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情愫
记忆中的第一次雪是在少儿初进京城时；时隔70年后，在我步入耄耋之年时，京城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冬奥会。作为曾经的中国奥委会委员（也是当年奥委会新闻办负责人），内心激动，双眼泪奔。
时下，北京连降两夜三天大雪，勾起了我与冰雪为伴的趣事回忆。
第一次见到雪
1953年1月4日，父亲带领全家，从重庆经停武汉后，于次日飞抵雪后春节中的北京。五个从大西南来的孩子，只见过江边火炉山城的层层迷茫大雾，却从没见过京城四合院上的皑皑白雪，只见纷纷扬扬，落地无声，似烟如风，又像无数银蝶飞舞，赶紧伸手摸摸，到底是什么感觉，又抓起一把塞到嘴里，尝尝是个啥滋味……到了晚上，雪打在院子里那两盏方形的红灯笼上，“雪打灯”的美景，还有那此起彼伏叮当儿响的“炮打双灯”“麻雷子”“二踢脚”“老鼠飞”等等烟花，让全家笼罩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到京城的第一个年颇有了些京味儿！
小脚老祖母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雪打灯”是永不磨灭的童年记忆，让我深深爱上了北京的冰雪。
第一双冰鞋
次年刚过元宵不久，妈妈领着我和二弟在育才小学办了入学手续。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我被耽误了一年又一年，到了京城怕我们跟不上就又降一级，哥俩同读二年级了。
学校的体育场就位于著名的先农坛，当时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布防于此。二弟仲翔先于我一年在解放军叔叔阵地里，举起右手进行了庄严的入队宣誓仪式。他胸前鲜红的红领巾在冰天雪地里跳跃着，俨如一面面小红旗招展，令我十分羡慕。
母亲曾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周日一早，父母带着我俩来到熙熙攘攘的隆福寺人民市场，弟弟兴奋地选中一双25元的北冰洋牌冰鞋。要付钱时，我站在一旁低头不语，只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弟弟手中闪闪发亮的“北冰洋”。弟弟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对父母说：“也给哥哥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父母相视一笑说：“那咱给老大也买一双吧！”
我这“小土包子”乐得合不上嘴，迫不及待地穿上冰鞋踏上冰面，可两脚就像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没走几步就摔倒，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个屁墩。从此，无论是在用水浇成的学校冰场，还是北海的天然冰场，甚至在四合院家里拿水泼出的小小冰场上，总能找到我的身影。我不惧风雪，也不怕艰辛，久摔久练，学校的体育老师魏庭毕夸奖：“不愧是从我们二野马背上成长起来的勇敢孩子。”
第一届少年滑冰赛
那时我算是个孩子头，也落下个“万老大”雅号直到现在。每当我这“带头大哥”一声令下，小伙伴们齐刷刷大嚷小叫地在冰面上开动，不仅拼力气比技巧，更比勇气和淘气。天一黑，拖着漉漉乎乎的鞋和沾满冰花雪碴的棉衣回家，免不了遭到生活老师和奶奶的数落。
我是家里第一个会后跳滑和自身旋转好几圈花样的孩子。不久，学校推荐我报名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少年儿童滑冰赛。时值那一年里最冷的时期，气温低至零下摄氏十七八度，什刹海一处围上一层黄席、湖面稍加修整形成的天然冰场上，我既没有运动服，也不怎么懂规则，连起跑的姿势也不标准，当然不会有名次。跑在最后面的我眼看就要放弃，魏老师一个劲地为我助威，扯着嗓子喊：“万伯翱，跑下来就是胜利！加油！”当我跑到终点时，尽管是小组倒数第一，他还是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懂得了在运动中坚持的重要性，也意识到重在参与的意义。
1972年，我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到河南开封读大学，无意间在体育教研室中发现了几双破烂不堪的旧冰鞋，修理后拉上三五同学于校外野湖上滑一滑，赛几圈，又圆了少年时的北京冰上梦。后来年龄增长，不曾再穿过冰鞋。转业到国家体委，特别是担任中国奥委会官员后，更能明白奥林匹克精神中，“重在参与”和“更快更高更强”的伟大。
中国与冬奥会
如果说我的孩提时期是新中国大众滑冰的启蒙时期，那么今天的“中国带动超过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健身高光时刻！
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翌年就派出了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这是我国冰雪健儿首次远征；1992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16届冬奥会上，我国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我的老友叶乔波（吉林人）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冬奥会奖牌，她那“挂着冰刀去、坐着轮椅回”（膝盖中曾取出8个指甲盖大小的碎骨）的感人故事，一直激励着冰雪健儿……
如今在浓浓的春节气氛中，迎来了北京冬奥盛会。写到这时，北京仍在雪花飘飘，整个赛区内银装素裹、似龙如蛇，“雪飞燕”“雪如意”“雪游龙”“冰丝带”“冰立方”“冰菱花”“冰玉环”等等正在绽开扑向人面，“瑞雪丰年”，本届高水平的精彩冰雪盛会定会以璀璨光辉映照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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