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战友 （王宗仁）
三个战友
王宗仁
生活中每个人都少不了交友，朋友之间快乐同分享，苦涩共吞咽。战友的内涵与朋友却不尽相同，它带着军营特有的气息，散射着硝烟战火的飞溅。我们这三个战友还凝聚着青藏高原冰雪缺氧的酷寒。三个战友就是窦孝鹏、白宗林，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大半生的军旅生涯神奇的相似，简直就像同一个人，世间少有。六十多年的战友情横跨两个世纪，几十年来共同经历的那些美好却没有消失，没有和我们告别，只是化成沉埋在生命里永远值得的享受，回味！
我们的家乡都在佛都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18岁那年，我们携手告别了扶风初级中学，穿上第一套军装，乘坐绿皮火车的闷罐车厢，向西行驶。那绿皮火车像一个时间的容器，把所有人闷在里面。三天三夜后我们又爬上敞篷汽车，来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当上汽车兵。眼下我们退休在京城，我在海淀区翠微军休所，窦孝鹏在丰台区军休所，白宗林在海淀区田村军休所。退休后难免会有琐碎的家务及有时无聊的空虚时光袭来，但是因为有数十年来热爱文学的情趣陪伴，我们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写作读书，使我们的休闲生活平添了几多绿色享受。退而不休，其乐在心。犹如停靠在码头的船，一旦有浪花卷来就切开蒙着坚固冰块的水面，将沉埋在我们生命里的能量释放出来。
我们三人经历的第一个单位是驻守在昆仑山下的汽车76团。先是在汽车教导营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毕业后分配到汽车连队当驾驶员，执行从甘肃峡东至拉萨的长途运输任务。途中要经过祁连山、昆仑山、风火山和唐古拉山。过着“早别昆仑六月雪，夜饮长江源头冰”的生活。把脚印留在蓝天白云之间。三年后，我们相继调到了团政治处当见习干事，窦孝鹏在宣传股，我在组织股，白宗林在青年股。期间我们都开始了业余写作，时不时在兰州军区和西藏军区的报纸上能看到我们写的报道和小故事。直接说吧，我们的文学创作是从划拉通信报道起步的。团队涌现了先进典型，我们三人就合力对外宣传。1959年在执行西藏平叛运输任务中，九连出现了一位爱车标兵何全国，他驾驶一台被人称为“全车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的老掉牙的破车，当时战备运输任务异常吃紧，何全国的车无暇进厂修理，他凭着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驾驶这台车安全行驶了十万公里，将数万吨战备物资安全运往西藏边防，荣立了一等功。窦孝鹏以何全国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一篇优秀报告文学《十万里路见忠心》，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总后文艺》上，数家报刊转载。后来总后勤部文化部还以《十万里路见忠心》为书名，出版了一本优秀作品集，发到全军后勤部队。
对文学创作的酷爱及不断取得的成绩，使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快乐的道路，使生活变得有滋味。兴趣是天赋的亮点，此话一点不假。至今给我留下柴达木的龙卷风也刮不走的是，窦孝鹏写的散文《西出阳关有亲人》，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这篇散文是取王维的边疆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为意境反其意创作的，反映的是阳关道上的养路工人和军车司机难以割舍的鱼水深情。我当时拿着这张《解放军报》读了好几遍，对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击力。感到眼前豁亮，心头顿涌丝丝暖意。回想起来我也多次驾车从阳关走过，每每经过时也会默念这首唐诗，怎么就没有写作的意蕴呢？生活中容易撞到鼻尖下的事，有时反而容易失去。关键是我们不但要读书还要多联想，让书本知识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去，才会生发新的天地。直至数十年后，我每每和年轻文学爱好者说起写作，还要深情地提到孝鹏这篇散文对我的启示。《西出阳关有亲人》我一直剪贴在一个本上，后来因为常翻阅掉了一个角，我从别处剪来同样的铅字补上所缺的字。
参加西藏平叛战勤运输，是我们下到连队后的第一个硬仗。我们驾驶着汽车追星赶月地在青藏线上奔跑。连续旋转的车轮把公路上的鹅卵石都挤得蹦闪着火花。为西藏边防运送去多少战备物资和多少支前的藏族民工，把多少平叛的指战员运送到战斗的前沿，只能从车上里程表记录的数字可以推知。战勤运输结束后，我们三个战友分别荣立了三等功。青藏兵站部通报表扬了我们。那天，团里领导专门为我们三人在团里小灶吃了一顿饭，我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那个年代，高原部队的文化娱乐生活，单调得像戈壁滩上枯萎的红柳苞一样燥缩。看一次电影也“跑片”轮流着看。什么意思？一个电影放映队要在五六个点上的部队驻地来回跑，汽车部队、兵站、转运站、医院……轮到我们头上可不就差不多一周时间了！我们团的王品一政委多次对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们三个人说：“你们是咱们团里的秀才，要发挥特长给指战员们的业余生活添点亮色！”团首长下了命令，我们照办，在政治处高主任的具体领导下，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开始迈出了新步伐。
团里业余文艺演出队应势成立，编导、演员都是我们三人包揽，后来又从几个连队物色了几个文艺骨干加入进来。编剧自然是孝鹏莫属了，这之前他在兰州军区《连队文艺》上发表过小话剧《问路》《抢拖斗》以及纪实散文《迎着晨风而来的姑娘》等，特别是《迎着晨风而来的姑娘》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青海省作协的有关人员还专门访谈孝鹏。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就是白宗林。在分配角色时长得白白净净的白宗林自然是主演了，且扮演女角。我干什么呢？虽然我当时在《解放军报》发表过散文，且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征文获奖证书，但是对弹拉跳唱实在外行。窦孝鹏便给我虚设了个职务：导演助理兼后备演员。所有演出都是天作帐子地当台，锣鼓家伙一敲就开场。如果只有一个连队从线上回营，我们就在连队的院子里撑一块幕布演出，如果是两个以上的连队回营，就在大操场演出。对啦，孝鹏还有一个职务：负责报幕。一次，该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出场了，他慌乱之中报成：“下一个节目，独子笛奏！”笑翻了台下的观众。搞笑的例子还有呢，那是演活报剧《东郭先生》，只有两个演员：东郭先生和一只狼，孝鹏指名道姓让白宗林饰东郭先生，谁演狼呀？这时他的目光投向了我：“该你露一手了！”这家伙真坏，让我当后备演员，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演就演吧，以大局为重，反正把一件皮大衣翻过来毛朝外，披在身上，不露脸，谁晓得狼是谁扮演的呢？漏洞出在狼扑向东郭先生那个动作上，也许是我太紧张，该扑向东郭先生时没有及时扑，急得白宗林直喊：“快扑，往我身上扑！”我忙扑，一急之下大衣掉了，把整个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狼变成了人！看演出的指战员都听见了，看见了！满台下哄堂大笑。多少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我们三个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露牙歪嘴。高原军营生活多有情趣，苦中含乐！
弄拙成巧。后来每次演《东郭先生》时，这个挣脱掉皮大衣，让“狼”显出真身的动作成了必出现的情节。指战员们乐得掌声不断。甚至在皮大衣还未脱掉前迎接的掌声就先一步响起来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谁能说不是呢！
我们团里的文化娱乐生活开展得有滋有味，名贯青藏线，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不提及——团俱乐部主任郑福存。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军区文工团分队长，曾和田华同台演过歌剧《白毛女》，田华扮演喜儿，他扮演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前不久他到北京出差，去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田华，两人还共进午餐。可想而知，有这样一个资深的俱乐部主任，团队的文化娱乐活动还能落后吗？我们演出的节目曾参加过兰州军区业余文艺会演，获得创作和表演双奖。我和窦孝鹏同一年同一批成为青海作家协会会员。
天空飘着被风吹散的雪片，指不定哪一天会聚在一起，凝成落雨的云。1964年春天，我背着绿色背包带捆得四方四正的军用被子，衣摺里积裹着昆仑山的冰碴，来到北京参加了总政治部宣传部举办的第九期新闻干部学习班后，一纸调令被调到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次年，窦孝鹏在出席了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也调到了总后勤部宣传部。开始我俩都在创作室从事文学创作，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天天坐班，夜夜加班。我写出了一篇散文请他提修改意见，他有了新的创作题材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不久，我俩又一同调到《后勤》杂志社当编辑和记者。这当儿，总后勤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俩都在会议筹备组采写典型事迹材料。没想到在这里等到了白宗林，他作为兵站代表的领队到了北京。会后总后勤部机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选了一批年轻人掺沙子进了机关，白宗林被选到了《后勤》杂志社，我们缘分真不浅啊！生活中假如有刹那奇迹发生，那一定是清澈的山泉穿过沙原流过。我们三个人又到了一个单位，且住在同一栋筒子楼里的三个办公室，出操同站一个队列，吃饭同进一个食堂，住的屋里同是上下铺的单人床。
我们在传承前人的道路上守正创新，不断前行。生活在改变着我们，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站在京城长安街上，我仿佛看到不远处的天上有一只鹰在盘旋，它有可能是来自昆仑山吗？
“文革”中，我们三人各自带着八百里秦川吃着包谷碴成长起来的乡土妻子，办理了随军手续在京城安了家，同住在总后勤部大院的一栋筒子楼里。吃一个锅里的饭，说一个腔调的陕西方言。这之后，白宗林趟了一段仕途之路，先后在汽车团、格尔木兵站和解放军三O四医院政治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孝鹏初心不改地继续爬格子，激情一年胜似一年地创作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
我们三人近距离是友情，远距离是思念，不分远近心中总会有彼此，用生命影响着生命。闯荡高原的脚印被冰雪埋在冰雪里，当然也被阳光砌进长安街的柏油马路上。我们相信这些脚印最终会被春风叫醒，溅出火花来。
回忆在青藏高原那段那么寒冷又那么温暖的旧日子，它毕竟消失着我们永生都熟悉难忘的艰辛，谁能说艰辛不会变甜果呢！1987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窦孝鹏的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这是最早反映西藏平叛的长篇。解放军总政治部1990年将该书作为在全国遴选的“百部优秀图书”向全军部队进行了推介。我的书柜里至今仍然珍藏着孝鹏签名的这部小说，他的签字是：“我把咱们共同见证的西藏平叛先一步见诸文字，诚恳希望得到你的指正。”指正，谈不上。我倒是认真读了这部长篇。其实我也早就有写反映西藏平叛报告文学的设想，且已动笔。善于把别人作品的优长融会贯通到自己笔端，这不是低级的模仿。在我这类题材的散文、报告文学写作中，《崩溃的雪山》多次启示我写作。平叛题材的长篇我到底也没写成，最终只写了三万字的散文《情断无人区》，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高山横在眼前越不过去呀！
我和孝鹏的第一本散文集《春满青藏线》，两人合集，1975年3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是我和孝鹏的本意，也许是天意吧！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的作品，比如秦牧、沈从文、孙犁、袁鹰等，百花文艺社因此名贯神州，作家们把能在这里出版散文集看成一种很不一般的待遇。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和孝鹏没有商量，连任何暗示也没有，就各自把自己的散文集投寄百花文艺出版社。我的散文集叫《青藏线上》，是双挂号寄走的，孝鹏的散文集取名《长长的青藏线》。出版社收到了两本同样是反映青藏高原军营生活题材的书稿，便将两本书捏合为一本书，合而为一，以《春满青藏线》为书名出版了。不能不佩服编辑的良苦用心，还真有点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意味呢！当时“文革”的战车刚驶过，百花文艺出版社这个牌子还没有亮相，大概太柔情吧！是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牌出书呢！再有，书的封面上没有作者的名字，只在版权页上有我和窦孝鹏的名字。这也是“文革”的留痕。自然不会有稿酬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后来，责任编辑告诉我们，书出来以后刚好出书可以名正言顺地署作者的名字了，我们这本散文集大概有几百本封面上有我和窦孝鹏的名字。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三个战友的日子过得坦然，自然，舒心，心里总是涌满知足的幸福。是有意或无意并不重要，是偶然或必然也不计较，宁肯亏了自己也不负战友。有福同享，快乐共赏。我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白宗林得到消息是在晚上，他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老王啊，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鲁迅文学奖这么重量的牌子你也扛得动！”孝鹏写下了《七旬老人叩开鲁迅文学奖的大门》，文中写道“王宗仁在职时，一趟趟上高原，或许是职责所系，退休后，他不听家人劝阻，仍‘不安分’地一趟趟地闯高原，与雪山、戈壁亲近，触摸昆仑山、通天河，写出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高原汽车兵、兵站兵、管线兵、卫生兵、通信兵、仓库兵（包括一些家属），所以他给自己的书起名《藏地兵书》，是名副其实的。这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大家都说，他退休后焕发出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期。”孝鹏的这篇文章，2016年获得全国第三届“书写人生第二春有奖征文大赛”一等奖。
我们三个战友最后一次会聚在我们日思夜想的青藏高原，是在1990年夏天，我和孝鹏参加青藏线文学笔会，从西宁到拉萨全程走了一趟青藏公路。当时白宗林在二道沟兵站当教导员，他把官员职务放于普通人的位置来观察表现自己的作为。兵站的指战员都很爱戴这位教导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和孝鹏参加这次笔会主要是看望白宗林。那次我俩特地在二道沟兵站多停留了两天。他激情洋溢地给我俩讲了许多兵站的新人新事。二道沟兵站是一个坐落在昆仑山中平坝上的一个中午站，就是过往的部队只在此地吃一顿中午饭，不留宿，小站。老战友在我们日思夜想的昆仑山中会面，我们都很激动，倍感幸福。白宗林搜肠刮肚地给我俩讲了发生在兵站上的许多故事，讲兵站指战员们平凡作为中的崇高与温情。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晰记得白宗林给我讲过的那句话 ：“我来到二道沟兵站首先把自己当成曾经的高原汽车兵，然后才是教导员！”我和孝鹏在二道沟兵站虽然只停留了三天，但是心境愉快，收获充实。后来我创作出了散文《二道沟的月亮滩》《野牦牛的喜与悲》两篇散文，首发后被多家报刊转载。
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风景都在路上，半个多世纪的云未散月未缺，三个战友及战友的战友留在昆仑河畔兵站土坯房里的，还会有我们的记忆。我们仍然有约，力争在有生之年再寻机会上一次青藏高原，哪怕是到昆仑山下格尔木的柏油马路上蹭一鞋底雪片，也是乐呵呵的享福！格尔木是我们人生的出发地啊！
数十年的所有都会随风而去，后来人也许不会重复。但是如何面对苦难，如何享受苦难之后的苦甜，后来者可能会从中收获些许享受。窦王白只是三颗星星而已，没有月亮那么朗明，更缺少太阳那种带有黑点的香热。我们只是在茫茫人海里各占其位，互相依托，各得其所，有路只知朝前走，共闪其光，共享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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