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瓶里的父亲

□ 李亚强

1
       我提前买好了啤酒，黄河听装啤酒，方便携带，我背着斜跨小包，里面还装着两只鸡腿，几本杂志。我在坐上公交车之后才确认，我要去找父亲，我俩要喝点。这是一次尝试，也被我认为是冒险，长到20多岁，我还从未与父亲喝过酒。虽然，这次只是啤酒，而且只有四罐。
       那一年我读大二，父亲在兰州雁滩的一家工地打工，父亲打电话多次提到过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需要倒三次车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不是因为父亲在工地打工，我为此感到卑微而不去找他。而是在此之前，我和父亲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简单的对话和沉默，没有生活费了，我会给他打电话，然后去他的工地上拿，他如果恰巧发了工钱，可能会多给点，如果没有发工资，还要向工头借点。
       父亲从一幢正在高企的大楼里走出来，身后的楼上尘土飞扬，工人们大声唱着歌、唱着秦腔，未完工的空旷的楼里传出一阵阵被扩大了声响。父亲穿着一条迷彩裤，已经看不出本来本来的颜色，上身穿着一件“工服”，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我上高中时穿的校服，拉链都坏了，他舍不得扔，打工的时候穿着，坏掉的拉链也没有修。消瘦的父亲穿上，就像一个衣服架子，我心里蓦地一阵疼。
       对于我不是要生活费而去找他，父亲感觉到有些意外。每一次去找他的目的很明确，父亲也很直接，准备好钱，等我去取。他的意外表现在行走的脚步上，那是一种散漫的，消极的，甚至带着犹豫的脚步。
       朝我走来的时候尽量不往别的地方看，径直向我走过来，生怕有一步会走错一样。从我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开始，父亲在我面前就是这样的姿态，在我面前表现出了谨小慎微，开始尊重我的意见，与我讨论家里的长短事务，也放下了他维持了20多年的威严。
       我也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尴尬，这是一条还没有修完的断头路，公交车走到了终点，往北就是黄河，我的视线没有着落，落在父亲身后未完工的楼上，又落在慢步走来的父亲身上，又落在返程的公交车上。甚至在那一刻，我的心情也是慌张的，面对父亲，我从来都是这样。
       我先坐在马路边，从包里拿出了啤酒、鸡腿和杂志，父亲张开沾满水泥和白灰混合弄脏了的手，拿起一本杂志，那是我在学校编辑的一本校刊，上面有我的文章，我从那本刊物领来了20多元的稿费，刚好够这四罐啤酒和两只鸡腿的价钱。我说这是我在学校写的文章，这是我从杂志领来的稿费。我启开啤酒，交给父亲，打开鸡腿包装，交给父亲，他粗略扫了一眼，将杂志放下，拿起啤酒，问起我在学校的情况。他关心的是我的写作，甚至书法，这是能够让他区别于其他共有的地方，也是让他说话时能直起腰的事。
       我关心的是工地的情况，有没有拖欠工资，晚上睡觉是否会冷，实际上对于他单薄的身体来说，来自四面八方的风随时都可以把他吹倒。他说都很好，像对着一个老朋友寒暄，他还说，有一天中午和工友们去牛肉面馆里吃了炒面，12元一碗，量大，能吃饱。平时就在工地的食堂里吃，很难吃但是管饱。不例外的是，每天都要喝点酒，才感觉有精神，床底下的酒瓶空了，他干活的手也开始抖了。
       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为自己的未来开始慌张，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我在宿舍小小的书柜旁摆满了白酒、啤酒甚至劣质的红酒，每天晚上靠着这些酒精的刺激才能入睡，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想起父亲的手为什么会抖。当然，我并没有向父亲说出这些。
       我们就那样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城市的缩影，他的工友们还在楼上灰头土脸的干活，城市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秋日的阳光安静地照着我们。那样的画面安静而唯美，在我和父亲之间，精神上似乎有了一种共识，内心里也有了一种默契，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直到把啤酒喝完，把鸡腿吃完。
       有了那次的喝酒，我们似乎跨越了一道鸿沟，有一次因为工地停工，我叫父亲来学校附近吃饭，这也是第一次。
       他从城关坐公交其实是一路站着到安宁，下了车我带着他去吃火锅，15元一位的自助鱼火锅，知道父亲要来，我特意提前买了10元半斤装的白酒，48度浓香型，父亲说这样的酒才够辣够味道。他在家经常喝的是泸州二曲，8块钱一瓶，一斤装，最多两天就能见底。
       那一顿饭他吃了没多少，半瓶酒却已经喝进肚里。虽然嘴里说着10元一瓶半斤的酒太贵，还不如8元一瓶一斤的泸州二曲，但是走的时候他还惦记着那酒的好喝，偷偷在学校门前的小卖部自己买了两瓶揣在怀里。为了揣回去那瓶酒，他兜里仅剩的100元钱被人摸了去，父亲后来后悔的说，早知道全买成酒多好。
       我能想象到，每天下班后，那瓶里的二两酒通向他身体的各个脉络，就像我在无眠的时候饮下的那一口一样，醇厚绵长。


2
        半夜十一点，准确说是十一点过一刻。父亲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恐惧、焦急、无力甚至是哀求，这些混合的元素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到我耳朵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侄女病重，赶紧打钱。那天晚上，侄女持续高烧不退，全身抽搐近一个小时，县医院大夫怀疑是癫痫，他和母亲连夜将孩子送往省人民医院。后来母亲说，父亲蹲在县医院的病房门口，几乎站不起来。
       第三天，我坐火车赶往兰州。已经在过道里连续陪护两晚上的父亲眼里充满血丝，幸好当天有一张空床位腾出，坐在床边的他就像一堆骨头，勉强撑起一身衣服。我去，父亲表面是埋怨的，多花路费过来又帮不上什么忙，其实他是欣慰的。很多时候，他连决定的勇气已经没有，需要我去给予。这是一份让人伤心的权利。我是奔着父亲去的，孩子病情已经有所缓解，连续几昼夜的陪护却让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堪，我担心的是他撑不到孩子出院。虽然，他还不到五十岁。
       体质本身较差，又因孩子病情受到惊吓，父亲一脸菜色。每天吃饭腾不开人去买饭，只能泡方便面加馒头。晚上吃饭，我先下楼在医院旁边的小巷子里吃了牛肉面，然后给父母买了羊肉泡馍，加肉24元一碗，那是在我去之前，他们两天全部的生活费用。父亲觉得有些奢侈嗔怪不已，他舍不得，目前说之前孩子生病在县城住院的时候，他想买一个猪肘，最终因为太贵作罢。我听了心酸不已，后来满大街找猪肘，最终没有找到，买了几个鸡腿鸡翅。父亲拿出放在病床下面的半瓶泸州二曲，就着鸡腿，喝了近半斤。我都不知道，在兰州市区里，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平时喝的这类劣质酒。
       就像一味药，他喝上两杯，气息才能够均匀，也才能直起腰板。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专门买了啤酒，瓶装黄河啤酒，黄鹤楼香烟，这些慢慢侵占他身体的物质，却是最能让他安静或者站起来的食粮。坐在病房的床两端，我和父亲一人一瓶啤酒，谈着孩子的病情，谈着准备出院的事情，同病房的人哄着哭闹的孩子，母亲也因为连续的几昼夜累倒在一边，与侄女轻轻睡在一起。我想，如果不是在医院，父亲的心情应该是美好的。
        快要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我去办理出院的手续，母亲也在病房收拾行李，等我上楼的时候，父亲和小孙女正在医院的楼道里，他佝偻着腰，从后面抓着侄女的胳膊，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窗外的阳光轻柔地照进来，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与他不相干，他与别人也不相干。一大一小，就像两截朝反方向生长的木头，此消彼长，我站在病房门口，硬生生将两个人看成了无数个重影。多么相似的一幕，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在庙会的戏场里，我们拍下了一张全家福，年轻的父亲戴着一顶鸭舌帽，双手从背后抓着我，制止了我的不配合。
       那一刻我才想起来，父亲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已经不单是我的父亲，我和二弟、三弟共同拥有的父亲，他也是侄女的爷爷，我们共同呼喊着这一个人，一声声呼喊让他忽然一下子变得苍老，没有留给人反应的余地。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再与我们争辩，每天吃完饭就睡觉，天没亮就起床，喝了酒回家也不再与母亲拌嘴，在侄女一脸的嫌弃和不愿意中，酒气熏天地让侄女叫爷爷，不到两岁的侄女将爷爷叫成了每天不同的版本，他却感觉乐在其中。
       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样充满质感，身上永远充斥着烟草和酒精的味道，声音里也满含着酒精，被酒精浸泡过的话语，总是掷地有声说一不二。在我学会叛逆的那些年，我抵抗着，或者说躲避着这些酒精。目光尽量避免与父亲相撞，他不让做的偏要去尝试，试探性地学着去顶撞。可我始终无法与他抗衡，直到我的身上也充斥了酒精的味道。
       但是父亲已经放弃了与我抗衡，他在一步步退让，退到了酒精里，退到了我的血液和骨头里。我敢保证，多少年后我醉倒在一场盛大的酒席上，那肯定是父亲给我最柔软的一块骨头，教给我以后如何在远离家乡的路上保持坚强。

3
       我打电话的时候，父亲正在集市上，二弟从北京给侄女儿寄来的衣服到了，他骑着摩托车去镇里的邮政所去取。走的时候天阴着，到了没多久突然下起雨，他在中秋节的一场雨里不知所措。他站在小小的乡镇街道上，给我说着天气和家里的情况，我甚至能够熟知，他是站在哪个街口跟我说话，眼睛正在向哪个方向看。那一瞬间，我发现我对父亲是如此的了解，像大人了解自己的孩子，甚至像了解自己一样。
       在中秋节的这天，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适合喝酒。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逻辑。这天也没有例外，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果然听到了他舌头开始打卷的对话。喝了酒的父亲，一年前当了爷爷，此时他逗得刚会说话的侄女儿哇哇叫，他则在一边嘿嘿笑。母亲在旁边直抱怨，本来希望父亲去镇里能够买一些肉、菜，一家人晚上吃顿好的，虽然总共8口人，4口人在外地，但是节依然是要过的。父亲因为喝酒，忘了买菜，忘了买肉，也忘了买月饼，我们兄弟不在的时候，每个节日就是普通的一天。在我的提醒下，母亲开始盘算怎么过一个没有月饼也没有肉、菜的中秋节。
       母亲的想法我明白。父亲喝酒，她劝了半辈子，从来没有劝住过。以前喝了酒俩人吵吵闹闹，现在父亲喝了酒，回家倒头睡觉，任凭母亲怎样责怪，也只是一句话不说。我劝他，年纪大了喝酒对身体不好，多吃饭少喝酒。他反而像小孩一样给我解释，以后不喝了，今天过节，下雨，没事干，我喝了点，以后吃药不喝了。
       过节喝点酒，这也是他的生活逻辑。这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一个个争先恐后离开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把细腻和柔情揉碎在酒杯里，然后自己喝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按照他的逻辑生活，下雨天喝酒，过节喝酒。喝醉了第二天头疼欲裂，起不了床，躺在床上我想，父亲当时也是这样的感觉吧。他走过的路，我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走，有一个人被称为父亲的人，在前面走着，领着你，哪怕一脚实了，一脚虚了，心里总是感觉有底的。
       有一次酒后我躺在床上打电话，没喝酒的父亲闻出了我捋不直的舌头里满含的酒味，他劝我少喝点，城里一个人喝多了也没有人照顾，平静的语气就像那一年我第一次在父亲面前喝多，趴在炕头吐了一地，一向严厉的他居然没有指责我。我说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还是希望他少喝一点，他则说我应酬多饭局多，年轻喝酒要控制些。父亲在给我说，也是在给自己说，为自己的过去做总结，他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了过去，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未来，我们都为此焦虑不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长到足以通过喝酒与父亲心灵相通，这总是让人欣慰的。
酣畅地喝完一场酒，他捂着自己阵阵发疼的胃部，到对面的小药店买上一大包药品，在剩余的几个月时间里，他靠这些药治病，也试图靠这些药说服自己，他为每一次喝酒付出着代价。在我能见证的岁月里，他与酒反反复复做着斗争，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说服自己，但是都没有成功。
       最为激烈的一次，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因为去庙会看戏，晚上喝酒回家，把一条弯曲的道路走成了直线，当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在近十米深的沟底挣扎了两个多小时。他用三根肋骨断裂的代价试图挡住酒杯，在医院接骨时豆大的汗珠滴落下来，在那一刻，我甚至看到了父亲严重的恐惧和悲伤，还有一种决裂。我们以为，父亲能够放下酒杯，就像放下干活归来的锄头一样简单易行。单最终伤愈之后他依然端起了酒杯。
       近两年来，父亲的身体一下子不行了，家里苦活重活干不了，每次吃饭吃半碗，甚至，每到家里农忙苦重的时候，他要靠输液体保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有很多次我希望父亲能来城里检查一下身体，他说喝了半辈子酒，全身都是毛病，不用检查自己也知道。
       我想起每年回家过年，院门口小房子里摆放的酒瓶，各种各样的酒瓶像一个小山堆，有自己买的劣质酒，有别人送的稍微好点的酒，也有我每年买回去他舍不得喝最后叫上一帮朋友喝掉的好酒。可我担心的是，有一天带走他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瓶叫父亲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