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村，那人

几十年来，沣东村人陆续外迁，如今只剩五户人家。老屋因许久无人居住而自然坍塌。菜园与田地里的荒草肆意疯长，即便年关时节也鲜有人关注。一年到头，只在清明或者冬至，才可能遇见昔日里曾经熟悉的身影。

去年，村里铺就一段水泥路，宽度仅容一辆小轿车通过。然而村里那几位村民已然知足——有了这条小径，那些已进城住上高楼的耄耋老友，终于可以相约租车回乡。

老友返乡，给村里留守的几位昔日玩伴带来了许多欢乐，虽说至多也只能住上半个月——住久了子女便不断打电话来催，因为家里的孙辈无人照看了。曾经的青年，如今双鬓挂霜，即使是爬上一座小山，也要手足并用，跌跌撞撞。老人们于崖顶并肩而立，默然凝视远方。半山腰的人家早已迁走，留下一片废墟，被遗弃在此的黄狗横卧于破败院门前，双目紧阖，一动不动，它是在梦中重温那鸡犬相闻的烟火气息？

老人们站累了，便相互搀扶着下山，一起去锄那些已拥塞至路旁、有半人多高的茅草。忙完这些后他们终于回家，推门进院，小菜园刚翻新过，土质疏松而肥沃，不留一根杂草。窗下的木质桌凳被雨水洗刷得泛白，露出好看的天然木纹。房前屋后，竹架上的蔓藤坚忍不拔，多年来一路沿墙贴壁攀缘直上。南瓜、冬瓜、黄瓜、苦瓜、豇豆、番茄……硕果长势颇旺，向辛勤耕耘的人回馈一份甘甜。

屋子里，一早出门时泡上的祁门红茶，此刻茶汤正酽。老者各自坐定，自斟自饮，闲话当年，说了几句，便各自静默、相视而坐。沉默是老人们的常态。

他们中年纪最长者，是我未出五服的本家大伯。大伯壮年时丧妻，此后未续弦。听父亲说，大伯目不识丁，却坚定地供他的幺儿读书。记忆中，我鲜少听到大伯开口说话。我跟着奶奶住在乡下那几年，偶尔去大伯家串门，我喊一声“大伯”，他呵呵一笑便走开。大伯常年穿一身黑，就像他手边的烟管和酒盅的颜色，他的灶台、灶具也乌漆墨黑，就连我父亲特意买给他的锡质酒壶，没多久也被烟熏得墨黑。

有一年冬天，我去大伯家。我爬上炕去玩，大伯枯坐在一旁，一锅旱烟抽完，他俯身弯腰，从墙角的酒坛里舀酒倒入酒壶，再到炭火盆边去温着。黑暗中，他从什么地方摸过几张晒干的老烟叶，又慢慢铺开一张旧报纸，将那烟叶仔细细地揉碎，或者切成极细极细的丝。

火盆炙热，而窗外下起雪，满天鹅毛。大伯照旧独自枯坐，看那茶盅里的条索渐渐还原成完整的叶子，上下翻滚。茶汤滚沸，他端起来饮啜，咻咻有声。这令当时三四岁的我十分惊诧：他不觉得烫吗？

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无趣，爬下炕准备溜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俺的喉咙好像汾河一道弯！”大伯是在自夸酒量好。大伯好酒也好茶，隔一阵子就到镇上去找熟悉的店家斟酌一壶，再拎几包茶回来。马粪纸打成四角包、用一根塑料绳扎成一提溜的，多为花茶，因为闻着很香。

印象中，大伯种田是把好手。他的犁、耙、锹、锄、铲早在开春之前已打磨得锃亮，在灰暗的屋里发出一道道光。沉睡一冬的田地，在大伯的犁下泥浪翻滚。耕过地，起田埂。铁耙吃进满匝的泥土，一起一落，稳稳拍上原有的田埂基。我幼时常看见大伯下田，他的裤管卷得高高的，掮着犁或耙，雨天则披块塑料布，连脑袋一并罩起来。隔着老远，泥土的清鲜之气就迎面而来。大伯在地里忙了一通回家，进院后卸下农具，蹲坐门槛上，脸上身上满是污渍泥浆。他塞一锅老烟叶，吧嗒吧嗒抽起来，满足地笑道：“舒坦哩。”

大伯亦是狩猎好手。他狩猎的方式叫作“压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秋收过后正是狩猎的好时节，大伯一贯是独自一人进山，因此他究竟是怎样识别猎物，怎样发现并且追踪猎物，如何将压木装置安置妥当，又如何在深山老林里脱离随时可能遭遇的种种险境，没人能说得清楚。

我的记忆中，总是在炊烟四起的傍晚时分，远远看见一个人，拄着小木棍、悠悠然担着一挑猎物归来。此时的大伯仍旧是沉默的，眼窝里却有笑意。

他的猎物常见的有山鼠、斑鸠、白鹇、角雉、野猪等，偶尔打到稀罕物，比如獐子或土鹿。然而所有这些野味，大部分都被他送给了左邻右舍，剩下的则仔细清理、连夜腌制，用竹篾串好后悬在灶堂上。北方高寒，寂寥的隆冬因为有了这些丰腴美味，仿佛也没那么难熬了。

大伯苦了一辈子，用手头积攒下来的钱，早几年完全可以在镇上买一套商品房。很多人劝他去镇上买房，他却不置可否，照旧呵呵一笑。或许在一个本分的农人心中，宁愿留着那保命钱，日日摸数才觉得稳妥安然。

我最后一次看见大伯，是他进城来给村里人集中置办年货。父亲请他来家里吃饭，他一进门就连声说道：“城里有啥好呢？喝口水也得买。”他还是笑吟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