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右北平

一

右北平与北平，亲密无间，唇齿相依。但它们是不能混淆的。

右北平是一个伟大的地名，与北平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它比北平大得多，更古老得多。右北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它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善好施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北平。它包围并庇护着北平，世世代代从生到死。没有右北平，今天的北京就无立足之地。

沿着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地区，北平停住了自己的脚步。她守在长城内侧，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右北平。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右北平大约是第一个被官方命名的拥有“北”这个方位词的地方，因此可以将它视为中国的北方之源。虽然现代地理学告诉我们，北纬40°以外大致都是北方了，但是在河西走廊以北，在巴丹吉林沙漠以北，在阴山山脉以北，广袤的沙海、戈壁与深厚的黄土限制了绿色，也限制了人们的脚步与目光。对于中原文明来说，上述地方经常是可以想像的美丽“绝域”，却难成为热土。正如王维在《使至塞上》中所描述的那样，壮美、苍茫而孤寂：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大地的魔法师掌管了这一切，让瀚海横绝，关山难越。这里的塞上，是隔阻了信息的场景，是难以企及的生命之旅的边缘。难怪诗人们的眼中和笔下那么多对“西出阳关”的感慨与愁思。如果极而言之，则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然而同样是塞上，右北平却是有温度的，它向着华北大平原敞开了自己。在被华北人民亲切地称为“坝上”的那些地方，随处可见驰骋与忙碌的身影。因为“坝上”并不是单纯的游牧区域，农业耕种很早就在那里扎下了自己的深根，滋养着草原和土地上的人。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世代劳作里，在“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辛勤欢乐中，从北纬40°南下的凛冽寒风与得得马蹄，都渐渐被和煦轻盈所感动所熏染。先民们“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这是伟大的足迹，也是北方向南方致敬的注目礼。它诉说分离之苦，也无悔于跋涉艰辛。于是我总是很狭隘地想，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当我们在说“北方”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说右北平吧。

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它是我亲爱的故乡，是我的精神乐土。我一直想写一写右北平，写一写它的辽远与博大，也写一写它的清贫与忍耐。但它太朴实无华了，既不喧哗也不张扬，一直以来它都是沉默不语的。在历史的雨雪风霜中面貌沧桑表情淡定，它的贫苦与荒凉，铸就了它天性中的坚忍与平淡。它一如既往毫无存在感地存在着，到了后来，它连它那让人骄傲的称呼都失去了。它没有激动也没有抗议，像天道循环一样，安静有序。因此，它似乎是以自己的姿态昭示人们，它是不适合大声说出的。

它适合遥想。

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这首《诗经·国风·召南·甘棠》歌颂了一棵树和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里对这首诗有详细的解释：“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是司马迁有独创性的历史叙事方式，他在《史记》的各个角落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奠定了中国历史书写的政治美感：简单朴素、公而忘私。这个政治理想不知影响了后世多少人。

诗中这位召公是燕国首任受封国君。但燕国远离政治经济中心镐京，对于周人来说，那里可能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苦寒偏远之地——周王室把自己最亲密也最看重的直系都封在鲁、郑、卫这些温暖富庶的好地方去享福了。召公一生都没有去过燕国，只是派了儿子去封地打理，他自己则留在“西方”辅佐周武王和周成王。司马迁特地说“召公之治西方”，显然是与召公自己的东方封国作为对应地而言的。也许是朝廷太需要他了，也许是燕国这个封地太偏远太贫穷了，总之他好像看不上这块封地——燕国被自己的国君抛弃了。它能熬到后来的战国七雄，完全是因为它太远了，根本没人愿意搭理，它成了冒险家和逃亡者的首选之地。而且在战国七雄中，燕国也是存在感最低的。

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分册》可知，燕国所处的地域很小，或者很难说大小。华北平原北部的幽蓟地区，毕竟跟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山戎比邻而居，你来我往不易划定边界。况且连召公都不爱来的贫寒一隅，谁都能插上一脚。然而公元前300年，燕昭王搞了个奋发图强的大动作，派大将秦开对一直侵扰压迫燕国的东胡人展开大反击，并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此后燕昭王修建了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至造阳（今河北沽源以北闪电河）近一千公里的燕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之一，位置在北纬42°一线。在燕长城以内，燕昭王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大致是今天河北北部、内蒙中南部和辽宁省一带。

右北平郡位置在北京以北，于新设五郡里赫然居中，范围包括今天的敖汉旗、赤峰、围场、朝阳、承德等地。然而，“右北平”这个名字的确给人一种来历不明的感觉，它究竟从何说起的呢？既然有一个右北平，似乎就该有一个“左北平”。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哪里？如果没有，右北平何以单独“右”起来？中原文化一向讲究对称美，比如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长官为京兆尹，又分设左冯翊、右扶风予以辅佐，因地名而官职两相对应。山西省还有左云县和右玉县。而燕昭王凭空设置一个“右北平郡”，显得有些不着边际。

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一直有尚左的传统，虽然后世或有变化并不绝对，但大体上还是以左为尊居多。就官职而言，丞相、拾遗均分左右，即便如匈奴，也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之分，左贤王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单于，是单于继承人，通常由单于之子担当这个位置，驻牧地居于单于的东方，右贤王则在西方。从情理上说，既然有“右北平”，就应该有“左北平”或者以左为字头的地名在东方来对应。然而并没有，只有辽西和辽东两郡。虽然历史上关于右北平郡的记载不多，但它与辽西辽东的平行关系一直都很清楚，也不存在辽西辽东或其他什么地方曾有“左北平”这个地名存在的证据。

我私下里猜测，所谓“右北平”，可能是燕国人以自己的都城为参照坐标面向北方而命名的吧，通俗理解大概就是“都城右边方向平安”的意思？燕国都城蓟城在今天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曾出土过很多西周、战国时期的文物。如果按照现代地图的经纬度去判断，蓟都的正北方向对应的是上谷和渔阳两郡，右北平郡显然在北京的东北部。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分册》查看燕国的地理状况，可见它面向南部的纬度纵深极浅，到了往南一百多公里的易水一线就基本跟当时的中山国对峙了。从这里向西是太行山脉，荆轲也是从这里的国境线出发去刺杀秦王的。这种局促的地缘限制，导致燕国人的战略发展很难向南推进，而是更容易着眼于北部极为辽远开阔的地带。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设想一个燕国人背靠蓟都面朝正北极目远眺，那么右北平郡可以算作燕国的右北方了，这几乎是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了。但如果以秦汉尚左为方位参考的话，比照左冯翊、右扶风和左右贤王的方位设定，上面这个解释又实在是牵强。当然也有人猜测右北平的“右”有没有可能是保佑的“佑”，但这种猜测需要有个绝对的前提，即当时“北平”必须是一个城市或者固定地名了。然而无论是考古事实还是文献记载，都证明“北平”当时还不存在，直到西晋撤销右北平郡，改为“北平郡”，北平才具备了从旧地名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确有所指的新地名的可能。这条猜测的路也走不通了。总之，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又有趣的问题。

右北平始终只是右北平。它是孤独和唯一的，没有想像中的伙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独自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因此无暇自我关注。它的粗犷雄迈朴实无华甚至让它连一篇赞美的文字都不曾收到过，它的孤独因此不是文人式的骄傲和自我怜悯，没有多余的过度的抒情，而是一种已成习惯的沉默。

（节选自《北纬四十度》，陈福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