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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晖散文文论】-------散文与生活的契约(之二)

2022-01-18抒情散文澧水寒儒
散文与生活的契约 文\陈剑晖 散文与生活有一种契约。它是一种最自然、最亲切,最平实,最自由自在的文体。它真实地记录下发生在我的身边的一些生活片段,如吃饭、乘车、购物、种花、旅游、思考等,……

散文与生活的契约 文\陈剑晖 散文与生活有一种契约。它是一种最自然、最亲切,最平实,最自由自在的文体。它真实地记录下发生在我的身边的一些生活片段,如吃饭、乘车、购物、种花、旅游、思考等,举凡人生世相皆可进入散文,甚至我们平日里的说话交谈,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当他知道他说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啊,我说散文说了40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1、散文不但像说话那样自然朴实,而且和我们一般读者最为贴近;2、散文虽然像日常说话,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常话语都是散文。如果这样,那这个世界上的散文家就太多了。90年代以来,之所以散文随笔的数量迅速膨胀,就是因为散文的门槛太低了,有太多的人认为,散文是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只要粗通文墨,就可以到散文这块领地上一展身手。事实上,这是一种误会。在本质上,散文应是一种易写难工的文体。    散文与生活这种水乳交融的契约状态,决定了散文与小说和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小说的生命在于它的虚构性,小说家离生活要比散文更远;而散文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正如左思所说:“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这种对“本”和“实”的要求,过去一直被视为散文写作的基石。当然,我并不赞同这种僵硬的“真实观”。我认为散文应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有所想象和虚构,即有限度的虚构。这有利于散文在新世纪的发展。 下面再讲散文与诗歌的区别。在这方面,台湾散文家余光中曾有过很精彩的比喻。就文体性质来说,散文面对的是事实和大地,诗歌面对的是神祗和天空。散文没有诗歌那样尖锐,那样强烈和刺激,那样富于激情和想象力。人们投入散文的,是一种闲适而平淡的情趣,是一种秋天般的从容、辽阔和平稳,是一种默默的承诺和白头到老的厮守。诗表现的是彼岸的人生,散文表现的是此岸的人生。    散文要俗中有雅、有趣和有味 散文与生活之间有一种契约,这就决定了散文家在写作散文时首先要有一颗俗心。当然,我们在欣赏散文时也同样要有俗心。俗心就是要以凡心、平常心、近人情和闲心去叙述日常的生活经验;就是要把姿态放低,不要高高在上,凌空舞蹈,更不要虚假造作,装腔作势。散文为什么要有俗心?因为作家是从大地上长大的,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所以作家的文学关怀应和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连接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到底,散文的本质上是生活的,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散文家,是写不出好散文的。比如过去的一些散文,一写到登山,便要联想到克服困难;看天空,必然引向壮志凌云;望大海,总离不开宽广的胸怀。这种写法,看似很抒情,很诗化,其实是滥情,是缺少世俗心的表现。 与这种远离生活的写作不同的是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他们散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没有别的,就因为在他们的散文中,有一颗世俗心。大家都熟悉的张爱玲,她说她的文字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由于她的散文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个人化的,比如喜欢住街边的房子听车声,喜欢上街买东西,喜欢自己裁剪衣服,等等,她以世俗之心来拥抱生活,她从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写出了普通人的悲苦和希望。这样,张爱玲的散文便和她的小说一样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王小波也是如此。尽管他是一个追求精神性的散文家,但他的散文却是世俗的。他以平民的立场和心态,将农村插队时的许多生活细节,包括趣闻、传说、典故等和理性思考糅合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王小波这一道独特的散文风景。 在世俗心这点上,我特别欣赏梁实秋的散文。梁实秋的散文崇尚个性,追求自然,喜用闲谈笔调。特别可贵的是,他的散文有一种“以雅化俗”“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他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他写尽了现实世态、人心之俗,然而“俗”的生活一经他的世俗心的温润,经他的如花妙笔的点染,马上就透出一种情趣和意味的“雅”,这就如女性身上的碎花百摺裙,粗看杂乱无章,细看却是纹路清晰,优雅迷人。比如他的《女人》《男人》就是这样既俗且雅的散文。 散文不但要有世俗心,要俗中有雅,还要俗中有趣。过去的散文由于过分强调“文以载道”,总喜欢板起脸孔在散文中说教,或在文章的结尾进行高八度的升华。事实证明这种呆板的写作方式违背了散文自由自在的本性,读者读多了也十分厌烦这样的散文。可见,散文与生活特别亲和、贴近这一事实,注定了散文应该像生活一样广阔无边,一样多姿多彩,而且应该富于情趣。在这方面,30年代的梁实秋、林语堂;40年代的钱钟书、王了一;90年代的王小波,以及台湾的余光中等,都写出了许多令人读之捧腹的作品。比如王了一的《劝菜》,王小波的《椰子树和平等》就是有趣散文的代表作。《劝菜》将中国人一贯视之为美德的劝菜行为,放在矛盾的两端上展开:一方面是极端的客气;一方面是极度的不卫生。正是这两方面的冲突,构成了一种带有喜剧滑稽意味的情趣。《椰子树和平等》则是借助典故,通过歪理歪推和戏谑性的幽默调侃,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   把生命摆进生活中    世俗心,俗中有雅,俗中有趣有味,是构成好散文的重要元素,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好散文还应有生命的投入,即写作者把整个生命摆进生活中。此处所说的生命,首先是指散文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而后是指这种生命方式是一种直觉感悟的体验,以诗的审美性穿透日常生活的平庸,使散文呈现出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须注意的是:“生活”和“生命”是密不可分的。人需要生活,却不能没有生命。而生命只有建立在生活之上才能够生机勃发、长久不衰。 关注人生的体验,关注自己的灵魂,关注生命的存在状态,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举例说,在《周易•系辞》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化流转,即是说生命一方面来自于宇宙的变化流动;另一方面,生命自身也是一个生生不已的流动过程。正是这种生命过程与宇宙过程的同构关系,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生命本源。庄子的《逍遥游》也是如此。他的那种“乘物以游心”的逍遥自在、超越世俗和生死的人生态度,就既是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和谐融合,也是生命的创造精神与诗性智慧的最高表现。至于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到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也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感。可见优秀的散文,都离不开生命的介入。但这一传统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割断了。 90年代以后,不少散文家注意到了散文中的生命问题。比如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的《寒风吹彻》,就是一篇富于生命感的作品。作者笔下的生命是荒凉的、寒冷的,但在寒冷荒凉的文字底下,有一盆生命的炉火,它能够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更是一篇饱含生命意识的名篇。作者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忽然残废了双腿,尽管遭受命运的无情打击,但我仍坦然地去抚摸生命,用整个身心去拥抱生命。这样,他才能够在荒凉但不破败的古园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活力与美好,同时他的“心魂”也在古园中找到了归宿。   对于生命的关注,把生命摆进生活中,可以使作品获得一种热力和诗性,在座的诸位阅读散文,也要把自己摆进去,用心灵去感受, 去谛听,这样你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生活中的精神维度    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散文,是一位俄国作家写的。作品写一个罪犯被判了死刑,当绞绳套在脖子时,突然遇赦获救。他在临刑前要求给他三分钟,他要用一分钟看看祖国的江河大地;第二分钟看自己的父母亲人;第三分钟他要闭目自省自己的过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已经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但当他遇赦又活下来后,他又回复到从前醉生梦死的老路。到了60岁快死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这一辈子活得最好的还是那3分钟。但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读完这篇短小的散文,我的心灵深受震撼。不知大家听了我的叙述,心灵是否会多少受到一点触动? 我以为,这就是散文的思想力量,也是它应达到的精神维度。我们强调散文中应有生活,读散文即读生活,但散文绝不应忽略精神。道理在于:散文因其“小”,因其缺少全面的人物塑造和戏剧性的冲突,所以它特别需要思想智慧的灌溉。它一方面应是写实的,有灵敏的触觉和丰腴的生活细节;一方面又应是务虚的,有精神维度的大追求、大写意。比如上面讲到的梁实秋、张爱玲等的散文,虽然有许多非常具体,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但这些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精神在支撑着。这正是他们的散文能够传之久远的奥秘。在当代,我特别欣赏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什么好?好就好在这篇作品中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有十分具体写实的生活场景的展示和细节的描写,又有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深刻而独到的探询。他一直在思考人类的困境问题,并认为人类通过母爱、爱情、享受生命的过程、承认差别和肯定欲望等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困境。他将个人的生命惨痛与整个人类的困境汇于同一调色板,在生命的苦涩荒凉中体验岁月在自己躯体上的划过。这样,〈〈我与地坛〉〉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欢,具有一种阔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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