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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出新安

2022-01-16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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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多山。不过,在行走皖南的这几天中,我关注的重点却逐渐转换成了徽州的水;我甚至开始认为,相比牌坊、祠堂或者马头墙,水承载了徽州盛衰的更多秘密。
    从地图上看,蓝色的河流如同粗细不等的蛛网,覆盖了整个皖南。但坦白说,作为外人,要将一块陌生土地上的复杂水系梳理清楚极其困难,实际上也缺少意义。我只需要知道,眼前出现的任何一泓山涧、一截沟渠、一脉溪水,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条名叫新安的大江。
    除了江名,新安也是徽州的古称。因此,我将这段自始至终与水相伴的旅程称为“出新安”。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条普通的乡野小溪。
    此次徽州行的起点,我选择了黟县的宏村。首先是因为古徽州一府六县,黟县最处深山,似乎最具根源意味——仅是意指黑色的“黟”字,就已经散发出神秘幽暗的气息;其次则是宏村浪漫而独特的规划。
这个黄山脚下的村落,竟然被构筑成了一头牛的形状。牛头牛舌牛蹄牛角牛胃牛肠一应俱全。但我无意于对照着导游图一一比对,因为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有条小溪因为绕村而过而被喻做了“赶牛鞭”:
    到底是什么机缘,抑或是什么力量,将一头原本悠然于家园的卧牛鞭打起身,一步一步赶成了一匹步履遍及天下的骆驼——
徽骆驼。
    的确,若要以一种动物来概括徽州商人,甚至全体徽人,无疑只有骆驼。
    然而,在之后对徽州的探访中,我却发现,除了骆驼,徽人从牛开始的蜕变,原本还有其他可能性的——
    其他相比骆驼,对于徽州、乃至整个中国,更具意义的可能性。

    真正启发我对徽州之水的思考的,是在绩溪龙川的胡宗宪尚书府。
    明嘉靖年间做到兵部尚书的胡宗宪,是一个不易简单评价的人物。一方面,他雄才大略,是平定倭患的第一功臣,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出其帐下,被徐渭誉为大明王朝的郭子仪;另一方面,他却与严嵩父子眉来眼去纠缠不清,也因此在严氏倒台后被政敌攻击,革职问罪死于狱中。
    胡宗宪生活相当奢侈,所营造的府宅占地五千平方米,气势雄伟构造复杂,号称“徽州第一家”。
尚书府巷弄曲折盘旋,厅阁错落萦回,置身其中时有迷失方向的感觉。惊叹的同时,我还在其中发觉了几处与普通徽派民居有别的细节。
    首先是一个拱形屋顶,被设计成战船形状的书房;其次是一座“位协三公”的木牌坊,坊梁上精心雕刻了鲤鱼与波涛;还有一对据说色白则晴、色黑则雨,被称为“气象鼓”的门鼓——
    其实,这对门鼓只是由海岛上的礁石打成,随着天气潮湿度变化析出不同数量的盐分,因此造成了颜色的变化。这些点缀看似无心实则有意,显然是胡宗宪为了纪念抑或说炫耀自己平倭的赫赫战功而设;然而近五百年后,它们却提醒了我,尽管僻处深山,但脚下的土地、扩而大之整个徽州,其实始终联系着海洋:
    入浙之后,新安江最终归入了东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徽州的任何一个角落,通过宽窄不一的河流,都能感受到千里之外带着咸味的潮汐。
    相比其他村落,胡宗宪的族人应该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他们祖祖辈辈聚居的龙川,整个地形就像一艘巨大的帆船。
    因此,胡宗宪的成就,或许早在他们意料之中——
    他早已熟知水性,一生的沉浮起落,不过是从山中走向海上,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罢了。

    对于水,徽人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通常都会把水视作财富的象征,因此“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所有徽派建筑中,收集雨水流入自家私有的天井,即所谓的“四水归堂”,是一条牢不可破的铁律。
    此外,对于身边的任何水流,他们也想尽办法,引导、改道、折曲,尽可能使其围绕着自己的住宅多盘旋一段。
    随时随地,徽人都用不同形式表达着对水近似于图腾的喜爱、乃至崇拜(如屯溪老街便用横竖交叠的弄堂构成了一架鱼骨)。不过,另一方面,徽人的潜意识中,却也深埋着一种对水的畏惧。
    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在胡宗宪主持下,进行过大规模翻修,恢宏雄壮,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在胡姓祠堂东侧,有一间不起眼的小边房,其中供奉的却是丁姓。这种奇怪的布局源于一个祈求平安的谐音:为了给船形的村落配上一支有份量的锚,胡氏先人特地从外地挑选了一户姓丁的人家,恭恭敬敬请入村中住下,以便将这艘大船牢牢钉住,从此再凶猛的风浪也不必担忧——
    这一住就是十六代,而且丁家世代单穿,颇有些一根铁锚钉到底的决绝。
    除此之外,胡氏先人还不放心,又在祠堂前的河沿栽下一棵榆树,用来维系想象中大船的缆绳。如今,这棵榆树高达二十多米,树阴参天,成为了龙川一景。
    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胡宗宪起到的作用,也类似于丁姓人家或是护祠榆树,都是出色地压制了有可能翻船的危险风浪。
    胡宗宪安定海疆的功绩,紫禁城里的皇帝心知肚明。瘐死狱中后的第七年,隆庆帝便赦免了他的罪责,并将其平倭功勋录入国史;下一任皇帝万历,思及宗宪时也是感慨万千,赐谥号颁祭文,情深意切地悼念起了这位前朝重臣。
    朝廷如此天恩眷顾,故乡更是大张旗鼓纪念宗宪。据粗略统计,绩溪县城南门头历代共修建了十六座石牌坊,其中为胡宗宪所立的便有五座;徽州很多地方,甚至将宗宪抬上了神坛,纷纷建起“胡公庙”祭祀。
    在龙川,除了尚书府中的胡公庙,胡氏宗祠旁的少保府内还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纪念馆。
    纪念馆详尽陈列了胡宗宪一生,尤其是其抗倭的事迹。然而,有一个名字却总是吞吞吐吐影影绰绰,实在无法回避时,也只是一笔掠过,从来未曾加以哪怕只有片言只语的注解。
    这本来就在我意料当中。因为我清楚,对于徽州,这是一个遭受过诅咒的名字,几百年来很少有人愿意提起。
    这个人就是汪直,史籍记载的倭寇头目,胡宗宪在海上最大的对手。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吊诡却又不可更改的事实:他还是胡宗宪的徽州老乡。
    歙县人汪直。

    所谓倭寇,中国史书的解释大抵如此:“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不过在日本史学界,关于倭寇却有不同的解释:“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海与内陆、南洋方面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和组成是多样的。”(《日本史大事典》日本平凡社1994年版)
    后世是非暂且不论。倭乱最烈是在嘉靖年间,不妨看几条这一时期官方或者亲历者留下的记载。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嘉靖实录》)
    “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明人郑晓,时任兵部侍郎)
    “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被掳入倭的一位昆山人的回忆)
    既然倭寇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是中国人,那么这些中国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呢?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明《虔台倭纂》)
    “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明《海寇议》)
    不必再引。嘉靖倭寇的本质已然显明。而汪直,便是这个被冠以“倭寇”名号、亦商亦盗的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首领——
当时曾有一位大臣上书朝廷,列举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
    八位上达天听的龙头老大,排名第一的“徽州王五峰”,便是歙县人汪直。

     徽州明清地方志极盛,然而对汪直的介绍,大部分都语焉不详,反倒《明史》中留下了他纵横东海的很多事迹。
    根据有限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汪直出身贫微,但从小就有豪侠气概;长大后“多智略,善施与”,很受人拥戴,是宋江一类的好汉;与大部分同乡一样,从少年时起,他就外出经商;不过与普通徽商不同,他更热衷于走海路,常年将硝磺、丝棉等物销往日本、暹罗等国,以获取暴利;由于他做买卖公道,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被尊称为“五峰船主”。然而汪直的事业已经触犯了明王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等同走私,终于招致了朝廷的重兵清剿;汪直不甘束手就毙,组织力量奋起反击;于是一场由受雇佣的日本落魄武士打头阵,实际上是帝国与海商之间的持久较量,就此拉开血腥的序幕。
    记录汪直事迹最多的章节,被《明史》的修撰者归入了《日本传》。
    汪直人生的巅峰,的确是在日本。嘉靖二十一年将大本营转移到平户后,他自称“徽王”,大摆王者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当时日本混战,通常拥兵三千即可做一方诸侯,而汪直至少有五千以上配备精良火器的私人武装,其威慑力可想而知);麾下舰船如林,多有能容两千人、甲板上可驰马的超级巨舰;鼎盛时期,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往来船只如若不悬挂汪直旗号便不得通行,俨然开创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
    由于资料欠缺,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位称霸东瀛的枭雄的具体生年,然而他的死,却被明王朝视作一件如释重负的军国要事,郑重记入了各种史书。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腊月里,一个寒冷而阴沉的午后,汪直被斩首于浙江杭州。
将汪直送上刑场的,正是他的徽州老乡胡宗宪。

    无论怎么开脱,胡宗宪都对不起汪直。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胡宗宪挂帅总督东南抗倭军务。一到任,他便敏锐地判断出,汪直是此役胜败关键:“海上贼惟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
    以汪直的谋略与实力,硬碰硬正面围剿,胡宗宪实在欠缺信心。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利用乡情,实施一番不见刀枪的攻心战术。
    首先他将汪直滞留大陆的老母妻儿从苦牢中放出,锦衣玉食伺候着;接着又千方百计结纳汪直的姬妾和义子,通过他们向汪直频频传达乡党的善意,同时也刚柔并济地对其进行劝说:
    “君在海岛称王能否百年?”
    “君若能降,封为都督,置海上互市;可去杭与母亲、妻子团聚。”
    如此直中软肋,饶是百炼钢也成绕指柔。那时的汪直已经不再年轻,故乡的召唤,对任何一位日渐垂暮的游子都是致命的诱惑;孤悬海外多年的汪直果然抵挡不住,几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后,他终于相信了胡宗宪的诚意。先是调转枪口,派遣义子帮助官军剿杀昔日的同伙,随后率精锐乘巨舰回到舟山大兴土木建造商港,最终亲自来到胡宗宪军营谢罪,表示从此洗心革面,“报效朝廷,立功赎罪;”还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乘内乱降伏日本列岛。
    掉入陷阱的猛虎,下场可想而知。嘉靖三十七年二月,汪直在杭州被诱捕。经过近两年的三司会审,由嘉靖皇帝亲自裁决判处死刑,妻子儿女发配为奴。
    平心而论,胡宗宪起初并不想违背诺言,也曾上疏朝廷请求赦免汪直。但随着朝野各界要求处死汪直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得知有人准备举报他与汪直勾结谋反,终于再也承受不住压力,转而送上了“乞将(汪)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的奏章。
从此,胡宗宪再也不敢与汪直见面,只是命人天天将好酒好肉送入狱中,直至他如同一条枯鱼般被按倒在砧板上。
    五天之后就是除夕。因为巨枭伏诛,那年的春节,帝国的东南似乎过得比其他地方格外喜庆。
    至于胡宗宪,则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正月,得到了紫禁城用最快的驿马送出的“太子太保”赐封。
    金光闪耀的匾额并不能安宁一颗愧疚的心。无疑,这份失信于同乡的隐痛必将会伴随胡宗宪终生。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            
    龙川胡氏,究竟该如何直面汪直依然令人尴尬——
    在彰示先人功劳的展板上,胡宗宪的后人们,尽可能用重重叠叠的海波纹,代替当年法场上的朱笔,轻轻抹去了这个曾经叱诧一时的名字。

     胡宗宪的绩溪与汪直的歙县紧邻,我乘坐一路揽客的中巴车,也只用了四十分钟。
    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天下徽商的故里。早春游览徽州,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青山、碧水、绿树、油菜背景中的灰瓦白墙,令人心情湿润而松快。不过说实话,过程中我也经常会感到一种压抑,比如行走于著名的棠樾牌坊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穿行于岁月铡刀下的幻觉。
    除此之外,徽州的明清建筑中,很多比如用把门窗开成葫芦状谐音“福禄”、把厅堂建成“昌”字形寓意“家道昌盛”之类所谓的巧妙构思(尤其是胡宗宪尚书府内的一口井,竟然用石阶与井栏构成了一个隐蔽的“胡”字),以及一些细致到发丝的砖雕木雕,赞赏之余也令我心情复杂。
    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起一句粗豪而铿锵的话: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当年,说完这句话后,年轻的汪直头也不回地登上了海船。

    汪直出生的村庄名叫柘林。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车后,我提起汪直,司机满脸茫然。
    柘林与县城的直线距离大约不到7公里,但出租车却开了将近半小时。要拐一个大弯,过几座窄桥,还有一段两辆车交会都很困难的沙土路。听司机说,柘林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小村,一直以来都比较穷苦,直到近些年有高速公路通过,才开始慢慢好了起来。
    穿过一片浓密的竹林,司机说前面坡上那些人家便是柘林了。
    午后的柘林很寂静,在村巷中穿行许久,才在一家堆放柴火的土房外寻到了一位老者。我向他询问汪直墓,他同样有些困惑;直到我补充说,就是那座前些年被外地人破坏过的坟,老人才恍然大悟。
    行刑后汪直的尸首其实并未得到保存。1996年,日本长崎县福江市——也就是汪直当年居留的平户——访问歙县时,由汪直的日本崇拜者出资,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空坟,以供凭吊。不料2005年,两个江浙年青人不知是何心态,游完黄山后竟然专程绕道来到柘林,将这座落成不久的纪念墓狠砸了一通,一时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老人将我带到了汪直的墓前。但他并未离去,而是站在一旁,警惕而沉默地观察着我。想来八年前的闹剧,至今令柘林人心存阴影。
    汪直墓被安置在村头的一块茶园中央,墓体用条石砌成笠帽状,墓碑左右两侧分别用中日两种文字说明此墓由来。墓左侧还有一横碑,但已被敲去半边,碑文中所有“汪直”名号也被刻画涂抹。我问老人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何不修补回去,老人笑而不答;再问汪直在此有无后人,他摇摇头。
    手抚残碑,我不禁喟然长叹。
    更令我欷歔的是,汪直的主墓碑上,除了年款,赫然只有“王氏祖墓”四字。
    日本人对汪直的感情可以理解。在他们的史书上,这位讲究排场的“徽王”,与其说是荷枪实弹的海上霸主,更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日本商界一直视汪直为“东方商人”的典范,尊称他为“大明国的儒生”;平户人民尤其感激汪直:正是他短短几年的经营,使一个原本潦倒的小小渔村,一跃而成为了当时东亚海上贸易中心、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大商港。
     还有学者指出,是汪直将火枪传入了日本,在促使日本由冷兵器时代向热武器时代过渡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与日本人跨洋过海万里追寻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在故乡,汪直却连自己的姓都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不止是墓碑上的石刻,几百年来,徽州方志有关汪直的记载,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地写成了“王直”。
    改“汪”为“王”,徽人是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洗去汪直给“汪”这个徽州最著名的姓氏带来的玷污与耻辱——
    抑或以笔为刀,愤然截断汪直逆流而上的返乡归路?

    汪直墓前有一条堪称宽阔的江——日本人如此选址,应该含有深意。
    过了屯溪之后,徽州的水系已然明朗。
   对照地图,我得知眼前这条江在屯溪合并了横江与率水之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渐江;渐江东流数十里,在歙县浦口汇入练江;至此,徽州各县的河流基本完成集合,一条性格鲜明的大江呼之欲出:
    徽水过了浦口,便称为新安江;入浙之后入乡随俗再改几次名,如桐江、富春江,最终以钱塘江的名义掀起一片天地之间最雄壮的大潮,汇入东海。
    汪直墓前,我向着渐江下游眺望,努力想象着江水的尽头,那片无边无际的蓝色,同时思索着胡宗宪与汪直这对冤家。
他们顺着同一条江,看到了同一片海;然而面对着同一片蓝色,两位徽州人却分道扬镳,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一个想要重重压住汹涌的海涛,另一个却发誓掀起愈发滔天的浪潮。
    临刑前,汪直仰天高呼“吾何罪?吾何罪?”而狱中的胡宗宪,临终也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一生没有做错。
    汪胡之间的恩怨我不想再做深究,汪直是否有罪也不去纠结。真正令我遗憾的,是对汪直简单而粗暴的镇压令中国失去了一次飞跃的机会。原本,汪直用生命为代价的试验证明,徽人除了骆驼,还能成长为鲸鱼;而徽州蛛网般的水系,曾有机会通过                 
    新安江源源不断地汲取海洋的营养,最终像一张饱吸了汁液的叶子,舒展筋骨昂然竖立,成为一张坚韧的巨帆,推动中国这艘古老却停泊了太久的大船,乘风破浪,一步步驶向海洋时代——
     如同系在山海之间的一根琴弦,新安江水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腹地弹奏出一阙回肠荡气的海水天风之曲。
     然而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是徒劳的。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以“走兽蜕化而为飞禽”来比喻一个农业国家蜕变为工商业国家的艰难,汪直的巨舰再大,也注定载不下一个封闭王朝的臃肿身躯,隔绝大海的国门,注定无法从里面撞开。
    就像龙川需要丁家和榆树,大明王朝最需要的只是胡宗宪,而绝不是惹事生非的海盗汪直。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或许,我们不必在汪直身上寻求更深的意义;他最初的想法,很可能只是一种重压之下本能的逃避;
    抑或说,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外另辟一条新的生路。
    “生在徽州,前世不修;十五六岁,往外一丢。”这其实曾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缺少田园的徽州人共同的理想。
    在汪直之前,已经有许多先行者荜路蓝缕,为徽人开创出了一条最稳妥的大道:将徽州圣人朱熹奉为领导他们闯荡江湖的精神领袖,紧扣以儒立国的国情,在正统礼教框架下纵横捭阖。
    徽商看似长袖善舞,其实在“贾而好儒”的习俗下“法度森严,动辄触禁”。这种儒贾结合的心态有效地帮助徽人制定了一套必要而合理的规范,在徽商成长阶段极其有益。然而毋庸置疑,当壮大到一定程度时,朱熹过于强调约束的理学,反过来对徽商的发展事实上形成了阻碍。
    其实一直有人试图跳出朱熹留下的紧箍咒,试图为徽州寻求新的突破方式。汪直不过是其中走得较远的一位罢了——
两百年后,另一位著名的徽州人戴震,可以说也是汪直的同志。从哲学的角度,他对同乡朱熹的理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尤其针对朱熹禁锢人性的伦理观,戴震发出了惊世骇俗的言论:“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欲望,没有欲望,哪来的作为?所谓的道德,就在于欲望感情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推而广之,如果所有人的欲望感情都能满足,这天下也就尽善尽美了!”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位到死也考不中进士的老举人的沉痛呐喊。与排斥海洋的紫禁城一样,徽州也无法抗拒过于强大的惯性,硬生生地扭转方向。
    随着“汪”字左边的三滴水黯然坠地,那根连接海洋的蓝色琴弦铿然断裂;而被铁锚牢牢钉死的徽州,在之后几百年间,陪伴老迈的中国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锈蚀,慢慢萎缩成了一片枯叶。

    我在徽州的最后一程,是从柘林出发,遵循当年汪直的路线由水路离开徽州。
    歙县而浦口,浦口而深渡。在歙县东南三十一公里处的深渡镇,我乘上了顺流而下的渡船。
    这条水道号称“山水画廊”,确似一轴展之不尽的水墨长卷。一路上,我尝试着将自己想象成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汪直,尝试着用他的视角,来观察这条与徽州同名的大江。
    按照徽州一般习俗,那年汪直大概是十五六岁,读过几年私塾,出门前刚举办完婚礼……
    行囊简单,不外是几件换洗衣裳、几块充当干粮的米果、几两散碎银子、一根捆绑杂物的长绳(走投无路时也可以用来了结生命)、一把雨伞,很可能还有一只算盘。
     作为商人重要工具的算盘令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与汪直同时代的商人,程大位。路过屯溪时我特意去看过他的故居,一个简朴而有些局促的小院子。
    程大位平凡了大半辈子,在四十岁时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结束所有生意回到家中,潜心研究起了珠算;二十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十七卷的《算法统宗》,成为东方古代珠算集大成的经典。
     从现存的宅子看,程大位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富裕。只是谁也无法说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一切埋头于一个个圆润却冰冷的算珠之间。不过我注意到,正是在隆庆帝为胡宗宪平反的那年,他回到了家乡。
    当然,我并不认为程大位弃商与胡宗宪有什么必然联系。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将数字与计算从纷纭人间独立出来,再没有恩怨纠缠,再没有成败利弊,抽离成一个纯粹而不计功利的思维演练,对于中国,对于徽州,与汪直一样耐人寻味。
    遐想间,渡船突然长声轰鸣,抬眼望去水阔山远,已然驶入了千岛湖。
    于徽人而言,进入千岛湖,也就意味着出了新安。
    如此想来,耳畔恍惚听得噼啪一声脆响,
    像是某行算珠被掸回了原位。

20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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