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2022年第3期｜王芳：父亲的文艺经
倒不是真的考取了功名，科举制度早就消亡了。父亲是手巧，看啥会啥，相对来说，又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村里人就叫他秀才。
记忆里，父亲什么都会。别人家有书桌……
父亲是个秀才。
倒不是真的考取了功名，科举制度早就消亡了。父亲是手巧，看啥会啥，相对来说，又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村里人就叫他秀才。
记忆里，父亲什么都会。别人家有书桌，他去看一眼，回来就能照着样子，叮当叮当做一个。别人家有沙发，他又去看一眼，整两块海绵回来，咣当咣当又做一个。以致于我曾经认为，我们家从品质上讲，存在一个假象。
看啥会啥的人，应该是聪明的吧。
父亲一生并没有多大成就，尽管很聪明。活了七十多年了，他也没有能改变了“农民”这个身份，但他安于现状，能把生活中的逆境困苦转换成平淡，就那样活着，最可气的是，他一辈子都不争强好胜。
仿佛这个样子的他，就是他的一生素描了。
有一天，在一个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你是怎么走上写作这要路的？我有点恍惚，除了本身的追求以及机缘外，有没有点根上的原因？
这便想起父亲来。
父亲是秀才啊。
父亲生命里有两样东西，是他最为珍惜的，一个是电影机，一个是美术字。
买电影机是为了养家糊口。
理由就这么简单。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很，那个年代贫穷是普通现象，也没什么好埋怨的。父亲和多数村里子的男人一样，“屁股朝天嘴朝地，一天一个劳动日”，下地劳动，挣工分，养活家人。同时他又在村里当会计，这是多大的官儿，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只记得家里有张合照，大队干部都在，小小的我和弟弟，站在父亲的身旁。
那时候，祖父是有工作的，跟我们不在一起住，父亲并没有生活上的困难，每天都是笑着的，看起来很英俊。
只是，生活哪能一帆风顺呢？
改革开放后，土地政策变了，本该生活更好的，但没想到，就在这奔向好生活的当口，祖父去世了，没几天，妈妈也出车祸离开了我们，一下子，父亲的肩头就压下了两朵乌云，沉甸甸的，他有点直不起腰来，眉头紧锁，脸也变黑了。
我不记得当时的我做过些什么，现在想来，就好像那些年，我只是个漂浮的过客，看着父亲在泥水中挣扎。
父亲是祖父那一辈几脉单传的男子，祖父其实排行第三，老大早就夭折了，曾祖父把父亲过继给老大，父亲其实是一个人顶两门的，过继的时候，他们都没想到，奶奶生了好几个孩子，却只有父亲一个长大成人了，因为这，父亲打小就是家里眼珠子一样的宝贝，他从不用识愁滋味。据他自己说，他小的时候，总是脑袋上梳着小揪揪，天天在院子里玩耍，玩耍就是他唯一的事情。
他在快乐地度过童年时，哪能想到日后就要吃尽千般苦呢。
这就说到我家的院子。
我家有个百年老院。原来是三进院落，随着时光变迁，一进院早已不知去向。从我记事起，二进门就是我们家的大门，即使再破旧，也依稀能看得到旧时光的美，三个大斗拱错落在青瓦下，垂花柱样式简单了些，却又不失结构上的美，青石门墩当凳子坐，已磨得锃光瓦亮的，青瓦在檐上一层一层地推上去，与屋脊一起，在阳光下骄傲地舒展，青瓦上的瓦楞花一直在生长，灰绿灰绿的。院子里用花墙隔成二进，院子最里面就是我们住了许多年的堂屋，是二层楼，二层上堆放杂物，一层住人，内里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堂屋的外在却是很多年没有变过的。拱券样的窗户，以及美丽的窗棂还在，窗户下的压窗长石，还有精美的雕花依稀可见。那种盖起二层楼的大青砖，昭示着房屋的久远，现在再不会有了，就连两边的东屋西屋，也只是土坯房。
曾问过父亲，这个院子有多少年了？父亲也不知道，但他听曾祖父说过，老王家至今在这里至少住了七辈子。我相信父亲这个说法，我在家里的祖宗证子（就是一张纸，画满祖宗牌位，牌位上写满名字，男左女右，过年时，除夕夜挂起来，请回祖宗，每天烧香供奉磕头，过完元宵，送走祖宗，再收起）上看到过，不多不少，正好七代祖宗的名字。如果从此往前推，我们这个老院子至少是晚清遗物。如今看来，它在现代化的村庄里，格格不入，但是却有厚重和美，显出了它的独特和优越。
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个家族来源是哪里，或者就是问问，这个院子是怎么来的，但父亲嚅嚅地说，他也不清楚，再问，他就羞惭地仿佛对不起我似的说，他小时候不懂，也没有问过大人。
断篇了，我们祖上是经商的？还是做官的？二脉单传的父亲都不是知情者。说到底，人类的属性就是漂泊的，有多少人能找到根源呢？再远远到万年前，也就是仰韶文化之前，这块土地上的人怎么起源的，考古上也没有定论。
乌云不仅在父亲肩头，还在父亲脸上、眼里和心里，这个老院里，少了一个玩耍的儿童和少年。他常常站在老院里不知所措，陪伴他的，只有院里梨树叶的飒飒声。我总是乱七八糟地想，老人们为什么要在院子里种梨树呢？搞得人都分离了。
半身不遂的祖母，还未长大的几个孩子，最小的妹妹才3岁，面前本来就都是困难，就连环境都给他制造麻烦，村子里来了工厂，土地也几乎不剩多少。糊口，糊口，这口最难糊。
能怎样呢？都得活着，有许多人都是仅仅活着就用尽了全部力气。
父亲买了一头骡子。
他学着赶车。老院的耳房成了骡子的卧室，父亲去那个耳房最多。种点地，有时候给别人捎个脚，却没有挣了钱。我们马上要上学了，学费、穿衣、吃饭都是问题。可赶牲口不是父亲的强项。我总是看到门墩上有明明灭灭的烟火星，想起白天铡草，我搂着谷杆往铡刀下送时，父亲越来越黑的脸。他，不快乐。
后来，那个骡子不知道去了哪里，父亲又弄回一个手扶拖拉机。
刚开始还能看到父亲的笑。
有一天，他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出门了，我就在街上玩耍。过了半天，看到他开着载满庄稼的拖拉机回来，像是转不过弯来，仿佛能看到他满头大汗，然后就听到“咚”一声，拖拉机拐了半个弯，撞上了小堂（类似于村里的小庙，里面有革命英雄纪念碑）。多亏父亲跳得快，不然就把他自己怼到墙上了。一瞬间经历生死。再后来，拖拉机就不见了。
家里清静了，没有了骡子的臭味，也不用每天铡草，听不见拖拉机突突突，还是孩子的我们，却感觉到家里气压更低了。
直到有一天，父亲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老院子多了一样东西，我们都围过来看，邻居也过来看，有人问这是什么，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16毫米电影机。
电影机？就是可以把人用灯照出来打在墙上的机器？那时候，看过《大闹天宫》《天仙配》等老影片，但对电影机一无所知。
父亲说，他买的是最先进的电影机，在此之前，都用8毫米的电影机放映，电影机这个玩艺儿是外国人发明的，清朝时候，中国就有了。
当天，就在我们老院里的堂屋前，父亲把白白的大幕布挂起来，幕布是白的，四周却是黑边，为什么镶个黑边呢？可能是耐脏，也可能是规范电影放映位置的。幕布的黑边上有许多孔，穿过绳子就可以悬挂、抻展，最开始父亲就把它挂在两个木梯子上，后来就在堂屋的墙上钉了几个大钉子，直接把幕布上的孔对着钉子扣进去就行。幕布好大，把门窗都遮上了。我们就席地坐在院子里，天上的星星朝我们眨眼，梨树叶也安静下来，那天晚上，大约放的是《少林寺》，看过李连杰利落的身手，那天晚上睡得分外香。
自那以后，我觉得我们兄妹几个在村里都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了，“我们家有电影机”，这就是个炸弹，炸碎了他们的歧视和骄傲，炸掉了父亲的忧愁，也炸开了我们心里的烟火。
自那以后，四邻八乡的人家里有大事，都会叫父亲去放电影，婚丧嫁娶的都去，高兴的事，就放高兴的片子，伤心的事，就放流泪的片子。
父亲骑着一辆改造过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两边有两个大铁架子，一边放电影机，一边放幕布等其它配置。他奔波在山梁上、沟坎里，吃百家饭，风里来，雨里去，他却最快乐。
那应该是父亲最快乐的日子。
他不擅长农活，大约只有这样有文化含量的事，才能让他快乐。
为了给人助兴，他会在电影开演前，根据对方家里的情况，或者出钱的人的要求，编写几句快板，有时候，把国家大事也编进来，把村里的稀罕事也编进来，站在幕布前，快板一打，他就是舞台上的主角，村里的人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他编快板的动力就越足。快板之后，电影机“沙沙沙”的声音一响，四周就安静了，只听得见剧中人的声音，那时候，父亲也会安静下来，听着他熟悉的声音，闭目养神。
父亲有时候要忙别的，他就让我们几个都学会了放映，每次出门，他就带上一个孩子，我们也就都学会了操作，包括白天如何去县城里取片子，晚上如何到别人家里去放映。后来，附近的工厂也把他叫去，在职工俱乐部放映，他就有了固定收入。有了新电影，我们还曾在村里公开放映，村里人需要交三毛钱就可以看，村里人也愿意，你别说，收钱的快乐，还真是很惬意的。
我也曾飞车骑行在遥远的山路上，那时，我能感知到父亲的快乐，每条路的尽头，都通向快乐，那是精神上的愉悦，也是花花绿绿的人民币。
可以这么说，是这个电影机，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父亲把我和弟弟送去了中学，我们才知道，我们和父亲就读的是同一个中学，时光在变，有些东西不变，轮回这个词还是有用的，我们和父亲间隔了几十年，读的是不同的书，却走过同样的路。
家里盖起了新砖房，更亮堂，更宽大。
再后来，有了35毫米电影机，父亲的电影机就慢慢搁置了，但他也不再脸挂乌云了，他的孩子们长大了。
一边放映电影，父亲还到处去给人写字，写那种漂亮的美术字。
一般这种需求，都是出自村里和厂矿，还有交警队，等同于旧时的宣传标语。大约五元钱一个字，父亲乐此不疲。
到了写字的地方，他先拿出白漆，涂出一大块白墙来，他涂得很认真，白漆刷得很均匀。然后用铅笔在白漆上勾出一个大框架，保证所有的字都一般高低就可以。他再抽枝烟，喝两口水，安静一下，搓搓手，拿出红油漆（有时候是蓝油漆，交警队要的基本是蓝字），用大毛刷蘸满油漆，在漆桶边蹭蹭，不再到处滴落了，就去墙上写字。一笔一划都要规整。一般是一口气写好一个字，再停下来喘口气，仔细端详那个字的结构，哪儿不合适，再稍微修整一下，就可以写下一个了。有时候，也不用涂白底，直接在墙上写字。
父亲写好一次美术字，都很得意，那是他的作品。父亲的情绪，我后来自己也经历过，那就是写好一本书时的满足、高兴、痛快、写意等种种情绪交织的难言的感觉。
父亲的字，那是四邻八乡有名的，县里也来人请他去写，谁都知道他写出来好看，而且父亲的要求少，最好打发。
父亲的字，好看就好看在间架结构上，他写每一个字都是胸有成竹才下笔，不，是下刷子。
我很奇怪，他的美术字和钢笔字并不一样，钢笔字有点像仿宋体写潦草了的样子，那大块的美术字怎么就能一遍写到墙上去的呢？仔细想想，他那么聪明，这可能就不是个难题，他们从小写仿，毛笔字是基本功，不像我们，写过仿，但更多用毛笔和钢笔，缺少对汉字间架结构的观察和训练，我们的后代们，键盘鼠标横行，他们都快不会写字了。
后来村里有个人也写美术字，抢了父亲不少活儿，他虽然没有父亲写得好，但比父亲会来事，中国人的人情社会，这个会来事，简直是个可怕的武器，出师就能赢，而我们这个家族可能缺少这方面的因子。那个人没写多久就去世了，活儿还是父亲的，直到后来，父亲写不动了，这个社会也不需要美术字了，都是电脑制作，要啥体有啥体，要多大有多大。
说起毛笔字，每年过年的时候，家里都排了长队，村里人等着父亲给他们写对联。父亲一般是下午开干，下午暖和，墨汁干得快。我那时候小，给父亲裁纸、抻纸，忙得不亦乐乎。到了傍晚，站在门外，看着村里人拿着对联回家的满足神情，看着那些络绎的背影，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胸臆中膨胀着，尽管我很多年都没弄懂那个膨胀的东西是什么。
父亲不是简单地写，他是根据别人的情况，现编，实在编不出来时，才用那种大众化的对联，他还与时俱进，给别人对联贴金边，或者在墨水里兑金粉，或者直接用金粉写。别人家的对联有人驻足观看，他最高兴，别看他面上不显，那嘴角能翘出45度。只是到了后来，大街上都是机器对联，父亲就慢慢收笔了，偶尔给自己家写对联，还得买墨，他也就彻底不写了。
想一想，真是遗憾，后来，看到弟弟给他自己的门上手书对联，又觉得多了点什么。
红与黑构成视觉美的中华楹联，于父亲，并不是大事，父亲也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只有我有点“无病呻吟”。好长时间，我都觉得，只有我认为它很重要，这个时代都不要它了。
岁月带走了父亲最爱的东西，他依然安于世界一隅，直肠癌手术做完后，他用快板的形式，写下了他坎坷不顺的一生，我还没有看到。
骨子里，父亲就是个文化人，一到文艺范畴里，他就如鱼得水，再一想，大哥和父亲一样，性格中庸，勤劳朴实，做得了厨师，会造工具；弟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中庸厚道，能写会说，能文能武；妹妹爱唱爱跳，喜爱一切文艺样式，而我，鬼使神差，爱上了写作，也没什么稀罕的，我们就是一个文艺家庭，弟媳曾说，没点文艺细胞，都不好意思进这个家。
父亲念了一辈子，念的是文艺经。
我们的根，就在生命基因里。
父亲老了，沟壑满脸，沧桑一地，如果没有那些文艺经养着他，他又该如何度过一生呢？
那个百年老院，现在离我们有点远，青瓦上的瓦楞花还年年衰落和新生，那个百年老院承载了些什么呢？父亲一生守护了一生的东西是什么呢？
很多年以后，我也在年华如水的消磨中日日老去，才慢慢地触摸到那个东西，应该叫中华传统，那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我们走得太快了，忘掉了它，等有一天想捡拾的时候，才发现“传统就在身边，而我们却像在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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