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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散文百家》2021年第4期|石英:“女侠”洪兰

2023-03-20抒情散文石英
剑侠、侠客这类词儿,在金庸小说中肯定是常见的,只可惜在下读金大侠的作品不多,倒是参军前在故乡时读了不少晚清和民国期间出版的公案、剑侠小说,那里面的侠客之类的人物有的也……

剑侠、侠客这类词儿,在金庸小说中肯定是常见的,只可惜在下读金大侠的作品不多,倒是参军前在故乡时读了不少晚清和民国期间出版的公案、剑侠小说,那里面的侠客之类的人物有的也算活灵活现,至少在当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虽说那些剑侠的生活和性格很有虚幻色彩,但现实生活中我的确也遇到过具有侠肝义胆的真实人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和行为,给青少年时期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长达数年我个人和家庭遭受恶势力欺凌时,这种侠性人物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遏了恶徒们的凶焰;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有一簇代表光明的微火给了我相当的安慰——在敌伪统治下暗无天日的年月中,肯定是这样的。

我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的侠性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男侠”邢广明,他比我大三岁,是我东邻家的独子。他身强力壮,话语不多,却生性主持正义,恶霸之类的“少爷”及帮凶们大都惧他三分,他与我一起上学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位就是“女侠”洪兰,她是本村首富的二小姐。她家主要的人丁大都在天津经商,她本来也在天津上学,只是在城市学校放寒暑假时才回家乡度假。因为我们乡村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收假,时间不一致,她才利用在乡期间,来我们小学插班听课,借以“补习”。洪兰比我大五岁,当时我十一二岁,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阴丹士林大褂,白力士鞋,戴一只发卡,面容端正白皙,时常透着一种庄严。看得出,她对恶少和帮凶们妒忌我学习成绩好、家长老实无助而百般凌辱我的行为早就怒目而视,但可能是出于“客位”不便多加干预。但在邢广明告诉我,洪兰常在班主任老师甚至校长那里表达她心中的不平,揭露恶徒们的种种恶行,只是由于老师们也慑于恶少们家长的淫威而不敢正面加以管束。终于有一天,当恶少和为虎作伥的帮凶们对我进行群殴,在我的脸上抹秽物时(当时邢广明因为在家忙农活未来上学),“女侠”洪兰爆发了,她当即一拍课桌,手指恶徒们大声喝斥:“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坏,你们这样仗势欺压良善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敢管你们天也会管你们的!你们这样恶下去注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恶徒们在她厉声喝斥下一时有点被惊呆了,但缓过神儿来后,对洪兰污言秽语相加,一派下流嘴脸。洪兰一跺脚,大跨步地离开了课堂,我清楚地听到,她踏着深秋时节飘落的树叶,一去不回头地走了,永远地离去了……

过了些日子,贫农户老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本村第一个秘密党员)告诉我母亲:洪兰没有回天津,而是独自去南山根据地当了女八路。

后来,八路军开过来,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不消说,我满含热泪地投身革命,欺压我的恶少们大都随家长逃至“美蒋”盘踞的青岛。我参军后,多少年也未听到“女侠”洪兰的任何讯息,直到1954年秋天我回乡探望父母,老党员老梁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洪兰所在单位,来村里了解洪兰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她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她在野战军中一直担任主治军医,开始学的是内科,但她后来坚决要求做外科医生,因为她看到有太多的伤员需要救治,她要为他们做手术,救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战胜敌人的力量。后来在实战中历练,她成为她所在那个军的“一把救命刀”,不光是抢救和医治伤员,紧要关头,这位“女侠”性子的军医也是一挺机枪,一门炮。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由于部队日日夜夜阻击敌人,伤亡很大,一名负伤经洪兰刚刚救活过来的机枪射手在敌方炮击下牺牲,敌军趁机蜂拥而上。情急之下,洪兰端起那名烈士的机枪,突突突……敌军应声倒下一片,他们被这个猛然出现的“女共军”打懵了。孰不知洪兰平时摸过各种枪械,入朝鲜后,轻重机枪、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乃至迫击炮,她都向老兵学习过,都使得挺溜。(溜,方言土语中“麻利熟练”的意思。)在洪兰和余下的战士“不要命的硬顶”之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成功地掩护了大部队安全北撤。由于在非常关头下的破格表现,洪兰医生被部队领导机关特记一等功。但洪兰医生也因右臂负重伤而被同志抢下火线,并转至东北后方医院治疗。军医院在研究对她的治疗方案时,曾有过截肢的动议。洪兰得知后,苦苦恳求有关领导和大夫们尽力保住她胳膊,她说我还要给我们的同志做手术呢。为此她竟嚎啕大哭起来。据说,这是她平生的两个“第一次”:一是苦苦恳求别人,一是嚎啕大哭。为此领导还请来了地方医院的外科“大拿”,大家集思广益,小心翼翼地保住了她的胳膊,也保住了许多生命和健康。洪兰千谢万谢拯救了她的同行。康复后她转业到一家军工保密单位医院工作。但她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做人风格,从不表功居功,绝大数人都不知道她在十年军旅生涯中,是一位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多次三等功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功臣。平时她除了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德技兼优之外,还自愿地加入慈善事业,在逢年过节时,给相识和不相识的贫困善良人寄点钱去。她这样做,出发点也极为朴素:我的待遇不低,多余了没用,让它多发挥点作用吧。其实她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人们说没见她添置过什么新衣裳。

老梁在转述时,还特别提到一桩有趣的事:这件事我乍听颇感意外,原来洪兰当年在军中虽然是正营级,待遇还可以,却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在入党问题上几度“卡壳”。1954年深秋,军工单位的地次“彻底”的外调解开了这个疙瘩。当时外调人员问老梁洪兰参军前的表现。老梁的回答坚决明确:“她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这没错。可人家上几辈就是正经的买卖人,从来没欺负过谁,一句话,没做过孽缺过德。不是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吗?那就看她本人。她年少在家乡时就很正,跟共产党、八路军有缘,说实在话,比我这个老贫农老党员的革命性儿半点也不差!“革命性儿”,在我们老家一带,这种语言场合是带儿化的。

据说就是经过这次外调,洪兰的入党问题算是解决了。从十七八岁到将近而立之年,也算经历了十年长征。但不管怎样,终于实现了她人生的一桩夙愿。

待到我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还乡时,老梁已然过世,也巧,所幸又遇到了在内蒙与洪兰见过面的老梁的儿子。他于六十年代以技术工人身份去支援内蒙古建设,在一次去医院查体时,偶然碰上其父经常念叨的洪兰姑娘。洪兰当时也大感意外,她说,这是离乡二十多年来头一回遇到真正的老乡(同县还是同村)。在交谈中,小梁告诉她:“咱们村的石恒基后来也参军了,你们不是也认识吗?”(石恒基是我原来的名字)。洪兰听到这个信息显得特高兴,立马问他:“在啥地方工作?”小梁说:“好像是机要部门,具体啥单位我也不清楚。”所以尽管洪兰得知我亦参军,她并没有与我联系,那年代又没有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类寻人途径;再说小梁说我在机要部门已足以打消洪兰主动联系的念头,像她这样性格的人,是绝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其实小梁并不清楚,其时我早已离开机要部门报考了大学,甚至已毕业到文学编辑部门工作了。

小梁说他也曾对洪兰提过她为啥不回家乡看看。一提起这点,洪兰脸色骤变,显露出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最后她还是吐了句话:“那里有我心里抹不去的痛。”小梁当时不晓,但我能够想到:在村校“补习”时那班恶少们的嘴脸和无耻行径,在她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刻痕;还有由于她的仗义执言而遭到恶言秽语的辱骂,她可能还很难忘记。如确乎如此,那么在这位“侠女”开阔的胸怀中也还有一个柔弱的角落……

在此后几年发生的“风暴”中,小梁说也有人在医院门口给洪兰贴大字报,炮轰她坚持施善行为是“假仁假义、封建余孽”等等,但洪兰从容应对,她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但那以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小梁去医院看病,洪兰的同事告诉他,洪大夫歇病假在家。至于她的家庭子女等情况,小梁一点也没有涉及,是他不肯说,还是洪兰从来也未对他透露过,不得而知。

其实就在我最后这次回乡时,小梁已年届五旬,退休在家。由于他从内蒙古回来也有数年,我估计他对洪兰的近况也不见得详知。但当我问起时,他欲吐又止,最后他对我讲了实话:最近与内蒙古那边的老朋友通电话,他们有的说洪大夫已经走了,小梁解释说:“因为我怕传言不准,所以刚才没有对你说。”我觉得不是不说,而是像洪兰这样难得的大好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走了……

她这年应该是七十岁,如“是”的话,未免也太匆促了。

自从她走后,几十年间始终未见一面,这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但她作为“侠女”的形象,绝不会因此而磨灭。而且,正因有此人真实存在过,我则坚定不移地认为世上确有侠性人物。

石英,男,《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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