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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美文》2020年12期|潘小平:孤臣泪

2023-03-18抒情散文孤臣泪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李鸿章《绝命诗》



虽说已经立冬,但从气候学意义上说,江淮大地仍是深秋。

树叶已经彻底枯黄了,是金属一般的颜色。办公楼前……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李鸿章《绝命诗》

虽说已经立冬,但从气候学意义上说,江淮大地仍是深秋。

树叶已经彻底枯黄了,是金属一般的颜色。办公楼前的芜湖路上,落叶如阳光一样斑斓,入秋以后,很有几分情调。早在三十年前,这条路就以法国梧桐而著名,几经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行道树都换成了香樟树,唯有这条路上的法国梧桐,被保留下来了。其实这种植物学上被称为“悬铃木”的落叶大乔木,并非产自法国,和中国的梧桐也不是一科一属。然而它阔大清晰的“叶掌裂”,是多么斑斓美丽啊,尤其是在秋意深浓的时候。

只是近在咫尺的包公祠,越发肃飒了。

“包公祠”全名“包孝肃公祠”,是祭祀北宋名臣包拯的专祠,“孝肃”是他的谥号。古人重“谥”,有些“身后名”的意思。游人渐渐多了起来,即便不是反腐倡廉,中国老百姓也一直有很深的“清官情结”,这些年因为贪官的层出不穷,更助长了民间的“包公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合肥的“包公祠”是李鸿章所主持重建,是的,很少有人知道。

在人们的印象中,贪官李鸿章和清官包拯,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李鸿章的贪腐,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一联为证,这里的“合肥”是指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常熟”则是指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和,他祖籍江苏常熟。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吏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组部,专管干部的提拔与调配,居六部之首;户部职掌国家财政,户部尚书每月的“饭食银子”即月工资,高达一千多两,而总督一月的俸禄仅一百二十两;工部因为整天和修园子修陵的工匠打交道,身份也随之变得“低贱”;礼部则因为只负责一些祀神祭天、大婚大丧的礼仪,基本上没什么油水可捞。李鸿章当时的身份是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拜相”;翁同和当时的身份是户部尚书,国家财政部长,把他俩拿来做成一个贪腐的“绝对”,朝廷还有什么希望?而包公一生铁面无私,克勤克俭,据说他告老还乡时,坚决不受朝廷的“金帛”之赏,宋仁宗因此钦赐护城河一段,供他颐养天年。这也是“包河”一名的由来。随着包公戏、包公小说的风靡于世,包公的“清官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他死后凡他做过官的地方:开封、端州、池州、天长,都相继建起了包公祠,但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者,多数他家乡合肥的这一座。

历史上合肥的包公祠屡建屡废,最后一次是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但北宋以降,合肥人就以包公为骄傲,合肥怎么可以没有包公祠呢?于是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李鸿章筹银2800两,亲自主持了包公祠的重建,除增建东西两院外,一切规制如旧。那是李鸿章阔别家乡近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还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还乡,又二十一年后,他的棺柩运回合肥老家安葬。据说包公祠落成之日,李鸿章兴致极高,他特为焚香净手,题写了匾额,准备择日悬挂,不料正中的位置早已被他老兄,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翰章捷足先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包公祠正堂上“色正芒寒”四个大字,就是出自李翰章之手。不好和他争,当然也不能和他争,但李鸿章又不愿屈居一隅,于是另写一篇《重修包孝肃公祠记》,请名工镌刻上石后,立于后院。这块碑文,现在被移到了享堂正殿的左侧。李鸿章当国四十年,世人多有诟病,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更是被人目为汉奸,而他如此热衷于包公祠的重建与题书,不是很有些意味深长吗?

与清官包拯同城而居,李鸿章内心的道德压力,也许我们无法想象。

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清末官场上,有以籍贯代人名的习俗,所以翁同和人称“翁常熟”,李鸿章人称“李合肥”,而以疆臣领袖、北洋重臣的身份,“合肥”二字在晚清四十年间,尤其甚嚣尘上。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都羞于提及他的名字。当然,这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李氏兄弟聚族而居的李府,已被打造成一张合肥“外宣”最重要的文化名片,时常拿来向海内外朋友炫耀。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反复无常。

因为拍摄纪录片,我不止一次去过位于合肥东乡夏小郢的李鸿章享堂。1903年,李鸿章归葬他的出生地夏小郢,此时距离他病逝北京金鱼胡同贤良寺,已是两年之后了。李鸿章病重和去世之时,慈禧太后正在路经河南返回北京的途中,听到消息很是震惊,也许还有些愧疚吧。她连发了三道“上谕”,对李鸿章大加封奖。中日《马关条约》之后,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压力下,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此后五年间,他一直闲居在北京贤良寺,直到1900年初,才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这一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到了六月间,局面就渐渐失控了。直到这时,慈禧太后才想起李鸿章来,于是命他火速进京,又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何等样人物?何等样心思?这个时候怎么能贸然进京呢!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十月,才终于从广州动身。经过艰难的周旋与谈判,转过年七月,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他也是死在这个条约上的,死时“双目炯炯不瞑”。

所以慈禧太后和清廷,对李鸿章多少有些心虚。李鸿章得谥“文忠”,虽没达到他和他家族的“奢望”,但也是仅次于“文正”的“美谥”,毕竟他的道德功业,和曾国藩不可同日而语。满清二百多年间,得谥“文正”的汉大臣,有雍正朝的汤斌、乾隆朝的刘统勋、嘉庆朝的朱珪、道光朝的曹振镛、咸丰朝的杜受田、同治朝的曾国藩、光绪朝的李鸿藻、宣统朝的孙家鼐,总共八人。前面六位除曹振镛谥“文正”颇遭非议外,其余的都算功勋卓著;而李鸿藻得谥“文正”,则是因为他的帝师身份。至于孙家鼐,就有些末世名器的味道了,所以最遭人讥评。李鸿章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活到宣统一朝,也一定可以得谥“文正”,这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谥“文忠”,李氏家族得以大张旗鼓,为李鸿章修建了规制宏大的墓地和享堂。这是一大片巍巍荡荡的建筑群落,总面积高达14000平方米,有屋院四重,花厅寮房九十九间,此外,是成排的库房和仓房。当然,这是史料上的描述,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了。1996年前后,因为拍摄一部文化专题片,我第一次前往夏小郢,但见残垣颓壁,斜阳衰草,整个享堂保存较为完好的,也仅剩下三进仓房。享堂前的大道,直通南淝河,1902年5月,李氏灵柩从北京起运,过通州,经大运河抵天津,而后走海路到达上海,再经长江水路过镇江、芜湖,沿裕溪河经巢湖进入南淝河,就是在这里登岸。1958年大炼钢铁,李鸿章墓首当其冲,据负责掘墓的“群生高级社”副主任胡正清回忆,棺柩打开后,见李鸿章身穿黄马褂,身覆“陀罗经被”,边上放着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的七枚金币,成北斗七星的形状。“陀罗经被”为慈禧太后所亲赐,这种织金的梵文随葬物,为皇室殡葬所独享。令胡正清有些意外的是,赵氏夫人棺椁里的一只小铁箱,装有两块重14.5公斤的金砖,但拿到银行鉴定后,居然是铜镀金。赵小莲死在李鸿章之前,以李鸿章当时的身份地位,难道已经拿不出真金来了吗?

墓地遭掘后,享堂变成合肥钢厂的一部分,墓室位置竖着合肥钢厂的大烟囱。那三进仓房,也是因为做了钢厂的仓库,才得以完整保存。早年,在李氏墓园的周边,有大片大片的护坟田,仓房主要是用来储藏粮食,维持享堂的修葺和日常开支。李鸿章发迹之后,李氏六兄弟在家乡大规模购置土地,据曾经的李府管事唐凌辉言,最鼎盛时期,李氏家族有田产257万亩。李氏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管理土地,仅在合肥、芜湖、肥西、无为、六安、霍山、庐江、舒城等地建立的“李氏仓房”,就多达四十八处。2015年夏,我在巢湖周边县区做环湖民俗的田野考察,在庐江县的同大圩,意外寻访到了两处“李府仓房”。同大圩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被认为是巢湖西南最大的“圩仓”。旧时一般田地,都是“跟斗田”,即一亩地出产150斤左右的稻米,而同大圩的一亩地,能收200多斤。这在那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产量了。当年李鸿章办团练,来到同大圩,看到良田万顷,稻浪如金,于是将地名“黄道”改为“黄稻”,以符合同大圩“圩仓”的美称。太平军与清军的“三河之战”,主战场就在同大圩,而双方交战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夺“圩仓”,以保障粮饷。同大圩一带“米谷禀聚,河流宽阔,枝津回互,万艘可藏”,镇上的二龙街“水陆通衢,万商云集”,民国时有米行130多家,砻坊近百家,大米日上市量三四万斤,最高时多达30多万斤,故有“装不完的二龙”之说。

李府在二龙街的两座仓房,原名“李氏圩仓”,后来嫌“圩仓”口气太大,这才改成了“仓房”。我还曾偶然路过肥东县梁宇店的“北兆仓”,据传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产业,原为五进青砖大瓦房,硬山式顶砖木结构,每进十一间。但也和许糟坊仓、葛洲湾仓、磨店仓等等李氏仓房一样,都是狐兔出没,荒草残阳。合肥东乡的佃户盛传,李鸿章名下的田产,在东乡约为50万亩,占当地田亩的三分之二,每年可收租5万石;而瀚章和蕴章兄弟,更是合肥东乡的大地主。容闳因此在他《西学东渐记》中,指李鸿章“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很是气愤。容闳是中国的“留学之父”,也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得以先后选派四批共120名幼童,远赴美国留学。

在享堂的陈列柜里,有一份《分家合同》,据说由李经迈之子李国超保管,美国学者苑书义(福尔索姆)曾在李国超处亲见原件,征得主人的同意,将它收入自己的专著。李鸿章育有三子:经方、经述、经迈,长子经方是从六房李昭庆过继,经述、经迈是亲生。《合同》的第五条规定,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的田产,以及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的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除用于祭祀和庐州府城祠堂的修护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李国杰经管。李国杰是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的长孙。李鸿章去世后,李经述忧伤过度,百日之内也撒手西去,李鸿章的“一等肃毅侯”爵位,即由李国杰袭承。

然而这又怎么样呢?

收割后的土地一望无际,合肥东乡的李氏墓园,没在浓浓的秋意里,仿佛盛大的铺张。死后葬在夏小郢,是李鸿章生前的遗愿,他自言一生敬重包拯,希望死后能够陪伴在他左右。这一愿望,曲折地流露出他潜藏于心的“清官”情结,以及因丧权辱国而遭世人诟病的现实痛苦。民间关于夏小郢,有所谓“一里葬三公”的夸饰,说是在方圆一华里范围内,有三个大人物在此安葬:一是宋代“包孝肃公”包拯,二是明代朱元璋手下的“蔡国公”张得胜,最后一位,就是晚清的“文忠公”李鸿章。包公墓后来迁到了包河,蔡国公墓今已不存,唯有李鸿章墓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下,近年来大规模维修复建,重现屋宇连绵,宏阔浩大的气象。2002年11月,一座高达十三米,被誉为庐州第一牌坊的巨型雕花石坊,在李鸿章享堂前落成,四柱冲天式牌坊正中,镌刻着“钧衡笃祜”四个大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对他的亲笔褒奖。

这也是江淮间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新建石坊,暗示了一个时代的风向。

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我进入合肥西乡的“三山”一带。

所谓“三山”,是指大潜山、紫蓬山和周公山,为淮军的发迹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岁在辛酉,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奔热河,最后病死在了避暑山庄,随后,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在一片混乱和动荡中,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打下了无锡和苏州,接着又进军松江与上海。被困上海的江苏士绅,开出诱人的条件,请求曾国藩出兵,而其时曾国藩手中只有两万多湘军,又正在部署围攻南京的战役,如何顾得过来?李鸿章于是得奉曾国藩之命,回家乡组建一支新军,准备进军沪上。

这也是“淮军”的由来,历史就这样选择了李鸿章。他晚年对自己的一生,做过这样的概括: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淮军入沪是他“中年戎马”的人生转折点,由此,他将步入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

烈日下三山连绵,草木繁茂,一些百年前的淮军圩堡,隐约其间。咸丰初年,洪杨起,天下乱,各地士绅纷纷结伙建砦,以求自保,其时,张树声、张叔珊兄弟筑堡于周公山下,刘铭传筑堡于大潜山下,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筑堡于紫蓬山下,在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十分凶悍。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直接把目光投向这几支民团武装,而几乎同时,他也收到了张树声的一封信,表达了真心投靠,以博功名的意愿。

这真是一拍即合,合肥西乡的团练,很快就归到了李鸿章的名下。湘淮勇营制度,是继八旗、绿营之后晚清一代新军制,其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表明军队对于将领,具有绝对的“私属性”,也因此刘铭传的队伍称“铭字营”,潘鼎新的队伍称“鼎字营”,张树声的队伍称“树字营”,吴长庆的队伍称“庆字营”,也称“庆军”。淮军组建之初,以亲族、乡邻、师生、同年、世谊等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纽带,集团内部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而这些最初招募的淮勇,后来都发展成为淮军的骨干,最终构成了淮系的将领体系。

1862年4月5日,中国的农历清明,像往常一样,这一天长江上细雨纷纷。总数为6500人的淮军,在安庆码头分乘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雇来的英国轮船顺流而下,穿越太平军的千里防线,长驱直入上海,投入对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

李鸿章把他的行辕,驻扎在上海城南的徽州会馆,并且很快就平息了上海的战乱。接下来他大抓纪律,每天中午12点、晚上10点各点名一次,士兵不许擅自出营。淮军中也没有一人吸食鸦片,这在当时的清朝军队中,绝无仅有。他还大力开展营制营规教育,教唱《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生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这首歌是曾国藩在建昌大营时亲自写作,很有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意思。不久又取得了“虹桥大捷”,淮军以三千人击破李秀成十万之众,李鸿章由是名声大振。

然而今天,当年淮军大营驻守的上海城南一带,所有的遗迹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李鸿章踌躇满志的背影,隐覆在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场景之后。这一年的年底,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从一介书生,一跃而为手握兵符的封疆大吏,而他这一年,才刚刚四十岁。

从同治元年春三月,带领十三营淮军入沪,到同治三年夏四月攻克常州,仅用两年时间,李鸿章就平定了江苏。这就是李鸿章晚年,多次沾沾自喜的“功德在吴”。平吴大功告成两个月后,湘军、淮军合围南京,为了不和曾氏兄弟争这个“破城首功”,李鸿章在上海始终按兵不动。1864年7月19日,金陵城破,太平天国灭亡,朝廷赐封曾国藩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赐封李鸿章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

花翎是孔雀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是指翎上的“眼状圆”,“眼”越多越贵重。“同光”年间,“双眼花翎”赏给有战功的官员,“三眼花翎”则是亲王、贝勒等皇族的特权,后来也赏赐有特殊功勋的汉大臣。李鸿章后来,就曾获赏“三眼花翎”。乾隆至晚清,被赐“三眼花翎”的满汉大臣共有七位,其中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五位是满人,汉大臣只有李鸿章和徐桐二人。

不得不来说说“苏州杀降”,此举最能披露李鸿章的心机、手段和残忍多变的政治人格。这是太平天国末期,震惊中外的一个大事件,在太平军八大首领“降清”之后,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苏州城的李鸿章,非但没有信守“降则封”的承诺,还精心布置了一场鸿门宴,乘太平军降将躬腰俯首,接受顶戴花翎之际,一举杀了“八降王”。接下来又在苏州城大肆屠戮,被杀的太平军降卒人数很难详考,但多数人认为有两万众之多。

充当“劝降”中间人的英国人戈登得到消息,认为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提着一把手枪到处找李鸿章,仓皇之下,李鸿章躲到了城外的一只小船上。他后来用八万两白银,解决了戈登问题,常胜军最后的遣散,则花白银十九万两。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戈登此后和李鸿章成了“过命”兄弟,1880年伊犁事件,清政府请他来华调停时,他甚至到天津劝说李鸿章拥军自立!

李鸿章一生,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善于以金钱玉帛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清史稿》上说他“时以诙笑解纷难”,又说他“不为小廉曲谨”,“好以利禄驱众”,都是很中肯的批评。随着太平天国的彻底覆灭,湘军和淮军的去留,成了摆在清王朝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李鸿章敏感地意识到,裁湘留淮,是壮大自己势力的一个绝好时机,千年不遇。因此当曾国藩剿捻一年半,无功而返时,野心勃勃的李鸿章就接替了他的剿捻大臣。这是块烫手的山芋,但李鸿章不嫌烫。同治七年六月,淮军围歼捻军于山东荏平县南镇,绰号“小阎王”,智勇双全的捻军领袖张宗禹走投无路,纵身跳入滔滔大河。他的死,标志着历时18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彻底落下了帷幕。

此一战,李鸿章得赏“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入京陛见,赐紫禁城骑马。

四十六岁,李鸿章位极人臣,出将入相。

此时那些跟随李鸿章从合肥西乡出发,“血战百城”的淮军将领,也都成了气候,他们纷纷衣锦还乡,在一个叫作“六家畈”的地方大兴土木。六家畈的“六”字,读如“陆”字,和“六安”的“六”字发音同。“六”的本意,为吴氏二世祖吴再三夫妇生“六子”而迁居巢湖,“畈”指“田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大批吴姓子弟追随李鸿章进入淮军,剿捻成功后便抱团结伙,建造了这一大片齐山飞檐,青砖灰瓦的“淮军别墅”。但经百多年洪水战乱,曾经绵延上百栋,耸列几千间的淮军别墅群,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原湖滨中学校址、现镇政府南侧和养正小学西侧三大片保存较为完好,总计不过百间左右。

没能找到淮军名将吴长庆的老宅,后来才知道,他是庐江南乡人,并不出自六家畈吴氏。说吴长庆有人可能不大知道,要说他的儿子吴保初。清朝末年,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并称“清末四公子”。都是“官二代”,都是诗酒风流,谭嗣同就不用说了,陈三立是著名学者陈寅恪之父。还有一个大人物和吴长庆关系深大,就是袁世凯。他是随吴长庆渡江入朝,在“庆字营”起家的,没有吴长庆,哪有后来的袁某人?不同的是,吴长庆持身清正、家风谨严,支持变法、同情革命,孙辈中吴炎世、吴弱男、吴亚男三兄妹,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而袁世凯却臭名昭著。但不知为什么,李鸿章不怎么喜欢吴长庆,他在山东筹办防务时,受到的最大掣肘,就是来自李鸿章。淮军将领中,清廉自爱如吴长庆者凤毛麟角,因此即便是在朝鲜迅速地平息了“壬午兵变”,他也最终没能“位至封疆”。

清末官场贪腐成风,政以贿成。

但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李鸿章对待乡人,情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有安徽老乡来求,无不安置于“局所军营”,外省人几无插足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但他对他六弟李昭庆,似乎并无看顾,也不知他们兄弟间有什么矛盾。据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李昭庆在曾国藩大营时,作战很是勇猛,每战“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只可惜本是李昭庆瓮中之鳖的捻首赖文光,最后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所活捉,李昭庆鏖战一场,却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的虚衔。他当然不服,也不甘,更何况他二哥李鸿章,此时正一言九鼎!就去天津找他老兄讨个说法,谁知“文忠复避嫌,不为推荐”,遂“郁郁不得志”。这是李经方内弟刘晦之《异辞录》中的原话,想来不假。李昭庆不久又重返天津,结果一病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不与语”,也就是说,李昭庆临死时,仍然记恨李鸿章,“移面向内”,不愿和他说话。

在六兄弟中,李鸿章与李昭庆的关系最为复杂。众所周知,李鸿章长子李经方,过继于六房李昭庆,而这位“李大公子”在李府很是跋扈,权力很大。按说李鸿章对李昭庆,应该比对其他兄弟更为亲近一点,然而相反。据说是与一则传言有关:李昭庆立功后进京觐见,被慈禧太后留在深宫数日,朝野谣诼纷传。这在正人君子曾国藩,怎么能看得下去?于是去找李鸿章要说法。为了不株连家族,李鸿章就令他六弟自杀,这一说法,在合肥乡间流传甚广。不错,李昭庆是死在他二哥天津府上,死时年仅39岁,但曾国藩1872年3月就已在南京去世,而李昭庆进京是1872年5月间,时间对不上啊?还有的说,李昭庆死后,为了表示对他六弟的愧意,李鸿章才过继了李经方。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李经方被过继,是在1862年,距李昭庆死,还有多年的光景呢。

所以民间传闻,多似是而非,可信度不大。六家畈淮军建筑中最完整的一片,在镇子西头,为淮军名将吴育仁旧宅。吴育仁少小家贫,以织布为生,后随叔父吴伯华入淮军,因军功升至记名总兵,独领“仁字营”,官至总兵加提督衔,晋授建威将军,正一品。不过武官的“正一品”,是不能和文官比的,“武一品”见了“文一品”,照例要“行礼挎刀”。“行礼”是称“下属”,“挎刀”是为长官“站班”,类似于今天的“站岗”。中日甲午战争后,吴育仁还乡,广置田产,在六家畈建六栋四进大院,地势在当地最高,据说风水也最好。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它二进大厅的黑色大梁非常难得,当地人称“独龙过江”。

吴家的后花园废弃已久,蒿草没膝,瓦砾遍地,我进去站了一站,深感无常。这里曾做过部队的康复医院,渡江战役和朝鲜战争,都有大批的伤病员在这里治疗,死后就葬在附近的茶壶山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都处在伤痛之中,没有结婚,也没有亲人,他们渐渐老去,直到死亡。

再后来,这座院子就空了。

都是些陈年旧事,没什么人感兴趣了。大雾渐渐散去,阳光金子一般,在松冠上跳跃。文革后期,康复医院改做学校之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度让这座老宅子充满了朝气,草木也蓬勃起来了。但后来这些树也都没了,只保留下老兵们最早栽下的一棵,是松树,在院子中间,孤零零地站着。

很寂寥。

行走在乡村的大地上,满目沧桑。然而两株高大的广玉兰,还是不期而遇了。据说这两株广玉兰,是慈禧太后亲赐。在刘老圩、张老圩、唐老圩、周老圩等等淮军圩堡密集的合肥西乡一带,随处可见慈禧所赐广玉兰,淮军将领中唯平捻有功者,可获此殊荣。广玉兰原产美洲,江淮本土没有这个树种,由于花朵硕丽,形似荷花,又称“荷花玉兰”,刚引进的时候,有人干脆以“洋玉兰”称呼。沿着六家畈古老的街巷,行走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淮军建筑群落,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一些民居的屋檐上,还能看到残存的“猫头瓦”和“滴水瓦”,“猫头瓦”上翻,“滴水瓦”下垂,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屋顶排水问题,保护房屋不受水患侵扰。中国古建的智慧,时时在乡村的断壁残垣间闪耀。淮军的财富和权势,曾经堆积起一方的富足与繁华,但也不过百年时光,就沧海桑田了。

后期的淮军,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军事集团,而是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集团发展。和湘军的“功成军散”不同,淮军在完成对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任务后,仍然保留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现代化水准的军队,投入到了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去,并最终成为国防主力军。

该如何评价他们呢?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对上海丁香花园的龙凤雕,仍留有很深的印象。

那是1996年,大约是秋天,我跟随《皖赋》摄制组前往上海,拍摄李鸿章位于华山路849号的丁香花园。梧桐已经黄了,满地落叶。华山路上的法国梧桐,是上海最早的法国梧桐,这一带原先是法租界。1887年9月,工部局董事会拨银1000两,向法国订购了250株悬铃木和50株桉树,作为法租界的行道树,这也许就是“法国梧桐”的由来。在“老上海”的心目中,上海真正称得上林荫道的,一是笔直的衡山路,一是弯曲的华山路,而华山路两侧的欧式风格建筑,是它与商业写字楼林立的淮河路最大的区别。

走在落叶金黄的华山路上,最能感受秋天的灿烂。

丁香花园正沐浴在深深的秋色中,只是错过了丁香花开的6月。在西方,“丁香花开”寓意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英国乡村式建筑,双坡屋面,木柱敞廊却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这是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聘请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罗杰斯来沪设计建造,而罗杰斯是现代化建筑的开创者之一,善于将卫生、消防、通风、供暖等等现代生活理念,融入古老的建筑艺术。坊间传说,这座园子是李鸿章为他的七姨太“丁香”所建,满园的丁香,在4月至6月的漫长花期开放,由此成为旧上海有名的庭园。虽然早就有人指出,李鸿章根本没有什么“七姨太”,他本人也几乎没有住过这里,但人们依旧津津乐道于它的“墙外行人,墙内秋千”。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凤亭”上的“金凤”,在与被称作“蛟龙卧半园”的琉璃龙墙遥遥相望时,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当然是龙凤呈祥,但那只金凤却高高在上,对着远处的龙墙,不可一世地傲慢。这一设计是出自设计师本人,还是出自李鸿章的暗示呢?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了,但它象征着李鸿章的一生,象征着一个时代。

所有人都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唐德刚所说的“晚清四十年”。又何止四十年啊,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动辛酉政变,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死后一天离世,慈禧太后整整统治了中国四十六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策立六岁的载淳、四岁的载湉、三岁的溥仪;三度垂帘、两番归政,整个满清王朝和王朝的男人们,都笼罩在这个女人的淫威之下。而或同时或更早,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俄国发生了政党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就这样被世界抛弃了。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深感挣扎的屈辱和痛苦。而在当时,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然而弱国贫国无外交,他所有的外交实践,几乎都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他本性是一个卖国贼吗?当然不,他和日本签署的第一份条约,就是一份平等条约。那是1870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派使臣到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来和李鸿章交涉,要求正式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经多次折冲,终于在1871年正式建交。日本当然也想仿照西方列强,把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但遭到了李鸿章的强烈抵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后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才称他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对李鸿章不敢小瞧。

但李鸿章当时并不知道,日本于他,意味着什么。

1895年3月14日,天津码头上寒气袭人,刚刚开复了一切处分的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怀揣着皇上授予的头等全权大臣证书,带领他的长子李经方、随员马建忠、伍廷芳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一行人,从这里登上德国“礼裕”号和“公义”号。他们这是要去日本马关,马关是日本指定的议和地,等待他的是他的老对手,日本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行前他就知道,此一去他将踏上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希望李经方能够避免和他同行,免得将来父子一起挨骂;也曾想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拖下水,但翁同和哪里会上这个当?都是读书人,都熟读中国经史,都知道此一去,必将留下千古骂名。想起临行前,向皇帝辞行的一幕,李鸿章心中凄凉万分。明知道“割地”是“求和”的唯一途径,但面对光绪皇帝的反复询问,满朝的王公大臣却没人肯发一声。更令人气愤的是,翁同和竟当着皇帝的面,大唱“偿胜于割”的高调,说什么宁愿多赔款也不能割地,就为了自己“清正”的好名声!

清人胡思敬说翁同和“书生误国”,台湾学者雷禄庆则认为,无人肯像李鸿章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以七十三岁高龄毅然负起必遭世人唾骂的屈辱使命。而此时的慈禧太后又在哪里呢?她在长春宫,犯了肝气疼的老毛病。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把授权李鸿章割地赔款的难题,推给了光绪皇帝。但到底不放心,又急召李鸿章进宫,秘授可以割让辽东或是台湾一处,实在不行了,就把两地都割让给日本。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他的屈辱使命,开始了他屈辱的日本之行。这时他还不知道,在日本等待他的,还有一场血光之灾。他已经到了人生暮年,须发皆白了,二月的寒风里,愈加伶仃。马关的春帆楼,是当地一家著名的河豚馆,主人名叫藤野美智子,是一个美艳的寡妇。春帆楼的地势很好,面对关门海峡,伊藤博文经常光顾这里。这一天他凭楼远眺,看到万顷碧波之上,往来着点点渔帆,联想到自号“春亩”,于是灵机一动,给这家河豚馆起名为“春帆楼”。

“春帆楼”从此成了全日本最有名的河豚馆,而随着李鸿章的到来,它还将进入中日关系史。

当李鸿章一行五人步入春帆楼时,厅堂正中已经摆好了一张硕大方桌,周围是十一张笨重的木椅。他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原本心细如发,却在见到伊藤博文的瞬间,乱了心神。他带来的人,被安排在了左半边,他居中,左手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对面是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一别十年,伊藤也老了,李鸿章寒暄着,很有些感慨。1885年5月,伊藤博文以特使身份来华会商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把他放在眼里,结果就签下了出让中国在朝利益的《天津条约》。如今忽忽十年过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已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而为野心勃勃的军事强国。所以伊藤博文才敢要求他远涉重洋,到日本谈判,毫不顾惜他的风烛残年之身。

谈判极为艰难地进行,李鸿章一再打起他外交中多次使用过的“痞子腔”,希望能少出让一点国家主权。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谈判桌上的伊藤博文一副战胜国的傲慢,当李鸿章表达两国相邻,还是应该永修友好之意时,伊藤博文竟用讽刺的语气说,十年前我就告诫过中堂,中国应该自强,不想十年过去,你们还是这样不堪一击!

这是指刚刚结束不久的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花费二十年心血、数千万两白银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在黄海一战中全军覆没。而就在几年前,日本海军的实力还远不能和北洋海军相比,尤其是,他们没有“定远”和“镇远”这样的主力铁甲舰。19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封闭,幕府的锁国政策推行了二百年之久,和欧洲、美国甚至亚洲近邻国家,都几乎没有官方往来。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接着,西方列强陆续用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同治七年,公元1866年,日本明治天皇继位,随后日本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到文化教育,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明治维新”。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而中国首当其冲,面临日本对外扩张的威胁。

这才有了马关。

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次,都因为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战条件难以接受,而陷入僵局。李鸿章忧心如焚,形容憔悴,彻夜难眠。这天谈判结束后,他和随员们一起返回住处,在快到“引接寺”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名男子,迎面向他开了一枪。李鸿章被射中左面颊,血流如注,一时场面大乱。

不、不、不!抬回会馆之后,他坚决不让取出子弹,他甚至不愿包扎,要让洞穿的面颊和血衣,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刺杀李鸿章的是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浪人,他的行刺,完全打乱了日本政府的计划。李鸿章被刺后,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方面害怕列强趁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天皇亲派御医前去治疗,伊藤博文也于夜间青衣小帽,亲往李鸿章下榻的寓所探望。合肥乡间流传一句话:“挨了一子弹,少了一万万”,是说由于李鸿章挨了一枪,使得日本政府被迫把赔款从三万万两白银,降到了两万万两。

然而根据戚其章先生的研究,日本方面无孔不入,早就探听到了清政府开给李鸿章的底牌,有意把价码抬高到了三万万两。

马关签约后,国人震怒,尤其是割让台湾的噩耗传回,更是“四万万人齐下泪”,李氏父子千夫所指,遭到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途经日本横滨时夜宿船上,拒不登岸。次日换乘的船只到来,需坐小船接引,当得知小船为日本船只时,他坚决不肯上船。日本方面迫不得已,只得在两艘大船之间,架起一道“飞梁”。

那一晚在船上,李鸿章一定站了很久很久,隔岸遥望春帆楼的灯火,他也一定彻夜难眠。

在举国一片骂声中,只有梁启超说了一句公道话:当此之际,即使有苏秦、张仪的辩才也没有用,就是没有李鸿章,日本也会和中国签下这个条约。

也不知李鸿章,听没听说过这句话?

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淮系的重要人物,他的学生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来到了春帆楼上。进去后他一眼就看出,李鸿章当年谈判坐的木凳,比日本人的矮半截。他不由得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请他题字,他提笔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他后来的《马关》诗,也有“舟人哪识伤心地,为指前程是马关”句,可知马关签约对整个淮系集团,伤害有多大。

一样是天津码头,一样是春寒料峭,李鸿章的心情却大不相同了。

这是1896年3月10日,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从天津启程,开始了他周游列国八万里的外交航程。

一年前的3月14日,他也是从这里登船,去往日本的马关。不堪回首啊,那蚀骨锥心一般的屈辱。他面颊上的枪伤隐隐作痛,子弹硬硬的,仍然嵌在骨缝中。他想就让它永远待在这里吧,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点自身的悔恨和痛苦。

虽然被剥夺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投闲在了贤良寺,但朝廷办外交仍然离不开自己,这让李鸿章的心里,稍稍有些平复。1896年5月26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朝廷决定借庆贺之名,派他前往俄国商谈联俄抗日事宜,而外间盛传,李鸿章上船时,带了一口楠木棺材。当他到达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他,提出想看看这口随行的棺木时,李鸿章微笑道:你看老夫,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吗?

真假莫辨,都是江湖传言。

但李鸿章确实长于辞令,刚一涉足外交,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外交才干。那是1870年,那一年的春天,天津接连发生迷拐幼童的事件,到了六月间,愤怒的天津百姓涌进法国教堂,打死了两名神甫和十名修女,砸了法国使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十万火急,派曾国藩前去处理,临行前曾国藩写下遗嘱,为示赴死之心,也是抬了一口棺材。结果非但没有办好交涉,反被朝野骂作“卖国贼”,狼狈而返。

曾国藩那样的正人君子,怎么去和洋人纠缠?

李鸿章则不然,和外国人打交道,他才不会像他老师那样道貌岸然。接手天津教案后,他一边拖延时间,避免冲突,一边请英国公使威妥玛做中间人,加以斡旋。事情解决得很好,八面玲珑的李鸿章,一跃而为外交奇才。也就是从这时起,与洋人有关的一切难题,都由李鸿章出面办理,以致形成了日后对外交涉中,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清政府的局面。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开始了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人生历程。他的责任从安内转向攘外,对手也由乱匪变成洋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连秘鲁这样的小国也敢踹上一脚。1873年8月,秘鲁派出全权大使,向总理衙门要求通商,总理衙门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扔给了李鸿章。在秘鲁有大约10万中国劳工,均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被拐卖去的穷苦百姓,他们从早到晚牛马一样工作,却待遇非人。秘鲁华工因此联名向朝廷递交了《诉苦公禀》,要求朝廷出面保护,李鸿章决定好好利用这一机会。所以当秘鲁全权大使葛尔西耶到达天津后,李鸿章的态度十分轻慢,表示华工问题不解决,通商条约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同时他暗中派人,前往秘鲁秘密取证,带回大量秘鲁政府侵害华工的罪证,终于在第二年的六月,和秘鲁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这和初入外交圈的李鸿章态度强硬有关。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在烟台与英国人威妥玛谈判有关《烟台条约》时,身上的锋芒就已消磨殆尽,被封疆大吏刘坤一怒斥为满身“暮气”。《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川重庆为商埠,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个长江沿岸城市为停泊码头。刘坤一得知后,大为不满:“合肥”烟台之议,口岸越开越多,像这样江河日下,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然而不开放口岸,难道还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吗?李鸿章深感困惑。乾隆以前,朝廷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中番关系,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番属国。而眼下的情形是,西方列强一个个虎视眈眈,希望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利益均沾。中国早已从一个大国强国,变成了一个弱国贫国。即如中法战争,直接起因就是法国侵略越南,满朝的文武百官认不清形势,还叫喊着要出兵保护。连本土都保护不了,还去保护什么番属国啊?可笑!在李鸿章看来,朝中一班大臣,一个个颟顸迂腐,只会一味主战,若战败了呢,又一味求和。中法战争从1883年8月开始,到1885年3月结束,历时一年半,朝廷始终在“战与和”之间犹豫,打得异常艰苦。3月25日,清军在镇南关大捷,接着乘胜收复了谅山,李鸿章立即电告总理衙门,建议乘谅山收复,法国内阁倒台之机,与法国议和。

《中法新约》就是李鸿章乘胜讲和而签订的一份条约,因为默许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而遭到朝野一致斥骂。有人抗言,由于李鸿章的软弱,“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出卖了大清利益,出卖了前线将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罪该万死。群情激愤中,名士梁鼎芬上折子参劾李鸿章有“六可杀”,要求诛李以谢天下。

梁鼎芬是“同光”年间,粤中大儒陈兰甫的学生,科名很早,光绪六年,二十二岁时就点了翰林。梁鼎芬生得头大身矬,须眉如戟,相貌粗鲁;娶妻龚氏,却亭亭玉立,美而能诗。龚小姐的舅舅,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也是名重一时的大儒,所以梁鼎芬才子佳人,春风得意,眼高于顶。

当时官场,尤重同乡和同年,南书房翰林李文田,是梁鼎芬的同乡前辈,彼此走得很近。而李文田会看相,许多人都相信他能断人生死。这一年,他为梁鼎芬排八字,算出他二十七岁必死。梁鼎芬一听大起恐慌,请教李文田如何化解?却说方法只有一个:遭遇奇祸。恰逢中法交涉破裂,清议抨击李鸿章卖国,梁鼎芬就拿李鸿章做题目,上折说他“六可杀”。果然落了个充军的罪名,但他也因这个折子,名震天下。

李鸿章曾有言“局外论事易,局内处事难”,疆臣和词臣的分野,看出来了吧?而实际上,除了放弃越南这一番属国外,《中法新约》是晚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对外战争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赔款、没有割地的条约。但面对汹汹清议,李鸿章百口莫辩。更可怕的是,慈禧太后也开始对他不信任了。对清流和清议,李鸿章一向并不在意,一帮书蠹虫,还能翻了天啊?他怕的是慈禧太后,但也只能耐下心来等待,而不久机会就来了。北京有一座蚕池口教堂,靠近中南海,是康熙年间法国人所建,因为高高耸立,俯视宫廷内苑,成为慈禧太后一大心病。很多人出面,都没能把这座教堂请走。《中法新约》签订后,李鸿章进京陛见,慈禧太后当面交代,希望他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李鸿章当然不会像前头那些人那样愚蠢,而是将与自己交好的德国人德璀琳找来,通过他和北京著名法国传教士樊国梁暗通款曲。李鸿章许愿说,如果能够说服教堂迁走,他会出面建议樊国梁担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还有这样的好事?樊国梁大喜过望。谁知他跑到罗马一打听,教皇根本就没有任命他的意思,樊国梁深感受骗了。受了骗的樊国梁一边在罗马大骂李鸿章,一边在教皇面前捣乱,而李鸿章是何等样人?何等样手段?他立即让德璀琳,给这姓樊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德璀琳就亲自出面,威胁樊国梁说,你如果还想在中国混饭吃,就不要开罪李中堂。

经过来来回回一年多的折腾,事情终于办成了。法国教会答应于除夕前,将蚕池口教堂迁往西什库,并且允诺新建教堂的高度,比原先降低三丈。慈禧太后大为满意,李鸿章于是得以重回清政府外交舞台。

所以私心里,李鸿章认为清廷的外交,少了他还是玩不转。此次出使八国,他把第一站定在了俄国,因为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沙俄一直以来,对中国就抱有野心,历史上曾割去我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本来对老毛子,李鸿章是一直存有戒心的,但在《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俄国突然从半路上杀出来,联合法、德两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把李鸿章彻底弄晕了。他就是从这时起,决心实行“亲俄抗日”的外交策略。而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参与“还辽”的三国各怀鬼胎,俄国要遏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法国要联俄制德,德国则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结果清政府以3000万两“赎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这使深谙春秋“合纵连横”策略的李鸿章,看见了一条“以夷制夷”的出路。不仅是李鸿章,当时就连翁同和、孙毓汶、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中央和方面大员,也都高唱“联俄抗日”的论调。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受到了空前盛大的接待,当他到达下榻的俄国商人巴舍夫的私邸时,他惊奇地发现,门前耸立的一座高大中式牌楼上插满了龙旗,而中间镶嵌着的,是他本人的大幅照片。

负责接待李鸿章的财政大臣维特,是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为迎合李鸿章,特许他在正式外交场合抽烟。李鸿章使俄期间,也一直感觉良好,常常是旁若无人地坐在沙发上,一吸一吹,捧着他的水烟袋。1896年6月3日,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签订,使得沙俄的势力借助于铁路,兵不血刃地伸进了中国东北。越到后来,李鸿章越能感到自己“老来失计亲豺虎”,犯下了一生中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但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回到上海后,他甚至夸口说,《中俄密约》可保中国二十年太平无事。

签约之后,李鸿章很快离开了俄国,前往德国。德国因为期望李鸿章能在他们那里订购大量军火,其欢迎仪式和接待规模更加浮夸。李鸿章一下火车,就看见装饰豪华的德皇御车等候在那里,而他下榻的行馆,竟然挂着一只他喜爱的画眉鸟。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报道他的非凡事迹和非凡贡献,不惜夸大其辞。十多天后,日本使臣山县有朋到达德国,接待规格就比李鸿章小多了。德皇在“耐芝堂”接见了李鸿章,赠他和他儿子李经方以金刚钻石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这在德国是殊荣。

在西方人眼里,李鸿章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在德国为他准备的行馆里,就并列挂着他和俾斯麦的照片。俾斯麦协助威廉国王统一了德意志各郡,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是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李鸿章本人也十分钦佩这位“铁血宰相”,让他没想到的是,当自己从车上走下来时,胸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头戴御赐王冠的俾斯麦,早已在门口迎候。但以梁启超的观点,李鸿章与俾斯麦,无论是在军事、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无法相提并论。

李鸿章离开德国时,场面就有些冷清了,他没有能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订购大量的军火,德国人很不满意。这以后他访问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所到之处,均受到各国政府热情的欢迎。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陪同他检阅了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大演习,看着近百艘英国军舰驰骋于碧海蓝波之上,想起自己那支葬身海底的北洋舰队,李鸿章暗自神伤。

1896年8月29日,李鸿章到达纽约。除鸣炮十九响外,和欧洲各国不同的是,数万美国人民还手持中美两国国旗,欢迎李鸿章的到来。整整一百年后,他的曾孙李道豫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李鸿章若泉下有知,会有何感想?

这一年的10月,李鸿章结束了他的八国之行,返回北京。尽管出访期间,各国元首都给他以隆重的礼遇,他自己也是“各国富强之策,跃然于心”,打算着回来后有一番大作为,但朝廷迎接他的,只是一个“在总理衙门行走”的虚衔。而且不到一周,他又因“擅游圆明园”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圆明园早已废弃,过去也常有官员进去凭吊,所以这个处分,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从天津教案开始,李鸿章办了三十年外交,从未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

他又一次住进了贤良寺,枯坐终日,深居简出。

在晚清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俞荫甫拼命著书,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指晚清有名的大学问家俞樾,他字荫甫,号曲园,和李鸿章是道光甲辰年的乡试同年,又同是曾国藩的学生。少荃是李鸿章的字,这句话,极好地概括了曾国藩一文一武两大门生。俞樾在咸丰八年,初入仕途之时,就在河南学政任上,因“出题割裂”被人参劾。据说他是从《论语》“邦君之妻章”中,割“君夫人”三字;从“阳货章”中,割“阳货欲”三字,出“君夫人阳货欲”为考题,是以下一章的首句,接上一章的末句。这已经不是不通,而是戏侮了,若放在雍正年间,是要掉脑袋的。幸好当时朝中的一班大臣爱惜他的才华,纷纷出来保他,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只是俞荫甫那样大的学问,怎么会出这样不通的题呢?

革职回籍永不叙用的俞樾,从此与官场无缘,这以后他在苏州建曲园,在杭州起俞楼,埋头苦读,发奋著书,一生著作高达500多卷。他的孙子俞陛云,是光绪二十四年探花;曾孙俞平伯,是蜚声中外的红学家;而他的学生更是名满天下,为一代奇才章太炎。

就在“俞荫甫拼命著书”的同时,李鸿章在拼命做官。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而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清朝中叶,雍正帝怕内阁专权,特增设军机处以分其权,惟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官员中资望持重者,授于大学士的“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作为大学士的副职,协助办理有关阁务。

李鸿章是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又接任了他武英殿大学士的位子。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大臣。而这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出自于两宫皇太后的旨意,其时同治皇帝正在病中。同治皇帝御名载淳,是慈禧太后的独子,大婚不久就受太监勾引,出宫去“八大胡同”冶游,结果得了花柳病。李鸿章是在皇帝大崩的前三天,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的,而且排名在两位满族军机大臣之前,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在晚清政治格局中的举足轻重。

而现在,现在他被剥夺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身上还保留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名。1996年冬,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金鱼胡同,是上午的十点来钟,没有太阳,风很硬,干冷干冷。院子里几株老树枯枝疏挂,头顶是广袤无垠的冬的阴云。据那里的老住户王老先生介绍,当年李鸿章就住在贤良寺的西跨院,而这座小院是李鸿章私人出资建造,他生前只要进京,都在这里落脚。

这很让我吃惊,李鸿章为什么不像他老兄李翰章那样,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西侧,单独置办一处大宅子呢?

在晚清,贤良寺的名气很大,因为临近皇宫,出入方便,很多外省地方大员,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等,进京后多寄居于此。但没有一个人像李鸿章这样,把贤良寺当成了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究竟是什么,让李鸿章对这里如此留恋?

我去的时候,面阔五间,绿琉璃瓦歇山顶的“贤良寺”正殿,早已不复存在了,据王老先生讲,早在民国时期,配殿就附设了民众小学。解放初期,贤良寺里还有很多僧人,但不久就被遣散,这里成了校尉小学的校舍。有昔年的气息在身边缭绕,感慨万千。我们在小学校的牌子前拍了一张合影,镜头里,北京深冬的街巷,呈现出单调的铅灰色。

闲居贤良寺的日子,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闲散的岁月。“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这是吴永记录下的李鸿章的日常生活。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此时正在李幕,“以通家子弟”的身份,“晨夕”在李鸿章的左右。自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门生故旧都不大上门了。即便是散步,也只是在廊下,往复数十次,从这头走到那头。等到跟班大喊一声“够了”便停下来,返回屋内“暝坐”。这是一个老人的晚景,孤独,凄凉,落寞。曾经的辉煌与喧嚣,都已经远去了,只剩下一个人“枯坐院中”,或是“暝坐椅上”,有时夜深人静,他会长时间地在院落深处徘徊,想着自己一生名节都毁在了马关,不由得就潸然泪下了。

拼命做官的李鸿章,值不值得?

马关之后,整个“淮系”分崩离析,维新派迅速取代了洋务派,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关于他和维新派的关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很对立,错!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李鸿章得知“强学会”成立,主动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却因甲午战败声名狼藉,遭到拒绝。但实际的情形是,多年的洋务实践,使李鸿章对维新变法,本能地持一种同情的态度,他曾私下里对人表示:“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科举、兴学堂,“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得知有人要暗杀康有为,他悄悄派人前去,叮嘱康有为要“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他甚至“遣人慰行”,给以保护。据新近出版的《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康有为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他和梁启超等人发起成立的强学会,都设在北京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内,如果没有李鸿章的默许,这是不可能的。

但李鸿章老于世故,深谙官场,对待变法维新,以及太后和皇帝的关系,一定是小心翼翼,如临如履。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此时已消磨殆尽,暮年的李鸿章只剩下“廉颇老矣”的感慨,意气消沉了。而贤良寺外,朝堂之上,皇帝和太后的权力之争却愈演愈烈,三十年间两度垂帘,使得太后成为实际上的女主,因此戊戌百日便惨遭失败,六君子菜市口被杀,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走避日本。

纵然是隔岸观火,也胆战心惊。

到了1899年年底,李鸿章枯坐贤良寺,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他当然心有不甘,一生呼风唤雨,难道在这里终老此生?直到朝廷发布“两广总督”的任命,他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不想去宫中辞行,慈禧太后却突然拿出一大摞子奏折来,厉声喝道: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这样回答:如果主张变法就是康党,臣无话说,臣是康党。

慈禧太后无言以对。

岁暮天寒,雨雪载途,李鸿章上路了。两广总督的任命,让年近八十的李鸿章重又野心勃勃。然而他不知道,不过几个月后,他就会重返贤良寺,而等待他的,是更大的耻辱。

落日照进贤良寺西跨院,将李鸿章的身影拉得很长。

树木已经落尽了叶子,风也开始硬起来了,从这里望去,能看见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分站在贤良寺大门的两侧。这座刚刚经历了炮火的寺院,一片破败,僧人们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这是1900年10月11日,七十七岁的李鸿章只身重返贤良寺,准备和各国公使周旋。离京仅仅十个月,触目所见,已是地覆天翻,徘徊在遍地瓦砾之上,李鸿章的心情沮丧极了。

从这一年的开春起,他就有不好的预感。光绪二十六年春,岁在庚子,先一年在山东起事的义和团,迅速蔓延到直隶一带,对北京造成极大威胁。驻京的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致清政府“哀的美敦书”,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全部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强行驰入山东、直隶,由他们来剿杀义和团。不久俄国也加入了对中国的警告,各国军舰聚集于天津大沽口,虎视眈眈;慈禧太后却出于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一味纵容和利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最终酿成了庚子之变。

这个女人,一生发动过三次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处置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甲申政变,驱逐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全体军机大臣,戊戌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置满朝文武于股掌之上,翻云覆雨,心狠手辣,让天下的男人汗颜。而这一次,她之所以要纵容义和团闹事,是为了废光绪,另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帝,而载漪的妻子,是她的内侄女。在端王别有用心的操纵下,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焚烧教堂,6月11日,又在永定门外火车站,枪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北京城自此失控,烟火四起。到了6月15日,慈禧太后见局面实在无法控制了,这才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残局。

前后下了四道“传谕”,整整观望了一个多月,李鸿章这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朝廷的谕旨,已经不是在催促,而是在恳求了,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在上海滞留了两个多月,以观其变。他对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神色怆然。他是1900年10月1日,在天津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是满清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号称“疆臣领袖”,但重回权力巅峰的李鸿章,没有一丝喜悦。早在他抵京之前,慈禧太后就已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离了紫禁城,这时的北京,已经是外国人的天下了:前门外大街以东,英国辖区;前门外大街以西,美国辖区;前门内大清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辖区;崇文门以东,法国辖区……各国军队在辖区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界内居民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旗一面,表示归顺。

举步彷徨,满城白旗。

偌大的北京城,名义上仍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目前只剩下了两个小院:一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一是奕劻的庆亲王府。而庆亲王府之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日夜站哨,贤良寺外,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的当日,即会同庆亲王奕劻,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代表进行谈判,而庆王老劻不仅苟且,而且贪腐,只会一味推延。马关遇刺的后遗症不时发作,有时谈着谈着,李鸿章就突然脸色苍白,天眩地转,大汗淋漓。有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恐惧。天气一天天凉了,转眼就到了北风呼啸,九城飘雪的年底。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签完他此生最后一个“乞和”条约后,李鸿章“吐血不止”,而此时的大清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都想了些什么,历史将很多细节抹杀了,历史没有温情。骨瘦如柴的李鸿章,静静地躺在西跨院,感觉自己的生命,正一步步走向尽头。淮系的重要人物周馥,在保定直隶藩司衙门接到“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匆忙赶往贤良寺,他见到的李鸿章,已是“鼻塞声重,精神困顿”。最让他悲愤的是,李鸿章逝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竟然来到他的病榻前,逼迫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李鸿章一言不发,瞑目如死,俄国人竟然强迫他的助手,强夺李鸿章的印信,面对此情此景,周馥不由得放声大哭。

哭声惊动了李鸿章,他突然张开双眼,口唇颤动,却不能出声。周馥哭着说:“老夫子,老夫子,你还有什么心思放不下啊?你经手的未了之事,我辈可了,你请放心去吧……”

闻听此言,李鸿章双泪长流,“双目炯炯不瞑”。

他的双眼,是周馥给他抹上的。慈禧太后和满朝的文武大臣,此时远在“回銮”的路上,唯一留京的庆亲王老劻,有事只会推给李鸿章。已经入冬了,树木落尽了叶子,西跨院里一片哀凉。自1861年26岁入李幕,周馥与李鸿章同道同怀,相知相惜,“风雨龙门四十年”,创办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是洋务运动后期实际的操盘手。李鸿章逝世后,周馥有“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的悼怀诗,沉痛慨切。他是安徽东至人,为官期间曾数度还乡,死后也叶落归根,葬于家乡的云雾坑。皖南地区,“坑”多为村名。今年春上我途经东至,在周氏后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东至周氏家风文化馆”,东至周氏从周馥起“六世书香”,百年间子孙鲜有宵小者,家风勤谨坦荡。周馥是淮系大员中,少有的谨饬廉正之人。世人多拿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做比较,是因为李氏的操守,实在不能和他老师比,就是比张之洞,也差了很多。张之洞死前,敢对子孙坦言:“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李鸿章就不敢说这个话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在晚清,李鸿章的“贪腐”天下皆知,他能说什么呢?

传说李鸿章灯尽油干之际,曾挣扎着口占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李鸿章《绝笔诗》,或称《临终诗》。但李鸿章以事功著于世,并不以诗文名,据2007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李氏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为数最多的是函电和奏稿。《李鸿章全集》计38卷2800万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李鸿章著作汇编。李氏“少年科甲”,幼时起即致力于经学课业,具有丰厚的诗词修养;入仕授“翰林院编修”,为天子文学侍臣。他漫长的一生,留下了诸如《二十自序》《入都》《舟夜苦雨》《晚江即事》《游鹿洞归途感赋》《夜听四弟吹笛》《万年道中寄镜蓉琼芝二女并示静芳侄女》《鞋山阻风》等诗篇,或意气风发,或苍凉沉郁,也还不失风雅。但这首《绝笔诗》,是他写的吗?李鸿章死于公元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日夜陪侍的李经述曾手书《澹园日记》十一册,记录了那一个多月里,在老父身边的亲见亲历。日记遗稿目前由李氏后人保存,尚未公诸于世,暂不知道其中是否记载有李鸿章的“临终诗”,但在李国杰后来为其高祖、祖父和父亲合编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中,这首诗也并未见收录。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国内诸多权威专家参与编纂的《李鸿章全集》中,也没有收入这首诗。不但《全集》正文不予收录,连置诸卷末的“备考”也未有提及,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它是在李鸿章去世近60年后,才首次出现在众人面前,而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出处,为高拜石的《南湖录忆》。

所以很多人认为,此诗为“托名之作”。高拜石自1921年起,在北京、福建等地担任多家报馆主笔,1947年渡海赴台,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史籍,名重士林。自1958年起,高拜石在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副刊连载近世史料笔记,状写晚清至民国百多年间名人轶事、世俗百态,广泛涉及军政、财经、学林、文艺、市井等各个社会领域。这些文章,后结集《南湖录忆》和《古春风楼琐记》出版。高氏长于纪览,文笔活色生香,在台湾学界享有“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之美誉。《南湖录忆》第一集中,有《李鸿章泪盎秋风》一篇,就是此文,披露李鸿章“易箦”前吟有七律一首。

“易箦”典出《礼记·檀弓上》,指把病重将死之人移于席上。此为《绝笔诗》在文献史上首次出现,但为什么这样一首如同遗嘱一般重要的遗诗,李国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和权威的《李鸿章全集》均未收入呢?又为什么李鸿章临终前,一直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的周馥不相与闻,而直到将近60年后,被高氏挖掘出来了?

这就不去说它了,一团乱麻!

中国历史上,“托古”是屡见不鲜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曾因“托名”之作,而荣获“英雄诗人”的桂冠。但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近世所传石达开之“遗诗”,仅有存于广西宜山县北山之《白龙洞题壁诗》一首为真,其余都是伪作。1902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首见伪托之石达开《答曾国藩五首》;1906年,柳亚子亲见南社鉅子高天梅为激发民气、鼓吹革命,一夜之间创作了20首“石达开遗诗”,以“残山剩水楼主人”名义发布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近来有人考证出,李鸿章《绝笔诗》的真正作者是康有为,李鸿章临终之际,康有为正在新加坡槟榔屿流亡,闻其死讯,感慨而赋此诗。不过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罢了。

不过托名李鸿章的这首《绝笔诗》,写得真好,不仅意象分明,音律谐适,格调沉郁,境界开阔,而且与李鸿章的生平际遇,语气格局甚为契合。《清史稿》上说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又说他“独主国事数十年”,“常以一身当其冲”,从诗史互鉴的角度看,“遗诗”把李鸿章的勇于任事、忍辱负重、茫然四顾、独木难支的悲戚神色,以及列强环伺、山河破碎、一夕数惊、风雨飘摇的历史情境,都完整地传达出来了。乔光耀的《李鸿章传》、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赵焰的《晚清有个李鸿章》、陈悦的《沉没的甲午》、王龙的《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刘刚《李鸿章之死》、汪炜的《一代重臣的最后归宿》、吴晓波的《跌宕一百年》、祝勇的《1894,悲情李鸿章》等等,都引用了这首诗,是被他“身在残阳秋风里”的孤臣形象,打动了。李鸿章生前树敌无数,四面楚歌,孤独无助;死后骂名滚滚,殃及子孙,死不瞑目。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到李鸿章的死讯后,写下了“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的挽联,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痛其为,复杂极了。梁启超曾有言:“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李鸿章“盖棺”百年,至今未能“论定”,梁启超这话,不是应验了吗?

站在人头攒动的李氏故居前,不由得感慨万千。

它现在的名字叫“李府”,是目前合肥最拿得出手的一张文化名片。临近岁末,李府所在的合肥步行街人头攒动,张灯结彩。一些衣着光鲜的外地游客鱼贯而入,是慕名而来的旅游团。李氏故居建于19世纪末期,李鸿章一跃而为疆臣领袖之后,其兄李翰章此时也已身居高位。据李家后人,“老三房”的李国衡夫人高氏说,这座房子是属于“老二房”的,他们“老三房”的宅子,在今天合肥怡和锦江饭店一带。李国衡是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孙,清朝举人,在合肥小有名气,曾出资修建“廉泉井亭”,并撰文记载贪官因喝“廉泉”水而头痛的传说,今天,在包公祠的亭壁上,还能看到他的这篇奇文。

1882年,李鸿章老母去世,他回家奔丧,就是这一次,他委托三弟李鹤章兴建了“李府”,同时捐资修复了战火中毁坏的包公祠。清制:父母之丧,官员守孝三年,此为“丁忧”之制。但李鸿章是畿辅重臣,枢廷倚重,因此只能“给假三月”,叫作“夺情”,亦称“移孝作忠”。即便如此,日本还是趁李鸿章“夺情”之机,在朝鲜发动了“壬午兵变”,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于清廷来说,有多么重要。

这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淮官邸建筑,布局严整,气势开阔。当年李氏兄弟聚族而居,深宅大院,鳞次栉比,覆盖了合肥老城今淮河路最繁华的路段,时称“李府半条街”。今天的李鸿章故居,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还不到原建筑的十二分之一。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前厅、中厅,三进为二层阁楼,后两进楼下有回廊相通,楼上有美人靠,回廊相连,俗称走马楼,因供内眷居住,又称“小姐楼”。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所居,菊耦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光绪皇帝御笔亲书的“钧衡笃祜”四个大字。故居辟作“淮军陈列馆”对外开放的部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陈列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军事、外交、洋务等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图片、资料和实物。其中最令人骇异的,是李氏后人捐赠的半部《李氏宗谱》,谱上“李鸿章”仨字,被红笔打上了大大的红“×”,边上是朱笔标注的“大卖国贼”四个大字。

这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年合肥市委中心组学习,将他的奏稿与言论进行摘编,发给了每个中心组成员。在列强环伺、国家积贫积弱之时,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强烈感受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他鼓吹天下穷则变,变则通,他的“变局观”,比康梁都早。为了表示对士大夫乐此不疲的章句小楷的蔑视和厌恶,李鸿章从40岁起就不再写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通过种种方法改变和更新年轻学子们的知识结构,创造条件让他们亲近西学,了解西学。怀着富国强兵,国家中兴的希望,他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作“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十分巨大的冲击,西方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淮系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淮系带出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化人才。

在淮军陈列馆里,陈列着多幅李鸿章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的历史图片,为我们再现了李鸿章时代那巨大的悲哀。但它同时也陈列展示了李鸿章创造的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甚至连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龙旗”,也是由他奏请朝廷,由原兵船的旗帜改制而来。

又一次想起梁启超的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百感交集;又一次想起毛泽东主席的话“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无限感慨。和曹操、朱元璋一样,李鸿章是战争不断的江淮大地上陶冶出来的政治枭雄,具备皖派政治人物娴熟于权力场上,关键时刻做殊死一搏的非凡组织才能和政治手腕。

冬日里风静,冬日里阳暄。坐落在无边的城市楼宇之中,李府愈显出气象俨然。屋脊上的鱼鳞小瓦,被岁月洇成了黑色,门廊上的大红灯笼却鲜艳如染。近代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集团政治的兴起,晚清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的崛起,标志着封建末世中央专制皇权的衰落,而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由地域性集团成为全国性集团,改变着中国近代政治的格局,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史称李鸿章疏髯长身,风采凛然,但他留在历史中的背影,却是踽踽独行,四顾茫然。他知道他盖棺百年,难有定论吗?抑或他对这一切,早有预见?

孤臣泪,双泪眼。

潘小平,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安徽省网络作协主席,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长。著有《季风来临》《北方驿站》《翁同龢》等。广泛参与电视策划与创作,担任多部近200集文化专题片和纪录片撰稿。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专题奖、中国优秀纪录片奖、安徽“五个一”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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