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排长我是兵
我当兵那年，老韩已经是排长了。我的排长是山东人，和老韩很是相像：皮肤黢黑，身量……
总是想起老韩，就是韩作荣。《人民文学》的同事私下里也叫他“韩排”，因为他在部队当过排长。
我当兵那年，老韩已经是排长了。我的排长是山东人，和老韩很是相像：皮肤黢黑，身量高挑，话不多，烟瘾很大，一根儿接一根儿。不过，我的排长是“卷大炮”，老韩抽的则是带过滤嘴的香烟。排长是兵头将尾的官儿，日常和兵住一起，如果是大通铺，会睡在炕头或炕尾。和兵比起来，排长又有两点不同：一是上衣比兵多两个兜，别小看这两个兜，那时，从军区司令到普通士兵的军装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排长以上的军官四个兜；二是我的排长平常会斜挎一支带皮套的五四式手枪，在兵眼里，非常威风。我对排长由衷的敬慕，和他的这一英姿极为有关。晚上，他会把手枪挂在炕头的挂钩上，我几次想把玩一下这支令我神往的手枪，只因排长不怒自威，没敢。
怎么认识老韩的，记不清了，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在徐刚兄或柳萌先生组的饭局上。反正，一聊天就有几分敬畏。他年长我七岁，军龄、年龄和我当兵时的排长一样，而且两人都姓韩，神情举止又十分酷似，于是，就像玩旋转木马，在我心里，一种距离一下子定格了：他是排长我是兵。
那时，老韩是《人民文学》二编室主任，已是极有名的诗人。其实不光诗，他的散文也超级棒，我曾读过一篇他写长沙的散文，洋洋几十万言，说是字字珠玑未免过誉，但确是文采飞扬、大气磅礴。老韩不太爱说话，即便是聚会时也很少见他滔滔不绝，一般作“嗯”“啊”的点头状，间或搭搭茬，发几句宏论，顾盼自雄，自带气场，总是一副很深沉的样子。但是只要徐刚兄在场，俩人你踢我一脚，我骂你一句，嘻嘻哈哈，让我感受到了他性情中率真的一面。
调入中国作协前，我在一家刊物主事，当时刊物发行只有两三千册，眼瞅着要黄摊儿。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策划了一个营销计划，要做一个电视专题片，需请一位在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出镜，说几句刊物的好话。我想到了老韩。他听说一大早就要赶到我们杂志社，在电话里不由嘬了嘬牙花子。我也很不好意思，此事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有，加之老韩性格一向高傲，而这次出镜多少有点“托儿”的嫌疑，他不情愿也是正常的。可急着录制，便向他讲了杂志社的窘迫状况和这个专题片对我们打翻身仗的重要性。在话筒里我听到“噗”一声，估计是老韩点着了一支烟，在喷云吐雾：“得，别说了，我去。”第二天他很早就来到杂志社，录制完已经快中午了。我十分过意不去，说：“老韩，中午请你吃个饭吧。”老韩一笑，不大的眼睛里闪出戏谑的光：“穷得都叮当响了，请我吃什么饭呀，给你们杂志社省俩钱吧！”说完，一偏腿，飞身跨上自行车，颠儿了。
其实老韩牛得很。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刊发一百万册也是小刊，《人民文学》发一本也是大刊”；还有一句是“我从不约稿，愿意写就给我，不愿意写决不强求”。1997年我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和他、肖复兴在一个办公室，更是有机会领略到了老韩的磊落和风骨。一次他接电话，只是简短的几句对话，听得出对方是因为一篇稿子和他套磁。老韩表情有些不耐烦，应付了几句，见对方仍不挂电话，脸一下拉下来：“稿子用不用有标准，质量不行，你说出大天也没用。”挂断电话他“嘁”了一声，有点不屑：“不把精力用在写稿上，总想走关系。”说着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一下去掉少半截，他摇摇头，又使劲把烟蒂摁灭。还有一次，编辑向他汇报，说一位极有来头的作家，拿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希望一次刊出。老韩听后没动声色，抽出一支烟点燃，这是他的习惯，每逢思考问题需要做出决断时必须有烟相伴。他问了问稿件的质量情况，然后吐出一口烟雾，注视着烟雾在空中消弭于无形，眉峰一挑，说：“一切以质量说话。行，发；不行，天王老子来了也白搭。”
和老韩在一个办公室坐了六年，每天一上班，他会朝我和老肖点点头，然后沏好一杯茶，掏出一盒烟，开始伏案看稿。他从来不八卦社会新闻，也不议论文坛是非，绝对是一个敬职敬业的好编辑。但是如果你因此以为他是一个缺少情趣的人，就错了。有一次我和他去南方出差，吃过晚饭，当地的作家请我们到量贩式KTV唱歌。我本来以为他不长于此道，便想出他洋相，说：“老韩，唱什么？我给你点一首。”老韩一笑，也不扭捏，起身径自来到点歌机前按出一首歌，清清喉咙唱起来。我立马石化，对天发誓，我没有想到老韩的嗓音如此浑厚，居然把一首《流浪者之歌》演绎得那么深情、动人、情绪饱满。和老韩做同事八年，我一直对他敬重有加，只有一次，两人都放开了性情。那是程树臻、肖复兴、老韩和我一起去遵义驻京办事处，看望时任遵义市副市长的作家石邦定，感谢他对《人民文学》工作的支持。晚上，石市长备了酒招待我们，程老师和老肖滴酒不沾，我和老韩那一晚放开了，喝得云里雾里时，头顶着头说了很多话，说的什么记不清了，总之，掏心掏肺。
我对老韩之所以特别敬重，除了他与我的排长在形象上重叠，让我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是1995年初冬的一天，《人民文学》的两位编辑突然来到我所在的杂志社，说编辑部开会研究确定了一个选题，老韩认为我有能力完成，于是奉命向我约稿。我自然不能辜负老韩的信任，立马投入采访。这篇五六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之泣》在1996年7月的《人民文学》发表后不久，我接到老韩电话，告诉我作品获奖了，不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那次的颁奖仪式十分盛大，我印象中获奖的作家有荆歌、周涛等名家。过后和老韩闲聊，我说我有一个“世纪三部曲”写作计划，老韩听了点点头，风轻云淡道：“你写吧，我都用。”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觉得就像是在连队当兵，排长在晚点名时肯定了我两句，一切都波澜不惊。这前后，给过老韩几篇稿件，也无一退稿，有的题材还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在当时比较敏感。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各大名刊更是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对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文学写作者来说，有“国刊”之誉的《人民文学》会派编辑上门约稿，几次投稿都被采用，该是一份多么厚重的信任和荣幸！联想到老韩的那两句“名言”，百感交集。
离开《人民文学》后，我调任《小说选刊》主编。知道老韩患了糖尿病，看到一些偏方还不忘转给他。退休后，老韩依然风风火火，从媒体上经常看到他出席各种活动的信息，似乎比在任时更忙了。他就像一瓶陈年的拉菲，岁月没有影响它的品质，反而越来越显珍贵。得知他猝然离世，我仿佛被人当面击一闷棍。天妒英才，老韩刚66岁，才华横溢，生命对于他如同一本翻到一半的大书，更为精彩的篇章还在后面呢！我知道，老韩一向廉洁自律，从不染指广告文学一类的文字，家境并非像一些讨巧的文人那般宽裕，于是给家人送去一笔钱作为挽金。
我和老韩虽然不在一个部队服役，但在我的潜意识中，一直视他为我的排长。我忘不了排长晚上为我盖被，白天带我训练的情景；忘不了排长在我苦闷时鼓励的目光，在我疲惫时暖心的话语。老韩是我的同事、兄长，更是我的战友。
在我心里，有一种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你是排长我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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