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寄远人

对我而言，尽我所能写出父亲一生的故事，就是在履行“保持时间的回忆”“维系历史”的义务。

一

距离上一本散文集的出版时间，已有五年之久。

五年时间，在以世纪为衡量单位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仅仅如同一滴水，实在不值一提，但对个体的生命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跨度。五年前，我收到那本散文集的样书之时，我们还幸运地拥有父亲，还有“爸爸”可叫，尽管彼时他被疾病缠身；如今，他的墓地早已褪尽颜色，春夏芳草萋萋，秋冬一派萧索。物是人非之感，犹如藤蔓植物的根须，紧紧攀附于心壁，不是一声叹息就能安抚。

自从父亲带着他一生的秘密和故事，在一个夏日的黄昏离开我们以后，他穿过的衣物和使用过的部分物品，依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都被清理处置；我们从此很少谈及他，好像与他有关的话题，都属于不可擅自闯入的“禁地”；关于他的记忆，曾在某个时刻蜂拥而至，可随着我们从悲伤中重新抬起头来，回归到各自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也像潮水般以不可控的速度向深海退去。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越来越少。

我意识到了危机。我曾在父亲的协助下调查河内堂向氏的来龙去脉，却在采访中意外发现，数典忘祖的现象普遍存在。祖先们绾草为记、筚路蓝缕的故事，多变为语焉不详的传说；他们曾经响当当的名字，亦在后辈子孙口中失传。我不能忍受父亲与那些散落乡间的祖辈一样，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的记忆里，从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消失——“好似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他从出生到辞世，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恰好见证了这个国家五十年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众所周知，出生于那个年代的人，没有谁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尽管他们多为草莽，在历史面前面目模糊，但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少不了他们的一双手。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个人史，既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历史的缩影。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胡安·鲁尔福：神话之时间》这篇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如果历史是我们意志的作品，而不是众神的随意之作或是大自然进程的产物，那么维系历史就是我们的义务：保持时间的回忆。”

对我而言，尽我所能写出父亲一生的故事，就是在履行“保持时间的回忆”“维系历史”的义务。如果我不及时把那些与他有关的记忆碎片从深海里打捞而出，它们将像船舶的残骸，永远沉没于漆黑的海底。我不能让历史发生断裂。

这便是推动我创作《与父亲书》的力量。

二

“与父亲书”，顾名思义，写给父亲的书，献给父亲的书。父亲是那个特定的预设读者。如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一封写给父亲的长信。在这封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的长信中，我试图与父亲进行一番马拉松式的长谈。像亲密无间的父子那样。像有过命之交而又惺惺相惜的兄弟那样。

我们确有必要进行一番长谈，而且我已准备好满腹之语。这都是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错过了一次次向彼此吐露肺腑之言的机会。

许多年来，我们见面的情形如出一辙：总是在寒暄一番之后，随即就陷入沉默的旋涡。尽管我们的嘴唇都因埋藏着无数话头而艰难地嗫嚅着，闪烁其词的目光也都在彼此添了一分陌生的脸上逡巡，但出于在过去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某种并不健康的习惯，谁也不曾率先抡起闪亮的语言之斧，劈开沉默河面的坚冰。

一股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阻止我们张开嘴唇；一道无形的沉默之墙，是那样结实地横亘于我们父子之间。

这都源于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式的坏脾气和擅于嘲讽的教育方式。和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他曾“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深深地伤害过我们，并影响到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与此同时，他把自己推到一个独属于孤独者的阵营。因为我们和弗兰茨·卡夫卡一样，面对父亲，“终于哑口无言”。

当我略经世事体会到父亲内心无以排遣的孤独以后，曾试图翻越和拆除这道沉默之墙。譬如在见到父亲之前，我总是会进行一番心理建设：在他面前，我要像在朋友面前那样开朗健谈，要多问问他镇上的掌故与新闻，要向他多讨教村子里的繁文缛节……然而，一旦见到他，我的嘴唇就被贴上了封条。

父子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

——在病房里，作为陪护者的我们多数时候都是坐在床尾或椅子上刷着手机，他则目光空洞地盯着天花板或电视机，最终不得不闭上眼睛，借由睡眠打发死水般沉寂无澜的时间，逃避近乎大雨将至前的沉默气氛；

——在他漫长的弥留之际，我们仍然难以逾越那道障碍，而放任他独自沉陷于漫无边际的梦之沼泽，翕动嘴唇，喃喃自语；

——最后时刻，他既没有立下只言片语的遗嘱，也没有向我们郑重道别。

事实上，第一次去武汉陪他确诊之时，我就携带了一支录音笔，并幻想着在陪护期间让他打开话匣子，回忆自己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尤其让他多讲讲从1998年至2014年这十多年间，他被席卷中国大地的打工潮所裹挟，在外省谋生的经历，从而对他进行一个全面而又细致地了解，可我从未鼓起勇气张开嘴唇，录音笔也就没有派上用场。我为此后悔不已。

父亲最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嘱，我猜想他是斩断了对这个冷酷世界的念想；既然我们对他无话可说，他对我们也无话可说。

而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想与他谈一谈我们父子之间为什么会无话可说，谈一谈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谈一谈他和母亲的关系，谈一谈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足以让人铭记终生的事件，谈一谈那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无名之辈。

我相信，写作是一条可以通往对方内心世界的小径。

三

可书写父亲何其困难啊。世界文学史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吉马朗埃斯·罗萨、西格弗里德·伦茨等前辈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众多经典的父亲形象：《百年孤独》中时而富有进取心时而把家庭责任抛之脑后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河的第三条岸》中那个好像没有任何原由便订购了一条船在大河中漂浮，再也没有上过岸的“父亲”；《德语课》中刻板严肃的鲁格布尔警察哨哨长严斯·奥勒·耶普森……

还有我喜欢的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他在《鳄鱼街》和《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这两本短篇小说集里，创造出的那些个异化的父亲形象，譬如那个在阁楼上孵鸟从而具备了某些鸟类特质的父亲，那个最终变成蟑螂的父亲，那个已经死了很多次，却仍以螃蟹的形象在房间里上演逃亡戏码的父亲，都让我窥见自己父亲的影子。他们一样神经质，一样离群索居，一样不被外人理解。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一百余年前的1915年，弗兰茨·卡夫卡在一个叫舍勒森的地方借由信纸（或打字机）对他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所倾吐的种种事情，十之八九我都有过切身体会。他笔下的那个专横暴戾的父亲，与我们的父亲何其相似啊。正是这样，我从此对卡夫卡用德语建造的那一座座“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的神秘“城堡”，多了一份近乎有着某种血脉渊源的亲近感。

伟大的文学作品既让人爱不释手，又让人心生绝望。我在写作这本书时，这些文学史上著名的父亲形象，时时像航标和灯塔一样浮现在我茫无涯际的脑海里，成为我写作不可或缺的参照。与此同时，他们也让我痛苦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还能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父亲吗？如果不能，我写下的那些文字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困惑，另外一个困惑在于，囿于道德伦理隐形的影响和制约，大多数中国作家写就的关于父亲的文章，都只是写出了一部分父亲，而把另外一部分父亲藏了起来，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了美化和修饰。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父亲，并非一个完整的父亲，或者说完全真实的父亲。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所以甫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居然有人那样汪洋恣肆地书写“爷爷”和“奶奶”的风流韵事。他突破了传统写作伦理的禁区。

那么，我敢面对和书写最真实的那个父亲吗？

四

我渴望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而且有小小的野心让读者诸君在他身上，窥见自己父亲抑或父辈的影子。这当然只能是奢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饰的父亲，如实地写进文章里。

收录于这个集子中的六篇散文，最早的一篇《九月永存》完成于2017年，最晚的一篇《时间城堡》完成于今年3月。几乎每一篇，都用尽了我十二分力气。“最熟悉的人最难写”，这条不成文的写作定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要把父亲的形象从日常事务中浮现出来，首先要把他还原到日常事务中去。而要还原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则要带着放大镜沉入到往事中。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同在梦醒之后，努力地还原梦中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还包括还原梦中人的微表情与肢体动作。更确切的说法，是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梦重新召唤回来，像文物修复师一样对细节进行修复。

我还渴望创作出不一样的散文。中国白话散文历经百余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散文正如李敬泽在二十年前撰文所说，已沦为侏罗纪公园。在散文观念上，我十分认同李敬泽所提倡的回到先秦文章传统，向庄子学习，或者向罗兰巴特和本雅明学习。因此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把脑子里固有的散文概念排除在外。

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这一点，但相较于过去的作品，我自认为还是有所变化。

当我完成这本书的创作，梳理书稿时，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性格的父亲。《鼠患之年》中的那个父亲，面对大蛇沉着勇敢，面对困顿的生活却满含悲愤；《九月永存》与《独角兽》中的父亲，被疾病日夜折磨，身体里塞满恐惧和无穷无尽的孤独；《巴别塔》中的那个父亲，性格暴躁，而且拥有一段可能存在的情感野史；《时间城堡》中的那个父亲，不被父母所爱，像一个孤儿……

最后一篇文章《无名之辈》，写的是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虽然H先生、云哥、凯三人在镇上大名鼎鼎，但读者诸君只需瞄上一眼，便知道那是另外一种名声。追根究底，他们都属于社会边缘人，都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连小孩子都敢拿他们开涮。尤其是云哥，活脱脱阿Q转世，害怕强者，欺负弱者。

这篇文章与父亲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我之所以把它收录进来，正如前文所说，是想与父亲谈一谈我们共同认识的无名之辈。“与父亲书”，不仅仅是讲述与父亲有关的故事，也包含给父亲讲故事的意思。

五

这是我的第五本书，也是第五本散文集。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把他当成是我的第一本书。因为无论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还是写作，都与过去不一样了。是的，在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们的生活就注定与过去不一样了。

我在自序中也说，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父亲”这两个字眼和他的身影，会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逝。这影响到我的写作。去年，《大家》杂志给我开设了一年小说专栏。我为此创作了六部短篇小说。当我把最后一篇稿件发给编辑时，我吃惊地发现，六部小说中，有五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拥有一个身份，那即是父亲，而且是失踪的父亲，作为失败者的父亲。

我无法预见我日后会不会成为布鲁诺·舒尔茨这样的书写父亲的专业户，但我已明确地知道，“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正如卡夫卡在信中对他父亲倾诉的那样。

（本文为作者新作《与父亲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