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1年第10期｜罗南：寻找光的人

我需要回溯到2009年，我甚至还需要回溯到更久远的从前，关于写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又是怎么发生的。我能想到的是我的童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她长时间坐在门槛上，看着家门前丫字形的马路，间或出现两只狗，通常是黄色的大狗，似是欢喜似是恼怒的，追逐着，从她眼前跑过。间或是几头猪，黑白相间的花色，母猪通常走在前面，拖着摇摇晃晃的奶，一摆一摆地走，几头花色相同的小猪崽跟在身后，同样一摆一摆地走。更多时候，马路上什么也没有，风吹过，垃圾打着旋，从四周聚拢到一起，白色的纸片或塑料袋试探着，跃了几跃，终于升起来，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落到不知何处去。那个孩子一眼一眼地看，却从不敢走去离家门更远的地方，因为她识不得路，她已经好几次找不到家，号啕大哭着被人送回来。

她是那样的笨拙。

她长大后仍然笨拙。多年后，当她长成青年，长成中年，仍然需要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才能记住一条路、一个人。

这个笨拙的人，常常在内心里，自己与自己对话，她的世界是满的，尽管她目光所及，大多只是一条马路。这个笨拙的人，长大后，仍然习惯在内心里，自己与自己对话，直至有一天，她尝试着，把那些话写出来。

接到《广西文学》主编罗传洲老师的电话时，我在一个名叫西秀小学的村级学校教书。凌云县城从东边扩张蔓延过来，把西秀村变成了城的一部分，我们就在城中，县直部门的办公楼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周围，可西秀小学仍然是一所村级小学。我教小学三年级语文，一群从山上教学点来的孩子，常常写不出一句完整通顺的话。我带着他们在操场上转悠，观察树木花草，教他们如何描述一片叶子、一朵花。

学校只有一间大办公室，十几个老师集中在一起办公，电话机挂在墙上，它响了一声，响了几声，一个老师走过去，摘下话筒，听了两句，就朝操场大声喊，罗南，你的电话。

我跑过去，心里困惑着，不知道是哪位学生家长找我——除了学生家长，几乎没有电话找我。话筒里，我听到“广西文学”和“罗传洲”几个字，其他的便听不清了，因为心快速跳动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我一直记得那一天，阳光落到门外的台阶下，明丽耀眼，办公室里很静，同事们坐在桌前批改作业、备课，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波澜。那时候，我还不习惯在稿件里留电话号码，除了一个联系地址，寄出去的稿件里并没有我更多的信息。我不知道罗传洲老师是怎么找到学校电话的，我很惊讶。对于一个尝试写作的人来说，意外接到主编的电话是莫大的惊喜。

后来我收到一封退稿信，罗传洲老师亲笔写的退稿信，时间是2007年6月25日，我一直珍藏着。时隔多年，我重阅信件，仍被字里行间的真挚所温暖所感动。罗传洲老师在信中说，你的稿子仍觉轻浅，“散文写作一要真诚真实；二要有一定的信息量；三要有见地，也就是有思想和思考……”他建议我多阅读优秀作品，“提高眼界，促进思考与分析生活的能力，才可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2007年夏天，我坐在学校办公室里品着这些话，电风扇在我头顶呼呼地转动，我心里似乎明晰了什么，而更多的却仍是迷茫。关于思想及思考，我狭窄的眼界并不能轻易抵达它们。那时候，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更多的只是我自己。多年后，回头看写作的路，每一步都在印证罗传洲老师的话。

韦露老师的电话号码是罗传洲老师告诉我的，他特别叮嘱，周末时间不要打电话，编辑老师们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不要轻易占用他们的休息时间。我记住了，也记住了罗传洲老师的细心。

与韦露老师通电话是因为一封稿件修改意见信，那时候是2008年，我离开学校，借调到县文联工作，寄往学校的信件我没收到。我回学校找过，没找到，便很沮丧地给韦露老师打电话。韦露老师说，没关系，我重新跟你讲。如今我已记不起那篇文章的内容，韦露老师的声音却一直记得，一如后来我与她熟识之后的温和、真挚、耐心。

温和、真挚、耐烦。多年后，我熟识更多的《广西文学》编辑老师，直至很年轻的李路平、李彬彬老师，我发现这六个字几乎是他们的共性，每一位编辑老师对文学新人的悉心指导，都渗透有这六个字在内。对于文学人才的挖掘、培养、爱护，他们是如此真诚。多年后，我与参加过《广西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们相遇，大家忆起最初学习写作的时光，谈起我们共同的编辑老师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六个字。那么多年了，我们一直被温暖，被滋润。

我想要说的还有2009年夏天，于我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那个不敢离开门槛半步的孩子，终于站起来，试探着往前迈开步子——我想表达的是眼界，我开始看到门槛之外更远的地方。2009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创作培训活动，第一次见到《广西文学》的编辑老师们，第一次聆听区内外著名作家授课，第一次见到来自广西各地的写作者们。那么多的“第一次”纷至沓来，像一只只叩门的手，对我说，打开、打开、打开。——我想表达的是，对一个最基层的初学者来说，要跳出自己原有的视野和认知是那样的难。《广西文学》举办的创作培训班为基层写作者打开了窗口，我们得以看到更辽远的地方。后来我有幸又参加了几次《广西文学》举办的培训活动，我能感觉到自己一次次被打开，那些有关于视野、胸襟、情怀的东西，像风，像雨，像阳光，像厚厚泥土之下埋藏有一颗种子，我知道它在生长。

一直到现在，它仍在生长。

2009年夏天，我从凌云县辗转赶到培训地点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韦露老师坐在大厅里等我，她笑盈盈地说，你与照片上不太一样。我笑着没有说话。除了笑，我并不知道说什么。可我的心暖暖的，想着，韦露老师怎么就一眼认出我来了呢？

那时候，韦露老师真年轻呀。

那时候，李约热老师真年轻呀。

那时候，冯艳冰老师真年轻呀。

他们全都笑盈盈地，我想，他们肯定看到了我的局促。

几天的培训，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只是看着、听着。李约热老师在说到阅读的时候，随口就能说出一长串一长串的作家名字和作品名字，他的渊博让我再次看到我的渺小。

后来，我尝试着写小说，并把它们投给李约热老师。李约热老师说，我先推荐给《民族文学》，要是他们不用，我们才用。我一直记得内心里的那份欣喜和感动，《广西文学》像一个慈爱包容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说，去吧，大胆往前去，碰壁了，转回来还有家呢。——那篇小说，《民族文学》没采用，后来发到《广西文学》上，那是一个中篇小说，近三万字。我第一次写那么长的篇幅。

在《广西文学》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后，我感觉到自己虚构能力的不足，我并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于是又转向写散文。从散文到小说，再从小说到散文，某一种东西无形中被打通了，关于散文，我多了一些思考，比如说，可以借鉴小说的叙述，让散文更开阔。

关于韦露老师，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她总能准确找到我的盲点，告诉我，往哪里去，才能通达散文的秘境——她的修改意见，总会让我得到顿悟，明白稿子的缺陷所在。一次次点拨，一次次顿悟，之前混沌的东西就会清晰起来。

把《然鲁》交给韦露老师是2020年夏天，从上一个夏天，到这一个夏天，时间已过去十一年。十一年里，我从未离开过《广西文学》的视线，从未离开过韦露老师的指导。写下《然鲁》时，脱贫攻坚战已到尾声，扎在山村几年，我内心每一天都有波澜，总想着要记录些什么，比如说，用散文的方式，记录那个名叫后龙村的村庄以及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就是这个时代的细节。在我的计划里，我需要写十个人，十个人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独立成篇。写下《然鲁》时，这一切仍是混沌的，我并不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去叙述。脱贫攻坚工程太庞大了，进入我眼里心里的东西很多，我难以取舍。

把《然鲁》发给韦露老师时，她正带着女儿去医院，小姑娘皮肤过敏。韦露老师匆匆忙忙的，仍抽空回复我的信息——她总是这样的，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状态中。我有些不安，觉得很愧疚，本想问问小姑娘病情的，最终却没能问出口来。我一直都是笨拙的人，用口头去表达内心，于我是一件羞涩艰难的事。那篇稿子韦露老师当晚就看了，她说，让我想想，这篇散文的亮点在哪里。

我觉得惭愧，又觉得温暖。那么多年了，韦露老师一直在帮我找亮点。

《然鲁》我修改了六次，每一次几乎都是推倒重建，如果以字数计，这篇散文，我前前后后写了六七万字，最后成形的只有一万三千字。在韦露老师一遍又一遍点拨中，我一次又一次纠正我偏离的方向。《然鲁》终于成稿的时候，那群生活在后龙村的人们面目也清晰了，韦露老师为我打通了一条道，我知道如何叙述才能通向他们。

举一个例子，是因为有太多相似的例子。像一个在漫漫黑夜里行走的人，《广西文学》的编辑老师们告诉我，往前走，一直走，就能寻找到光。

【罗南，广西凌云人，有散文、小说散发在《花城》《作家》《美文》《广西文学》等刊物，散文集《穿过圩场》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