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崔政《阳光下的一粒砂子》精神世界探究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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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
——崔政《阳光下的一粒砂子》精神世界探究
王克楠
这是一部普通人写的奇书。
写书的是普通人，被写的人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写普通人，就构成了这部书的基本特色。书中的主人公叫叶绍明，写书的是叶绍明的大儿子，母子连心，用一部书记下了母亲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很难为这部书进行文学归类，它有些像长篇散文，也像是纪实文学，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还是传记文学的色彩浓一些，是一个人为一个人写的传记，只不过写传记的人和被写的人关系比较特殊——母子关系，就使得文本有了另一种色彩和张力。笔者是在茅台镇采访时有幸得到这部书的。一脸深沉的作者崔政知道了我是来自外地的“著名作家”，就把这部书交到了我的手里，说，“也许，您读完了这本书，就会对中国近代史增加理解了。”当笔者读罢，果如斯言，这部书确实从一粒砂子解读了中国近代史。
一个人，比起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总是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尤其当一个人主动选择风口浪尖的时候，这样的人生就凸显出社会进步或者退步的许多折光。当我掩卷静思时，不禁起立，向写这部书和书中的主人公脱冠而鞠躬也。
一、写出了真实的历史
细叙这部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做到这一点很难，不管是宏观历史，还是微观历史，很少有人正面面对。尤其是宏观历史，往往成为执政者粉饰自己的工具。自由主义者高晓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这部《阳光下的一粒砂子》里的历史是真实的，是叶邵明和她的孩子们亲自经过的“历史”。
历史是由一个个“阶段”和“事件”组成的，这部书里有清末民初百姓生活，有民国教育，有剿匪斗争，有土改运动，有建国初的“干部离婚热”，有三反五反，有低指标下放，有统购统销运动，有反右派，有文革，还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叶绍明出生于1925年，这部书的跨度将近百年，这一百年，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书中有叙述，有史料，甚至有数字（有可靠的数字来源），读后令人信服也。
对于崔政在书里描述的历史事件，鉴于篇幅的原因，笔者难于复述，只是可以谈点个人感受到的新鲜印象，比如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虽然不如现在这么普及，但是已经深入到乡村了。可以说民国政府在教育上是有投资的，当然更多的是地方乡绅捐助。1932年，仁怀县有公立小学43所，私立初小13所，私塾274所。在乡村，不仅男孩子可以入学，女孩子也可以入学的，学习成绩优秀者，还可以免学杂费。历史的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存在阶级和阶层的，在民国时代，只要学习成绩好，有钱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主人公叶邵明和许多有钱人的孩子成为好朋友，就是佐证。作者在文中有概“近代以来所有的政府，本身的愿望一定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可是为什么有的却倒台了？原因可能出在他们为人民制定的制度没有很好地贯彻或者制度本身有问题。”这个观点也可以用来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变化，基本走向是好的，但是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比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获得执政的主动。历朝历代的造反起义者，大都把土地问题规划了进去——还土地给普通农民（地主也属于农民），使耕者有其田。天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李自成有“迎闯王，不纳粮”，孙中山先生有“平均地权”，到了新政权建设阶段，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作为旗帜，吸引广大农民参军参战。令人深思的是1952年即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土地又一次从农民手里失去了，不是被某一个地主反攻倒算走了，而是有了更名正言顺的主人——国家。没有了私有土地的农民会是怎样的耕作状态呢？在书中也是有展示的，“每天上工是混工分，男的带烟杆，女的带鞋垫，休息时男的吞云驾雾，女的扎鞋垫各忙各的，只要监工（领导）不在，就各自休息。”
农村的阶级状态是复杂的，富人可以分为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等，但后来被规划为整齐的地主和贫农的对立，忽略了贫富两个阶层的丰富性。地主，就是以土地作为经营手段的产业者，土地就是这些人的生存资本，但是新的阶级划分标准把不亲自参加体力劳动者概括为——剥削阶级。土改的时候，没有土地的人或者土地数量少者，可以无偿地分地主的土地（这被称作革命），但是这对一些贫雇农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因为分到了土地，还需要费力气去耕种，还需要劳动。但是分“浮财”就不同了，直接把地主家的财富搬到了自己家里，则是一件很轻省的事情。《阿Q正传》里的阿Q希望革命成功先搬走地主家的床，再睡地主家的娘子，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
对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统购统销，书中是这样分析的，“在短期内解决了中央政府的一些难题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乡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1957年，主人公所在的怀仁县共有380余人被有计划地精简。客观地说，没有一个人自愿被精简，因为自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已经让每个人看到了城乡之间差别在拉大，一个人一旦定位到了乡下，就会有物质生活的困顿和世代当农民的结局。笔者最近在博客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老话题“工人剥削农民”的争论，说城市的工人是铁饭碗，吃得饱，剥削了农民，而生产粮食的农民则吃不饱，常常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一存在就是三十年，1980年后才逐渐改观了。其实，城市里的工人生活也不见得很好，学徒工18元的工资，转正以后，30元的工资，要养活全家老小，也是不容易的。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反右派”，此书也有披露，当时人们的几句话，几行字，就可能被人告发，就成了右派，告发的人就成了运动“积极分子”，能够成为积极分子是很荣耀的——是一个鼓励告发的年代。书里的反右派，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和她的爱人老崔的遭遇揭示的，当时，叶邵明爱人——老崔所在的供销社，有人让老崔向党提意见，当时他始终不为所动，说没有意见，这样就躲过一次劫难，但是，后面还有劫难等着他，第二年，开展“反右倾，拔白旗”运动，还是把老崔打成了右派。同时，他的工资降低了，领导干部不能作当了，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摒弃戴帽在劳动中改造。
二、成功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性格
这部书不是小说，也不能算是散文，并没有刻意刻画人物性格，只是在通过真实的“历史”和人在历史中的作为表现人物性格。主人公叶邵明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呢？这个女子在家排行二，上面是姐姐，她是一个差一点被溺死的女娃。从小性格倔强，吃苦耐劳。她的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不得不协助父母早早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叶邵明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有幸进入小学后，因为天生聪颖和刻苦学习，在学校成绩优秀。但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两个妹妹的读书，她放弃了考初中。也放弃了可以进入联师学习的机会，选择在家务农，供着弟弟妹妹们读书。书中介绍叶邵明性格，主要有三个闪光点，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二是坚持正义，坚持善良。三是面对强势，敢于抗争，争取得到生命的尊严。
在1949年前，叶邵明的角色主要是家庭角色。1949年后，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她立刻参加了工作，处理行政工作的能力和讲演能力得到了发挥，“坚持正义，坚持善良”也显示了出来。但是，她所不知道的，坚持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是一时一事的不如意，也可能是终生的磨难。很不幸，叶邵明得到了终生的磨难，她和她的家庭经历了九死一生。
在解放之初的剿匪和斗争恶霸地主阶段，敌人是面对面的，是看得见的。这样的敌人是容易对付的。政权稳固了，国家进入了建设阶段，人作为自然人，就不再是与看得见的敌人搏斗的人，这时，人性恶就渐渐出现了，可惜，二十几岁的叶邵明对人性恶是缺乏认识的，她照样凭着朴素的品质去工作，去奉献，殊不知，她干的工作越多，遇到的“对立面”就越多，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开始为她挖陷阱了。1954年1月，叶邵明被人诬陷其父亲藏了大烟，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转折点，给她发出了一个信号，新政权里有人看不惯她坚持正义，看不惯她坚持原则，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她的“伤害”的人要找她的麻烦了。人要想整人，那就要造假证，制造物证有难度，就造“人证”，仗势买通证人证言，这样的实例到处都是，主人公叶邵明就尝到了这样的滋味，“有积极分子举报她的父亲窝藏大烟三百两”。原来这个积极分子就是前弟媳（已经离婚），这个弟媳是受到原农协的一个委员指使的。
国人中有墙倒众人推的习惯，这个习惯也说明了国民的极端的自私趋向。人们的眼前只有“势”，没有理，更没有正义和真理，正义和真理都可以伪造的。叶邵明从1954年以后，一直受到这样的“待遇”，她不得不正视世态炎凉。叶邵明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整人的时代，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54年到1957年，叶邵明前后在县供销社、缝纫社、县医药公司工作，因为她在各个单位的工作都很出色，所以就要接受频繁调动的待遇，“将她调到新单位，可以利用新的领导和群众不了解她的情况整她。”
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带来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善于玩弄权术，擅长厚黑学。人没有罪，可以编织有罪，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发明。大的，从岳飞的莫须有罪名到明末因功获罪的袁崇焕均是，书中的主人公亦是，在1955年的一份主人公所未知的处分通报里，赫然列举了她的三大罪状，而这些罪状都是乌有的。至于1957年的下放，更是这样，主持人说，单位里的每个人都要写申请，不写，就是对党不满。重压之下，叶邵明写了一个有保留的申请，但是，单位的经理刚接到叶邵明的申请，就给了她一个《退职证明书》，一切是陷阱，事先挖好了，专门等着她掉进陷阱。
作品的主人公被下放到了乡下了，在茅台镇租房暂时住下，常常遇到有人背后议论她：“解放初那几年常见这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好，为人民办实事，是个很红火的人，现在不工作了，不知道为啥？”对这一切，叶邵明刚开始她选择了沉默。但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这期间，儿子崔政因为成了“黑五类”，小学毕业后失学，小儿子考上了技校，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假证，取消了儿子的学习资格，还有物质生活的捉襟见肘……磨难可以湮没一个人，因为国人是擅长逆来顺受的，更容易产生迷信——凡是组织上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可是，叶邵明是一个真实地活着人，她用眼看到的真实去核对理论的真伪，在身体和心理面临崩溃的边缘，她性格里有“面对强势，敢于抗争，争取得到生命的尊严”的底线，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她决定采取非常规渠道维护个人的权益，一她勇敢地走向街头用告“母子状”的方式上街演讲，让群众评理，给当时的官员制造了压力。
怀仁县的百姓又一次看到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叶邵明在上街演讲，但是此时此刻不再是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是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维权。是什么力量支撑了叶邵明的这么多年的上访告状呢？是亲人的力量，也是潜藏在民间的正义潜流，更有她心灵中的强大。一个人，一个女人到底有多强大，居然敢于面对整个的党委和政府？她敢于到县里，到省里，到中央告状，还敢于在全国妇联指责一个妇联干部的不作为，这是正义，是正不压邪的勇气，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她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老百姓是知道她的冤枉的，而别有用心整她的那些人是无法面对百姓的，是在暗箱操作的，所以，叶邵明选择了当街演讲，即使是遇到强势者的时候，也敢于拉着他们去找群众评理去——这使她由被动成为主动者，成为有信心者。世态炎凉到处都是，运动来了，只要你被运动沾上了，任何人都不敢接近你，不管是老领导，还是亲戚，都是这样。在这里，必须说，当主人公叶叶邵明选择了抗争的时候，很多民间百姓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比如龙相珍、蒋廷玉、阮国芳、刘茂勤、王光秀、孙庆常、邱尔玉、李守珍、田维珍、陈群影等，这些人是生活里的普通人，但是他们让她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主人公叶邵明性格还有一个可敬之处，就是她敢于把维权进行到底，决不见好就收。她经历了过那么多的上访、当街演讲、冷眼等，她的被错误处分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了，她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接着上访落实自己的工作问题，没有工作，就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经过一番努力，工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她依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接着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有人会说，叶邵明难缠，或是“得寸进尺”，要知道，她维护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尊严，人的尊严要胜过其它的一切，这是她通过这么多年的上访告状切身体会到的。
叶邵明的性格像是火，不仅燃烧自己，还去温暖别人，不管自己处在逆境，还是顺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她的本性。叶邵明不仅为自己维权，也为受到冤枉的他人说话，当省里的领导不愿意接“老土改”伍青云的申诉后，她当场仗义直言道“伍青云和哥哥在大坝参加了革命，哥哥被土匪打死，继而伍青云当了民兵队长，替哥哥报了仇，成了全县的战斗英雄，为啥天下一太平，就说他没有文化将他下放了呢？当初剿匪为啥不说人家没有文化呢？”言之有理，落地生根也。受到叶邵明启发和帮助的还有王涵芬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等。
三、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部书仅仅表达了个人的命运，还不能称之为伟大作品。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证明了的，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融入历史的时候，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卡夫卡的《审判》《变形记》是，鲁迅的《阿Q正传》亦是。
《阳光下的一粒砂子》是一部有精神高度的好作品，因为它绝不是简单地对个人命运的倾诉。这部书一边叙述叶邵明的命运和遭遇，一边对民族对国家的命运进行冷静思索，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当然，崔政写这部书的心态是从气愤逐渐走向平和的，1995开始动笔的时候，这部书的书名还是《血与泪之歌》，当时显然心态不平和，但是以后逐渐平和了，崔政“从小”我走到了“大我”，写书，由诉说进入责任阶段，完成了心灵上质的转变。崔政的思想已经抵达这样的高度：如果不写好这部书，就是“对历史、对自己不负责任。”曹雪芹写《红楼梦》写了十年，崔政写这部书用了16年，可以说，他做人高度是跟着书成长的。随着时光的消逝，崔政对历史，对现实认识得更加深刻，对母亲的命运也就认识得更加深刻，于是，才有了这部书的精神高度。
说到国民性问题，必须回顾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我们的民族有很多的优点，比如温文尔雅，比如勤劳勇敢，比如尊老爱幼，比如耕读持家，比如热爱国家等，但是，也存在许多缺点，比如狂妄自大，比如自欺欺人，比如不顾公德，比如讲究权术，比如明哲保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重视往高处走的手段。1949以后，国民性的问题不再有人提了，好像红旗一飘，一切变好，其实，国民性的阴暗依然存在，并且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猖獗，比如打小报告，比如制造假证，比如无限上纲，比如落井下石，比如盲目服从，比如马屁成灾，比如故意制造矛盾斗争，比如经济建设上的头脑发热，比如以乱取胜……这些国民性里的阴暗，在悄悄瓦解一个古老民族的躯体，使一个古老的民族从高处走向低谷，甚至走向深渊。
《阳光下的一粒砂子》对旧社会的包办婚姻进行了批判。爱情是没有阶级性的，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可是旧的门当户对可以决定一对青年人的命运，。书中介绍了旧社会里的帮工和地主的女儿之间发生的爱情悲剧，包办婚姻确实是害死人，尤其是对女人的折磨，本书揭露了这样的婚姻事实，“那些不愿意与丈夫同床的女人们，宁愿整夜整夜地睡在柜子上，宁愿偷情，甚至投河、跳厕所等。”解放以后，这些女人们如果是和地主的子女结婚，离婚还好判，如果是与翻身农民、工人等成分好的人离婚，难度就大了。
本书也介绍了一位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坚决要与地主的女儿结合的悲剧：地主的女儿是一位小学教师，她的男人去当土匪被镇压了，这位南下干部是抗战中参加工作的，经过了八年抗战的洗礼，三年内战的考验，新社会的阶级差别也决定了这位南下干部的爱情失败，这位老革命被开除公职，回山东省原籍当农民了……大平反的时候，他从山东找到处分他的这个县的县委组织部，要求平反，但最终还是带着满腹惆怅回到了原籍，这是不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呢？
“组织”这个字眼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是组织表态了，谁也不管用了，建国初的“干部离婚热”，本书叙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干部的婚姻基本上是由组织控制，叫你结，你不结不行；你想离，组织先要批准。解放初期干部离婚不兴加盖单位公章，通常是领导点头，法院才能判。”这样，且不说权大于法，仅仅领导的素质就决定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有素质的领导不允许自己的下级当陈世美，没有素质的，就不好说了。说到了组织，主人公叶邵明很惶惑，她只是知道组织是决定自己饭碗的人。
人总是有私欲的，阶级和阶层无法赶跑人的私欲，更无法代替人的道德修炼，因此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就出现了马列主义口朝外的弊端，出现了人欲可以超越制度的弊端。1949年，新政权建立，不仅产生社会动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的是硬件方面的，整个的社会财富面临一次再分配，于是，人对财的占有欲渐渐增大，本书就揭露了一位地下党员的妻子儿女被赶出家门，房屋被一位权势者占有的情况。被欺压者虽然抗争了一下，但是无济于事，被调和了，两人以几千元低价把房子卖给了权势者。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是有性格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有性格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了哪些新性格呢？这些性格里哪些属于正能量，哪些又是阴暗的呢？需要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深深地思索，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不明澈地理解昨天，就不会明确地知晓今天的到位，更无法正确地为明天定位。
读好书可以明智，读《阳光下的一粒砂子》杂沓地想到这么多，供有识之士批评也。最后告诉各位读者，书里的主人公叶邵明现在虽然88岁，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烁烁，在此，笔者祝福老人家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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