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2020年第12期｜缪克构：望乡（节选）

上海！上海！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海滨村庄，但最早认识的汉字却是“上海”二字。这两个字被写在父亲带回的毛巾、旅行包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上，被挂在家人和乡邻的口中，并最早地进入我的视界和脑中。这是否早就注定了我成年以后会在上海读书、工作和生活？我不知道。

我父亲以在海上运输为营生，一艘轮船在大海中漂荡奔波，运着布头、啤酒，往返上海和温州之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四邻八方的人都会来找他，托他带回绒线、毛巾、旅行包以及衣服、皮鞋，以备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和过年过节之用。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我们家便门庭若市，那是我父亲回家的日子，走进我家门的乡亲们络绎不绝，他们千恩万谢地领走父亲代买的物品。我的父亲因此赢得了无与伦比的信赖和尊敬，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无限的荣耀。

父亲的一生没有离开过海，少时在海边出生成长，十六岁以前跟着祖父晒盐，成年以后出海捕鱼。我母亲一再告诉我，小时候我们姐弟四人是吃黄鱼长大的。家前家后晒着鱼干，来人放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拿走多少。我记得平台上晒着的墨鱼，藏着白花花的蛋，摘下一个在口中细嚼，其香无比，至今还有回味。四十岁以后，父亲开始跑运输，从上海运回布头、啤酒，有时候还有文具。对从没有走出过温州的乡人来说，我父亲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

这一种荣耀，其实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他带来的。后来我知道，父亲的船经常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可惜，父子向来缺少交流，相互寡言，他从没有向我详述过上海，我也不知道他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大概，在父亲的心目中，觉得上海其实和我的将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万不料，父亲泊岸的城市，后来竟成了我读书、工作和生活的长久之地。

有了这一层因缘，上海在我心中自然意义非凡。也许是幼年时那种荣耀的自觉延续，我虚幻地享受着人在上海的光亮。可惜，最初的很多年我一直没有真正找到融入城市的感觉，正相反，内心里将她视为异乡。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让我觉得自己的血脉是与大海和村庄紧紧相连的，是与那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和人群相连的。但故乡已把我当成了外人，家人和村人一直挂在口上的一句话是：“这次回来可以待几天？”他们知道我不过是个短暂的逗留者，与那些往低处流的河水不同，“人往高处走”了。

我在过了而立之年后，在上海待了也有十年多了，感觉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与这座城市粘连在一起了。这是因为物质渗入、文化渗入、事业渗入、家庭渗入、方言渗入的结果，血与肉粘连，无法分开了；更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已经进入了上海的凡俗生活。人在上海，可以视为因缘，也可以视为巧合，但这不是一种荣耀，也非一个“高处”，而是一个“所在”。

我在上海的烟火中生活，渐渐将故乡的炊烟淡忘在记忆、文字和睡梦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常常在心头泛起。

大海边上的故乡

八月，一场长八公里、宽八百米的龙卷风贴身刮过我的老家。听家乡人讲，也就是说一两句话的时间，一阵飓风如鬼魅般闪过，在昏天暗地中，呼呼吼着，拔毛一般刮过大海边的村庄。所到之处，铁柱被拧成了麻花，小船被掀上了房顶，一棵一百三十年历史的樟树被连根拔起。屋毁人亡，悲声切切，叫人好不揪心。

我少年时候见过的龙卷风，长得像漏斗或绳子的模样，有时也如腾空旋转的圆柱。村中赶着鸭子的中年人，走过一座桥时突然被猛地拔起，还没回过神来，已重重摔在地上。邻居的小孩撑着雨伞去打酱油，突然一阵风来，眼见着他飘过屋顶，落在田里，爬起时一身污泥，雨伞只剩下骨架。这些，不过是极小的龙卷风，但在村人眼里，龙卷风哪是天象？分明是妖风来袭。于是请来僧人，于是搬来灵姑，屋内香火缭绕，口中念念有词，在“中邪者”身上一番折腾，为了驱除魔咒。

可见，龙卷风并不常见，大家还没有习以为常。在我的故乡温州海边，台风才是家常便饭。夏秋之交，三番五次，台风不请自来。碰到台风缺席的年头，村中上了年纪的人便会感叹：“好闷热的天啊，今年台风怎么还不来？来过了，天就凉下来了。”

台风成为牵挂，完全是因为海边人无法躲避。如果风力较小，或者只是路过，台风并不可怕；过一阵风，飘几点雨，天气倒变得凉爽了。但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所有的村庄都会如临大敌。舟楫泊岸，鸡鸭入圈，每户人家都在屋中躲起来，大门、窗户扎上竹子编好的篱笆，只听得呼呼狂叫的风声从外头刮过，猛烈时还感受得到屋子在摇晃。我记忆中通常是几昼夜，停电，停水，在昏暗的平房里，闷热难当地熬着日子，吃着事先备好的粮食和蔬菜，甚至不知道隔壁人家的安危。我的父亲是船长，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归航，就是我们最揪心的日子。在缺乏通讯工具的年代，等待就是唯一的路途。

后来就叫父亲在这个季节歇海，我小时候经常在大清早就听到他打开收音机播放天气预报：“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父亲去世后的好些年，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播报就心惊肉跳。

台风过后，被刮倒和吹垮的房屋、树木随处可见，地里的稻谷和瓜果更是一片狼藉。如果台风碰上汛期，海边养殖场里的对虾和青蟹就趁着发大水跑得精光，很远就听得见颗粒无收的养殖户们呜呜的哭声。村中的积水则几日不退，老鼠和蛇到处流窜，一些平常见不到的爬虫沿着墙角蠕动。只有孩子们是快乐的，用木头做成小船，在积水中嬉戏；用渔网在河道和沟壑里捕捞逃出来的鱼蟹，常常能收获颇丰。

这些年来我远离故乡，常常还竖着耳朵听有没有台风的消息。又因为做新闻工作，一举一动都晓得分明，于是也就更加的牵挂和担忧。但故乡的境况比我小时候的经历要好得多，海边的堤岸修得高大且结实，防护林密密麻麻挡成一排。各家的屋子也更加的牢固，而且紧挨在一起，风雨很难轻易动弹得了。每当台风来袭，各级政府早早就做起动员，该修的修，该藏的藏，该避的避；台风过后，损失有了赔偿，伤亡有了补助，困难有了周旋。这令人欣慰且感激。一代又一代的海边人，依靠大海和土地生活，接受着自然界的馈赠，也承受着自然界的风雨，这是无法回避的宿命。在艰难中积攒智慧和力量，在生活中积累财富和善良，也许可以给命运增添更多的亮色。我如此祝福我的故乡，也祝福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

失地

一条拆了两三年的弄堂，今年春上，随着铲土机的隆隆推进，终于要消失于无形了。日夜轰鸣的声音困扰着我，让我立也不安，坐也不静；飞扬的尘土侵袭着我，紧闭着窗户，地上、桌上仍然很快就积上了灰；离别的惆怅也敲打着我，让我感觉如一棵树被刨走了根。

我近些年来不可救药地觉得自己如失了地的农民。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了，也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我却愈加念想起自己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块土地也许称为精神故乡更为妥当吧。我原先料想自己是有这么一块土地的，且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半夜醒来却无端地觉得没有了落脚的地方，这让我振翅在空中好生怅惘、无限疲惫起来。这种感觉竟日复一日强烈。

只有土地能让远行的人感到亲切，而不是空中的云彩。我们家弟兄三人在乡下是有二亩地的，这些年却包给了人家，地是没有荒着，可别人耕耘的就是自己的果实。我回到老家，立在田间地头，看那些饱满的果实，就觉得很陌生。它们也不认我，虽然看着我，心里却装着别人。一条条的公路拉进来，一排排的房子矗立起来，还是那片土地，模样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乡旧貌换新颜，这让人高兴，但我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土地，土地也不认得我了。一个个牛犊一样长大起来的孩子也不认得我，把我当作了他乡的异客。

另一种土地的失去让我更加难过，原先那一排房子里的和睦气氛，这几年都被一些闲言碎语淹没了，家族里缺了主心骨，就如老宅子被卸了栋梁，见风就是雨。不尊老，不爱幼，就失去了和谐的秩序。东家富，西家贫，财富就让人平添了几分嫉恨。家长里短为什么到处流窜？全在于管不住自己的嘴，也没有了管嘴的人。当了家的妯娌们，感觉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内心认同的是财富和利益，这是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倒退。这些年来，每当纷争传入我的耳朵，我又痛心，又无奈，只好劝常年在外头忙活的男人们：国家都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亲朋邻里之间，岂不更应多些友爱？

所以我常常寄情于我家旁的这条弄堂，这块被称为脏、乱、差的狭长的土地，不过三五百米长，背后是蒲汇塘河，前面是林立的高楼，它夹在闹市的当中，自己胡乱生长着。低矮破旧的房子，住着清一色从外地来的农民，他们开着小商铺、小酒馆、发廊、菜场、钟表店、裁缝店、音响店、电话亭，卖着低廉的日常生活用品，过着忙碌而悠闲的日子。傍晚时分，那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蔬菜、带着尘埃的旧杂志和小人书、破旧双卡喇叭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一路清脆响过的自行车铃铛声，和着逐渐西沉的太阳，让我闻到了乡村岁月熟悉的气息，让我恍惚回到逝去的土地，感受到热烘烘的人群散发出的暖人气息。我在拥挤而热闹的城市里寂寞地行走着，有些时候觉得这块土地可以安妥我的灵魂。傍晚时分我散步其中，感觉自己卸下了疲惫，恢复了一点地气。

现在它要消失了，又一块土地要离我而去了。我原先觉得土地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天空的云彩才到处飘荡，我自比天空的云彩，就很希望脚下有坚如磐石的土地。

土地却不依我，兀自化作了空中的云彩，而我成为了孤单的土地，望眼欲穿那些可以逗留在空中的云彩。

没有树木的村庄

十余年间，从家旁到海边的一大片种蔬菜和瓜果的土地，泥土全被打掉了一层。泥土被制成一块块泥坯和煤坯，烧成红砖后，都造了房子。那些地，先要荒上一两年，长野草或一种叫咸青的植物，然后改种水稻。再也没有可用的泥土了，十几台制砖机一台一台哑了，汉子们都歇了脚，坐在家门口发愁，突然看到：家门口没有树了，整个村庄没有剩下一棵树了。没有了泥坯和煤坯，就像锅里没有了米，红砖窑的煤烟断了。被煤烟熏得乌黑憔悴的汉子们，揉着红肿的眼睛，屋前屋后转悠，突然发现：村庄里再也没有一棵树了。

十余年前，这个村庄树木葱茏，哪户人家的屋前屋后不都种着几棵木麻、棕榈或者槐树、柑树的？可如今，你再也见不着一棵树。这个村庄就像在一片光秃秃的地里突然冒出来似的。就是那些红砖窑里冒出来的煤烟，先把这些树的叶子摧落，再把这些树的枝干熏枯，最后，砍掉当柴烧。

我二公还在世的时候，每天起得早，站在桥头，看着村庄里十几个红砖窑冒出的煤烟笼罩着整个村庄，就止不住咳嗽。他的蚊帐被煤烟熏得发脆，手一碰就往下碎；他的那棵心爱的柑树结的果子也越来越小，而且酸得难以入口，到最后不长果子，枯死了。这烟是有毒的啊，二公说，咱们村庄里的树木会死光的，你们都要遭报应的！

谁也没有理会二公的话，那些年烧红砖的收成正好得很，红砖才出窑，就有船等在河埠头了。日夜两趟窑，烧出来的都是钱。

烧窑是一种真正的体力活，只有最勤劳的和最有体力的人才能干得了。先要从地里买进泥坯和煤坯，叠成垄，晒干，再挑进窑，垒好。两块泥坯夹一块煤坯，一天分几次往窑里填，然后不断地将窑下烧好的红砖起出两边的洞口。逢人来买，又要搬下船。这是一种不让人睡好觉也不让人歇上几口气的活儿。可因为来钱，大家都拼了命地干，精壮汉子两个人烧一个窑，力气不够的，兄弟三人、父子四个都干起这行当。

树木都枯死了，整个村庄显得很苍白。春天的地里冒出来的一层浅浅的草，不到夏天都变黄了。在毒日头下走，再也没有一片阴凉之处。屋前的木麻，家后的竹林，河边的老槐树，都成了记忆之物，知了、天牛和各种鸟儿，再也不到这里来了。清晨时醒来，听到家后小河里的桨声，隔着窗户望去，这条河是光秃秃的，河两岸没有一棵树，甚至也没有草，只有和石板路一样颜色的河水。

房子盖起来了，孩子像牛犊一样大起来了，精壮汉子变得憔悴了，不过三四十岁，背就有些驼，头发像一窝枯草，脸色蜡黄，不停地瘦下去。他们开始尝到了恶果。

如今，泥土打完了，那些肥沃的土地，大片大片地荒废了，树木也死光了。村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这样无私地让子民们把自己掏光了，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劝告大家：该歇歇了吧！

作者简介

缪克构，诗人，作家。1974年出生于温州。1990年中学时代开始诗歌创作，迄今主要诗歌结集为《独自开放》《时光的炼金术》《盐的家族》。另有成长系列长篇小说《漂流瓶》《少年海》，散文集《黄鱼的叫喊》等七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文汇报》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主要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以及中国长诗奖、上海文学奖、上海长江韬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