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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父亲的叫早

2023-03-23抒情散文胡宁
父亲走了快20年了,每每想起我心里总怀歉疚。因为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我总是忙啊忙,没空陪着他。

记得父亲走之前的那个傍晚,已经卧床不起的他,把我叫到跟前,仿佛有重要的话要……

父亲走了快20年了,每每想起我心里总怀歉疚。因为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我总是忙啊忙,没空陪着他。

记得父亲走之前的那个傍晚,已经卧床不起的他,把我叫到跟前,仿佛有重要的话要说。我等了好几分钟,他才吃力地低声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了,别嫌啰唆,里面酸甜苦辣什么都有,以后有时间可以看看……说完,就让母亲把7本没有封皮的白色笔记本交给我。

我一愣,拿起一看,每个封面上都认真地写着一行字:一个农民儿子的故事。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好像有几十万字。父亲什么时候动笔、什么时候写完,对此我全然不知。更惭愧的是,事后许久,我虽翻过,也挑着看过,但并未完全读完,就把他的作品同其他一些物品“束之高阁”了。

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说,我要为爷爷整理这本书,并把它印出来!这着实让在场者心里暖暖的。女儿还说,爷爷的书,你这当儿子的总要写点什么吧。我赶忙应承:好的,好的!

实不相瞒,一打开记忆的闸门,我首先想到的是怕。真的,从小到大我对父亲其实挺怕的。小时候,我家就借住在县城一个叫“阳和门”(又称谯楼)的地方。楼不高,下面是个城门洞,上边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虽经久未修,却是县城的一处古迹,据说始建于南宋年间。站在阳和门上面,前边可以望见长长宽宽的徽州府衙,后来叫“人委会”的大院;后边有一座高大的八脚石牌坊,四边柱廊上刻着大大小小的字,长长一溜,看不甚懂。那个时代,县城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咱们小孩也不甘寂寞。一天放学,我就沿着女儿墙,用墨汁歪歪倒倒地写上几行字,大概是“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是大坏蛋”之类。但这就闯祸了!父亲发现后,严厉责问我和弟弟:谁写的?是文物知道不?发怒的父亲像是头狮子,脸都气走形了。没法子,我只好承认。换来一顿暴打不说,还被迫哭着用水去洗刷,弄得满脸满身都黑乎乎的。

以后我们住进了大院子。那时没有自来水,前后却有两三口古井,各家各户就靠它们生活。不知什么时候起,父亲就要求我除了给家里挑水,还要为邻居汪伯伯挑。有一天,父亲下班,开口就问,汪伯伯家的水挑了吗?才打篮球回来的我想也没想就应了一句,挑了!事后父亲了解后,知道我说谎了。结果如何?你懂的!

印象中,犯事被揍好像还有,反正父亲挺凶,不怎么可爱。我有时甚至想,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父亲?倒霉。

有多少父子就有多少故事。父亲也有让我吃惊的地方。小时候,父亲经常讲,他是祁门老胡村走出的不多的自学成才(私塾旁听生)的“秀才”,读师范,那是因为家里穷,可以不交学费。

父亲很固执,做事追求极致。“当年跟着你父亲干展览的活,那是要脱一层皮的。有一年要代表徽州去省城办展览,你父亲负总责,我和程极悦一个画一个写,起三更落半夜,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小人物不知来来回回推敲多少遍。当然,最后的展览那办得是顶呱呱的,打遍全省无敌手呢。”几十年后,他当年的同事、画家汪家龄成为我的报社同仁,就是这么“揶揄”他的。是的,从小我还有点鄙视父亲,一个小小科级,还是副的,有必要整天下乡、加班加点,还要倒贴“春秋”“大铁桥”香烟什么的吗?可他总是乐此不疲。

父亲在人委会大院,开始是干事,很多年之后才当了个小秘书,无足轻重,默默无闻。但起得早,很勤劳,倒是出了名的。别人家才刚刚起床,父亲就拎着铁桶下河洗衣回来了。谁家有个什么事要赶早,只要说“小胡,明早叫一声”,保准不会误事。而我们兄弟俩就遭殃了,因为好像从来没有睡过懒觉,还要帮人家挑水、打扫卫生什么的。那时母亲在乡下教书,我们跟着母亲在乡下,只有等到周六天黑时,才能回到城里。刚兴奋了一晚上,天不亮又被父亲从被窝拽出来,你说窝囊不窝囊?学师范的父亲对此还常振振有词:黎明即起,孜孜为善!这是古训!

为了奖勤罚懒,父亲还有一招最“险恶”。那就是谁睡懒觉,没完成挑水,或晨读没背下来该背的,谁中午就不能进食堂买肉吃。这可是天大的事。平时在乡下,学校食堂是不炒菜的。一周一瓶豆腐干炒酱,一日三餐如此。所以进城过周末,最惦记的就是人委会食堂里那二角钱一小碗的红烧肉或粉蒸肉,虽说其实只有两三块小肉盖着,还多是肥的,但反正一咬有油,饭就香得不得了。

不咸不淡的日子,倏忽而过,到了1977年。这一年,有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兴奋点——恢复高考。可是我却走了“麦城”。事后虽然有资料表明,那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录取率,还有那么多“老三届”扎堆,可是,我一气之下,不顾一切,要远走高飞,去大西南当兵。母亲不同意,父亲却放行,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在一到部队,形势出现“拐点”。新兵连最怕“紧急集合”,有的战友睡前连铺盖都不打开,一直在等哨子响。而我不怕,早起已成习惯;站岗最悚凌晨“两点岗四点岗”,而我坦然,照睡照起,从来没有脱过岗。之后,又凭优秀的表现和一手“好字”被上级后勤分部机关相中,调往重庆,当了广播员、放映员,连整个机关大院的作息时间都由我“发号施令”呢。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当年特别心烦的父亲叫早和他劝导的“黎明即起”,开始产生效益了。直到那时,也才从内心上与这位不讲理的父亲稍稍有些靠拢。原来父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许不完美就是一种真、一种爱。

我与父亲之间,还有一件事刻骨铭心。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当兵已有3个年头,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区电影技术培训班。一天,突然有人在广播里喊有我地方长途电话。待到我赶到值班室,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很小很小的声音:“没别的事,家里一切挺好,你放心!”说完就挂了。当时纳闷,没别的事,打什么电话?也未作深想,心想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探亲了,就忙其他的去了。过了些天,又接到父亲和母亲一块写的一封信,好像还附了一张父母弟弟他们仨在一起的照片。父亲依旧那般严肃,母亲依旧堆积挂念,弟弟果然长高了。母亲还嘱咐:弟弟要的军帽,探亲记着带上啊。我赶忙回信,并告知具体毕业、回家时间。离家3年了,头一次探亲:与父母团圆,与弟弟相牵,与同学欢聚,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期待!

终于回家了!

那时皖赣线刚开通,火车站在新区,黑灯瞎火。一班同学分别把守一节车厢,很快就把我“逮”到,长长一溜自行车,一路铃声清脆地把我送到了家。我原本要拿出重庆怪味豆招待大家的,可是转眼所有同学都不见了,只剩下父母。我一下子不适应,弟弟怎么不在家?我四处望望,连连发问。这一问引起了母亲的号啕,父亲赶忙扶母亲坐在床上,这才一五一十告诉我真相:原来半年前,弟弟下河游泳发生了意外!当时大院里不少人建议我父母,赶快发电报把我叫回来,母亲眼巴巴地望着父亲,要他赶快办。可是父亲犹豫了。他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暂时对我封锁消息,并和所有亲戚、朋友、同学都打了招呼。他的理由很简单,悲剧已经发生,我们只有承受,再说我正在集训学习,马上就要毕业,绝对不能影响我的前程。后来在母亲再三央求下,他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那个什么都没说的电话。听完这一切,我傻了一样,期待的合家欢刹那间变成了煎熬。弟弟走了,家里的天仿佛塌了。整个假期,我都在安慰母亲,过去生龙活虎的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

又要离开家回部队了。母亲哭成了泪人,怎么劝都不行!临睡前,父亲照例又问了句,“明早几点叫早?”我本想说,不用了。我已当兵3年,生物钟已校得准准的,哪还用再叫早?但我没阻拦,说:“4点吧!”说罢,就出门上二楼那个曾经与弟弟共同居住多年的房间去了。整理完衣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会儿想着弟弟,摸着他曾经想要的崭新军帽,鼻子一阵酸酸的;一会儿又担心起母亲来,刚刚团圆没几天,她煮的一大锅茶叶鸡蛋还没吃完呢,就要走了,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真是父亲叫醒了我。当我推门要迎父亲进来时,他已转身下楼,筒子楼长长的过道,留着他长长的背影。

以后每次探亲,或长或短,“格局”依然没有变。再晚再早,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父亲照例来叫早,只是父亲慢慢在变老,敲门的声音也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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