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2021年第3期｜耿翔：父亲书

一位画家在画一条极美的河流时，心中这样想：它是有远方的水。

是啊，马坊这地方，离真正的河流太远了，比如黄河、渭河、泾河。它不只远离大地上动脉一样的河流，也远离大地上静脉一样的河流。它所拥有的那些河流，至多可以称之为大地上的毛细血管，而在一年中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干枯的、堵塞的，它们让马坊的身体，像一个常年贫血的人，病恹恹地躺在我们的脚下。

马坊的河流，都不在地上，而是在很深的沟底，绳子一样地流着。

流出它们的沟，依次为延府沟、桥杖沟、木杖沟、来家沟、西河沟。

在陕西地名志上，最终留下名字的，是西边的漆水河。它发源于罗家岭，流过马坊南边的沟底，一路接纳了其他沟里的水，流进了五峰山下的三岔河。

它在我们村南边的沟里，聚集起了一块不大的水面。流下岩石时，原本寂静的沟里，突然发出很响的声音，村人就叫它响石潭。

每年到了小满，也是麦子最需要雨水的时候，父亲就想，这些水怎么不在地上流呢？如果流在地上，他可以把它们一滴也不损失地引到村上的麦地里。

站在沟边，望着沟底里那些不大的水，他心里很苦涩。

他不知道，这么细小的水，也是有远方的。

在羊毛湾水库上遇见狼

这时的小麦，用一身油绿，把村子里的大小地块都占满了。

有风没风，它们都会向着某一个方向倾斜自己的身子。麦子大面积的倾斜，不仅让走在地上的人和牲口感觉大地都要倾斜了，就是钻在云朵里的飞鸟也感觉天空要倾斜了，它们扇动的翅膀，好像一时对不上气流的方向。

这时的父亲，也不在村上。

远在百里之外的羊毛湾水库上，父亲和来自周围县里的民工，每天吃着菜汤一样的饭食，饿着半饥不饱的肚子，干着搬山、运土、填沟的体力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库区周围半山腰上打出的没有门窗的窑洞。父亲后来告诉我，刚到工地上的时候，干一天土活，晚上往窑洞里一躺，眼睛一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被人拖出来，撂在原上的野地里喂狼，都醒不来。

饥饿和劳累，让每一个躺下来的人接近了昏睡。

那个时候的乡村，一切都显得荒凉，到处都有狼群出没。

很多人一下子拥到羊毛湾这个地方，摆开这么大的阵势，那些占据着这里的荒山野岭的狼群，也就丢下自己住了好些年的窝，带上一群幼崽，往远处撤退着。有人就说笑话，库区还没移民，狼抢先把自己移出库区了。狼在平原上和山区里养成的天性，就是紧邻人群和村庄，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白天在窝里睡觉，晚上出来猎食。有人群和村庄的地方，就有各种各样的牲畜和家禽，这些都是狼一生惦记着的好食物。它们一有机会，就会在一些人烟稀少的村子里制造出一些血腥事件。一般牲口，狼不是对手，从人家叼走的多是一些猪鸡。也有一些烈性的狼，扑进村上的饲养室里，知道整头牛太大，叼不走，就用獠牙咬住牛的肛门，掏出一堆血淋淋的肠子，叼在嘴里逃走。被掏出肠子的牛，还忍着疼站在石槽边反刍，直至轰然跌倒，睁着眼睛死在圈里。

有些逃出库区的狼，大着胆子，晚上转回到老地方，想寻找一些猎物。

有一天，从邻近的窑洞里传出消息，一个睡在窑门口的人，被一只狼咬住脚后跟，使劲拖到土崖边上，人疼醒了，猛地坐起来，狼被吓了一跳，松开口，往后一退，从土崖边上掉了下去，摔死在一堆石头上。那里的民工，顾不得民间不吃狼肉的习惯，就把那头狼连骨带髓都吃了，也算在羊毛湾水库，改善了一次生活。人们把剥下的狼皮铺在那位民工的身下，算是一种补偿。他在狼皮上躺了半个月，再走上工地的时候，是一瘸一拐的。

听着这些发生在人间很有些残忍的事，我想，那都是因为饥饿，让人性和狼性彻底地搅混在一起了。

在羊毛湾水库，有一段时间，父亲是给食堂里找柴火的。

这活并不轻松。那么多的人要吃饭，附近能烧的柴火都被烧完了。父亲就扛上扁担，每日在远一些的山坡上艰难地寻找着柴火。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悬崖上有几蓬铁杆蒿，就爬了上去。刚一挥镰刀，铁杆蒿的后面闪出一个洞，洞里是一双发蓝的眼睛。那是父亲一生最近距离地看到狼，也可以说，他们都快要扑进对方的怀里了。父亲没有了退路，狼也没有了退路。他们能给对方的，不是人被狼咬死，就是狼被人杀死。

狼的武器是獠牙。父亲的武器是镰刀。

父亲没有看到狼的眼里露出凶残的光，反而看到一种乞怜。再往洞里看，是几只惊恐的小狼。父亲放弃了那些柴火，急忙退了下来。他扛着扁担，走了很远，身后才传来狼的哀号。他不知道，那是一只正在哺育孩子的狼，对一个放弃进犯它们的人，发出的感激的叫声。

那天夜里，父亲躺在能看见满天星星的窑洞里，没有睡着。

他想了一夜，都是在想一个月前出生的我。

不能像那只狼一样守在孩子身边，他急得抓狂。

过了一段时间，饥饿和劳累把大家都锻打得皮实了。很多人就也不知道饥饿，也不知道劳累，更不知道想家了。天亮了，成千上万的人从窑洞里走出来，该搬山的搬山，该运土的运土，该填沟的填沟。天黑了，成千上万的人走进窑洞里，该睡觉的睡觉，该抽烟的抽烟，该说笑的说笑。

只有父亲一个人，像一只孤独的狼，在山坡上寻找着柴火。

直到有一天，看到对面土崖上的麦子抽出了手指粗长的麦穗，大家才想起老家的麦子也快要黄了。

麦子黄了，就能有一段时间，回到自己的村上了。

父亲在离开羊毛湾水库的头一天，专门去了那个与狼遭遇过的悬崖附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他想望一望那丛铁杆蒿，更想望一望那个洞口。他期望能在一阵带着麦香的风里看见那只守在洞口的狼，那样，他就可以放心地离开这个地方了。

那丛铁杆蒿，没有出现在那里。应该被别的寻找柴火的人砍了回去。

只留下那个洞口，黑黢黢地，像吊在悬崖上。

父亲打了一个趔趄，腿就软了下去。

在回村的路上，他一直想着：那只狼带着几只小狼，会去了哪里？

多年以后，当我出现在羊毛湾水库宽大的水面上时，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地方，可以装下这里的风景。尽管那天秋高气爽，碧波荡漾，天上的大块云朵也禁不住这么好的风景的诱惑，纷纷把自己羽化的影子映衬在温秀的水里。

我在心里，空出了很大的地方。

我想把父亲当年寻找柴火的那些山坡，原封不动地装进来。

只是库区周围的山坡，一层一层，向着更远处延伸着。

我不知道哪些山坡真的被父亲走过。

夏天的本味就是一种苦

地里的野菜一起开花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放下手中的铁铲和笼子。

这段时间，我们挖的野菜太多了。我们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是野菜的颜色。时间长了，那些原本的绿，就被开始热起来的太阳，晒黑在我们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再被携带着黄土的风一吹，野菜的颜色就成了我们手上、脸上和衣服上的垢痂。

这样的垢痂，一层一层地，像给我们的身体缝上了铠甲。

因此，我很不愿意在文字里描写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那时候的乡村生活，让我们除了两只眼睛还睁得稚气、纯净和明亮之外，我们的身上没有一处光鲜的地方，可供今天回味。就像我们的头发，在头上疯狂地生长着，里面藏得最多的，一定是黄土。那些看见我们的大人，都说这娃长成猫脸了。头发长得不能再长了，父亲就会烧一盆热水，按住我们的头，洗出一盆黑水，然后用不太锋利的剃头刀子，把头周围那些猫脸头发很疼地剃下来，只在头顶上留一撮毽子一样的毛盖。有一天，我们挣开父亲的剃头刀子，不想让他在我们的头上剃出那些太老旧的发式。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那个时候，藏在我们肠胃里的，没有几粒粮食，都是一团一团的野菜。我们打饱嗝上来，自己都能闻到自己的味道，就是野菜的味道。

地里的野菜开花了，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野菜的叶子，不再只是一股鲜嫩的味道，它也有了一定的面水。这个时候的野菜，挖回来晒干，一定能揉出绿里带白、像细面一样的粉末，能当粮食吃，还很顶饱。有两种野菜：一种叫羊蹄眼，叶子细细的，开蓝色的小花；一种叫涩哇哇，叶子宽大又长，锯齿一样，但不扎手。这是我们挖得最多的野菜，也是今天的城里人，一到每年的五月就能吃到的野菜。他们不知道这些野菜叫羊蹄眼，叫涩哇哇，都很文雅地叫它们荠菜。再加上儿化音，好像如此叫上一声，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乡愁，就成了城里人的乡愁。

其实城里人只是吃个鲜，解个嘴馋罢了，根本与乡愁无关。

而对于生活在乡下的我们，盼的就是野菜开花。

那个时候，父亲手里的农活再忙，都会起早贪黑，背上我们家里最大的老笼，在地里挖着开花的野菜。每天从地里回来，都背着老笼里塞得瓷实的野菜。我要掏上大半天，才能掏完。野菜堆在院子里，像一座小山。就是这些野菜，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出在土里刨食的人命都像鸡一样，刨得再勤快，饥饿还是每天附在身上。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一只鸡在那里刨食。它不只是专注，你看它的冠子，一直充满了血，像要爆裂了似的。在土里刨食一会儿，它还要昂起头，朝天叫唤几声。我想，就那么一块泥土，里边能有几粒丢弃的粮食，又有几只还活着的虫子呢？

从这笼瓷实的野菜里，我想父亲的背脊上，每天压着多少东西。我知道，一个伺候庄稼的人，没有一副好脊骨不行。但再好的脊骨，在这样长年累月的重体力活里，没有不被扭曲的。父亲在很早的时候，腰就向着马坊的大地，不由自主地弯了下来。

那不是一种骄傲，那是一种委屈。

等到地里的野菜，被疯长的麦子完全覆盖，父亲停止了这种苦活。母亲也把揉下的那些像细面一样的粉末装满了布袋。这就是在麦收之前，村里好多人家要吃的一种特殊的粮食。

那个时候，我们才闻出了夏天的本味，就是一种苦。

因此，马坊人习惯把野菜叫苦菜。

其实，真正懂得了大地的人，就知道大地像一位最好的中医。父亲不会想到这些，但他清楚，这个时候的人，包括自己，心里的火气都很大。这不仅是因为天地转阳，我们身体里也充盈着阳气，诸多揪心的农事也让每一个庄稼人身上的火气都噌噌往上冒。父亲说，麦子正在熟面，天干得瓦渣一样，不掉一滴雨，麦子就在胎心里一天天枯萎了。父亲说，麦子正在灌浆，风越吹天上越干热，麦子得不到水，还要往外出水，死不到镰刀下，先要死在风里了。父亲说，没雨的干热风，把麦子活活吹死了，却把缠死麦子的蚰蚶一夜吹活了。满麦穗上都是一层黑漆漆的蚰蚶，正在吸着麦子里的浆水。父亲说，收麦下的是霸王力，没粮食下到肚子里，力气从哪里来。

父亲说着说着，就是一肚子火。

大地就在这个时候，长出了满地带有苦味的野菜。

这个时候，没有不吃野菜的人。父亲吃了，肚子不再那么饥饿了，父亲肚子里的火也被野菜的苦味祛除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种野菜，名字叫王不留。父亲一再叮咛我，挖野菜的时候，不敢挖王不留。在他的印象里，王不留不仅是一种苦菜，更是一种带毒的野菜，吃了是要出人命的。因此，地里那么多的野菜，连根都被挖光了，只有王不留孤单地站在麦地里，开花、结果，直至死去。我有时看见队里的牛，嘴里叼着的青草里也有王不留，就很害怕这头吃了王不留的牛会在夜里死去。第二天，牛被套在木犁上，气昂昂地从地头上走过来，看了我一眼。

留在地里的王不留，就和麦子一起被收割回来了。王不留的种子也就被打碾在麦子里。母亲每次收拾麦子磨面时，花费时间最长的，就是从中拣出王不留籽。母亲在村上是细致人，那些不细致的女人哪里会坐在院子里这样收拾麦子。把麦子倒在簸箕里，上下扇几下，再倒上磨顶，牲口转上大半天，麦子里搅和着的王不留籽就磨成了白面。家家都这么吃，也没听说谁家吃出了问题。

王不留，不一定是毒草，主要是名字叫得怕人。

王都不留，你敢吃吗？

野菜开花的时候，我们发现，把带有苦味的蒲公英揉成一团，再用带有辣味的小蒜缠起来，咬上一口，在嘴里慢慢地嚼，很有味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嘴角上常常挂着几道绿水，在麦地里奔跑着。

由野菜的苦味，也想到那些年我们在乡村里寂寞地成长，能从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上体验出，青春的本味也是一种苦味。

很多时候，这种苦味，我们又无法言说。

尝新麦的日子

小满前后，是马坊人一年中心情最复杂的月份，我们叫它五黄六月。

这个时候，麦子在地里一天一个样子。它的叶秆上，绿色开始褪去，很亮的黄色正在层层涌出来。它的穗子不只长得粗大了，也长得瓷实了。我特别注意到了它的麦芒，不再像前几天，握在手心里还是一种绵软的感觉。这下，它不仅扎手，还会挂住我们皮肤的一些粗糙处，有种撕扯的疼。

是太阳搅和着雨水，让麦芒成了真正的麦芒。

马坊人很喜悦。因为新麦，就要吃到嘴里了。

也就是在等新麦吃到嘴里的这么一段时间，让很多活着的人等不住了，也让一些将死的人等不到了。为了活下的人和将死的人，马坊人就有了尝新麦的习惯，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人神共享的民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遍地的麦神向簇拥在他身边的人群，发了慈悲，提前赐福。

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坐下来，就哀叹村上那些死在五黄六月的人。

在马坊民间，有个普遍的说法，就是死在这个月份的人都属于下场不好的，会引起一些活人的微词，认为这人在世上时，要么做了坏事，要么亏了人，要么太恶了。总之，这人在阳间干了有损阴间的事，鬼神就把他的阳寿掐死在这个很难活下去的月份里，让他看着家里的粮食被数着颗粒吃光了，接不上新麦。而长在地里的麦子能看在眼里，却吃不到嘴边。也就距离收麦不到半月时间，偏偏让他饿死在五黄六月。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害怕这个月份。

而那些死在这个月份的人，也很让后人没面子。

马坊人也就有了咒语：让你死在五黄六月。

父亲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时候死去的人，都是村上最可怜的人。他们从冬天走出来，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春天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劳累得等不到吃那一口新麦了。我后来想，父亲的看法是对的。我不能说马坊这片土地自古就只养善，不会养恶。事实是，在父亲生活在村里的时候，那里还真是一片安宁。生活是苦了点儿，但遇到事情邻里都有个帮衬，不至于被生活压垮，还能活出一种没有大喜也不多大悲的人间滋味。至于说在这片土地上干邪恶之事，还真的没出那样的人。被村里人有时挂在嘴上辱没一两句的，也就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我在村上，知道犯过国法的也就两个：一个是教书的星运，因偷盗被关了几年；一个是在县上工作的民娃，因作风问题坐了两年监狱，又回到了村里。

父亲一声叹息：这端在手上的公家饭碗就这么打了。

因此，在麦黄之前，村上谁家的老人病在炕上起不来，父亲知道了，就会催促他的家人，去村南沟边干旱的地里，割些黄得早的麦穗回来，晒干用棒槌打了，在磨豆腐的手摇磨上磨一把麦面，擀一碗长面，赶紧让病人吃上一口，好坏也是尝过新麦的人。

那些年，马坊走到阴间的人，至少在后人心里都不是饿死鬼。

我的住在南场里的伯父，一生生了五个孩子，大儿子和女儿早早地离开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守在他身边的三个儿子都是村上有些脸面的人，按说，这位伯父一生没缺过吃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多年住在别人家闲在那里、破得不能再破的窑洞里。我们白天去他家，坐在炕上说话，像坐在不太黑的夜里，看着伯父的脸面，有些模模糊糊。他在村上多年，属于没有自己的地方住的人。等他住回自己在南场里的院子时，他在世上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和父亲一样，都是村里闲不住的人。我的记忆里，他像永远处在很热的夏天，穿一件粗布的汗衫，戴一顶草帽，肩上那把碾麦起场用的木杈没有放下来过。什么时候见了，他都是一脸的汗水，都有忙不完的活。

我的这位伯父，就死在那年的五黄六月。

我们知道后，都赶去了南场。父亲掀开盖在他脸上的麻纸，看了一眼，就问站在身边的三个侄子，给他吃上了新麦面没有。

三个侄子没有说话，父亲也没再问。

晚上，父亲坐在炕上，吸了一阵闷烟，把烟灰弹在炕沿上。看着还处在伯父死后的惊恐和悲伤里、一直缩在炕角的母亲和我，父亲心情凄凉地说了一句话，这人死的还不如鳖子他婆，就合衣躺下了。

我知道鳖子他婆。一个走路很蛮势、头发早早白了、眼睛有些斜的老婆。早年守寡，住在北胡同，有两个孙子：一个会吹唢呐，人灵性得很，就是爱沾染村上的女人；一个有些疯癫，一脸傻笑，没见过女人白活了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老婆，死前也吃上了新麦面。据村上人说，是她疯癫的孙子，给她喂得太急，让新麦面把她噎死了。

埋了伯父的第二天，我们村南边的麦子黄了。

收麦的人，手里提着镰刀，朝大片的麦地里涌去。

死人的晦气，也被一村的麦香盖住了。

至于活着的人怎么尝新麦，那就一家一个样子。我能记得的，就是每年总有那么一天，父亲从地里回来，手里会攥着一把麦穗。母亲接过来，揉掉麦芒，在烧热的铁锅里炒上一阵，新麦的清香就弥漫了整个院子。用父亲的话说，炒上一把新麦，就是让人尝上一口新鲜，让神鬼也闻上一阵香气。我很小就从很多民俗里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家，都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神，也吃住在我们身边。就是今天，我回到马坊，也愿意相信这传下来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们也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信仰的，就是走在我们前边、我们看不见的人。

也可以说，就是我们死去的在天上或在地上的祖先。

对于一些人家，就不是尝新麦了，而是等着充饥。母亲就笑住在前院的叔父一家，每年等不到麦黄，今天割上一梱，明天割上一梱，天天炒着新麦吃。等村上真正割麦子了，他家的自留地里已没剩下多少长着的麦子。好在他家人口多，再等一阵儿，村上会按人头给他家分上好多新麦。

在一村人尝新麦的时候，西村的狗蛋真的去麦地偷麦子了。

有天早上，领着民兵在麦地里巡逻的狗牛，发现村西的一片麦地齐刷刷没有麦穗了，只剩下一地很高的麦茬。熬了一夜的狗牛浑身就来了神，顺着脚印和遗失的麦穗一路找过来，发现是狗蛋家，一脚踢开了头门。偷了一夜麦子的狗蛋真的困了，正睡得四仰八叉，被惊醒的他看见背着枪的狗牛，直着坐了起来，扑通就一声跪下了。

掀开炕席，看见铺着一尺厚的麦穗，手里提着麻绳的狗牛直接把狗蛋捆到了大队。坐在大喇叭前正准备给村上人训话的天存，这回没骂狗蛋，也没打狗蛋，而是从隔壁的房子里取出两个大老笼，问狗蛋还认识不。一直低着头的狗蛋不敢说话，这是他去年在山里偷谷子的赃物。天存还用去年的王法，让他装上麦穗担上去周围的村子，自己拿着介绍信，自己游街。每游完一个村子，要在介绍信上盖这个村子的公章，晚上回来交到大队里。

等盖完全公社十七个村子的公章，麦已收完了。

那些天，村上人看见狗蛋的媳妇一个人坐在麦地里，割上一阵麦，哭上一阵子，人都肿得失了形。见了狗蛋的人都骂着耍笑：我们连头带身子卧在麦地里流汗，你担着一对老笼满公社里转悠。

有人问：你这是假装多年不见的大鼻子货郎呀？

还有人问：去年担谷子，今年担麦穗，明年担啥？

一个村子尝新麦的习惯，就这样被狗蛋糟蹋了。

今天的马坊，谁还有心思去尝新麦呢？很多人家的屋子里，陈麦还垒得山一样高，没有吃上多少，新麦又熟了。只能叫来收割机，在地里转上几圈，就到了忙罢。

想到这里，我对马坊的情感，又变得复杂了。

剩下一半的“天”字

有很多年，我们村的房背上，写满了“人定胜天”四个大字。

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劳动种地、娶妻生子的堂哥兴练，站在木头梯子上，提着一个油漆桶，用刷子一样的排笔，在村西头好德家房背上写字。一遇到连阴雨天，我们就蹲在好德家的房背下，整天说着闲话，把“人定胜天”四个大字撇在头顶上，让雨水淋着，淋出一层烟雾。

后来，堂哥兴练手提他的油漆桶，把我们这里不识字的人也能认得的这四个大字，写在木杖沟、延府沟、高刘沟、仇家沟水库的土崖上。那个时候，很多人扛着钢钎、铁锤、头、铁锨在土崖上放炮、挖土的时候，堂哥兴练就看哪些土崖上能写字，一个人爬上去，半天才能给山一样大的字安上一条条胳膊腿。路过的人都说，这人是把那些字的长短和粗壮，尺子一样划在心里了。不管你站在多远的地方看，字的每一个胳膊腿都很好看，都被安在合适的地方。

那时的父亲在木杖沟里修水库。

在大家坐在一块说笑着歇工的时候，他一个人转到堂哥正在写字的地方，在远处圪蹴下来，掏出烟锅，装上烟末，用火镰撇出火，点着吸上一口，在慢慢地吐出烟味的过程中，安静地看着眼前的土崖和土崖上写字的人。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上学的我。晚上回到家里，他一再告诉我，堂哥是怎么在土崖上写字的，水库上的人都说好。

父亲眼里放出的，是一道亮光。

堂哥也告诉很多人，他在土崖上写字就像站在大家的头顶上，水库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第一个看得到。推土机司机出事的那天，他正在写“天”字的最后一笔，看见推土机在一堆石头上挣扎了好一阵子，烟筒里冒出的全是黑烟。突然，一堆石头滚下土崖，产生的自然引力也把推土机牵引下了土崖。他在远处大喊了一声，油漆桶从手里撇了出去。推土机掉下去的地方，腾起一阵土雾。人们从驾驶室里拉出司机，人双腿已经坏了，还有一口气。后来，拄着双拐的司机再也开不成推土机了，只能在工地上修理坏了的机器。水库修成后，他拄着双拐上了一辆卡车，回县城去了。

有一年，公社要在高岭山上会战。接替田邦昌当了社长的张德钧，叫上会写字的堂哥兴练，在遍地蓑草的高岭山上转了一整天，东西定下四个点。那个时候，会战是经常的事，会战也让整个马坊很少有闲下来的日子。那些会战有时是在冬天，有时是在春天。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土地冻成了一块铁。你手里握着头，就是要让你撬开大地，把土地倒腾上一遍，在本来平整的大地上修出层层梯田。春天，天气不冷了，肚子却饿着，离收麦子还远着呢。你不能闲在屋里，勒紧裤带也要上山种树。几十年后，看着漫山遍野的洋槐花把马坊染成一片花的世界，人们才有些笑容地说，那时的裤带没有白勒。

领上村上识字的人，堂哥挥起铁锨，先从一人高的蓑草堆里，铲出“人定胜天”四个大字的雏形，然后拣狗头一样大的石块，把那些足有两丈宽的字腿方方正正地铺起来，再从马坊村的石灰窑里，套车拉来白灰，顺着石头的缝隙灌瓷实。

这是马坊人在那个年代，凭着想象产生的行为艺术。

第二天，村里很多人早上起来，走到庄背后的路上，抬头看见这么大的字从高岭山上的蓑草堆里冒出来，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哥说，他是带着一身白灰，被公社社长拉上，从山顶走下来，走到马坊的最南端，站在上了马坊沟的路口，看这几个大字的。社长不放心，拉着他翻过马坊沟，在南边入沟的路口上又看了几遍。确认在这么远的地方，字的每一条胳膊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两人才踏着落日，翻过很深的沟，回到了马坊。

堂哥说，在下马坊沟之前，只要抬头都能看见那几个大字。

社长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县上检查的车队都要从这里过。

几年时间里，被狗头大的石块压着，被一尺厚的石灰腐蚀着，没有一丛蓑草能从“人定胜天”这几个字的任何部位冒死生长出来。诗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付蓑草，野火实在不及马坊的一堆石块和石灰。

那个春天，马坊人围着“人定胜天”四个巨大的字，把蓑草挖开，把洋槐苗栽进土里。以后的很多个春天，那些字都在，蓑草没有遮挡住它，是那些长高的洋槐树把它们包围了起来。渐渐地，那些字从人们的视线里一笔一画地消失了。

我很想一个人走进它的深处，把那些字的遗体原样寻找出来。

我记得父亲说过，在红沟子包山庄时，他看到树林和麦地的中间躺着一个巨大的“天”字，知道那是前些年堂哥他们写下的。他不忍心刨掉它，但看着那些地不种庄稼又可惜，就下了狠心，一个人用头挖了三天，才把那个字躺在麦地里的一半刨干净了。他赶着节气在那一半里种上了洋芋。到了秋天，这一半“天”字，就隐身在一大片新种的麦地里了。

我试着穿越这片东西走向的洋槐树林。

因为原生林的高大，也因为次生林的茂密，我不能进入它的腹地。

我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是想在洋槐树的浓荫里，也在洋槐花的浓香里，找到那几个躺在山坡上的大字。对于一座高岭山，对于一片洋槐林，对于一群栽树人，对于一段时间，这些石头和石灰浇铸出来的字，就是它们的纪念碑。

我找不到完整的它们了。它们是否被时间之神从人间收走了？

哪怕只找到父亲刨挖的还剩下来的“天”字的一半，我也愿意。

耿翔，陕西永寿人，1958年生。中国作协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2010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作品，散文《马坊书》《读莫扎特与忆乡村》荣登《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年度排行榜。已出版《长安书》《秦岭书》《马坊书》等诗歌、散文集10余部，作品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三毛散文奖及《诗刊》年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