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内部出发（山西作家乡土散文特辑）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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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内部出发
楚些
白话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在国别性、时代性、书写主体三个层面,皆表现出迥异于他者的特性。所谓国别性指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地域广博而来的差异性存在,所谓时代性则内涵众多,其中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则为突出的单元,所谓书写主体指的是离去-归来模式下的知识分子书写。具体到散文领域,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土写作,或者集中到亲情题材的范畴,或者是知青一代的他者书写,要言之,乡土散文的内视角一直处于模糊、不明晰的状态之中。新世纪以来,亲情题材依然惯性地延续,但其主体地位已然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此外,美文和诗化路数筑就的田园牧歌,初学者往往奉之为圭臬,但在成熟作者那里,这两种路数则被断然弃之。深入性的乡土散文书写就此拥有了相应的转向,乡土人物、乡村器物、乡间植物、乡土生态相关主题的开掘脱颖而出。乡土人物考量的是写作主体的经验凝结能力,乡土生态考量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拓宽程度。而乡土器物和乡间植物两种,则关乎主体的根植性生存记忆和经验,换句话来说,单靠写作主体的情感投射的浓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对器物和植物的熟悉程度以及知识考古学的进入,方能支撑起这一写作框架的确立。如此以来,乡土写作内视角的确立就不可避免,不管写作者此时此地的身份如何,他或她需要拥有直接的,有一定长度的,嵌入刨根问底精神的农村生活历史。
内向性视角的确立,为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独特性所在。其间的优秀散文作品,与贾平凹李佩甫等小说作家的乡土根性写作,构成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记忆性的系列再现试图在纸张上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以现实的凋零和衰败来寄托内心深处的隐忧和现实关怀。
此次《山西作家》组织的乡土散文作品中,四位作者集中于50、60年代,他们皆有着长时间段的农村生活经历,即使后来离开了养育的村庄,其间的密切联系却没有割断,亲人、祖坟、灶火的存在,为屡屡返乡探视的理由。对乡土物事的熟悉程度以及附着其上的乡土情结,再加上乡土劳作经验的根植性,使得他们的散文书写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内视角的处理方式。除此之外,各自拥有的成长背景及时代话语的雕刻,使得他们的文学观念接近趋同的状态,即对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的内在认同,以及由此而生长出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直接对应了近二十年伴随市场化、城镇化深入所带来的乡村的衰败,对应了当下中国突出的两个危机:环境危机和文化危机。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乃儒家文化框架下士大夫文化下移乡土的一种结果。中国文化史专家冯天瑜曾指出:“忧患意识是充溢于《周易》等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逆境，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
内视角的确立,有利于扫荡覆盖在乡土诸事物之上的话语泡沫,恢复诸事物的本来面目。然而能否抵达艺术上的佳境,尚需作者通透的笔力。张金厚的《诀别》讲述了整个村庄即将整体搬迁的前夜所发生的一切。“人挪死,树挪活”,这其中可不是一人一物的挪移,而是各色人等、家畜、香火的全部移除。对于村庄的人们来说也许是一种伤痛,而对于家畜而言,则是灭顶之灾。所以,处理这样的题材和事件,如果仅仅围绕着人们的无奈、忧愁、愤怒、不舍等情感问题加以展开的话,容易导致情胜于辞的发生,那么,暴风雨前夜村庄更深入的纹理,那些草木的悲戚牲畜的异动,必然会被掩盖。另一方面,情绪的过度饱满无疑也会对读者造成某种压迫感。换一种说法,以情感发掘为主要导向的乡土散文,其背后皆有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存在,其实,就我们所居留的大地而言，草木虫鱼或者上亿年的历史，或者千万年的历史，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万年光阴尚不及。人类活动确实极大地切割与重新组合了大地的面貌，但这无法改变草木虫鱼为大地之上原住民的本源特性，也因此，过于注重人这一后来者而忽略了原住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用力愈深，偏离正宗与本源则愈远。如果说小说文体更侧重于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状态的话，那么散文这种文体，则倾向于考察人与自然间的交互状态。好在作者在此篇中将笔触深入到村庄内部诸事物之上,几个人物的言行及心理活动自不待言,且看其笔下的诸事物:“那一天也真奇怪，几只山羊恋着栏怎么赶也不肯出来，两只猪赖在圈里费了很大劲也赶不走。”“外菜园，花台的篱笆东倒西歪，没有谁去扶它一把，柴薪倒了，葛藤断了，花藤草蔓有气无力地拉扯着断薪”。此外，作者还写到了鸟儿们，写到了一口老井的沉郁。其间融入了传统诗文常见的代物悬拟的手法。
在阅读静子《流淌的乡村》之前，我读过他长达7万余字的长篇散文《村庄史》。这部长篇散文虽然也讲述了村庄人物及器物因素，从写作思路来考查，作者更注重的还是村庄的完整性。他以冷静的笔触，以时间的跨度为主线，多侧面地勾勒出一座村庄的纵横，欲以这个独立的个案从中找寻“一般”。而行文则如黑白记录片，除了序言和尾声两个部分，正文部分极少情感的带入，而是以实录的形式讲述了村庄地理的沿革、水文地形、人口的变迁、饮食与民俗、农作物、建筑样式、信仰与香火等因素，因为忠实于历史与现实，从而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学意义。与《村庄史》实录风格不同，《流淌的乡村》中作者过多的喟叹使得内视角的叙述难以建立，进而走向了某种抒情机制。感性的因素一旦遮蔽了实证性，其艺术感染力自然遭受削弱。辛贵强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写作的前辈，退休后转入自己所钟爱的散文写作中，他的取材，多是周遭熟悉的事物，动物、植物、童年记忆、日常生活片断等等。主体思路上，在其笔下，“真实”这个因素被安置到特别的位置上，这个“真实”不是落定在情感层面上，而是所见、所闻、所知的真实，也正是过往新闻写作的经历，使其对虚伪的习气有种本能的反感，反映到写作生活中来，就是对这种“真实”的强化。《乡村无畜》一篇，紧紧围绕一人一驴的故事来展开，大集体生产方式的遗留，以及底层农民将牲畜视为家庭成员的农耕传统，使得大伯最后的卖驴行为之悲剧性意义呼之欲出。这篇散文以小见大，驴子的命运隐喻了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建基于此的农民的情感投射方式的瓦解，其现实关怀的指向毋庸置疑。此外，这篇散文在行文上还有两个特点需要加以说明，其一是细节的经营，细节为叙事性散文的根基，这一点与小说的诉求异曲同工；其二诸多俗语和土语的融汇，增加了行文的生动性，却并不让读者有“土气”之感。
如果您翻查过垃圾围城的相关资料，接触过相关乡村垃圾处理的专题报道，再来读来自大同的散文作者曾强的《巧用》一文，相信会进一步夯实您对环境危机感受与认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乡村世界自循环系统的崩塌之上。他用了大量的笔触书写传统乡村看上去极为“污秽”的诸物，比如牲畜、人的粪便，甚至粪坑里的蛆虫，但它们经过自循环的程序，却成了农人视之为宝贝的有机肥料。对于拥有一定长度的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来说，洁与不洁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然而现实却是，那些曾经光鲜的各种制品，那些鱼肉的剩余，却构成了当下乡村的污染源，并演化成绝对的不洁。曾强从故土的凋零出发，以笔为船，上溯到诸多童年往事的深涧里，端点与端点间所形成的时空距离，促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一个突出特性，即跨度叙述的普遍存在。当然，这种叙述并不是简单的今昔对比，简单的今昔对比只会带来状物抒情的逼仄性，作者在处理时空跨度因素之际，事件和场景交互融入，纵横相间，从而有效避免了结构的单薄，也丰富了叙事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行文风格上，受燕赵之地文化的熏染，其笔调和笔力皆沉厚雄浑。而鲜明的笔调后面，则是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憎分明的价值立场。
存在就是被感知，克尔凯戈尔曾说过：“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他的失落”。
楚些
白话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在国别性、时代性、书写主体三个层面,皆表现出迥异于他者的特性。所谓国别性指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地域广博而来的差异性存在,所谓时代性则内涵众多,其中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则为突出的单元,所谓书写主体指的是离去-归来模式下的知识分子书写。具体到散文领域,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土写作,或者集中到亲情题材的范畴,或者是知青一代的他者书写,要言之,乡土散文的内视角一直处于模糊、不明晰的状态之中。新世纪以来,亲情题材依然惯性地延续,但其主体地位已然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此外,美文和诗化路数筑就的田园牧歌,初学者往往奉之为圭臬,但在成熟作者那里,这两种路数则被断然弃之。深入性的乡土散文书写就此拥有了相应的转向,乡土人物、乡村器物、乡间植物、乡土生态相关主题的开掘脱颖而出。乡土人物考量的是写作主体的经验凝结能力,乡土生态考量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拓宽程度。而乡土器物和乡间植物两种,则关乎主体的根植性生存记忆和经验,换句话来说,单靠写作主体的情感投射的浓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对器物和植物的熟悉程度以及知识考古学的进入,方能支撑起这一写作框架的确立。如此以来,乡土写作内视角的确立就不可避免,不管写作者此时此地的身份如何,他或她需要拥有直接的,有一定长度的,嵌入刨根问底精神的农村生活历史。
内向性视角的确立,为新世纪以来乡土散文写作的独特性所在。其间的优秀散文作品,与贾平凹李佩甫等小说作家的乡土根性写作,构成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记忆性的系列再现试图在纸张上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以现实的凋零和衰败来寄托内心深处的隐忧和现实关怀。
此次《山西作家》组织的乡土散文作品中,四位作者集中于50、60年代,他们皆有着长时间段的农村生活经历,即使后来离开了养育的村庄,其间的密切联系却没有割断,亲人、祖坟、灶火的存在,为屡屡返乡探视的理由。对乡土物事的熟悉程度以及附着其上的乡土情结,再加上乡土劳作经验的根植性,使得他们的散文书写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内视角的处理方式。除此之外,各自拥有的成长背景及时代话语的雕刻,使得他们的文学观念接近趋同的状态,即对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的内在认同,以及由此而生长出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直接对应了近二十年伴随市场化、城镇化深入所带来的乡村的衰败,对应了当下中国突出的两个危机:环境危机和文化危机。他们身上的忧患意识,乃儒家文化框架下士大夫文化下移乡土的一种结果。中国文化史专家冯天瑜曾指出:“忧患意识是充溢于《周易》等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逆境，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
内视角的确立,有利于扫荡覆盖在乡土诸事物之上的话语泡沫,恢复诸事物的本来面目。然而能否抵达艺术上的佳境,尚需作者通透的笔力。张金厚的《诀别》讲述了整个村庄即将整体搬迁的前夜所发生的一切。“人挪死,树挪活”,这其中可不是一人一物的挪移,而是各色人等、家畜、香火的全部移除。对于村庄的人们来说也许是一种伤痛,而对于家畜而言,则是灭顶之灾。所以,处理这样的题材和事件,如果仅仅围绕着人们的无奈、忧愁、愤怒、不舍等情感问题加以展开的话,容易导致情胜于辞的发生,那么,暴风雨前夜村庄更深入的纹理,那些草木的悲戚牲畜的异动,必然会被掩盖。另一方面,情绪的过度饱满无疑也会对读者造成某种压迫感。换一种说法,以情感发掘为主要导向的乡土散文,其背后皆有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存在,其实,就我们所居留的大地而言，草木虫鱼或者上亿年的历史，或者千万年的历史，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万年光阴尚不及。人类活动确实极大地切割与重新组合了大地的面貌，但这无法改变草木虫鱼为大地之上原住民的本源特性，也因此，过于注重人这一后来者而忽略了原住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用力愈深，偏离正宗与本源则愈远。如果说小说文体更侧重于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状态的话，那么散文这种文体，则倾向于考察人与自然间的交互状态。好在作者在此篇中将笔触深入到村庄内部诸事物之上,几个人物的言行及心理活动自不待言,且看其笔下的诸事物:“那一天也真奇怪，几只山羊恋着栏怎么赶也不肯出来，两只猪赖在圈里费了很大劲也赶不走。”“外菜园，花台的篱笆东倒西歪，没有谁去扶它一把，柴薪倒了，葛藤断了，花藤草蔓有气无力地拉扯着断薪”。此外，作者还写到了鸟儿们，写到了一口老井的沉郁。其间融入了传统诗文常见的代物悬拟的手法。
在阅读静子《流淌的乡村》之前，我读过他长达7万余字的长篇散文《村庄史》。这部长篇散文虽然也讲述了村庄人物及器物因素，从写作思路来考查，作者更注重的还是村庄的完整性。他以冷静的笔触，以时间的跨度为主线，多侧面地勾勒出一座村庄的纵横，欲以这个独立的个案从中找寻“一般”。而行文则如黑白记录片，除了序言和尾声两个部分，正文部分极少情感的带入，而是以实录的形式讲述了村庄地理的沿革、水文地形、人口的变迁、饮食与民俗、农作物、建筑样式、信仰与香火等因素，因为忠实于历史与现实，从而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学意义。与《村庄史》实录风格不同，《流淌的乡村》中作者过多的喟叹使得内视角的叙述难以建立，进而走向了某种抒情机制。感性的因素一旦遮蔽了实证性，其艺术感染力自然遭受削弱。辛贵强作为长期从事新闻写作的前辈，退休后转入自己所钟爱的散文写作中，他的取材，多是周遭熟悉的事物，动物、植物、童年记忆、日常生活片断等等。主体思路上，在其笔下，“真实”这个因素被安置到特别的位置上，这个“真实”不是落定在情感层面上，而是所见、所闻、所知的真实，也正是过往新闻写作的经历，使其对虚伪的习气有种本能的反感，反映到写作生活中来，就是对这种“真实”的强化。《乡村无畜》一篇，紧紧围绕一人一驴的故事来展开，大集体生产方式的遗留，以及底层农民将牲畜视为家庭成员的农耕传统，使得大伯最后的卖驴行为之悲剧性意义呼之欲出。这篇散文以小见大，驴子的命运隐喻了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建基于此的农民的情感投射方式的瓦解，其现实关怀的指向毋庸置疑。此外，这篇散文在行文上还有两个特点需要加以说明，其一是细节的经营，细节为叙事性散文的根基，这一点与小说的诉求异曲同工；其二诸多俗语和土语的融汇，增加了行文的生动性，却并不让读者有“土气”之感。
如果您翻查过垃圾围城的相关资料，接触过相关乡村垃圾处理的专题报道，再来读来自大同的散文作者曾强的《巧用》一文，相信会进一步夯实您对环境危机感受与认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乡村世界自循环系统的崩塌之上。他用了大量的笔触书写传统乡村看上去极为“污秽”的诸物，比如牲畜、人的粪便，甚至粪坑里的蛆虫，但它们经过自循环的程序，却成了农人视之为宝贝的有机肥料。对于拥有一定长度的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来说，洁与不洁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然而现实却是，那些曾经光鲜的各种制品，那些鱼肉的剩余，却构成了当下乡村的污染源，并演化成绝对的不洁。曾强从故土的凋零出发，以笔为船，上溯到诸多童年往事的深涧里，端点与端点间所形成的时空距离，促成了其散文作品的一个突出特性，即跨度叙述的普遍存在。当然，这种叙述并不是简单的今昔对比，简单的今昔对比只会带来状物抒情的逼仄性，作者在处理时空跨度因素之际，事件和场景交互融入，纵横相间，从而有效避免了结构的单薄，也丰富了叙事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行文风格上，受燕赵之地文化的熏染，其笔调和笔力皆沉厚雄浑。而鲜明的笔调后面，则是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憎分明的价值立场。
存在就是被感知，克尔凯戈尔曾说过：“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他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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