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哥

房哥走了，他活了83岁。

1974年，房哥35岁，我18岁。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后，从西安去蒲城县党睦公社沙坡头大队沙西小队下乡当知青，住在了他们家里，与他们这一大家人一起生活了三年……

房哥这一大家人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我走进这个大家庭，是在1974年6月的一天中午，我从收麦子的地里刚回来，正发愁午饭怎么解决时，房哥的妈妈从村西头踮着小脚走进了我的房间。她老人家一进门就对我说：“ 娃呀，你一个人到了这村上，又要下地干活，又要做饭，这麦月天（收麦子的季节）忙成这个样子，你可咋吃到嘴里呀？”她没等我回话，紧跟着又说：“我看你就到我屋里去吃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起码过了这麦月天，忙罢了（过了收麦子的时间）再说你自己过活的事！”还是没等我说啥，她拉起我的手，就让我跟着她走进了村西头她家的院子里。

房哥那天不在家，与我一起吃饭的只有房哥的伯（陕西蒲城农村对爸爸的一种称呼）、房哥的妻子和房哥的妹妹，还有房哥的两个女儿。过了一天我才搞明白，这是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庭。房哥的伯和妈是祖辈，他们膝下有一子五女。房哥是老大，他们夫妻生了两子两女。房哥的5个妹妹有三个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妹妹虽然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但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是以房哥这一代人为中心的。

房哥是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这一大院祖辈留下的宅院，房哥也没有很上心。他初中毕业时，正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年代，祖辈留下来的土地、牛和其他所有的生产工具都归了集体，相应的也有了人民公社、大队、小队的集体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房哥这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小伙子，成了个热心于集体管理的人，先是小队的会计，不久就当上沙坡头大队的会计。

沙坡头大队有12个小队，也就是过去的12个自然村。大队的领导有书记、队长、副队长，下来就是会计了。说是会计，实际做账、管账的事很少，整天忙的事，都是大队的管理工作。

大队的管理工作还是蛮多的。把从公社领回来的生产任务分解到各小队，督促落实各小队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是主线。这方面的测产、统计、总结等各类事情很多。另外，还有各小队队长选举，班子调整，班子考核以及那些一茬接一茬的教育农民、管理农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此之外，大队的小学、卫生站、机站、合作社小卖部、果园都是大队要管的事情。

房哥虽然不是大队的书记和队长，但对这些事情很热心。每天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出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整个沙坡头大队的乡亲们没有不认识他的。比他辈分大的人叫他“房”，与他同辈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亲切地叫他“房哥”。我比他小17岁，又在他家里生活，当然他就是我的房哥了。

我到这个家里住了半年以后，就再不是这个家里的外人了。房哥成天在外边跑公事，家里成年男人们该干的担水、起猪圈，给自留地拉粪的出力活，我都帮着干。做饭、洗衣的事，当然不用我操心了，连晚上睡觉，我都是和房哥的伯，还有房哥的儿子同睡在一个炕上。这一大家人把我当成了自家人，我也把他们当作我的亲人。日日夜夜，每天在一起，房哥在给我提到他的伯和妈的时候，不再说“我伯、我妈……”而是说“伯、妈……”就这样，顺其自然地，我就把房哥的伯、妈也称为“伯、妈”了。从此，我就有了我的干伯和干妈。

房哥有了我这个正当年的兄弟分担家里的体力活，就更加每天不着家了。偶尔哪一天突然回来，也都是带上公社的干部和大队的干部一起到家里来喝茶、吃饭。干妈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会把房哥带回来的客人招呼得妥妥帖帖，但背过这些客人，又会笑着给我说：“你看你哥，整天不管家里的事，还把这个家当成大队的接待站了！”

房哥不但把这个家当大队的接待站，还时不时会在大队的小学老师灶上缺面的时候，回到家，不管干妈怎么说，从面瓮里挖上一斗面，提着就送到了小学的灶上。干妈虽然嘴里说着：“家里磨面，不见你的人，回来挖面你倒利落！”但她在说这话时，脸上是面带笑容的。

房哥对干妈的嗔怪，不知是不在意，还是心里有数，家里家外的事情，他总是先考虑把家外的事情办好。

房哥一门心思干大队的公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人缘好得不得了，能给家里和村里人办的好事，他也很热心去办。1975年，县里和公社派驻到大队的工作组把村上一个有点自己想法，又爱说几句牢骚话的年轻人叫走去谈话，而且还不让回家。这个年轻人的妻子来找房哥，房哥二话没说，立刻就去找他熟悉的工作组负责人说情，很快就把这个年轻人保了回来。大队成立了一个建筑工程队，他就安排他三妹和村里几个有手艺的人一起到建筑队去干活。大队有了拖拉机站，他就安排村上的一个年轻人去机站当了驾驶员。他对我的事情，那就更上心了。1976年底，在我们这一批知青的招工开始后，他就从公社那里给我争取来了一个西安的名额。这样我就第一批从农村招到了西安的单位，当上了工人。

1977年初，当我要回城时，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干妈也在我上路的前一天晚上给我说：“ 我这辈子只生了你房哥这一个儿子，几十年了，我心短啊，有些担心这个家撑不起来。你虽然是个城里娃，但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娃。家里有了你的这几年，我心里踏实多了！”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老人家，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会让您永远踏实的！”

我1977年年初回城当了爬电杆的架线工人。在这一年的年末，高考恢复了。我连考三年，在1979年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分到省委干了10年，1993年以后又到了投资公司，后来一步步又在信托公司和西部证券担任高管，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一个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了。在这期间，房哥一家人在包产到户后的日子过得不错。房哥也在1982年有了他的第一个孙子康康。这十几年，我回到房哥家五六次，房哥到西安来办事，也总会先找到我，但不论是房哥，还是我干伯、干妈，从来没有让我办过任何麻烦事。到家里来看我，也从不在我家里住。他们觉着我离开他们后干成了挺大的事，还是很荣光的。

1994、1997年，干妈、干伯相继都去世了，这一家人当中，我最牵挂的就是房哥了。农村改革后的前些年，房哥在村上还是管事儿的村干部。1990年以后，随着他年龄的增大，不再管那么多事了。但没想到的是，麻烦事却惹到了他身上。1995年7月的一天，房哥到西安来找我说：“我遇上官司了。我当会计时做的一笔账引起了纠纷，涉及三四万块钱。我的这个账表面上有点不太清楚，但真实情况是我绝对没有拿走这些钱。为这事，人家把我告到了县法院。县法院竟然判我输了这官司，你看看咋办？”我心想，账的问题，可以再论证，但房哥是个厚道的好人，当年为村上做了那么多好事，绝对不会去干这种肮脏的事。我说：“房哥，你别急！论法律，你不服县法院的一审判决，可以上诉到渭南中院进行二审。我出钱帮你请最得力的律师，尽可能还你一个清白！”

两个月以后，房哥上诉到渭南中院的这个官司赢了。房哥高兴地来找我说：“你帮我找的这个律师太行了，我可咋感谢你啊！”我说：“感谢啥呢，钱不钱的，没那么重要，关键是不能坏了咱屋里几辈子积下的德性！”

房哥家几辈子积下的德行，虽然让房哥和他的子孙们在农村改革后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只要碰上个急需用钱的事，还是挪腾不开。1997年5月的一天，房哥又到西安来找我，午饭后，我就看出他不同往常，好像有点心里话没说出来。我说：“房哥，你有啥事儿尽管说。”他这才说：“家里有点用钱的事，实在拿不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借上六七千块钱？”我说：“这不是个啥大不了的事，你就别说借了，我直接给你拿7000块钱，你去用就行了！”房哥说：“那我一定要给你还！”

别说是房哥只张口了六七千块钱的事，就是再大点的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觉得我都应该去做。2005年，房哥的孙子康康大学毕业了。我也帮他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这孩子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甚至惹上了几十万块钱的账务麻烦，我都尽可能地去帮他解决了。房哥对这一切也都记在心里。

我2016年退休后，有了很多空闲时间。我在每年的春节前后都要去村里看房哥。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心情也很好，特别是对国家免交农业税的政策，也就是不用农民再交公、购粮的政策，不止一次地给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太好了，而且还给种粮补贴。我们手上虽然没有多少钱，但娃们的庄子（陕西关中农民对自家院子的说法）都有了，他们的日子都过得不错。我们老两口没有啥收入，也没有太多用钱的地方。我借你的那些钱等我攒下了，还是要还你的！”

房哥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帮他的那一点事，他永远都记着。2021年6月23日上午9点半，康康突然打来电话说：“我爷前几天因气上不来住进了县医院，住了没两天就说医院花钱太多，也治不了病，闹着要回来。回到家里两天了，病越来越重。今天早晨上气不接下气的，已经有点昏迷了。医生说可能这几天就要过世了。”我心抽了一下，紧跟着开车往蒲城赶去。中午12:30进到屋里，看到房哥躺在床上，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处在半昏迷状态了。康康摇醒他，并趴在他耳朵上说：“你看谁来看你了？”只见他使劲睁开了眼睛，盯着我，以几乎听不清的模糊声音发出了:“保和……”我看着他那微弱无神的眼光，拉起他已经有些冰凉的手说：“房哥，你好好休息！不要再多说话了！”但房哥紧跟着还是给康康交代说：“中午吃饭要给保和倒上酒，让民娃（房哥的大儿子）陪着多敬几杯……”

这句话就是房哥这一辈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两个小时以后，康康给我说：“我爷走了，最后再没有留下什么更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