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暗残灯棋散后
石湾先生长我六岁，是文坛一员老将，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坛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很多新老作家得到过他的支持与帮助，我是其中之一。
第……
2019年初夏，石湾先生走了。
石湾先生长我六岁，是文坛一员老将，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坛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很多新老作家得到过他的支持与帮助，我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我俩相见亲近，交谈甚欢。那时，他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的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在我们促膝交谈时，还抓拍了一个镜头，成为那个时代的难得纪念。
那时，初学写作，刚刚发表些作品，只算一个“雏儿”。他鼓励我写下去，还希望能给《新观察》写稿。他专程到家找我，当时，我住洋桥，很偏僻。过陶然亭，往南只有一条白杨夹道，还要过一个铁路岔口。他骑着自行车从北城赶来，一路不近。见他一脸汗珠出现在我家门前，心里很感动。我知道，他来我家，不是为串门，是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写好一点儿。
他比我坚信，要坚持写下去，而且，写得好一点儿。在我最初的写作生涯中，给予过真切关心与鼓励的人，除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辈叶至善先生、《北方文学》编辑鲁秀珍大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胡容大姐与吴光华先生，就是石湾了。
1986年初，我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那是读完雨果的《九三年》之后，有感而发，描写从小居住的粤东会馆大院里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稍稍能够拿得出手，就交给了石湾先生，希望没有辜负他的鼓励和希望。那时，他调到作家出版社做编辑室主任。他很快读完书稿，觉得不错，可以出版。可是，到我家签约并交谈书稿具体出版事宜的人，并非石湾，而是新到出版社的杨德华。
听完讲述才知道，因为杨德华刚到出版社，人生地不熟，石湾便把自己的资源分给了他。于是，这部石湾已审定的书稿，便交到他手里，由他做责任编辑。我不由得感慨石湾的为人善良与品性厚道，此外，还有他对年轻人的无私帮助。我很幸运，初涉文坛，遇到了很多优秀编辑，无论叶至善或吴光华先生、鲁秀珍和胡容大姐，还是石湾，都属于这样的人。
其实，得到石湾关心与帮助的作者，不仅我一人。当年，汪曾祺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黄油烙饼》，便经石湾之手，刊发在《新观察》杂志上。那时，汪曾祺先生尚未名声大噪，《新观察》的领导没有相中那篇小说。为此，石湾和领导大吵了一架，最后，勉强发表，却被排在杂志最后几页，让石湾气愤不已。如今，这种为作者作品敢于和顶头上司拍案而起的编辑，的确很少见了。
莫言的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也是经石湾之手出版。据说，石湾约莫言到作家出版社商谈这本书的出版时，莫言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出版一本小说集。那时，石湾组织一套“新星丛书”，一出二十多本，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文坛新秀，莫言即其中之一。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从来都是做编辑的两种路数。
从未想到，有一天，会与石湾先生在同一座大楼里上班，又能在同一座宿舍楼里居住。那是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之后，彼此的来往多了起来，常会在办公楼的电梯间相遇，或在宿舍楼外散步时交谈几句。
流年暗换，不觉之间，都慢慢变老。他早我几年退休，退休之后，除了写作不断，在老家常州盖了房子，几乎年年回乡住些日子，过着“半退隐”的生活：涧深松老忘荣谢，天阔云闲任卷舒。看得出，他有些寂寞。我不知道，他当了一辈子的编辑，曾经帮助过那么多的新老作家，那些曾经得到过他帮助与鼓励的人，是否还能记住他？
石湾先生的经历比我丰富得多，老眼见惯往来人，他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不知怎么，杜牧的一联诗，会掠过眼前：“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雁来之初，往往只是残灯棋散对比之后的感叹吧。
总想起2007年春节，我车祸脊椎骨折，躺在天坛医院的病床上。石湾先生闻讯，赶到医院探视我。没有想到，他还特意带来了杨德华。那时候，杨德华先生早已病魔缠身。那晚，见到他们俩，很感动。想起1986年第一次见到杨德华先生的情景，一晃，21年过去了。再想第一次见到石湾先生的情景，已近30年的光景过去了。正所谓，交情最向贫中见，世事常于病后齐。
如今，二位师长兼挚友都离我而去，常常会想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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