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陶亢德书信内外
1980年代初，现代编辑家、出版家陶亢德在回忆录里写道：“1931年是对我一生极有关系的一年，1941年也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一年。前者的影响，可以说是大有利的，使我进了生活周刊社，也就是从此进了文化界，实现了我想做文人的幻梦的一半。十年中名利兼有，所以30年代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不过更确切些说，这十年是我的‘得马’时代。”
在那十年，陶亢德与邹韬奋共事两年后，其编辑出版生涯便与林语堂密不可分，先后接编《论语》、代编《人间世》、合办《宇宙风》，直至1941年与林分手，退出宇宙风社。数十年后，他写道：“我到现在还常常和朋友说，我所看过的杂志，只有两种是成功的，就是《生活》周刊和《论语》半月刊，这也就是说，中国办杂志办得成功的有两个人，一个邹韬奋，一个林语堂。这两个人办杂志是胸有丘壑的，是要办成一个怎样怎样的杂志的。”
由于种种原因，时隔四十年后，2022年6月，陶亢德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记述他一生的遭遇，仅就他的“黄金时代”而言，其相关章节与相应文字对照阅读，拼块成图，别有意味——比如鲁迅致他的书信。
建议
鲁迅致陶亢德书信，现存十九封，起于1933年10月18日，讫于1934年7月31日，集中于陶编辑《论语》与《人间世》时期。
1934年6月6日，鲁迅致信陶亢德，回答他有关学习日语的询问：“我和日本留学生之流，没有认识的，也不知道对于日本文，谁算较好，所以无从绍介。但我想，与其个人教授，不如进学校好。这是我年青时候的经验，个人教授不但化费多，教师为博学习者的欢心计，往往迁就，结果是没有好处。学校却按步就班，没有这弊病。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这样的学校，大约别处还不少。”
那时，陶亢德已离开生活周刊社，身兼《论语》的“保姆”与《人间世》的“乳母”。追根溯源，他学习日语，还是缘于邹韬奋当初的提议：“他劝我读日文，说他自己除英文外，可以阅读法文报刊，社里如有一个懂日文的人，在这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横行霸道的时刻，肯定是有用处的。”
在《陶庵回想录》里，陶亢德写道：“《生活》周刊同人已结婚而又有家在上海的，不过三二人，绝大多数都是单身汉，年少的不必说了，年较长而且已婚的如徐伯昕、艾寒松家也不在上海，所以社里供给宿舍，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楼上。而正在这个时候，有位蒋君辉先生在职教社开日语补习夜校，我报名学习。课本是蒋先生自编自印的《日语现代读本》或《现代日语读本》。蒋先生教书时欢喜讲过去留日学生的一件丑事：仰卧在床上朝天吐痰。学日语一般都以为容易，因为日本人的文章夹杂着不少汉字，不过也正由于此，我的日文就没有学好，看了汉文，不管它读什么，一旦这汉文改写也就是改印了日本字，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至于书刊上本来印着日文的，我也不去记住它。但读日文到底比读别国文字有用处，就是可以囫囵吞枣地阅览一下，这也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买日文书，成了内山书店的常主顾。这期间也曾购读过日文的马列主义书籍，记得有一本叫《资本论入门》。其实诚如鲁迅先生所指教，读通日文不比读通欧洲国家的文字容易，用处却不如欧洲国家的文字（这是我有一次写信向他请教读日文之道的复信中语）。”
陶亢德此处所述的鲁迅复信，写于1934年6月8日：“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豫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
荐稿
在《陶庵回想录》里，陶亢德写道：“鲁迅给《人间世》介绍过闲斋的《泥沙杂拾》。我接到稿子时看字迹似鲁迅，笔调思想也有几分像，但想决不是鲁迅之作，因其没有鲁迅的爽利。他为什么要介绍这篇稿子呢？这和寄《论语》以‘古香斋’材料意义不同，也不同于介绍稿子给《论语》，想来想去，恐怕闲斋的文章如给《太白》之类未免太那个了些，给《人间世》比较‘人地相宜’。”
《论语》为半月刊，由林语堂等人创办于1932年9月16日，自第四期起，增辟“古香斋”栏目，列于末页，辑录当时各地荒谬事件。鲁迅在《“滑稽”例解》一文中写道，“《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这一栏”，并在文中引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此栏两则短文。
1934年5月16日，鲁迅在致陶书信中写道：“奉上剪报一片，是五月十四的《大美晚报》。‘三个怪人’之中，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谓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随手剪寄，不知可入‘古香斋’否？”
1934年5月18日，鲁迅又去信指出：“惠示谨悉，蒙设法询嘉业堂书买法，甚感。以敝‘指谬’拖为‘古香斋’尾巴，自无不可，但署名希改为‘中头’，倘嫌太俳，则‘準’亦可。《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鲁迅此信中所说的“盛家赘婿”，指论语社成员、盛宣怀的孙女婿邵洵美。《论语》当时系由邵开办的时代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34年6月16日，《玄武湖怪人》刊于《论语》第四十三期“古香斋”栏目，文后括注“中头剪自五月十四日《大美晚报》”，并配发“中头按”，内容节选自1934年5月16日鲁迅致陶书信。
1933年12月28日，鲁迅致信陶亢德，向《论语》荐稿：“附上稿子两种，是一个青年托我卖钱的，横览九洲，觉得于《论语》或尚可用，故不揣冒昧，寄上一试。犯忌之处，改亦不妨。但如不要，则务希费神寄还，因为倘一失去，则文章之价值即增，而我亦将赔不起也。”
鲁迅此信中所说的“青年”，指王志之，笔名楚囚等，四川眉山人，当时是北京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学生，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辑之一。“稿子两种”指《幽默年大事记》与《刷浆糊与拍马屁》。
得到陶亢德回信后，也许与陶尚不熟，1934年1月6日，鲁迅又转而致信林语堂：“顷得亢德先生函，谓楚囚之稿，仅有少许可登，并以余稿见返。此公远在北平，难与接洽，但窃计所留字数，不过千余，稿费自属无几，而不佞则颇有擅卖他人螓首之嫌疑，他日史氏笔伐，将云罪浮于桀，诚不如全躯以还之之为得计也。以是希于便中掷还所留之三纸为幸。”
1934年4月16日，鲁迅致信陶亢德，向《人间世》荐稿：“有一个相识者持一卷文稿来，要我寻一发表之地，我觉得《人间世》或者相宜，顷已托书店直接寄去。究竟可用与否，自然是说不定的。倘可用，那就没有什么。如不合用，则对于先生，有一件特别的请托，就是从速寄还我，以便交代。费神之处，至感。那文稿名《泥沙杂拾》，作者署‘闲斋’。”
鲁迅此信中所说的“相识者”亦即“闲斋”，指徐梵澄，时名徐诗荃。其后，《泥沙杂拾》系列陆续刊于《人间世》第三期至第六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
此后，鲁迅又数次在信中提及闲斋及其稿件。1934年5月5日：“惠示谨悉。《泥沙杂拾》之作者，实即以种种笔名，在《自由谈》上投稿，为一部分人疑是拙作之人，然文稿则确皆由我转寄。作者自言兴到辄书，然不常见访，故无从嘱托，亦不能嘱托。今手头但有杂感三篇，皆《自由谈》不敢登而退还者，文实无大碍，然亦平平。今姑寄奉，可用则用，太触目处删少许亦不妨，不则仍希掷还为荷。”1934年6月6日：“某君之稿，如《论语》要，亦可分用，因他寄来时，原不指定登载之处的。”1934年6月8日：“用种种笔名的投稿，倘由我再寄时，请先生看情形分用就是，稿费他是不计较的。”
现存鲁迅致陶亢德书信最后一封，写于1934年7月31日，依然事关闲斋：“来信谨悉。闲斋久无稿来，但我不知其住址，无从催起，只得待之而已。”
谢绝
1934年5月25日，鲁迅在致陶亢德书信中写道：“顷蒙惠函，谨悉种种，前函亦早收到，甚感。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有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陶亢德曾经作文《鲁迅先生的四封信》，刊于《新民报晚刊》1956年10月19日，细叙其中因缘：“我与某君当时编一刊物，‘挖空心思’求内容之出色，决定辟一栏作家访问记，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鲁迅先生。于是先写信和他商量，征求同意；至于哪三种‘雅命’现在再也记不清楚，有一种大概是要照一个相或请先生给一张相片，与夫人公子同照。……于是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去……”
“某君”指作家徐訏，其时与陶共编《人间世》，鲁迅在此信末亦写道：“徐訏先生均此不另。”
被鲁迅婉拒，陶后来在文中反思：“这在当时是一盆兜头冷水，实在感觉没趣。但是这个没趣究竟是于我有益的，就是此后无论作什么事，不禁要记起鲁迅先生这封信来，把事情作得朴实一些，少带江湖气即噱头。”
《陶庵回想录》里对此事的记录，则更为私人化：“鲁迅对《人间世》是讨厌的，但我偏不识相。出于生意眼，我和徐訏商量，来一个作家访问摄影，给作家在书房里和他的妻儿共摄一影。徐訏对我的提议不表示反对，我就写一信给鲁迅，请求访问摄影，他是中国作家第一名啊。谁知道他大为冒火，回信狠狠说了一顿。这在我当然很不愉快，迄今还觉得鲁迅欠讲文明礼貌。人家有此请求，尽管出于生意眼，到底无损他的毫发，你不高兴自己被利用，拒绝好了，何必大动肝火？何况说到利用，他的文章也是被利用被当作商品的。”
其实，在此之前，鲁迅已复信拒绝在刊物上登载个人肖像。《人间世》为小品文半月刊，由林语堂创办于1934年4月5日。此刊每期首页整版刊发一位作家肖像，并在次页刊发其一篇作品。如1934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十六期，首页刊发郁达夫肖像，并在次页刊发其《所谓自传也者》一文。创刊之前，陶亢德给鲁迅写信，表达设想并约稿。
1934年3月29日，鲁迅在复信中写道：“惠示诵悉。向来本不能文，亦不喜作文，前此一切胡诌，俱因万不得已，今幸逢昭代，赐缄口舌，正可假公济私，辍笔而念经，撰述中无名，刊物上无文，皆夙愿也，没齿无怨。以肖像示青年，却滋笑柄，乞免之，幸甚幸甚。”不过，1934年4月1日，他在信中写道：“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倘为先生个人所需，而不用于刊物，当奉呈也。”1934年4月4日，他又在信中写道：“惠示收到。照相若由我觅便人带上，恐需时日。今附上一函，一面将照相放在内山书店，社中想有送信人，请嘱其持函往取为幸。”
1934年4月15日，鲁迅又复信林语堂，解释此事：“顷收到十三日信，谨悉种种。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并‘非私人请托’，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又久不弄笔，实亦不符；而且示众以后，识者骤增，于逛马路，进饭馆之类，殊多不便。《自选集》中像未必竟不能得，但甚愿以私谊吁请勿转灾楮墨，一以利己，一以避贤。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屡承下问，慨然知感，遂辄略布鄙怀，万乞曲予谅察为幸。”
在此前后，鲁迅多次复信，谢绝林语堂与陶亢德的约稿。
自此，鲁迅与“论语派”人物及刊物的关系，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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