃苦耐劳的优点，从不搞花架子、不搞虚假的一套，为人处世较为公平公正。在生产劳动中又能身先士卒，在任何紧张的作业前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并且自然地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态势。可他几乎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也说不出个大道理，处理是非问题，他就秉承农民朴素的认知做出判断和选择。遇到棘手的事，他还会与几位老人商议后再行事。这还有什么可说呢？大家伙也都跟着他，上山披荆斩棘，下水拦河打坝。逢到暴雨天气，别人可以在家安然坐着，他却早已披着蓑衣雨布，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悠开了，该实的缺“实”起来，该掘的口掘开。收获的日子，稻谷满仓鱼满塘，他也和村里任何一户一家一样，拈阄或排队等待分配，从未见、也未听说他优先过，更没有暗地里占过便宜（而偶或接替他的人在这方面似乎就没他做得好，所以还是把他请回来了）。从他们家的饭食上也可以看出，和村里许多人家一样，几乎很少见到荤腥，也就知道集体的财产他是从来不沾的。
当年，我们那里只种单季稻，后来改为双季。而这种改变，正是在老队长手里完成的。为此，他带领一帮人试验了多次，重点是要选择适合的稻种。上级还特意派农技员来指导。我至今记得，他们就在我家屋场后面掘开两个大坑，把稻种下到里面，盖上稻草、苫子让其发芽。池边上挂上电灯，老队长和一两个社员陪着技术员在深夜还来到池边，掀开苫盖，抓起一把稻种，放到掌心凑近灯光察看。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认真与期待的神情，让我这个10岁的孩童看到也很感动。关键时刻，他们甚至通宵值守，如此的精心，不用说，育种成功了，我们村顺利种上了双季稻。
同样，为增产增收，老队长他们也费了一番心思。村的西头是一片荒冈，当年开辟了田地，但也只能种麦子与黄豆等耐旱作物，水稻是不敢种的。为增加粮食产量，村里决定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老队长带人在荒冈上筑起水坝，用大型水泵从低地的沟渠里把水抽上来，灌溉到田里，旱地改水田也终于告成。要是逢大旱之年，池塘的水掏干了，老队长便带人淘河，在干涸的河床上掘出深坑，架上大水车向上车水。老队长带头伏在横杠上，一步一步踩动水车的脚踏。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他的双腿早就生病了，是常年臃肿的大象腿（我们那里叫作“发流火”，也就是所谓的“象腿病”）。但凡有又累又重的活儿时，仍然少不了他。大的如起塘泥、开沟筑坝，小的有给队里添置农具，每年给新买的小牛犊穿鼻，开耕前浇铸犁头，每天安排哪些人做什么事，何时出工、何时歇晌，都由他招呼、张罗，仿佛只当他自家的事，那么自然而然。人们也都服从调遣，一切井然有序，社员的日子过得平凡且安宁，几乎没有人为什么事感到不公而吵闹。想来，他作为这30几户人家、百十多人口的“当家人”，确实因为率先垂范，而可说是称职的。
但他也出过“洋相”。因为没有文化，他不能正确地领会上级意图，偶尔开会传达，把意思说反了也是有的。有时嗫嚅着说不清个一二三，一直嘟嘟囔囔，最后憋出一句：“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惹得社员们一番大笑。他也尴尬地笑笑，挥挥手：“散会。”但这并不损害他的威望。有一次倒是显得情况有点“严重”，那是逢到我们这些小学生到村里上忆苦思甜课，他竟然对我们讲他在地主富农家帮工，地主对他很客气，每天早上下地前都用油炒饭给他们吃……这是多么犯忌的话，如果由成分不好的人说出来，那是要获罪的。但在他看来，做人须实话实说。也幸好没事，因为他是贫雇农，是绝对可靠的对象，只不过让会议主持人尴尬了一番。
我把他在忆苦思甜课上讲的话，回家学给母亲听。母亲笑了笑，但旋即面色凝重起来，若有所思地说：“老队长说的地主富农，我们是其中一家。”我大吃一惊，忙问怎么一回事，她告诉我，“老队长原本是江南人，年轻时为了找生活，四处漂泊，流落到我们村，扎下根来，不断地为人帮佣，其中也在我们家干过活。但他在进入新社会后，从没有以此为难和打压过我们家，在当时也殊为难得。”
从此，我对老队长更是心存一份感激。而他来自江南的身世更是让我感觉有些着迷。偶尔我从他儿子口里也听到江南如何如何，不免引起我对长江以南的无尽想象。
或许跟他的身世有关，他对来到村里的外乡人非常友好。下放到我们村里的一户上海人家，更是得到他的大力帮助。这户人家初来当天，他便决定将他们安排到一间公屋住下，还积极提供柴米油盐，让他们度过一段“过渡”的岁月。后来，又在村头辟出场地，帮他们建起了四间瓦房。能获得这么大的帮助，任谁也会心存感激。所以，在老队长的大儿子结婚的喜宴上，我在熙熙攘攘的一众宾朋中，看到有那户上海人家从不轻易出门的当家人的身影自是在情理之中；而在布置一新的洞房里，我还看见墙壁间挂着一盏红铜制成且其底座可以折叠的崭新油灯——这么漂亮的新型油灯在本地是没有的，而在上海人家我恰好看见有类似的一盏旧的，可知这是那户上海人家把它作为贺礼送给老队长的。我心下认为这是应该的。
老队长当队长当到哪一年，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离乡去上大学了。但我假期回乡仍然看见，还是他在组织村里人忙这忙那，虽然这时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而他也应在60岁以上了，白发皤然，皱纹满面，甚至行动都有些迟缓了——除了有严重的腿疾，因为天天跟水稻田打交道，他还得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但他一如既往地在村子里上下奔波着，随时组织和安排人力去做活，说真话，我内心深处是有一种钦敬的。
确实，他以一个外乡人，差不多是村里很少的几户“外姓”之一，来到我们这个李姓为绝大多数的村庄，做了几十年队长，这恐怕多少也是一个“异数”了。而之所以能如此，乃因他发挥了中国农民优秀的一面：善良、勤勉、踏实、诚恳，更多的是为他人和集体着想。可惜，我身在外地，没有得到他最后的讯息，更没有和乡亲们一起为他“送老归山”，每每想起都觉特别遗憾。谨以短文祭奠他，并为他留下一些影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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