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孟子说：“舜从田地中兴起为王，傅说曾是筑墙的工匠而被举用，胶鬲曾是贩卖鱼盐的小贩而被举用，管仲是从狱官手中释放后被举用，孙叔敖是在海边隐居时被举用，百里奚在市场自卖为奴后被举用。所以说天要把重任降临给某个人的话，一定会先磨砺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身体，穷困他的生活，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扰乱，这样来触动他的内心、坚忍他的性格，增加他过去所没有的能力。人们常常是有了过错才会去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才会有所奋发；显露于形貌、流露于言谈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国内没有执法的严臣、辅弼的贤士，国外也没有抗衡的国家、外在的忧患，这样的国家常常是会灭亡的。由此就知道忧患能促人生存、而安乐常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孟子格外强调君子要在逆境中接受磨炼和考验，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来激励自己在逆境中奋起，告诫自己“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中国儒家一贯的思想。这种思想非常正确，到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能力越强对社会危害越大。
孔子思想学说是以“人”为中心，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建构起他的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与“仁”。“礼”是外在的社会规范，用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仁”是内在的人性，用以肯定人自身生命的价值。其思想体系又以道德的自觉作为内在的驱动力。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教学实践中建立起系统的教育理论，总结出不少可贵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有教无类”，强调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等等。
孔子的文艺思想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也涉及了文艺美学的和谐观念及内容与形式等诸多问题。他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文质”说及美善统一和中和的审美原则等等。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奠基者。他对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是战国中期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其主要思想理论有：性善论；仁政王道；民本思想。
从伏羲氏结绳记事，一画开天，原始八卦出现之后，接着是八八六十四卦，伏羲氏时代没有文字，《易》整部书只有图像，没有文字。到周文王、周公父子为《易》写卦辞、爻辞。从伏羲氏到周文王，《易》始成。后来，孔子和他的学生，历经几代完成《易传》。《易经》成书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所经历的圣人也很多，应该说《易经》是我国古圣先贤集体创作的成果。
古圣先贤为什么要写《易经》？它的目的是因为人有忧患意识。人能够学习、能够选择，人的本能决定了他会替自己考虑。替自己考虑，就没有限制，他可以发展他的欲望到无限的程度，譬如强凌弱、众暴寡，天下则不成为人的世界了。所以，古代的帝王、真正的领袖，他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譬如如何让一个人遵守某种规范、能够互相帮助？
《易经》的由来是因为古圣先贤都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在安定的时候就要想到危险的时候，太平的时候就要想到乱世的时候，如此一来你才会珍惜和平，才会长期保持平安健康的状况。
读史的人，习惯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至于所照见者为何，不取决于镜子本身，而取决于执镜人的境界。
读史书读到一定程度，终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发现所有朝代都是西周，所有朝代都是东晋，所有朝代都是北宋，所有朝代都是明清。恍然间又似有所悟，史书并非“讲故事”，而是“讲法则”，一是轮回法则，一是因果法则。原来如此，本应如此。
西周开国如此，汉唐开国、明清开国、我朝开国无不如此。纷纷扰扰之后，天下终会复归于静，国家各项事业、工作走向正规，随之而来的未必是繁荣复兴，更可能是重重隐患，就像远方天空中的滚滚雷鸣，此刻虽然仅是隐隐作响、引而不发，或许只需顷刻便会雷电交加、暴雨倾盆。
人生中的隐患、不利因素，正如《召南•殷其靁》所言“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可谓是无所不在、花样迭出，而又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既然“前车之鉴、殷鉴不远”，既然“此情无计可消除”，那就必然需要忧患意识，需要警钟长鸣！至此方是《召南•殷其靁》的真实义，至此方展现《诗经》教化民众的伟大意义！
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的认同，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的突破。
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所谓“史官文化”也因此而成熟。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左传》和《国语》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论语》、《墨子》和《老子》。
《左传》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强调了文采的重要性，而文采之美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学中国古代文学者，需要有情怀，有文采，有好的审美感悟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与以儒家理论为主导的政治理念相裹胁，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而然。此观念虽屡受冲击，然一番番波动之后，仍一次次回占主流地位，以致近代还有“六经皆史”之说。然而，不惟六经皆史亦皆文，实则“诸史亦皆文”，《诗经》、楚辞是优美文学自不待言，《左传》、《史记》等何尝不是文采炳焕，对后代各文学体式影响深远？
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曹植等文人自觉创作之后，经魏晋南北朝众多作家、理论家执着追求，“文学自觉”遂得以实现。此后，虽历代不乏载道、言志之诗文及其作者，但诸如陶渊明、李白、李商隐之属以文学自身为务者代有人出。
欧阳修、苏轼等自觉谋求文学自身的独立，重视文学的艺术形式不亚于重视其思想内容，自觉追求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文学作品不再只是载道之工具，而有其自身高雅的品位和美感，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体现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此后，或以“复古”为号召，或以“性灵”、“童心”为旗帜，抑或由诗至词、至戏曲、至小说不断的形式探求，直到王国维的“意境”论，都在努力促使或保持文学作为“文学”的自身性质。
因此，要学好中国文学，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学的本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虽然属于古典文献，但古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献学，不是文献的整理与阅读问题。学文学，不唯要有文学审美情怀和能力，还要作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思辨的训练。要有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的知识积累；还要有对于文学派别、文学理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的分析与综合能力的系统训练。《文心雕龙•神思》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正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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