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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评82:简析“帕蒂古丽散文现象” ——兼评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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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帕蒂古丽散文现象”                                             
                                   ——兼评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

                                     王克楠
  
  帕蒂古丽是近几年来脱颖而出新锐作家,她的故乡大梁坡系列散文备受读者瞩目。大梁坡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在那里,帕蒂古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的邻居、汉族学校的老师,灌输给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习俗。生活的苦涩是可以麻木人的神经,也可以成为人的一种“财富”,作者在离乡多年后,开始深情地回望故乡,故乡的细节一一在她的眼前浮现,面对故乡,她充分展开了文学想象、让故乡在她的记忆里再现和升华。
  
  帕蒂古丽的《思念的重量》是去年6月11日写的,这封信的重量不在于抒发了女儿对父亲的感情,由于书信更加写实,就成了研究“帕蒂古丽文学现象”一个窗口。尽管如今的文学已经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写文字的人依然很多,写文字,未必是作家,是作家,未必构成了文学现象,一个作家要构成文学现象,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对于帕蒂古丽来说,至少满足了以下的一些条件:
  
  其一,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感悟
    
    先从作者的生活谈起,帕蒂古丽17岁那年的夏天,考上了兰州商学院,这是大梁坡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大学毕业到糖厂做工,后来到报社做编辑,作为长女,为了给弟弟妹妹们挣学费,南下谋职,后来在浙江余姚定居。虽然文学并不要求写作者非要有“传奇”的生活经历,但“独特性”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帕蒂古丽来说,从她的父亲从南疆到北疆的迁徙已经构成“神秘”,而她本人又从新疆嫁到了汉族聚居的江南,地域的嬗变,从客观上拓宽了作者的心灵宽度,逼迫作者必须去思索和体验一些常人体验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偏偏是文学的精华。
  
  地域的嬗变和心灵体验在《思念的重量》已经完整地告诉读者,她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叫做伽师县的和夏阿瓦提的地方。你十几岁就开始在喀什当学徒学裁缝手艺”,后来,由于种种变故而定居于北疆的北疆沙湾县老沙湾大梁坡村,并且终生不愿意回到南疆。地域的变化,给心灵带来了割裂,帕蒂古丽通过返回南疆认亲,才终于丰富了已经作古的父亲形象。作者仰视自己的父亲,“父亲,你的成长环境,语言环境,饮食习惯,所有的所有,都遵从着维吾尔民族的习惯。在另一种文化的浸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使一个民族保持完整的是它的文化习俗。”因为父亲是一个纯正的维吾尔族人。
  
  帕蒂古丽在喀什老家,发出这样的声音,“祈求真主:把你的目光安放在我的眸子里,让我时时处处看见你年少时的足迹。我感觉自己在携你的魂魄还乡,回到你离开了半个世纪、我们共同渴念的情感安放地——喀什噶尔,这个心里至高无上的故乡,有那么多亲人在等待着我们。”作者对于自己是这样进行文化定位的,“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品种,父亲,我本是一只喀什噶尔土陶窑里的陶器,我的陶土质地、泥胚和底色都属于喀什噶尔这块泥土,却被你孕育在北疆的土地上,又交给了另一种文化去雕刻,我一生都只能是个半成品。”虽然苛刻了一些,但是正是“半成品”带来的痛感,造成了文学的不同凡响,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从父亲身上,古丽继承了很多可贵的东西,“我读到了你对生活的抗拒。你在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的苦难是抗拒的,现在想来,正是这种抗拒,构成了你应对艰辛生活的力量。这种抗拒,其实是你对生活最后的激情与依恋了。”这些东西并不是父亲言传的,而是作者自己体会出来的。
  
  其二,感情的深度、生命的顾盼和跨越时空的思维
  
  2013年,帕蒂古丽的南疆认亲,从作者的出发点就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作者的父亲去世的早,“你对于我,终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谜,我永远无法探测你生命的深度,就像一个活着的人,无法测量死亡的深度。”真实的父亲是怎样的?在作者是一个“心结”,不解开这个心结,她会终生不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对南疆认亲,不仅是一次亲情的回归,更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在古丽看来,故乡是什么的根,也是写作的根,在她终于在南疆找到了故乡后,她感叹道,“人一旦离开故乡,迷失似乎就被注定了。就像我穿梭在另一种文化和故乡记忆的交错点上,我和你一样恐惧断裂,恐惧变故,我找到了你真实的生活历史,现在,真正的那个你,被我用文字的凭据紧紧捏在了手心里,再也逃不掉了。我不希望失而复得亲情,再次遭受遗失和断裂的疼痛,我们漂泊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停靠和安放。”亲情是亲人之间的互相呼唤,作者写到了家乡的亲人对自己这一只支的呼唤,“他们一直思念的感情和我们一样,似乎也在等待一个地方安放和停靠,他们也有很多模糊的记忆,等待跟我一起确认和打捞,我的舌头在滚滚而来的维吾尔语词汇间匆忙地打转,来不及梳理就滔滔不绝。”
  
  在帕蒂古丽的眼睛里,乡愁是一种宿命,“你是借吃包子收集对家乡的记忆。一辈子能喂饱一个思乡者的,就是记忆,记忆中的味道是最对胃口的。用记忆来充饥,就是思乡者唯一的宿命。”为了解读父亲,作者用了艺术上的“移情法”,努力站在父亲的角度看生活,去感受北疆和回忆南疆的喀什,“你整夜整夜睡在瓜棚里,或许想让你的梦送你回到伽师瓜的故乡。当夜晚村野狗吠将你唤醒,星空下的瓜田里,你脑海里浮现的事情无人知道,至少你用你的方法,从幻觉上改变了身处的地域。就像离别人世之前,一次次你支撑着身子坐起来,看着这个世界,没人知道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你看见喀什噶尔和那里的亲人了吗?”
  
  帕蒂古丽的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你最爱唱木卡姆,可以唱几天几夜不重样,方圆几十里没有谁会唱那么多的歌,你那一颗在木卡姆歌乐河流里浸透过的心,里里外外都是音符。你若在世,且活在喀什,木卡姆艺人的队伍里是不是也会有你。”古丽对父亲感情很深,因此来到南疆父亲的故乡后,“在喀什,我吃遍了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维吾尔人的南瓜包子、薄皮包子、烤包子店,我的胃口足足有两个人那么大。父亲,我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装在我的胃里,我代替你多吃了一份。我用你的眼睛看巴扎,用你的耳朵听木卡姆,用你的嗅觉闻故乡各种各样的香料味道,我想用我对你的想念,让你复活在四月的喀什噶尔。”这样深厚的情感,令人动容。
  
  命运是神奇的,对命运的思考不止,作者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叛逆者,这样的叛逆传给了他的儿子,“父亲,你是一个叛逆者。你知道,大弟弟多么像你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向,也是从卖了你的大黑驴,买回一辆“幸福”摩托车开始,在北疆的村庄大梁坡的搪土中,他向着渴望的城市生活奔突。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最初也许从对速度的向往和改变开始的。”作者的大弟弟的最终离家出走,这样的“事件”,曾经是父亲在亲人面前演过的,而父亲的儿子也出走了,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历史何等相似。
  
  其三,民族的差异和信仰的差异
  
  选择到江南嫁人,对帕蒂古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了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民族,选择了一种文化,甚至是选择了一种人生。“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帕蒂古丽这样回忆。
  
  古丽的父亲从南疆来到了北疆,正像作者从新疆来到了江南余姚,都是抵达了陌生的地域,首先从民族习惯上格格不入,“与汉族朋友、哈萨克族邻居、回族妻子文化习俗的冲撞,一直伴随在你生活里,穷尽一生,你只学会了生硬的汉语,哈萨克语一句也不会。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你的眼光多半是不满的、批判式的,你会对不好听、不好看的的歌舞戏乐,有一系列的比喻,会说那是鸡叫驴吼,只是属于动物范畴,村里敲锣打鼓,你说像逃荒要饭的擂锅砸碗敲碟子,够不上艺术,你形容跳“忠字舞”的人,手硬得像铁铲木叉。”但是父亲的文学艺术感受力却通过血液传给了大女儿,他的大女儿帕蒂古丽现在用汉语写作文章,流畅无比。
  
  北疆的大梁坡是父亲的第二故乡,作者一往情深,“我相信土地是有记忆的,它熟悉那些有着共同血脉的人,就像你熟悉自己的兄弟,这块土地熟悉喀什噶尔打铁匠手上生铁的味道,这块土地是曾经与喀什的坎土曼缠绵交欢过的土地。”作者对于这次喀什认亲是这样的命名的,“冥冥之中,大梁坡的这块土地,似乎就在等待喀什噶尔的第二代亲人,一直在等我去找到他们。相隔半个世纪后,我与南疆亲人的相会,恐怕不只是亲人与亲人的约会,那是有灵性的土地与人的约会,是那片土地的愿望。土地的记忆比人更久远,不容易遗忘。”一篇散文或者一部小说没有文化的支撑,恐怕就会成为肥皂泡,来的美丽,消失的飞速。一个作家只有站的离自己远一点,才能伟大起来。帕蒂古丽尝试着站着离自己远些,再远些,因此,一篇亲情的散文就升华为文化散文。
  
  土地和植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根,此文本一再强化了这个态势,作者与自己的堂弟认亲之后,“斯莱曼与我相认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候那片你耕耘了半辈子的土地,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耕种你曾经洒过汗水的那块大梁坡的土地,这个愿望是真主对接好了的么?”堂弟关心的是北疆大伯的那片土地,只有种植好土地,才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才能把亲人长久地留在身边。“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文化的碰撞也许就是融合的前奏。”作者认为,人类的任何生存经验和心理体验都应该被同类分享,因为人类是同一个肢体,每个肢体的疼痛都会被整体所感应。民族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对于其中部分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抗拒到接受、矛盾和挣扎、撕扯和锻炼,煎熬乃至涅槃重生的过程。
  
  其四,对于命运的解读和正视人生的痛
  
  帕蒂古丽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青年人,在她2013年的回南疆认亲中,终于知道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故事”:年轻时候的父亲,曾经是激进的,“把家里的财产装了十几辆毛驴车,插上红旗,赶到了乡政府交公,看到村里最有钱、最有文化的你带头将家产充公,村民上交财产的毛驴车队,跟在你后面排了几公里长。”这样的激进得到了政府的什么奖励,不得而知,但是却叛逆了家庭,“父亲与你反目成仇,你背着‘败家’的不良名誉,被驱逐出家门。”但是到了北疆后,作者父亲迎来了新的苦难,妻子疯了,而五个子女却要他带,“我和四个弟妹从出生到长大,衣食住行和读书求学,都是你一手操持,对母亲的病,还有我们这些缺失了母爱的孩子,你的一生就像是替母亲给我们还债一样。”
  
  文本的深刻来自正视生命之痛,父亲的命运直接关系到作者的命运,“父亲,我们一样的不完整,就像断了尾巴的蜥蜴,你一半留在南疆,一半来到北疆,我一段扔在北疆,一段活在江南,两段一样的痛楚。”如果不是这样,生命里充满了快乐,就会消磨掉打动人的力量。作者的父亲与土地有缘,从南疆来到喀什噶尔古城,又到了乌鲁木齐的工厂,但是最后还是在北疆一个叫大梁坡的村庄扎根,结婚,生儿育女,“父亲,遍布你足迹的喀什噶尔古城,为何无法将你留住,随着命运的指派,你还是来到了北疆的大梁坡,脱下锦衣重回土地。你与土地的纠结,恐怕无人说得清楚。我知道,你对土地有一种复杂的爱。”对于父亲的命运,他的女儿是这样解读的,“你把一个葫芦一样完整的人生,一劈两半,一半浸泡在蜜一样的故乡喀什的记忆里,一半沉浮在大梁坡老河坝的苦水里。”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重新塑造“命运”,这么多年过去,作者的父亲在63岁时溘然去世,父亲的弟弟也去世了,“斯莱曼的父亲,就是跟你走到巴楚县后被你劝回的那个的弟弟,按照你的愿望,为父母养老送终后,已于十一年前去世了。”一代人去世了,后代还活着,继承了先辈的生命,也继承着民族的文化。命运是神奇的,亲情也是神奇的,当帕蒂古丽抵达父亲的南疆的村口,她从几十个年龄和模样相仿的维吾尔人中,选择了一个人打听“沙湾”的时候,神奇的情况出现了:这个人竟然就是堂弟——斯莱曼!要知道早五分钟,或者晚五分钟,都无法遇见啊。古丽的父亲和父亲的弟弟,巴楚一别,就没有再见过,而作者和叔父的儿子相见了,“两颗葫芦籽,一粒留在喀什噶尔,一粒远漂北疆,到死没能相聚。我与斯莱曼的这场相遇是上天精心安排的,是那两粒葫芦籽的后代的相遇,我们满肚子的语言,都在寻找出口。”
  
  人生里的痛是必须面对的,尽管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倾向于及时享乐,但是痛依然存在,痛在骨头里。这些痛,有些是由“历史”造的,有些是由“新的历史”造成的,但毕竟是痛。在古丽的这篇书信体散文里,痛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堂妹“小我好几岁她已经在五年前过世”,由于当年外婆的斥责,小堂妹是“光着身子哭着离开的”,这次作者去喀什特意带了几件漂亮的衣服,想找到那个当年被作者剥了衣服小堂妹,忏悔,但是她永远无法偿还那件童年的衣衫了。
  
  其五,社会的关注和对黑暗的解剖
  
  帕蒂古丽在精神上是继承了父亲的血脉的,“父亲你对时尚、文化超前的接受能力早就遗传给了我。”“你让我们学会与命运抗争,不要去重复你走过的路。你最终的寄托,就是我们这些来自你骨血的孩子。你把我们一个个地送到了汉族学校,幻想我们也许会选择与你不同的道路,你将自己已经被生活泯灭了的希望,重新点燃在我们的眼里。”古丽的父亲在无形中塑造了她的人格和审美,这是作者终生的财富。父亲的家庭是一个维族贵族,然而却“从贵族生活跌入贫困的深渊,需要面对饥荒和现实的动荡,是这些迫使你离开了家乡,到乌鲁木齐的一家服装厂打算另谋人生出路的你,结果又被‘下放’到大梁坡村,对过去地主巴依成分和各种运动的恐惧,让你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大梁坡,你似乎被改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这段历史背景的陈述,已经构成了过去时的“现实”。
  
  中国自1949年以降的阶级论和血统论,不仅在汉族地区占主导位置,也波及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在学校填写的每一张表格,你都很关心,让我们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按照你的嘱咐填上‘工人’”,作者虽然有意无意淡化这段历史,但是政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她是看得见的。帕蒂古丽的父亲是不幸的,不仅因为政治和个性的缘故,远离了亲情,爱情生活也仅仅享受了四年(妻子精神错乱了),“混乱过去,对混乱年代的那份恐惧却延续下来。你决然切断了与以往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叫依不拉音的另一个人,前半段人生从你身上远离和断裂,你成了切除了自己历史的一个断裂的生命,多么疼痛和分裂的生命。”由此可见,古丽的父亲切断和南疆亲人的一切联系,不仅是生活的变故,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的压力,是对“成分高”的恐惧。
  
  这篇散文一再回忆了亲情之痛,作者的姑姑,也就是父亲的妹妹曾经从南疆到北疆“避难”(不知是政治之难,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物质生活之难),“那正是饥荒年月,我们一家七口,加上姑姑一家五口人,锅里的玉米粥越熬越稀薄,直到能照出人影来。玉米面馒头换成了高粱面的,后来换成稻糠馒头,嚼在嘴里像嚼刺,咽进喉咙如咽针。”饥馑造成了亲情的断裂,作者的外婆来了,“外婆出奇不意地闯进了家里,从灶间里拉出了正在啃食稻糠馒头的母亲。外婆给一帮穿着草绿衣服、扎着腰带、戴着红袖箍的人大喊:‘看看,这就是有外心的男人的黑心肠,把玉米馒头留给别的女人,让自家的女人吃稻糠麸皮!’”到底是亲情隔断了亲情,还是社会变故隔断了亲情,后者的占的比例应该大一些吧。古丽在散文一再描写了疯了的母亲,古丽的母亲为何而疯,或者说疯的由头在哪里?这篇书信体散文有了交代,“母亲相信有鬼。于是当她看到了你去看汉人的尸体,带回来的‘畏罪自杀的反革命’的铁证——那把沾着血迹的刀子时,彻底疯了。”
  
  其六,文本的革新和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思念的重量》这篇书信体散文是抒情的,抒发亲情,但作者依然不自主地运用了反讽的手法来描写社会的荒诞,写父亲虽然害怕运动,但是依然像是职业运动员一般去面对运动,“恐惧政治运动的你,还是没能逃过各种批斗,你被挂上“投机倒把”的牌子,到处游斗,那些年你在村里享受的都是‘明星待遇’,你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刮干净胡子,穿好干净的外套,等工作组将拖斗汽车开到家门口,戴红袖箍的民兵队员把你驾到各个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上,你像一个专业演员一样敬业,你是会场的焦点,脖子上挂一个用黑毛笔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的大牌子,腰弓到一百八十度,光光的脑袋抵住地面。那些你给他们做过衣服的大人和孩子,买过你鸡鸭鹅以及它们的蛋的人,在民兵的带领下举起拳头在下面喊:‘打投机倒把分子依不拉音!’他们打倒的那个人不是你。每次他们打倒的只是你的化名,历史不过在开一个玩笑,真正的你安然无恙,躲在真实的名字后面,暗暗嘲笑他们。”结尾的这几句,又有了黑色幽默的特点。
  
  凡是走在各个时代的文学前沿的文字,一定是离经叛道,不知疲倦地探索文学的多种可能性的,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在。在这篇书信体散文里,作者已经抵达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境界,“斯莱曼梦呓一样复述着记忆,我也进入了一个久远的梦里,这块土地上的人和这块土地上种的作物,被另一块相隔千里的土地上的亲人念叨了五十年,在他们后代的记忆里盘旋了半个世纪年,等待一个活着的人来证实这些听似悬说的种种细节,他们终于等到了我。”作者在高台民居,“亲吻了那个熟睡中的孩子,那是我在亲吻自己另一种童年的可能性。高台民居,也是我成长空间的另一种可能。”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艺术的多种可能性,一直在帕蒂古丽的文字里跳跃。在喀什葛尔,作者甚至把一个疯了的维族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那个养老院里半疯的维吾尔女人,她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呓语,让我在一股莫名引力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她,吸引我不顾一切地投入她的怀抱。她抱住了我,抚摸我的背脊,那种久违的母爱蚀骨穿肉而来,仿佛她宽柔的怀抱,天生就是为安放我缺失的感情而生。她等在那里,多少年来,等着我来找她,等我扑向她,她就像扑向我失散多年的母亲,我复活的母亲。”
  
  其七,长期积累,突然爆发,起点比较高
  
  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作家长期准备,突然爆发,起点高,就像是太阳一下子照亮了文坛,当年的鲁迅先生就属于这样的范例;另一种是长期默默地写作,不显山露水,但是,突然在生命的成熟期,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大地跨越了他自己以前的写作,和他自己过去相比较,简直是投胎换骨,让人耳目一新,南国的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先生大致应该属于这个范畴。笔者不知人到中年的帕蒂古丽属于哪个范畴,应该和前者比较接近一些吧。
  
  笔者之所以称帕蒂古丽的文学写作是“文学现象”,也是基于她的突然爆发,她从北疆嫁到余姚后,一直忙于报社的本职工作,忙于相夫教子,基本没有涉足文学写作,但是没有动笔不证明没准备,“离开大梁坡,在江南生活二十年,时刻活在乡思梦里的我,到现在才明白,或许喀什的亲人们不敢轻易碰触的,是你年久结痂的思乡,或许他们也和我一样,在你的眼里暗暗探寻,你究竟把故乡和亲人,到底安放在无边无际心灵沙海的哪一角,猜测你的情感何以变得如此荒凉。”正是由于地域的反差和文化的反差,反复折磨着这位混合着维族和回族血统的女子,深夜难寐,脑海里浮现的是北疆的大梁坡乡村的生活图景,是对父亲的追忆,对南疆故乡的顾盼.......随着阅历和读书的增加,思想日趋成熟的她,终于动笔,2010年,古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2012年第二本散文集《混血的村庄》与读者见面;2013年底出版的《隐秘的故乡》,是她的第三本散文集,今年出版了散文集《散失的母亲》,长篇小说《隐痛》也在创作之中,真的是厚积薄发。
  
  对于一种文学现象来说,需要一个写作者用一生的力量去营造,而在帕蒂古丽,在一篇书信体散文《思念的重量》里已经初露端倪,是天赋,也是自然的造化,愿帕蒂古丽一路走好,走到自己的文学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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