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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诗人不叫“脱裤者”[重要]

2021-12-30抒情散文金肽频
诗人不叫“脱裤者”金肽频在公众场合,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但在中国诗歌界,我是承认的,因为我参加过《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的原因太简单了,就是诗人在这个社会太不值钱,诗人像“垃圾”一样满街都是,令人感到恶俗的同时更加感到……
           诗人不叫“脱裤者”              金肽频   在公众场合,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但在中国诗歌界,我是承认的,因为我参加过《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的原因太简单了,就是诗人在这个社会太不值钱,诗人像“垃圾”一样满街都是,令人感到恶俗的同时更加感到恶臭。当然,这不是诗歌本身惹的,而是诗人在发疯似的脱光自己,露出自己丑陋的“下半身”。前不久,当我青春诗会的诗姐、著名的“芙蓉姐姐”赵丽华陷入网络戏弄的重围时,一些诗人搞过一次“支持赵丽华(blog) 保卫诗歌”朗诵会,结果在这次保卫会上大出风头的又是一位“脱衣秀”!这下子赵丽华的风光又全让他沾了。   在诗歌里你可以疯狂,可以醉,可以死,但在生活中我一直遵循着做一个平平淡淡之人的原则。以致我刚开始做编辑时,有同事问我:“诗人都是屁颠屁颠的,你怎么这样冷静平和?”我笑了:“那是大诗人啊,我是个小诗人,怎敢呢!”其实,如果不是我今天看到也是曾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刘春先生写了一篇《印象中的青春诗会》,我是情愿在网络上沉默一辈子的人。不管网络是否可以让你一夜成名,也可让你香消玉陨。在网络这个大卖场里,我本想着当个永远的看客,但是有两篇文章让我不能。记不清是在一年前还是在两年前,我无意中搜索到一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垃圾——〈诗刊〉社“青春诗会”批判》。作者洋洋数千言把被视作中国诗坛“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批驳得体无完肤,脱下了裤子还在朝别人的裤裆揣上两脚!不过这篇文章一入眼,就知道是个文字不咋地的人写的。别看他的理论很“强大”,结构“高屋建瓴”,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似洪水翻涌,卷得让人无法吐气,有让读者口瞪目呆之感。其实,我稍一留神,发现满篇的错别字,如 “诗刊社”错成“话刊社”,诗人“芒克”错成“芒先”、“阳刚”错成“阳钢”,“苍白”错成“苍百”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就像夜游者的一片梦呓,在他的文章里只有少数几位诗人侥幸成为“幸存者”外,这大概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长篇大论能给人一点信服之处,其他的诗人就如刀下鬼,在他的笔下无一能幸免。不过难怪的是,作者使用的是“董辑”这个假名字。一个不敢以真名实姓示人的人,当然只能躲在网络的角落里发出嚎叫。董辑对中国体制内的诗歌、体制内的诗人的批判,不过是为了博取网络朋友的支持和吆喝,加上网络也有着这方面最好的功能。就是已经成为中国朦胧诗歌历史的诗人顾城、徐敬亚、梁小斌、江河、舒婷等等也只能被董辑这个伪名者宣布为“满汉全席的垃圾品”。“几盘做工精美的朦胧诗菜挽救不了整桌宴席的狗屎属性”,这不是费厄泼赖式的恶骂是什么?假如人人都像这个董辑脱了裤子来骂人,那网络还能叫网络吗?还不叫菜市场或者杀猪场?中国体制性创作虽然不是令人尊敬的一种创作制度,但在现阶段,你能改变吗?就是笔者我前不久,也曾写过一篇《体制内的作家》的随笔,专门对体制内作家的惰性与创造性问题提出过批评,但体制内的作家是个不会迅即从历史中消逝的事物。刚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不也说,体制内的作家制度暂时是不会改变的吗?但只要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应该承认,体制内的作家也是有精英的,要不,他们获不了诺贝尔奖,董辑们是应该获得的。   脱别人的衣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脱了衣服来诅咒别人。只有泼妇采取这种行为。如果董辑是把自己视为比中国现当代这些诗人们还要伟大的诗人,那么你是不应该采取这种行为的。如果董辑出生在徐志摩的年代,你能写出比徐志摩抒情的诗吗?如果能,从济南的上空陨落的诗人应该是你了。如果董辑出生在解放前后,你能写出贺敬之郭小川一样的诗吗?如果能,那下放劳动、遭人批斗的应该是你了。如果董辑出生在舒婷北岛的年代,你能写出《致橡树》、《一代人》吗?如果能,那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应该是你的大作了。如果你出生在海子的年代,你能写出海子一样的诗吗?如果能,那么在山海关卧轨的诗魂应该属于你了。可惜,你让读者记住的是一个叫董辑的假名字,是一个举起一根棍棒就打倒诗坛所有诗人的“花和尚”。你可以尽情批评中国诗坛上的诗人,但你没有权利批评中国诗歌,因为中国诗歌就是被一群又一群的伪道者在掩埋着他们的上半身,从而让他们露出“下半身”。   最后我敢肯定的是,董辑是一个非常想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而他连门槛也无法迈进,看到一批又一批诗人进进出出,于是他便想以精神圣主的身份,在网络上聚众起义。他把自己对中国诗歌的不满都归咎于“青春诗会”,这是经过他苦心酿制的一篇大文。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董辑你可以骂《诗刊》的某个编辑瞎眼,或者几个编辑瞎眼,但你不能骂所有《诗刊》的编辑都瞎了眼(那样的话也等于白骂了)。而且我也相信《诗刊》编辑的大度,如果你董辑的诗写得让编辑们心服口服,他们也没有让你不去青春诗会的理由。只怕到那时候,你也要挨别人的骂了。“青春诗会的垃圾品质是不容质疑的,我不愿做更多的重复,好在民间诗歌的野火早已燎原,在此意义上,我欢呼网络的存在”,这些都是董辑的自我安慰之言。其实在现阶段,只要诗人没有摆脱大俗或者恶俗、恶臭等物质的边缘地带,仅仅作为自我的一种精神祭品,而在刻意制造着与时代、人民的距离,那么,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将缺少真正的好诗。   我参加过的第17届青春诗会是董辑点名批判的最后一届,当然也是批得最重的一届。青春诗会不是神圣的诗之天堂,读者是可以自由批判的。好在董辑点名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还没有达到被他“开光摩顶”(董辑文中语)的高度。细读一下董辑的文章,我发现还是异常形象生动的:“2001年第17届终于如期热气腾腾的出炉了,18人之中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难为董辑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掉了几斤肉,令人心疼。如果对中国诗坛近几年的状况也有所了解的人,至少会看到,在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当中,有一个叫李双的河北诗人,曾多次现身于《诗刊》上的重要栏目,并获得《诗刊》社的优秀新诗奖。还有曾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李志强正在《诗刊•下半月刊》做编辑,至少他们两位是不算我们这届的“垃圾”,算是优质品吧。所以,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我看到了董辑的批判文章后,只轻轻哑然一笑,没有勇气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或许也觉得没有资格来写这篇回击文章。令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是,面对这篇带着唾液的极端批判文章,所有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为何集体失语?挨骂最重的第17届更是声影全无,是否愿意集体承受诗歌垃圾的顶戴?   所以我发言了。我可能是青春诗会中的“垃圾”,但是愿意做一堆为诗歌燃尽最后一滴血的垃圾,变废为宝的垃圾。在《诗刊》青春诗会的大家庭里,即使是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远离或者暂时离别了诗歌的诗人们,其实没有谁愿意做一次“诗歌垃圾”。 尽管我在参加青春诗会后这几年的主打产品也不是诗,但对诗歌精神的守望是一刻也没有停止的。“新传媒的便捷和民间的无序以及写作道德底线的丧失,使诗歌成了中国文学最混乱的下流舞厅和最热闹的股票市场,野心家、混子、痞子、小人、白痴、自恋狂自大狂精神病们汲汲于一堂,狂欢交响曲响彻云霄”,董辑对当下诗歌的场景描述是准确的,关键是怎样剔除这些“野心家、混子、痞子、小人、白痴、自恋狂自大狂精神病们”。没有一个清洁的诗歌舞台,当然就没有诗歌的盛宴与狂欢!   查看一下《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垃圾——〈诗刊〉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输入网络的时间是在2003年4月。只是我在最近两年才看到。当然真正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看到刘春先生的《印象中的青春诗会》。作者从文章开始,极力表述自己从学生就开始崇拜青春诗会。但写着写着,他对青春诗会的崇拜突然没有了,原因是有了第17届青春诗会。刘春先生大段转摘了董辑对第17届青春诗会的批判,并注入自己的评述:“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紧接下来,把他自己“有幸”参加的第18届青春诗会高高地抬了一下,并不忘加上“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以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多么的溢美之辞又一次被诗人用到自己的屁股上。当然一些读者可能不知,刘春先生就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这里,我愿意代他着重强调一下。青春诗会的主办方都是《诗刊》社,因此作为主办方的《诗刊》怎么可能大贬17届而独挺18届呢?难道参加17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不是《诗刊》社挑选出来的?依我对《诗刊》社诸位编辑老师的熟悉,他们是不会的,显然这是刘春为了往自己的屁股上贴金。董辑“大开杀戒”,是知道躲在暗地里的,用个化名,这位第18届的小诗弟比董辑更可爱了。换个角度想想也是,刘春先生若换了姓名,我们就不知道他是第18届青春诗会中的佼佼者了,是优异的“’70年代后”。其实,诗歌以年代来划分,在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这只是一些诗人为了使自己群体性地突兀于诗坛,从而实现整体性突围来命名的一种方式,结果就被人当作戴在头上的光环了。   青春诗会挨了非诗者的骂不可悲,挨了诗人自己的骂,就不能不说不可悲。当然,《诗刊》的品牌活动“青春诗会”年年都是要主办的,也得年年都要忍受非议。因为它太受人关注了!诗人啊,你不珍惜别的诗人没有关系,但是要珍惜自己。周作人的散文再好,再伟大,他能摘掉“汗奸”的帽子吗?王洪文的文笔不可谓不好,但那是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字,是万世不得翻身的文字。“诗歌垃圾”没有那么可怕,只是诗人不能去做不知荣辱不穿衣裤的文字客,那样,中国的诗歌难以打赢翻身战!   向优秀的诗人致敬!向优秀的诗歌致敬! (附录刘春原文:)
印象中的青春诗会
作者:刘春 提交日期:2006-2-19 11:40:00 ??我从2000年开始订阅《诗刊》,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收藏每一年度的青春诗会专号。虽然这两年没有续订,但与其他刊物相比,我仍然非常关注这个刊物,每一年都会十分认真地阅读其中的“青春诗会”特刊。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有我同样的爱好,包括一些国外的诗歌研究者,人们普遍认为,青春诗会是当年度诗歌创作人才的大检阅,是诗歌创作的风向标,只要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就不会愿意错过这样一个绝佳的了解中国诗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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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0年到2004年,青春诗会已举办了20届,作为中国级别最高、历史延续性最长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推出了约三百名青年诗人,如今,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为诗坛的主要力量,少数人如舒婷、顾城、叶延滨、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等已经被写进了文学史。有人将其誉为中国诗坛“黄埔军校”。姑且不管这个譬喻是否恰当,但至少由此可看出青春诗会的巨大影响。 ??我是从1992年开始知道青春诗会的,一次,我在学校阅览室里读《诗刊》,河南诗人蓝蓝的诗歌让我爱不释手,随后我就看到了这组诗所在的栏目:“青春诗会”。第二年秋天,我在期盼已久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又读到了河北诗人大解的诗歌,这让我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了这个诗人的所有作品。然后是1994年的叶舟、张执浩,1995年的伊沙,1997年的李元胜……每一届都会有一两组让我心仪的作品出现。那几年,《诗刊》在整体上还相当保守,并不为年轻人喜欢,但无论如何,每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是必读的。 ??也许是因为自己与诗歌界的缘分日益加深,我在2000年以后对青春诗会的关注面加大了一些,除了看由于会诗人的作品,还关注有关媒体的报道。2000年4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是第16届。这一届诗会一改以往在北京举行的传统,移师经济发达的广东肇庆地区,参加者有汗漫、殷常青、姜念先、刘起伦、陈朝华、老刀、江一郎、宋志刚等12个诗人。《诗刊》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移师广东的原因:“选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来广东举办这次严肃的诗歌活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相对于80年代的青春诗会,9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届诗会的“重量级”无疑要差上一截,与会诗人实力悬殊,这一届除了汗漫、江一郎等少数几个诗人具有实力,有近半数诗人的创作并不引人注目。当然,这并不能影响青春诗会的巨大贡献——目前活跃的诗人中没有参加青春诗会的寥寥无几。 ?? 2001年8月,第17届青春诗会于在浙江苍南县举行,寒烟、马利军、李双、沈娟蕾、南歌子、友来、姜桦、李志强、叶哗、赵丽华、黄崇森、俄尼·牧莎斯加、金肽频、牧南、王顺健、东林、凌翼等诗人与会。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 ??笔者幸参加了2002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18届青春诗会。参加本届诗会的诗人有鲁西西、黑陶、杜涯、雨馨、李轻松、张祈、张岩松、江非、庞余亮、哨兵、魏克、胡弦、姜庆乙以及本人,共14人。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鲁西西、黑陶、杜涯、李轻松、庞余亮都是60年代出生诗人中已在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个名单里,黑陶由诗而文,其孤峭雅致的散文自成一格,引人注目;而杜涯的作品则是与会诗人中最令我认同的,她多年以前发表的《桃花》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 ??除了上述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生于70年代的江非、魏克等亦具有不凡的实力。此届诗会还有两个特征区别于往届。其一,作为“国刊”的《诗刊》开始注重宣传。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文艺类报刊《文艺报》和《文学报》均派了记者全程采访;影响广泛的《华夏时报》也与诗会进行互动,在诗会期间分三次将与会诗人的作品请资深诗人评点并发表。安徽电视台、《新安晚报》、《江淮晨报》等当地媒体也对此次诗会做了跟踪报道。诗会的所有内容也同步上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扬子鳄”、“或者”、“新散文”等文学网站浏览到诗会进程和各种花絮。其次是更大程度地关注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作为此届诗会的与会者,我唯一的遗憾是诗会期间初选上的拙作《基本功》、江非的《到北方去》、魏克的《到处都是魏克》最终没能在当年第10期《诗刊》“青春诗会”专号上露面,而是换为在内容上更为“保险”的作品。 ??作为中国历史延续性最长、主办者级别最高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影响广泛、成就卓著,为推动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界对青春诗会也不乏批评之语,前面提到的董辑的《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是我所读到过的言辞最为尖利的一篇,该文从第一届一直点评到第17届,认为青春诗会的与会诗人中,只有极少数是“选对了”的,其他的大多数人则是“垃圾”、“阿猫阿狗”、“省略号”;由于参加过青春诗会的某几个诗人后来“发达”成为官刊编辑,所以青春诗会是为这几个诗人办的;这个诗会“充满了错选、误判、糊涂和黑色幽默,充满了可笑的似是而非和标准”……总之,在董辑笔下,青春诗会之过远远大于功。其实,无论如何,即使仅仅凭着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大解、陈东东……这一批名字,也足以证明青春诗会的成功了。当然,从更长远看,最终究竟是青春诗会成就了这些诗人。还是这些诗人成就了青春诗会,很难说,我想,应该是双方面的吧。 ??尽管非议不断,但诗会还是要继续,2003年至2005年,《诗刊》照例推出了第19届和21届青春诗会专辑,又一批面孔或熟悉或生疏的青年诗人成为“诗坛黄埔”学员。和以前各届一样,他们的组诗和照片出现在刊物最显眼位置,每个人都踌躇满志,甚至据说有一个诗人自认为才比李白(而我却觉得他的诗味若嚼蜡),但十年后他们会成为诗坛上的恒星还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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